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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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在梦中

(2017-06-10 15:23:13)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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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亲人回武汉

      从十二月初开始,要回去的消息已经到处传遍了。既然没有什么悬念,不需要审查,也不怕被别人把名额挤掉,我也吃了一颗定心丸:肯定是可以回去了。我就开始处理临走前的事情,并与亲人和朋友们一一告别。免得像前面那些人那样,如逃命一般,走得慌慌张张。

      十二月四日,我到兰桥乌龟泉一个部队基地去找另继明。他已经调到那里的食品店工作去了。在那里能买到很多外面买不到的计划物质。继明听说我要走了,帮我买来几斤白糖,还用一个大铁罐满满的装了一罐板油,让我拿回去炼成猪油。在那个每月只有几两食用油的时代,这真的是非常珍贵的礼物了。

      十二月八日下午,我到荣兴林场,同学们都出工去了,只有刘敦昭留在家里。当他听说我要回武汉,立刻把唯一一只正在河里游玩的鹅唤上来,杀掉红烧,晚上和荣兴的几个同学一起吃了,算是给我送行。现在荣兴只剩下周建明、舒宗文和刘敦昭三个人。贝恩渤和李植年已经招工走了,杨瑞丰投亲靠友去了西安,伍初平像张崇武一样换了个地方,不过不是汉阳,而是洪湖。可能留下来的人见到这样的情况太多了,大家都比较淡定。

      十二月九日,下雪。我觉得事情应当已经定下来,不会再有什么变数了。于是赶到掇刀,把我要回武汉的消息告诉小妹。小妹经过一场大病,身体不太好,心情也不好。她懒得上工,也不和那些知青往外跑了,整天就呆在屋里。她听到我要走的消息后,默然,也没有什么话,只是轻轻地问了一句:“大概什么时候能走?”看得出来是在极力掩盖自己的心情。我摇摇头说:“不知道,但是据说必须在年底前到武汉办完手续。”小妹惊讶地抬起头看着我,似乎在说:“是吗?那只有半个多月了啊?!”

      我低下头,也不好再说什么。过一会儿,我说,这几天只要有空,就会来看她的。她站起来,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

      随后几天,我抓紧时间把电站的所有设备尽可能地维护好,调整好。免得我走后出问题,给老刘增加麻烦。而只要有空,我就尽量往掇刀跑,想去多陪陪小妹,哪怕多一分钟也是好的。每次我到了那里,小妹就望着我笑笑,然后就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低着头,听我说话。她想知道我办理手续的进展,是不是顺利。我完全可以想象到她此时此刻的心情,一定和秋天她被推荐上大学时我的心情一样。那时既希望她能被顺利推荐上去,不要遇到什么阻碍,特别是不要出什么意外,又想到不久就要天各一方而感到依依不舍,心里难受。而我,除了能尽量给她带些好吃的东西,尽量帮她解决一些困难以外,就只能和她说说话,尽量逗她开心了。

      二十五号,我在县里称了几斤水果糖,回到生产队。我找到会计定国,想把队里今年分给我的粮食领出来,卖掉换粮票。不知道我回武汉后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给我发粮票,先换一些准备着吧。我把水果糖也交给他,请他发给队里的人吃。算是我的一点心意,感谢乡亲们养育了我这些年。定国说:“明天刚好全队四个组都要在一起上早工,开西头的那片熟荒地,你也去吧。”定国又拿来几瓶小麻油,叫我带回去。还问我:“你的行李多不多?要不,明天我派辆板车送你去荆门?”

      二十六号清早,全队集中在西头开荒地。我和队里人一起出早工,朱定国趁大家正干得带劲的时候,突然站到一个土堆上,大声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小江过两天就要回武汉了。他给我们买了糖请大家吃,大家来拿吧!”大家一片哗然。年轻人一边吃糖一边向我道喜。几个老年人唏嘘起来:“小江这几年受了多少苦啊,终于熬出来了!”连北头的冯聋子也知道我要走了,跑过来边打手势边用含糊不清的话说:“小
江,要了?有空过来玩。”继明的妈拉着我的手说:“小江啊,多做好事,啊!那年多亏你藏起来那些粮食,要不然那年春天难得熬过去哩。”说着撩起衣角擦去眼睛里的泪水。队长永财也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小江啊,你在队里帮我们做了不少好事,大家忘不了你!”我的鼻子酸酸的,强忍着眼泪对大家说:“谢谢大家照顾我这些年。没有你们的照顾,我只怕死几回了。你们有机会去武汉一定来找我!”我不敢再呆下去,就给大家鞠了一个躬,赶快离开了。走了很远,回过头来看看,还有好多人站在那里向我挥手。多好的乡亲们!

      前几天有人路过电站时,听到我可能要回武汉的消息,连着几天有好几个人来看我。有的揣着几斤粮票,有的提着小麻油送到电站来。他们说:“小江,没什么好东西送你。想到城里人就缺吃的,你就拿去吧,也算我们的一点心意了。”所以我在整理行李时,不得不专门拿一个木箱子来装他们送的麻油和猪油。

      早饭后,定国安排了一辆板车和一头驴。把我的行李装上去,送到县城,把行李放到电管所。电管所的朋友们听说我要回武汉了,也都向我道喜。那几天我就住在那里,每天和大家一起,热热闹闹地吃饭。在空闲的时候,我走上街头,想再看看荆门县城,看看我曾经呆过的地方,看看我们在各处架设的线路。县城和来时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了,至少比原先大了十倍,已经向北发展了很大一块面积。那里新建了不少高楼大厦,马路也拓宽多了,像一个大城市的模样。这里已经来了很多大型厂矿企业:炼油厂、水泥厂、冷冻厂……。早就不是原来那个一根冰棍就能从城东走到城西的小城镇,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荆门市”了!

      我走到邮局附近的十字路口,突然看见了夏玲玲。我有很久没有看见她了,只听说她在荆门京剧团,也不知道现在过得怎么样。她手里拿着几件衣服,一眼看见我,惊喜地叫起来:“江育林!好久没有见到你了。你现在在哪里啊?”

      我告诉她:我正在办回武汉的手续,过两天就要走了。她听到后,脸色黯淡下来,露出一丝勉强的笑容:“好啊,祝贺你。”她拉着我:“我要去隔壁的裁缝店改改演出服装,你陪我一起去吧。”我默默地跟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她进了裁缝店,跟正在做衣服的师傅说了几句,就回过头来,看着我。想说什么,但又没有说出来。看得出来她心里很难受。我对她说:“夏玲玲,我回去了。”她摇摇头:“你再陪我坐一会吧,好吗?”我点点头,坐在那里,看着她跟师傅又说了几句,再过来跟我坐在一起。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还是没有说话,大家心里都很难受。我不由得想起在学校广播站的时候,她是学生会宣传部长,后来又是分团委的宣传部长,专门管我们广播站的。而且学习成绩也一直是名列前茅,是个各方面素质相当好的学生。但由于父母在解放初期被镇压,她是被亲戚带大的。文革前连入团都是市团委特批的。而现在这个时期,“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无论她表现有多么优秀,也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招工和招生的机会。我的心里隐隐作痛,再也无法正视她的眼睛。我站起来,对她说:“我要走了,你多保重!”夏玲玲点点头,站在那里,没有出来送我,我紧绷着的心才稍微放松了一点。我不敢回头,径直回到了电管所。

      十二月二十八日,在荆门的最后一天。我一清早就去了掇刀,小妹在屋子里等我。我带去了好多好吃的东西。中饭后,其他人都上工了,只有我们两个留在屋子里。我拿出一个很精致的笔记本:“你有空就写写东西,好吗?”又拿出我自己的团徽,这是一九六五年学校分团委发给我的。那时的团徽是铜做的,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不像后来工厂里发的一个铝制的团徽,虽然样子一模一样,但轻飘飘的,和那个时代的人一样。这是我最心爱的纪念品。拿着它,我不由得想起一九六八年,防疫站的军宣队骂我是狗崽子,问我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理直气壮地告诉他:“我是共青团员!”的样子。我对小妹说:“这个给你做个纪念吧!我还是那句话:人向下走总是感到轻松,而向上走总是感到有点累的,但人一定要向上走。”小妹坐在床沿,紧紧地靠着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我告诉她:要注意身体,再不要累病了,犯不着。还告诉她:快过年了,早点回去,罗老师一定很担心你。我不在附近了,不能经常来看你,要注意好好保护自己。我还说:如果我有空,一定再回来看你。突然,我想起她是元旦过生日的,就给她开心:“你再过几天就二十岁了。二十岁,就不是小孩子了,而是大人了。是吗?”说到这里,我被卡住了。我是不是该告诉她“我爱你”??现在说吗?但马上就要走了,说了马上就跑算怎么回事?她会相信吗?我不说吗?那什么时候再说呢?回到武汉以后吗?……。说还是不说,这真的是个问题!我的脑袋被卡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犹豫了一会,就对小妹说:“小妹,我回去后一定会给你写信的,你愿意给我回信吗?”我期待地看着她。小妹立刻肯定地点点头“我一定会的!”我马上把家里的地址写给她。看到她仔细地把地址收藏起来,我松了一口气。看来还有说的机会。

      那天,我和她在一起呆了整整一天。说啊说啊,眼看快五点了,天已经开始发暗。我依依不舍地站起来,对小妹说:“小妹,我今晚就要回武汉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我转过身,慢慢地走出大门。屋里很暗,在外面看不清楚里面,我就站在大门口等小妹出来。一会儿,小妹从大门走出来。我惊呆了:半分钟不见,小妹居然哭成个泪人。今天一整天她一定是一直在强忍住不哭,忍了好久好久,直到临走时才放声大哭的!我的心几乎要碎了!我手足无措地看着她,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她,只有呆呆地看着失声痛哭的她。过了一会,我才开口对她说:“小妹,不要哭了。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请相信我,好吗?”小妹这才擦擦眼睛,点了点头。我真的想再陪她多呆一会,但时间已经不允许了。这里离火车站还有近三十里地,回县里的班车马上就要收班。如果赶不上,我可能在火车开走前回不了荆门。我只好一步三回头的离开了农科所,心里充满了思念和担忧。直到小妹回头走进大门,我的心里还难受了很久。我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子,我无法预料,只有咬着牙齿往前走,也许还有希望。

      晚上,赖平他们几个请我吃饭。大家又聊了一会,几个人用自行车帮我把行李送到火车站。那时候一切都和现在不一样:火车到达前十分钟才开始卖票,然后才能托运行李。等办理好一切手续,火车已经停在站台上了。于是,我朝赖平他们招了招手,上了回武汉的火车。

      我的农村生活终于结束了!

      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傍晚离开武汉算起,到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傍晚踏上回武汉的火车为止,整整六年零十八天。如果算到第二天早上到达武汉的话,就是离开武汉六年零十八天半。而按照中国出差报销的规定,应该两边都算整天,我下农村的时间就成了六年零十九天。但是按照国际通行的算法,例如我在亚太组织NACA或者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报销的算法,是只能算一边时间的。现在不都是提倡“和国际接轨”吗?我也比较喜欢这种算法。所以我认为自己下乡的时间应当是“六年零十八天”!

      武汉,经过六年零十八天的农村劳动,我终于回来了!

      一九七四年对我似乎是极其荒诞的一年。我遭受了太多的磨难。所有的大门都被关上,似乎只有通往地狱的大门敞开着。所有的希望都在我面前消失。我就像一只被人踢来踢去的狗,没有一张笑脸对着我,连住在电站里也不得安宁。我几乎对今后的生存失去了信心。生存的压力几乎要超过我能承受的极限。不料就在这一年的最后几天,老天爷给我开了一个玩笑,从天上掉下一张馅饼。希望的大门朝我敞开了一条缝。让我在大门“砰”的一声关死前逃了出来。从此,我的前途和命运开始逐渐地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

 
总结

      六年的农村生活即将结束。这六年过得怎么样?做了些什么,又学到些什么?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有些什么经验和教训值得今后参考呢?……

      六年,对人的一生来说不算很短。如果人一生按六十岁计算,我就有十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农村度过了。而前几个六年是懵懵懂懂过的,那占的比例就更高了。更重要的是:这六年,从二十岁到二十六岁,是我一生中最精华的六年,最青春的六年。而我最美好的年华就在老毛的一声号召下被浪费在广阔的天地里。因此,正确总结和对待已经过去的农村生活,至少对自己而言非常重要。有人会自觉地总结过去,也有人会不自觉地总结过去。当然,前者比后者要强。

      下乡前,军宣队的雷指挥长在教训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时说:“你们下去就是改造主观世界的,改造客观世界是贫下中农的事情。”

      回忆过去,我严肃地评判自己六年里的一举一动,力图辨别出个是非来。总的说来,我对自己还是基本满意的。虽然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受过不少挫折,饱尝了种种苦难。但那多半是由于幼稚、无知,或者因为客观环境所迫,但我从未做过问心有愧的事情。可以说,这六年里我没有停止过前进的脚步。特别使我自豪的是,在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我改造了客观世界!看吧,那一排排电线杆,那像蜘蛛网一样的电线,家家户户的喇叭,哪个不是我亲手安好的呢?夜晚站在山坡上,放眼看去,原来死气沉沉的农村不见了。代之的是明亮的灯花,像天上的星星,哪个又不是我亲手装的呢?生产队里的田地,都有我的足迹;队里的粮仓,都有我的汗水;在修建焦枝铁路时,流了多少汗水;在石油大会战中,付出了多少代价。而当我走进荆门县城,那一条条的高压线路,看起来是那样亲切。这一切难道不令人自豪吗?事实证明,雷指挥长的话就是放屁!

      六年来在精神上的收获就更不用说了。一个无知的青年逐渐成熟,他学会了认识社会,认识农村,认识了人与人的关系。经受了疾风暴雨似的农村阶级斗争,和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也飞不了鹰那么高”——这就是结论。

      农村绝不像有些小说中描述的那般浪漫。在小说里,生活充满了爱情,小队长的女儿在那里等着你去爱她……。不,这里是极其考验人的地方!记得有个“著名”的作家说过:“知识青年受了一点点苦,所以写了很多小说。农民受了太多的苦,所以什么也没有写出来。”我不知道他说这句话的企图是什么。如果是指知识青年把自己所受的苦夸大了,那就大错特错。试想有两个人。一个人从出生就受苦,然后逐渐好起来,到最后,在非常富有的环境中死去。他的一生一定是快乐的,满足的。而另一个人在非常富有的环境里出生,然后逐渐潦倒,最后在贫困交加的情况下死去。虽然他们一生中受到的“苦难”和“幸福”的“量”是相似的,但后者显然是在痛苦中度过的一生。人们早就明白:幸福感的大小是有相对性的,至少主要不是由物质条件决定的。一个领导乘车去机场,如果送他的小车临时出了故障,他不得不乘公交车去机场,想必心里会充满烦恼。而一个普通老百姓如果此时在公交车上坐在他旁边,则会感到心满意足。对同一件事,二者的“幸福感”完全不同。其次,农民从小生长在农村,祖祖辈辈形成了一系列适应性的习惯,知道如何克服困难,如何保护自己,如何生存……。而知识青年呢?在身体、世界观已经成形后才被扔到最底层,感觉和体会是不一样的。

      不记得是哪个同学告诉我:大家评价你是最多灾多难的。然而,我常给大家开心,把愁眉苦脸的同学说得开开心心地回去,有人又说:你是最快活的。虽然这些评价不一定对,很可能只是大家对我的鼓励而已,但我仍然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评价。至少证明了一点:幸福感和实际的物质财富的量之间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一个知青,当回忆或者提起农村,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劳动的艰难?生活的艰苦?我不知道其他人想到的是什么,至少我最先想到的不是这些。不是肉体上的痛苦,而是精神上的折磨,以及精神上的体会和收获。这也是知青在未来的路途中能以惊人的毅力创造奇迹的动力!

      在网上,常常出现一些对“知青”这一群人的评价。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如何来评价知青?这是个难题,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结论。我们的子女会说我们是“丑陋的老三届”,但知青们自己不会这样认为。但如果说是英雄?就连他们自己也说不出究竟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说知青是在“劳改”?我们的党和政府又不同意。说是“响应党的号召下乡”?但国家对知青这段历史却一直迟迟不肯承认是“参加革命”。

      就我看,对知青评价“好”或“不好”非常荒谬。知青是个历史的产物,换句话说,是时间的产物,是以时间划分的一群人。所以简单地把“知青”说成是好人还是不好的人或者坏人是不对的。古话说“人过一百,种种色色”。何况是一千多万的一个大群体!当然是什么人都有。谁都可以举出一大堆具体张三和李四的例子,来证明知青是坏蛋。同样也可以举出一些王五和赵六的例子来证明知青是好人,甚至是英雄。而这种排比的列举法从逻辑上来讲都是错误的。就像于光远在批评“气功”和“耳朵听字”那十几万字的洋洋长文中,不厌其烦地举出成百个例子来证明耳朵听字是骗人的,但据此推论:所有的“耳朵听字”都是假的,就不合逻辑了。只要有一个是真的,就有可能是真的,就值得研究!“知青”这个群体是没有办法一言蔽之的。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共性。可能就是:都吃了很多苦,也都受到了一定的锻炼。也就是有人曾经说过的:“用多少钱也买不来这样的经历,花多少钱也不愿意再去经受这样的经历。”仅此而已。因此我觉得不应当对“知青”的好和坏进行评价,而应当对这个历史事实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来进行讨论和评价,才是比较客观的做法。

      “知青”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毛主席一句话的结果。而后果则由知青们自己承担。正如电视连续剧《知青》中说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至七十年代中期,数以千万计的城市初高中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告别各自的亲人,奔赴祖国的边疆、农村经受磨练,把他们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挥洒到祖国的四面八方。在这场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浪潮中,发生了许许多多令人永远难以忘却的事情,同时,也在新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一个特殊的名词——知青。”这就是知青的定义。从这点看,很像是以前的日本慰安妇:当年日本的青年女性响应军国主义的号召支援前线,为大日本“献身”,甚至在战败时和士兵们一起自杀。但战后却受到歧视和鄙视。日本政府并不承认他们,只有死去的日本士兵才能得到相应的抚恤。中国的知识青年,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自愿”报名到农村去,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农村。知青们受了很多苦,但这个苦是和国家苦难连在一起的。这些苦难不是为了战天斗地求发展受的苦,而是因国家的混乱和动荡而受的苦。不是必要的苦,是不值得去吃的苦,因为它没有推动社会的发展。客观地说,这是一种变相劳改。这些苦绝不是什么光荣历史,一点也不值得炫耀。知青们虽然吃了很多苦,但在后来相当一段时间却受到歧视。政府并不承认这段历史,在填履历表时,《参加革命工作》那一栏要从被招工开始。知青那一段不算“革命工作”。到后来,勉强算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分房子、调工资时,又把这段经历排除在外,仿佛当年在农村是在为国民党工作。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才慢慢被淡化和承认。当然,出身好的人体会不到这一点。他们下乡不久,就以各种方式离开了农村——招工、招生、招兵……。所以在他们心里,“知青”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仅仅是个短暂的停留而已。或者在吹吹牛皮时可以插上一句:“我也下过乡。”

      记得在下乡前,我找到这样两句话:“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是战士,我们的岗位永远是战场!”回顾这六年,我基本上是这样做了。虽然有时打了败仗,但从未做过逃兵。就如山中的小溪流,碰到阻力,只是打了几个漩涡,翻出几个浪花,始终向前。没有像河滩上的鹅卵石,从尖锐的石块磨成光溜溜的圆球,失去了锐气。

      如果问我得到了什么?身体上,除了力气比以前大很多外,就是一身的伤病。以至于九一年在北京腰痛发作时,一个中医按摩师惊讶地问我:“你是搞什么工作的,怎么脊椎上有这么多的伤痕?!”而在精神上,我练就了极强的忍受力和耐力,它使我在后来的工作中受益匪浅,能克服别人看来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然而也养成了一种把什么事情都往最坏处想的毛病,让我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始终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这些,就是我在农村的“收获”。

      告别了熟悉的农村和县城。这里的一切一切都将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永远不会忘记。这将会帮助我在下一个六年里过更有意义的生活。虽然未来我可能还会遇到许多曲折,但一定能像这六年一样克服它们。

      继续向前走吧!

 
在梦中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火车到达武汉。从家里到火车站来回两趟,才把行李全部拖了回来。爸爸妈妈在家里给我安排了住的地方。中饭后,立即到街道派出所报到。虽然大家都对我客客气气的,但自己总感觉像是从监狱里刚释放出来的犯人。第二天,拿着县里给的返城通知单,到市里和区里办理有关手续,换到了上户口和上粮油关系的证明单。第三天,到街道派出所把我的户口上到家里的户口本上,再拿着户口本和上粮油关系的证明到街道办转上了粮油关系。这样,我终于在一九七四年的最后一天,办完了所有手续。也就是说,从一九七五年开始,我算是一个正式的武汉市的居民了。

      从这时开始,我可以说自己是武汉人了。可以随意地和亲人们在一起,和朋友们见面,和同学们聚会了。原来在农村时,我总在想象:当我回到武汉后,一定会长长地舒一口气,或许会高兴地大吼上几声。但当一切安定下来后,我一点兴奋的感觉也没有。特别是在区里办手续时,脑海里出现的尽是下乡时户口被销毁时的震撼。那天晚上,我又做了一次已经做过多少次的恶梦:我的户口被撕成了碎片,在天空中飘着。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光秃秃的山顶上,有一间小茅草屋。一个狞笑着说话的声音从空中传来:“你要在这里过一辈子!过一辈子!!过一辈子!!!”我被惊醒了,满头大汗。不由自主地摸摸自己的鼻子,拍拍自己的后脑勺。想搞清楚:究竟是在农村里梦见自己回城了,还是在城里梦见自己还在农村?当确定自己已经回武汉后,我安慰自己,这是刚回来的缘故,还不太适应,过几天就会好的。但后来的事实告诉我错了。这种恶梦一直延续了十几年,在工厂、在大学、在水生所,甚至在德国的慕尼黑,我都做过几乎同样的梦!它提示我心灵的创伤有多么深,也是多么难以抚平。

      记得我九十年代到唐海县看虾病时,农委的同志告诉我:当年唐山大地震,从天津下放到唐海的女知青们想从窗户逃命,结果其中一个女孩被垮下来的窗梁砸断了脊梁骨。待到乡亲们把她抱起来时,头和脚都能对折到一起,人只剩下一口气了。但那女孩没有求别人救她,而是哀求旁边的公社干部:“你看我不能干活了,你和上面讲讲,把我的户口转回城里行吗?”大家都哭了。只好安慰她:“放心吧,一定首先把你的户口转回城里!”那女孩子听后,头一歪,带着满足的笑容走了。一张城市户口在知青心中的分量是其他人不可能体会到的。

      十几年后,同事告诉我一个笑话:有个富人看到街头石头长凳上睡觉的流浪汉很可怜,就出钱给他在豪华酒店里定了一个房间,请他免费在里面住上一个月。但几天后,流浪汉就又回到街头,怎么也不肯睡酒店了。富人不解,流浪汉告诉他:当他睡在街头的石头长凳上时,做的梦都是住在酒店里的好日子。而当他在酒店里睡觉时,做的可都是睡在冰冷石凳上的梦。

      同事们都哈哈大笑,可是我一点也笑不起来。我认为,这是个很真实的故事。我自己不就是这样的吗?

      几天后,我逐渐地习惯下来,不再把自己当作外人,开始从心里觉得自己“应当”是武汉人了。睡觉时也不是那样别扭,于是又进入了梦乡……:

      春天,地上到处是野花。有池塘和小河,还有一片小树林,就像在荆门的农村一样。我在那里小心探索着往前走。在林子中间出现了一个很高很大的石碑,上面长满了青苔。我好奇地走过去,发现上面居然是光溜溜的,一个字也没有!我很纳闷,心里在想:“这是谁的碑?”一个声音告诉我:你想到是谁的,就会是谁的。真的吗?于是,我折了一些松枝和地上的野菊花,仿照以前民兵训练时戴在头上的伪装圈的样子,扎了一个花圈。我小心地捧着它,向石碑走过去。石碑上没有字,我不知道哪一边是正面。于是,我看了看太阳的方向,把花圈放在朝南的位置。我默默地朝石碑鞠了一个躬,想说点什么。说什么呢?看着石碑,我想起了王庆荣,此时她墓前的木头牌子大概早被放牛娃拿走了,说不定连墓地都被某个工程的机械给平掉了。还想起那些在农村病死、累死,以及其它各种原因死去的知青……。巴金曾经建议在中国建一个“文革博物馆”,但没有被批准和认可。想建一个“知青博物馆”更是不可能。这些人既没有建设国家的“丰功伟绩”,也没有“苦大仇深”的鲜红历史。相反,在农村呆的时间越长,表明你家里的问题可能越多。这些人值得怀念吗?只有我们这些知青们还依稀记得。等我们老了以后,就会被完全遗忘了。于是,我挺起胸,大声地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知识青年们,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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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外人 回复 悄悄话 真的应该建立一个“知青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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