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玲涉嫌犯了过失杀人罪

柴玲涉嫌犯了过失杀人罪





芦笛





本来不想再来赶这趟浑水，因为要说的话早就重复说过无数次，其基本论点从来没人驳倒过。２０００年６月份王军涛光临《大家》，我就陈述过本文的基本思想，请他评论。他除了说“先生（指我）对柴玲的批评，可能还是过于严厉了些”外，什么也没能说出来。连军涛都这样，别人也用不着说了，所以这次封先生来此坛，老芦本来是不想说话的。



可惜余大郎前天却马冠芦戴，说我谄家鬼而斥野鬼，于是其势不可不辩。其实正因为痛惜人民在专制政体和一小撮野心家的夹击下丧生，实在不希望以后中国人民再受野心家们的愚弄，我才出来冒天下之大不韪揭开伪君子的面具。



我的主要观点早就说过了：六四是世界史上罕见的大屠杀，主要凶手当然是中共当局，但如果没有号召“保卫天安门”的学生领袖，屠杀也无法完成，这些人起到的实际上是客观帮凶的作用。在《关于“扫荡伪民运”的战略思考与建议》中，我指出：





六四大屠杀当然是中共屠夫一手搞的惨绝人环的惨祸，但那并不是

不可以避免的。光从清场部队允许占据广场的学生和平撤走这件事

就足以看出，如果不是柴玲辈在戒严令下了后还号召“保卫天安门”，

巴不得“广场上血流成河”，以此让“人民起来和这个政权较量”，

如果学运领袖不想出动员市民去堵入城兽军的歪点子来，如果方励

之辈在政府广播了清场的紧急通知后就马上赶到现场，运用他们在

学生中的崇高威望，说服学生迅速撤离广场，那么，那场大屠杀也

就不会发生，取代它的就只会是对学运领袖的零星分散的搜捕和监

禁。最后的结果就是以学生领袖和几个头面人物的入狱而不是几百

条甚至几千条人命的代价来换取“风波”的平息。



然而学生领袖们出自对自身安危的担心，不但在戒严令下达甚至紧

急通知广播后还赖在广场上，而且竟然动员或听任人民群众去做他

们的肉盾，以赤手空拳去堵截坦克和装甲车，等到真的面临杀身大

祸才仓惶撤走。这里他们用的完全是中共那一套无赖手段。中共当

初就曾使用手持木棒民兵去和外国正规军对阵，用渔船去和敌人的

军舰抗衡，吃准了对方不会对平民开火。可惜他们不懂得，中共既

然是这种下作手段的发明人，又岂会在这种手段下屈服？因此，用

党教给他们的那一套去和党较量，唯一的结果就是逢蒙和后羿过招，

只会引起对方百倍疯狂的报复。





的确，戒严部队虽然奉了动用一切手段进入广场的严令，但他们的目的还是清场。这一点，从最后他们让学生和平撤出就可以看出来。如果柴玲辈不赖在广场上，则人民也就不会去堵军车保护他们，那么兽军也就不可能滥杀无辜。因此，说他们是客观帮凶一点都不过份。



过去我一直认为有关学生领袖应该承担道德责任，但随便和非文人网友的帖子启发了我，其实他们犯的是过失杀人罪。所谓过失杀人（manslaughter）罪的确定，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在独裁国家都差不多，那就是没有杀人动机和预谋，也未能预见自己的行为后果，却因自己的行为造成他人丧生的罪行。驾车压死人就是最常见的一种。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主张坚守广场的学生领袖就是犯了过失杀人罪。



两年多前马悲鸣先生出来主张开网上虚拟法庭，并自报奋勇出来作李鹏的辩护人。非文人先生为此写了深得我心的《起诉书》，不料此事却让马先生拖得不了了之。如今他忘了自己的辩护律师身份，却扮演起指控学运的起诉人的角色来，实在是莫名其妙。



我觉得，这法庭嚷嚷了两年多，现在是来真格的时候了。我在此建议召开该法庭，由非文人先生作李鹏的起诉人，起诉屠民政府的谋杀罪，由我作柴玲的起诉人，起诉她的过失杀人罪。李鹏的辩护人已由马先生承担，柴玲的辩护人如果能由封从德先生承担最好。不行的话，谁爱来当都行。



这所谓“法庭”当然是虚拟的，但它的意义我早就在当年回答马邀请我作法官的帖子中说过了：



先生此举，让国人见识一下什么是西方的“费厄泼赖”，极有示

范作用。重要的不是虚拟审判的判决，重要的是让大家体会一下

西方的民主与法治是怎么具体操作的，这无论对辩论的两造和观

众，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它或许有助于我们这个幼稚而愚昧的

民族学会逐渐以成熟的理性代替廉价的激情。



的确，到现在，即使是在长期居留西方的所谓精英中，许多人还是对“公平审判”连个起码概念都没有，以致居然像痛恨凶手一样地痛恨凶手的辩护人。谁要胆敢为凶手辩护，自己也免不得要成“帮凶”，只配让光明领袖杀害。在这种情况下，主办一个这样的法庭，一定会对愚昧的中国人有相当大的启蒙示教作用。



这就是我愿意参加这虚拟法庭并报名作柴玲的起诉人的基本原因。其实以过失杀人罪指控柴玲还算是网开三面了。根据她自己在屠杀前夕的讲话来判断，她对即将到来的大屠杀早已有所风闻，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完全心知肚明。



下面是根据她的讲话整理出来的涉嫌犯罪材料：





一、嫌疑人在学运中自始至终是个拒绝妥协的极端分子





１、反对复课



“当时五月四号大游行的五四的时候，已经去的同学已经比较少了，有一种疲倦感。没想到那天很糟糕，有一个作为市高联的，周勇军，当时他是个常委吧，周勇军，他就宣布五月四号……五月五号复课。同学都说这课怎么复。当时场面搞得很糟糕，同学们当时很多很失望。也可以说这个时候宣告五月五号复课给全国的学运造成巨大的损失。同学很痛心说，这是有些人想用几亿美元想买都买不来的，就给他一句话全葬送了，他全自己说出来了。



“我觉得越来越苦闷，终于有一天我们认为，只能，必须，搞绝食了。也就是四月二十……五月十二号中午的时候，当时市高联的人拼命地反对我们，但是我跟北大的一些同学，我们一再坚持下来。作了一些安排（杂音）一旦这个（听不清），最后呢，终于发起（不清）。”





２、发起采用绝食、进行情感讹诈的极端手段



“我说我自荐为北大绝食团的招集人，因为我有一种责任感，我觉得北大的绝食将起很大的作用，我想这样不是居功，我觉得我必须为这四百多个孩子的生命负责。”



“我说我们绝这个食，就是想看看政府的面孔，看它是镇压，还是不理睬。这次绝食还要看看人民的面孔，看看中国还有没有良心，还有没有希望。”





３、拒绝在戈氏访华前夕撤出广场



“在十三号晚上严明复又找我们去谈话，谈了一会儿，我们就很担忧，看天黑了，怕政府采取行动，我跟另外一个同学就退出了，他们在继续谈。当时绝食团的四个代表，对话团的四个代表，还有高联的几个代表，还有些老师们，我感觉吾尔开希被严明复那种慈父形像完全感化了。当天就，就要求，反正就是戈尔巴乔夫14号那天来之前要求大家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对话，不清）对，但是我觉得，当时我们很不情愿，而且我们一致确定不完不搬，”



４、夥同李禄策划自焚



“第二天早上我，还有李禄找到我，就是现在的副总指挥。他很痛心，他说，如果政府（听不清）这样看着同学一个个这样消耗生命的话，那我们就采取更极端的措施，他说我们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够忍心眼看着这些孩子一个一个死掉的话，那么我们就作第一个死掉的人。我把这句话拿到广播站说了，我说我自己愿意做这个绝食团的总指挥吧，好像是，不记得怎么说的了。”





二、指责学运中的温和派是“投降派”、“阴谋家”、“特务”，反对和平解决学运





“绝食是在北大和师大的一些同学，他们倡议。但是在这之前我已经想过，但是我没有跟他们……因为当时我在想通过广播站跟同学交流思想，把大家热情都唤起来。后来当时王丹说要准备绝食，我马上就签了。而且……我当时……后来，有一个北京师范学院的同学，他叫张辉，他也签了名，也是发起人之一。

“后来北高联的同学一再劝阻，他说时机不成熟，怎么怎么样，然后这孩子就又回来说，“你们不应该，虽然我是发起人之一，但我认为这样说不妥。”后来我们就强烈的跟他辩论说，你怎么能这样，我们一直在做（不清）的工作，而且这个决定没有错。



“为什么改变主意？后来我和北大几个同学一块去说服市高联，他们始终很抵制，市高联有些人是有投机倾向，可以这么说。”



“后来当天晚上他们市高联作了一个声明，说，用的字眼是对我们这场绝食运动他们表示同情和理解。在我们心理上，我们感觉到，很愤怒，为什么？你……（闪，不清）你有什么资格来同情理解我们？”





“对，对。更可怕的是，有些同学逐渐被政府收买，他们作一种学生中的特务和奸细。这么跟他们讲，你们能让同学撤走的话，那你们就是人民的功臣，国家的功臣，人民会记得你，国家会记得你。如有些死硬派不撤的话，那么周围的便衣随时可以调动。”



“可好多同学都不明白，我们现在在广场这是我们最后唯一的阵地了。有人一再主张撤，这撤，唯一高兴的就是政府。我悲哀的是什么呢？我是总指挥，我一再要求这个权力，掌握这个权力，就是为了抵制这种妥协，这种投降派。而且作为北京高联和外高联，外校的高联，他们很愿意要这种权力。”



“作为一些知识阶层的人，成立了一个知识……什么各界联合会议，爱国维宪委员会，在昨天会上我很愤……愤慨，因为我感觉到这些人也是在利用学运重新塑造他们的形像。我一再抵制这种倾向，象刘晓波把吾尔开希（断）对不起，上面说的可以删一下吗？要推举他作发言人什么的。我在运动中对这类人有些看法，吾尔开希，就是他，曾经利用他的影响，他所处的那种领袖地位，对整个学运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作用。这已经发生两次了，最后一次给我们坚决抵制，而且罢免了。但现在他们有些人要重新树他这个形像。”



“那么多人争夺权力，我从来不迷恋权力，我只是为了，为了良心，我才不愿把这个权力放弃给那一小撮那种投降派和阴谋家。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争夺这权力，而发起一次一次的攻势。我感觉这不对（哽咽）我就是想全中国的中国人，全世界的华人，我就是想说中国人，我们作为这个民族太不幸了，不要再自相残杀了，中国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哭）”



“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学，有一些什么上层人士，什么什么人物名流，他们居然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这个工作，就是帮助政府，或者不让政府采取这种措施，而在政府最终狗急跳墙之前把我们瓦解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广场。



“如果是这种同学们自我崩溃，自我瓦解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要，要撤回原地的话，那么中国就会这样的一种情况：党内的所有的比较先进的什么思想有点民主意识的人，还有历次运动中，象什么四五运动，象什么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历次运动中没有被打下去的人，这次一下全被清洗乾净。而且邓小平就说了，是有极少数的人，党内有，好像社会上也有，学生中也有一小撮。　∥抑□溃□褪钦飧鲆馑肌Ｍ炅耍□梦宜蛋伞Ｋ□蔷突崛衔□□蛘咚□蔷突岚岩郧暗拿挥□（芦按，乱码是原有的）彻底进行的工作，象反自由化清除乾净的工作继续做下去。把一大批这次运动中先进的领袖，学生领袖，和知识界的人物，社会上的人，各阶层的人士，还有党内的，军内的一些能与他们相抵制的，代表一些人民利益和呼声的这样一些人全部清洗乾净，然后他们可以控制或军管新闻机构，重新把全国的局势稳定下来，终于恢复到一种表面上很安定，很统一的那种“大一统”状态，然后重新搞他们所谓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中国要，中国要真是让他们得逞了，那么中国实际上要复辟，复辟四十年，七十年。因为如果这样一大批的人被屠杀，被监禁，被他们残害，多少年以后民族才敢站起来呢？不知道。”



“我昨天非常痛心，因为我，（哭）因为我，又一次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出卖这场运动，在葬送这场运动。”





三、效法中共执政前在国统区的“合法斗争”，认定斗争目的不是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妥协，而是暴露政府反动本质，最终推翻政府





“问：（不清）对话，跟政府对话，最终达到什么目的？（不清）



对话对政府是一个强烈的挑战，因为它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强的对手，来自人民真正 的呼声，人民要求，人民开始要求跟它公平地对话，要求监督他的一些政府领导的过程，人民要参与决策，要求检举不法行为，而不再象中国的“大一统”的黑暗统治。



所以政府很害怕，它不敢，政府不敢，因为他们始终在竭力地维护他们在，他们几十年来苦心经营一种局面，一种对中国广大人民的蒙蔽和欺骗。”



“我想那是最辉煌的一页，一下子让市民看清了政府的嘴脸，法西斯的嘴脸。”



　　“问：如果是理想的方法，你希望对话？



　　不可能。



　　问：这样说就是作梦？



　　作梦，真是，白日作梦。



　　问：但是很明显你们还是希望解决几个问题的。



　　我当时，第一次对话不是中断了吗，当时我拿了五页的绝食书，我希望在对话实现场直播，我想放一下，让全国人民听听我们绝食的同学怎么想，让他们了解我们为什么。我当时报这幻想，我可以感化他们。



　　问：政府中有没有人支持你们？（不清）



　　肯定有这样的人的。而且我感觉到，如果人民的力量很坚强的话，政府就勉强维持的这种统一地位很快就会土崩瓦解，包括那些投机派，也会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但是必须靠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团结起来。”



“我想最终的就是推翻这个没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动的政府，而建立一个人民自由的政府，而让中华人民真正地站起来，让一个人民的共和国真正地诞生。”





四、预感镇压在即，在大多数同学已经撤离后，却坚持欺骗同学，“在天安门坚持”，目的是让“广场血流成河”，以便自己逃过“秋后算帐”





　　“问：这次学生运动有什么……最黑暗是哪一天？



　　最黑暗还没有到来呢。

　　可好多同学都不明白，我们现在在广场这是我们最后唯一的阵地了。有人一再主张撤，这撤，唯一高兴的就是政府。我悲哀的是什么呢？我是总指挥，我一再要求这个权力，掌握这个权力，就是为了抵制这种妥协，这种投降派。而且作为北京高联和外高联，外校的高联 ，他们很愿意要这种权力。”



“政府这方面已经逐渐的稳固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坚持，等待看一看人民能不能真正团结起来，因为到最后只有是人民跟这个与人民作对的政府来较量了。

　　同学们老在问，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 睛。（哭）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



　　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学，有一些什么上层人士，什么什么人物名流，他们居然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这个工作，就是帮助政府，或者不让政府采取这种措施，而在政府最终狗急跳墙之前把我们瓦解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广场。如果是这种同学们自我崩溃，自我瓦解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要，要撤回原地的话，那么中国就会这样的一种情况：党内的所有的比较先进的什么思想有点民主意识的人，还有历次运动中，象什么四五运动，象什么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历次运动中没有被打下去的人，这次一下全被清洗乾净。而且邓小平就说了，是有极少数的人， 党内有，好像社会上也有，学生中也有一小撮。”



“他们就会认为，或者他们就会把以前的没有彻底进行的工作，象反自由化清除乾净的工作继续做下去。把一大批这次运动中先进的领袖，学生领袖，和知识界的人物，社会上的人，各阶层的人士，还有党内的，军内的一些能与他们相抵制的，代表一些人民利益和呼声的这样一些人全部清洗乾净，然后他们可以控制或军管新闻机构，重新把全国的局势稳定下来，终于恢复到一种表面上很安定，很统一的那种‘大一统’状态，然后重新搞他们所谓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中国要，中国要真是让他们得逞了，那么中国实际上要复辟，复辟四十年，七十年。因为如果这样一大批的人被屠杀，被监禁，被他们残害，多少年以后民族才敢站起来呢？不知道。



　　问：他们就是用谋杀？



　　还有逮捕起来以后打，让你精神分裂，对待魏京生就是这种手段。



　　所以我觉得很悲哀。这些话没有办法直接跟同学讲，跟同学说，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流血，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来唤起民众，同学们肯定会这样做的，但是，他们年轻的孩子们（哭 ）。”



“我们本来有五六百人，现在只剩下十多个人。说我们这些人都坚持下去，都是坚定分子。”



　　“那天我从知识界联合会，就是昨天，回来的时候，我哭了。（哭）我感觉到我那么热爱广场上这几万万的孩子们。（哭）我有责任用我们的生命坚持到底，但是我又觉得我很悲哀，我实在是无力回天，（哽咽）我一个人太有限了，……我就是想说中国人，我们作为这个民族太不幸了，不要再自 相残杀了，中国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哭）



　　问：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



　　这个感觉，在筹委会，也就是五月十几号，我就是越干越悲哀。大该四月二十几号时我就开始感觉到了。那时我想，我现在也想说但一直不愿说，因为中国人不能骂中国人，但我不得不说，就是，有时候我想，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奋斗。（哭）我不值得为你献身。（哭 ）”



“问：如果你是政府呢，你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我想政府一定会疯狂的报复我们这些人的，因为中国人的报复心很强，我不报任何幻想。”



　　“问：下一步呢？

　　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



　　“当时我参加运动的时候，也就是25号那天，在4月25日那天在筹委会，当时可能混进了便衣或什么，我们在聊天，我说政治犯判多少年？他说以前判三年，后来判五年，现在加到七年，后来加到17年。当时我很悲哀，我在想十七年以后我出来就四十岁了，很不甘心的呀。”



　　“问：你看这你们二十七号撤出来有没有一些坚定分子继续留在广场？

　　二十七号撤离这个决议是所谓的爱国维宪各界会议决定的。他们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当时我也在，但是我没有很明确的意识到有这么大的危害力。同时，兴奋点集中与他们有一些人要通过这个运动树一些自己的形像，什么什么的，而且我没有坚决抵制这种东西。他们这些人决定在新闻招待会上发布，来不及再更改了。但是后来我们一再声明，还造成很坏的影响。但是可以说肯定有人坚持下去的，因为我就想告诉大家，现在广场是我们唯一的阵地了，我们再失守这个阵地话，那么中国就要复辟了，我想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判断。



　　问：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坚持吗？



　　我想我不会的。



　　问：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自私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应该有人来接着干下去，因为这种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这段话先不要披露，好吗？”





根据以上材料，本人认定，柴玲明知即将遭到镇压，仍然不顾他人反对甚至违反“爱国维宪各界会议”决议，坚持以“保卫天安门总指挥”的领袖身份率领学生留在广场，导致大批保护他们的无辜民众倒在屠民政府的屠刀下，已经构成过失杀人罪，请虚拟法庭审理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