美国严教授

每个人都是一滴水,从各自的角度折射出大千世界。 版权所有,严禁转载。
个人资料
美国严教授 (热门博主)
  • 博客访问:
正文

42. 心跳的感觉

(2017-06-02 14:51:08) 下一个
【版权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 - 江育林】

 
第二次“打摆子”

      七月底,我开始留在家里复习功课。刚看了两天书,就感到不舒服了。开始我还以为是干体力活惯了,不适应坐下来看书,就坚持看下去。但情况的发展告诉我显然不是这回事:人开始一会儿发烧一会儿发冷,头痛得像要开裂,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到二十七号下午,我开始意识到,可能是去年打摆子没有治断根,又一次复发了。正准备去医院,妇女队长刘桂兰跑来通知我,说公社和大队要来人整理推荐上大学的材料,晚饭后都来我那里,要我在屋里等他们。这可是头等大事。

      我勉强支撑着他们到来。他们在那里讨论,我则借口“回避”,躺在隔壁的床上。当时是三伏天,可我冷得上下牙直打战,话都说不清楚了。好容易等到快十一点,审查才搞完。我立即清理衣物,准备去油田职工医院。张崇武看到我站都站不稳了,非常担心。就说:“我陪你一起去吧,一个人病成这样,还半夜走路,太危险了!”

      于是,我手里拄着一根棍子,走几步歇一歇,非常艰难地,慢慢地往荆门挪动。半路上又呕吐了几次,人更加虚弱,只好走走停停。张崇武陪着我慢慢走,我想他肯定感到无聊极了,一边走一边用棍子随便地敲打着四周的东西。其实这声音并不大,但那时我高烧的脑袋里好像是空心的,那声音传到里面,仿佛是在用重锤拼命地敲我的头,让人痛得无法忍受。我不得不跟他说:“你不要敲了,我的头太痛了!”张崇武只好默默地跟在我的身后。我真的觉得很抱歉,但也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这样,我们走走停停,听到鸡都叫了几遍,天已经微微发白,才赶到了十里牌医院。等找到了大姐姐,我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荆门是疟疾的高发区,所以医院见这种病人也很多。医生立即叫我住院,开始治疗。我一躺上病床,立刻就昏昏沉沉地睡了,也不知道张崇武是什么时候回去的。我就这样在医院躺了整整一周。

      躺在病床上的日子,我心里一刻也没有放松。马上要考试了,这可是决定命运的考试啊!数学我倒不怕,但作文不是很好。周建明是我们班上的才子,很会写文章。前不久帮我写了一篇知青在农村接受再教育,并参加阶级斗争的作文,给我参考。那文笔确实不是我自己能写出来的。所以在医院里,我一边打吊针,一边默默地背他写的文章。时间混得很快。

      一天傍晚,医院开始给病人供应晚饭。我买了一两饭,吃完后觉得没吃饱,想再买一两饭。谁知卖饭的人突然沉下脸来说:“不卖了!”我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奇怪地问:“为什么?”她咬牙切齿地说:“你们这些黑五类,反革命家属,吃了这么多,还要吃,就是不卖给你!”我呆住了,拿着碗很尴尬地站在那里。大姐姐在医院里是作为“反革命子女”看待的,根本就不让她看病,天天在建筑工地劳动。所以那里的工人肯定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我心里难受极了,恨不得马上出院回去。这时,有个医生走过来,很严肃地对那个打饭的女工说:“他是医院的病人,你不能这样对他说话!”并在那里打了一两饭递给我。我拿着饭,一点胃口也没有了,端着碗回了病房。我默默地坐在屋里,心里乱极了。我不想再呆在这里,我想尽快回去!

      八月二日,我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到了生产队。

      我刚从医院回到队里,张崇武就告诉我,他的所有手续都办好了,打算后天就走。他要转到汉阳县的农村。一来离武汉近一些,二来那里收入也高一些。看来他和他家里已经在做最坏的打算了。

      这是小组里离我而去的最后一个人。秦以钦虽然还算是队里人,但和我们原本不熟,后来搬到小卖部,和我们一点来往也没有。同队里人说笑话:“连尿都不朝这边屙”。所以,张崇武一走,我就真正的孤独一人了。

      我和张崇武是很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农村,一直就在一起。说是相互依靠,实际上他对我的帮助要比我给他的多得多。但此时此刻,我已经没有很多话说了。默默地看着他清理东西。张崇武一辈子过得很坎坷,文化大革命前似乎都是天天向上、一路顺风。但自从文革开始,他倒霉的事情就接踵而来。开始他家里在武汉锅炉厂被整得很厉害。到秭归去时不小心碰了漆树,又对油漆过敏,脑袋肿得像个猪头,病了近一周才好。下乡后心情一直不好,不像我那样想得开,总是闷闷不乐,所以枕头和床单才破得那么快。唯一比我强的就是没有像我那样,每年大病一场。这次转去汉阳乡里,决不是仅仅想换一个好一点的地方,而是考虑到万一上不来了,有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安身之处,因此不会有丝毫高兴的感觉。

      八月四日,我默默地给他送行。把他一直送到了荆门县城。回来的路上,我感到非常失落。经过了太多的悲欢离合,受过太多的苦难,我的心已经变得有点麻木。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剩下的只有苦涩和无奈。

      人一生将会如何度过?谁也无法预料。命运似乎由两部分情况左右:一部分是先天的,如出身,这叫“命”。另一部分是后天的,如自己的本事,这叫“运”。按说“命”自己不能决定,而“运”应当可以改变。但我该怎么做呢?

      应当怎么做是一回事,而实际上能不能这么做是另外一回事。这二者之间的差距就是愿望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希望别人怎么做是一回事,而自己只能怎么做又是另一回事。前者是希望能改善一下环境,而后者只是想适应环境而已。“事在人为”是指人可以把事情做得尽可能的好些,而不是说,任何人尽了自己的力量后,都一定可以把事情做好。这是有条件的。例如:在吃了很多苦后,我能够使自己保持乐观的精神,但不一定能改变现状。

      那么,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又能做什么呢?


 
“文化考查”

      “高考”一天天临近了!

      八月五日下午,公社突然通知我,说有些材料务必要在今天送到子陵区教育科,叫我跑一趟。公社还借给我一辆自行车,以便连夜骑自行车去区里送材料。自行车又破又旧,我真担心会垮掉。但当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起码比走路要省劲。我就这样骑一阵推一阵地在崎岖的山路上走着,天黑才到达县城,离子陵区还有几十里地。我只好摸黑夜行,实在看不见了才下来推一把。快到子陵时,自行车突然被路上的石头颠簸得跳了一下,把手立刻断成两截,我差一点从上面掉了下来。我只好用手揪住龙头的中间推着它走。幸亏已经不远,要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好容易到了区教育科,我早已浑身被汗湿透了几回。管高考的人被我从睡梦中叫起来,嘴里咕噜着说:“这么着急干什么?明天上午才送走,明天一早给我不是一样的。”我哭笑不得:要明天一早到达这里,除非是半夜出发,对我而言不是一回事吗?好在定焕的弟弟在区小卖部工作,我找到了他,算是混了个睡觉的地方。

      八月十日下午,公社突然通知:所有的考生今晚必须赶去县城,安排在荆门旅社集中,住在那里准备考试。我又高兴又激动,立刻从队里出发。顺便到十里牌的油田医院向大姐姐报告这个好消息。小林和黄原他们也在那里。为给我打气,他们用手风琴和提琴为我演奏了一首交响曲《多瑙河之波》。

      一到县城,那个唯一的三层楼旅社全部被“赶考”的人住满了。里面人声沸腾,好不热闹。大家都很兴奋。小妹也赶到了,她们女孩子单独住在一层楼。知青们好久没有见面了,所以大家趁机相互串门,说不完的话。

      第二、三天就是体检,填报志愿,以及交代注意事项。按我自己的愿望,最想考的是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了。但想想报考的人很多,这个专业又比较敏感,像我这样出身的人还是要有自知之明为好。

      但报太差的学校又于心不甘。想来想去,就报了一个北京航空学院的空气动力专业。这看起来像是个纯理论专业,应当不会涉及保密问题的。十三号正式考试,上午写一篇作文,下午考数学。题目简单得要命,而且是开卷考试。按现在的水平估计,两个小时的数学考试,大概二十分钟就能做完。但就是这样,好多人还是难得下笔,坐在那里咬笔头。不知道是谁告诉管高考的人,说我的成绩很好。虽然我的座位号不是最后一个,别人都是几个桌子放在一行,但他们把我一个人安排到教室的最后,放了一个单独的桌子在那里,和别人隔开。即便这样,还是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趁老师没注意,回过头来问我数学题的答案。

      十四号上午,开了一个总结大会,中饭后就解散了。大家相互告别,返回各自的生产队,并满怀期望地盼望最后的结果。

      在八月二十日之前,很多知青对考试都抱有极大的期望值。参加考试的知青个个满怀希望,连没有参加考试的知青也满怀着未来的希望。毕竟,这是一次较为“公平”的选拔。虽然大家都知道政审是极其重要的,推荐的过场也是要走的。但毕竟有个“文化考查”这个关要过。至少,文化考查过不去的人应当混不出去。

      前几年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工厂里大办所谓的“七二一大学”。由于根本不重视文化知识,很多学生入校后又忙于 “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所以许多大学毕业生还达不到中专水平。有的大学生竟然把1/2+1/2算出2/4
的结果!对这些“又红又专”的工农兵学员,老师们也不敢多加指教,避免可能被扣上“修正主义”、走“白专道路”的帽子。老百姓在私下里说他们是“大学的招牌、中学的教材、小学的水平!”


      一九七三年邓小平出来后,国务院批转了《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两年前开始实行的采取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试图恢复用知识来选拔人才的制度。但在那个年代,谈何容易啊!

      就在人们满怀希望等待最后结果时,辽宁知青张铁生交了
“白卷”,并在试卷的背后写了一封信。八月二十日,《人民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转载了张铁生的信。编者按说:“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张铁生的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领导:书面考试的进行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质工作。每天近18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27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地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所以愿意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专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为贫下中农事业的事业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的忙,在这个人与任何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我所苦闷的地方就在这里,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什么,总觉得实在的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抱着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很浅,有2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我感觉的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但那样做,我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据说这里面有些写得不太好的句子,被毛远新进行了删改。有些错别字则被报纸的编辑做了纠正。听说原稿写得和这不完全一样。

      在农村的知青大多数都看不到报纸,但能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这个新闻无疑是个重磅炸弹,炸掉了大多数考生的“大学梦”。这个新闻传递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文化考查是错误的!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是“反攻倒算”。也就是说,文化考查要宣布作废了。上大学的梦想又一次成了泡影。

      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招生办完全抛开了考试成绩,像前面招工一样的手法“选拔”出了一些“优秀”的青年上了大学,这就是“工农兵学员”。几乎没有一个知青对此发表任何意见,每一个人都默默地忍受下来。就这样,我和小妹一起参加了考试,又一起被刷了下来。

 
心跳的感觉

      考完试的那天,我正在食堂吃中饭,小妹端着碗过来了:“小江,下午我和你一起回革集看看好吗?”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好啊!”

      自从罗老师离开后,小妹只回过革集一趟。那是在七月初,记得那天上午我刚上工不久,刘桂兰可能是回家拿什么东西,回来时满脸笑容地跑到我面前说:“我刚才看到江恩来了,她说来看你的。赶快回去吧!”我大吃一惊,这么热的天,她跑来干什么?没有出什么事吧?我赶快扛着锄头跑回家。小妹正坐在灶房里等我,拿着草帽当扇子在那里扇风,还买了一小块肉放在灶台上。我紧张地问:“还好吗?你怎么来了?”她笑了起来:“没有事啊!我今天休息,到掇刀赶集,看到还有肉卖。我想你肯定已经把肉吃光了,就买了一点,带过来了。”我埋怨到:“这里还有鸡蛋嘛,这么热的天,小心中暑了。”连忙打水给她洗脸。然后我们一起做饭,边做边聊。吃完中饭,我看到天气还那么热,想叫她休息一会再走。但一想哪里有地方休息呢?就没说出口。小妹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拿起草帽说:“我回去了,还有一堆衣服要洗哩。”我无可奈何地看着她走了,真希望她还能再来。

      这次小妹自己说要跟我一起去队里看看。我怎么不高兴呢?

      那天下午,我们顶着大太阳,边走边兴奋地说着话,对考试后的前途充满了希望。不知不觉就到了队里。小妹在队里的辈份算是很高的,大家听说她回来了,都跑过来看她,还要请她到自己家里去吃饭。可这么多家人怎么可能都去呢?我们晚上到四川人家里吃饭,她晚上也就住在他们家。第二天,我们又去了刘桂兰家和民兵连长家,因为刘桂兰和连长的爱人太和婶子和她家是比较近的亲戚。我们玩了一天,直到下午才开始心满意足地往回走。我也想到十里牌大姐姐那里去松口气,顺便可以送小妹上去掇刀的公共汽车。

      回掇刀一路上光秃秃的没有树遮荫,太阳又特别大,我们走得很累。当走到山边的一块大石头旁,小妹喘着气,一屁股坐在石头上说:“累死了,坐下歇歇吧!”说着拿出手绢擦擦汗,然后把它当扇子在那里摇啊摇。我就站在她的对面,一边用草帽扇着,顺便也挡挡太阳。小妹看到我站在那里,就把位置挪了挪,腾出一小块地方说:“你也坐一下吧。”

      我坐了上去。石头不是很大,所以我们不得不靠得很近才能坐下。我第一次离一个女孩子那么近,连她身上的气味都能闻到。突然,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脸也涨得通红。幸亏那天太阳很毒,每个人的脸都晒得红通通的,小妹的脸也是红通通的。小妹一点也没有察觉,还在那里很高兴地说话,我则一点也听不进去了。感到心里非常慌乱,说不清楚是什么感觉。既想这样很近地坐在一起,又害怕坐得这样近。尴尬?激动?害怕?好像都不是。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从那块石头那里直到十里牌汽车站,沿途我都是这样心神不定,说话也没有以前那样随便了。好在小妹一点也没有看出来。就这样一直送她上车。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我似乎隐隐约约地感到,今天小妹在我心里的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在我的眼里,她不过就是罗老师的小女儿,一个小孩子而已。而今天,她在我眼中是一个很漂亮、很青春的女孩子。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开始爱上了她。我反复问自己三个问题:我现在谈恋爱合适吗?我现在和她谈恋爱合适吗?她会同意和我谈恋爱吗?

      也许旁观者会非常惊讶,我在热恋之中竟然能这样冷静地思考问题。是的,如果不是在那残酷的年代,不是在那时刻担忧着自己的生存和未来遥不可及的年代,我可能会不顾一切地追求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子。但实际情况是:在自己的生存压力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没有人会傻到不顾一切的地步。毕竟今后的日子还长得很!

      在七十年代,人们都像伪君子。谈恋爱是极不光彩的事情。即便你已经二十五岁了,随便哪一个农村干部都能一本正经地板着一块脸来教训你,叫你把全部精力都放在“革命事业”上。至于该不该谈恋爱,似乎不是知识青年应当考虑,也没有资格考虑的问题。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证实了我的担心决不是多余的,而是非常实实在在的问题。至少,公开谈恋爱是绝对不允许的!

      那么,偷偷谈行吗?我不知道。小妹和弟弟小林几乎一样大,也就是说,她比我要小六岁半。和她谈恋爱合适吗?我不知道应当问谁,哪里可以找到答案。

      第三个问题最重要。如果她不同意的话,我该怎么办?最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她会从此回避我,从此不再来往。那么我唯一的快乐也就没有了,我将会变得更加孤独。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没有勇气面对这个问题。我宁愿把这个感情压在心底,也不愿意失去这个亲人和朋友。

      自那以后,我对她的感觉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只要没有和她在一起的日子里,就在想她。心里就在算,什么时候可以再去看望她。而到了那里一看到她,心就跳得很厉害,不敢正眼看她。在一起时总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临走是总是依依不舍。我仍然经常去看望她,经常在一起谈心,但很小心地回避着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可以说,我们无所不谈,就是不涉及两个问题:爱情和前途。前者是我在刻意地回避。小妹倒是一点也不忌讳,肆无忌惮的说些她在那里听到的小道消息:哪个男知青和哪个女知青在偷偷谈恋爱,哪个男知青为了哪个女孩子大打出手,等等。我则呆呆地看着她。也许是因为她还太小,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新闻”和她会不会有什么联想。而后者是我们都不愿提到的话题,因为我们这种人没有资格谈前途。现在连农村的人都意识到,我们这些还留在农村的人多少都是有“问题”的,在某些场合,有的人也会对我们进行攻击。虽然这种人极少,也得不到大多数老乡们的支持,但给我们心里的伤害是很大的。

      一天,不记得我们在聊什么事情,我随口说了句:“你还小!”小妹一听嘻嘻的笑起来:“你知道吗?前几天在锄草时,队里人都说:小余啊,看着看着就老了。”我不禁呆住了。她还不到十九岁,
就算“老了”?我觉得背上一阵凉气:我今年已经二十五岁了。她都算“老了”,那我算什么呢?可我的前途似乎还没有开始。前途在哪里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敢奢想爱情吗?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