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李鹏日记中的“国家机密”

陈破空

 

早在2004年、“六四”15周年之时，李鹏就想出版他的“六四”日记，取书名为《关键时刻》，却遭到胡锦涛当局封杀。打压言论自由的李鹏，最后，连他自己也丧失了言论自由。六年后，在香港（李鹏仇视的“民主基地”），鲍彤（李鹏政治上的死对头）之子鲍朴打算出版这部《李鹏六四日记》，帮助李鹏实现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了却其生前一愿。就在出版前，鲍朴接到“有关机构”（代表李鹏）交涉，出版计划流产。但在此之前，该书内容已经全文上网，凡熟知中共特性和“六四”历史的人，都能体认，该书确为李鹏本人所撰，作者与书稿的真实性，几乎毋庸置疑。出版波折，更确证《李鹏六四日记》的真实性。

 

李鹏并未推卸屠城责任

 

关于李鹏日记，港台或外国媒体的评论，大多是，李鹏企图推卸责任，洗脱污名，“把屠城责任都推到邓小平一人头上”。但，通读全书，看不出李有任何推卸和洗脱的意思，反倒是，描写自己如何强硬，如何拒绝对请愿学生让步，自始至终坚持镇压，甚至，从一开始，就抱定不惜“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要捍卫一党专制的决心。行文中的“理直气壮”和“义正词严”，活脱脱就是一个花岗岩脑袋的写照，毫无反省，毫无悔意。

 

关于八九民运，曾有人反思：“学生没有珍惜与政府对话的机会，把事情搞砸了。”但李鹏日记却透露，不管学生有没有与政府好好对话，党内强硬派都已经铁下一条心：镇压。5月18日，李鹏等人虚与学生对话周旋，但在头一天，即5月17日，中共高层就在邓小平家里，做出了调兵进京、实施戒严的决定；李鹏纪录，在与学生对话中，“我也留下了一个伏笔。我说，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会在适当的机会全面说明政府的立场。这就是指明天要召开的党政军干部大会。”第二天，即5月19日，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上，李鹏发表杀气腾腾的讲话，挥着拳头，厉声喊叫：“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迅速结束动乱。”

 

李鹏日记中，始终把呼唤民主的学潮称为“动乱”，并动辄把民主运动比喻为“文革”动乱。这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文革，发生在、也仅仅发生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并由中共头目毛泽东一手制造。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尤其有哪个民主国家，发生过类似中共文革般的闹剧？倒回去说，如果，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已然是一个民主国家，人民拥有批评和监督政府的权力，毛泽东又岂能恣意妄为？浩劫又岂会持续十年？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民主运动，包括中国八九民运，何曾以破坏该国文化、文物、古迹的“文革”似疯狂登场？何曾以大规模暴力、迫害和残杀的“文革”般血腥呈现？

 

李鹏本人，盛年历经文革。其养父养母（周恩来与邓颖超），亦是文革受益者。李处理八九民运，动辄对学生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阶级斗争意识强烈，恰好证明，李满脑子文革遗毒。通观李鹏日记，一口一个“文革”，用文革思维“解读”民主潮流，对请愿学生扭曲定性。疯人呓语，岂能不误国害民？

 

李鹏日记，再次坐实了他留给世人的固有形象：强硬派，极左，仇视民主，誓死捍卫“党的利益”，是策划和实施“六四”屠杀的主要元凶。

 

“六四”屠城，邓李合谋

 

至于邓小平部分，李鹏的书写，不过就是印证外界了然的事实：邓提出戒严和拍板镇压。李详细记录，学潮期间，在邓家中多次召开高层会议，证实请愿学生指控：邓垂帘听政。1989年，作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邓小平，在紫禁城外，在中国民众中，其支持率，已经接近于零；但在紫禁城内，在中共高层那个小圈子内，其威势依然压倒一切，压倒党的总书记赵紫阳。紫禁城内外截然相反的政治空气，反映中国政治的反常生态。

 

邓调动军队后，大概没有料到军队会受到民众群起阻拦，一时动弹不得。这一期间，邓忧心忡忡，最担心“军心不稳”。李鹏写道：“邓小平担心军心不稳，这是大问题。”“六四”屠城后，邓并不露面，直到屠城后第5天，6月9日，眼看局势已经完全处于掌控之中，邓才亮相，接见戒严部队干部。

 

日记首次披露邓在接见戒严部队干部时，讲的这么一句话：“如果是用坦克从人群中轧过去，就会引起全国的是非不清。”事实上，“六四”屠城中的主要情节之一，就是共军用坦克压轧人群。北京体育学院四年级学生方政作证，6月4日晨，方政随其他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撤离，行进到六部口一带时，共军三辆坦克从学生队伍背后冲进人群，方政当场被坦克辗断双腿。三辆坦克扬长而去之后，现场留下11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邓讲的那句话，仿如“此地无银三百两”，故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体现一个独裁者当面说谎不脸红的厚黑功夫。邓小平和李鹏，一个在后台，一个在前台，配合默契，形同父子，最后，都成为遗臭万年的“六四”屠夫。

 

长篇日记，隐瞒了什么？

 

声称要写出“事实”、“作为最重要历史见证”的李鹏，并没有完整的写出事实，比如，参与“六四”屠城的重要帮凶之一，当时的北京市长陈希同，其名字，竟在李鹏书中只字未提，仅在少数几处，以“北京市长”一带而过。原因无非是，陈于1995年在权争中失势，被江泽民以“贪污罪”下狱。李不便在书中再提到这个名字。不一而举。由此可见，李鹏日记，选择性的记录，有所暴露，也有所隐瞒。

 

隐瞒最深的，当推李与邓之间的秘密交流。当时，除了对李鹏，邓小平对中共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中的任何其他人，都不信任，或不完全信任，许多决策、交待、部署，极可能就只在邓、李两人之间进行，包括允许共军扫射人群、用坦克辗压人群、施放毒气弹等，极可能就是邓、李二人背着他人，所下达的密令。否则，远道而来的共军官兵，哪有那么大胆子，擅自作为？

 

李鹏暗示：江泽民是滑头

 

关于江泽民出任总书记前后经过，李鹏纪录：先是由陈云、李先念二老向邓小平推荐，邓于当年5月19日正式决定，并知会李鹏等“常委”。5月31日，江泽民再次奉召进京；次日，邓当面告知江，要他出任总书记。但江并不同意马上接任，以“党章规定”为由，婉转表示，要求“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他任总书记。”而很明显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召开“中央全会”。

 

江趁机提出：“在此之前，他不能以总书记名义对外，可先在中央担负一部分工作，熟悉中央的情况。”可以看出，江耍的是拖延战术。实际上，江仍然在左右观望。一方面，在党内，邓赵之间两条路线的纷争，还没有最后结论；另一方面，共军进京受阻，军队和民众，谁占上风，军心是否生变，都还不明朗。江坚持，一线工作仍由李鹏负责。李写道：“他一直要求我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大屠杀展开时，江呆在警卫大楼，坐观形势。直到一切都平息下来，6月23日，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才正式出任总书记。李鹏日记暗示，江泽民是滑头，看风使舵。

 

李鹏在日记中称，学潮开始后，赵紫阳的智囊们，“建议赵紫阳要与邓小平保持距离，争取民心。”李鹏日记虽没有提到江泽民的智囊们如何，但可以推断的是，江的智囊或手下，如曾庆红，给江的建议，极可能就是：在局势没有明朗前，不可轻易接过“总书记”这一烫手山芋般的职位。

 

卖力表演，实被利用

 

日记显示，许多时候，李鹏一人被推到前台，竟至于，“六四”屠城后，6月5日凌晨，只有退休老人王震一人，陪同李鹏到人民大会堂，为参与屠城的共军官兵打气。直到6月9日邓小平露面后，其他中共高层人物和老人才随同邓一齐露面（唯江泽民仍托辞不出）。

 

这个挽救了党、有功于党的强硬派代表人物，再重新巩固后的党内，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即便邓小平，对李鹏，也只是利用。镇压功成，邓并未对李加官进爵，而是把李单独叫到书房，说：你继续当总理。接着问：你看江泽民同志当总书记怎样？

 

在1998年的人大内部投票中，被内定转任人大委员长的李鹏，竟从“自己人”那里，得到200张反对票和126张弃权票，创下中共领导人内部得票率最低纪录。这正如，一个凶人，对外面人凶，也令内部人忌惮。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当年那个满脸横肉、在学生面前不可一世的李鹏，在党内，却当了“冤大头”。里外不是人。所谓：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

 

大量泄露“国家机密”

 

胡锦涛当局封杀李鹏六四日记，相信原因之一是，以中共自订的机密标准，李鹏日记，大量泄露“国家机密”。

 

1989年，邓小平所调共军，为民众所阻，无法进京，最后以隐蔽和乔装分散方式入城。此前，这些情节，止于人们的推测。而今，经由日记，李鹏透露：在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一带，确有“人防地下通道”，共军以隐蔽方式，经由这些地下通道，进入天安门。

 

李鹏日记，也间接证实杨得志等7名上将写信反对镇压的事实。李鹏日记还泄露，学潮后期，即便组成了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央“宣传小组”，但共军屠城后，“广播和电视台在这关键时刻，都没有坚决站到党和政府这一边。”李写道：“今天中央电视台两位播音员一反常态，有意身着黑色服装，不知他们为谁吊丧。”李鹏还哀叹：“在平暴之后，中国新闻媒介却鸦雀无声。作为中国政府主要通讯机构的新华通讯社，在平暴后的三天内，没有发布任何外文稿，全世界突然听不到中国的声音。”

 

李鹏强调“党的团结”，但在日记中，却泄露出这个党的严重分裂。不仅党的总书记赵紫阳，人大常委会中，多数副委员长、甚至委员长，都不赞成镇压学生。万里委员长外访回国后，被江泽民截停于上海，并塞给他一份由李鹏部属起草的文字，让他照读，算是表态。

 

孤注一掷，李鹏要拖众高官下水

 

日记中，李鹏毫不掩饰自己扮演的角色，固然出自他以为理所当然而顽固不化的一党专制意识，但非要公开出版不可，目的何在？李鹏要表白于世的，究竟是什么？

 

在这部长达近15万字的日记里，李鹏详细罗列了他发布戒严令、邓调动军队后，中共高层人物和各省、市、部负责人的表态，多数“拥护”（部分犹豫，部分含蓄表示不赞同），包括当时在地方任职的江泽民、胡锦涛和主持“中办”工作的温家宝等，均属“拥护”之列。这恰恰是李鹏日记，所泄露的最大“国家机密”。

 

原来，李鹏借此日记，警告后来的当政者：谁也别想为“六四”翻案，谁也别想提“平反”。你们当初都支持镇压，你们和我，都在同一条船上，休想把“六四”屠城的责任扣到我一人头上，谁想清算我，你们也跑不掉。

 

这是晚年李鹏的孤注一掷。在该书“前言”和“后记”中，李鹏再三提醒：“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告诫：“党的团结”，尤其是“领导集体的团结”，至关重要。这流露，党内外“平反六四”呼声的经久不息，让李倍感焦虑。正是出于这种焦虑感，迫使李整理出长篇日记，并急于公开发表。

 

然而，被李鹏视作“护身符”的这一重大“国家机密”，却留下漏洞：当邓、李作出调军戒严的决策和动作后，其他中共高层人物，以及各省、市、部负责人的表态，即便拥护者，也只是表态支持戒严，并没有表态支持军队对民众开枪、坦克压人、甚至大规模屠城。如果今日或日后的中南海当政者有意翻案，仍然可以凭籍这一漏洞，将屠城责任，尽数推到李鹏和已经死亡的邓小平头上。

 

诋毁赵紫阳，适得其反

 

李鹏日记，竭尽对赵紫阳的诋毁，仇恨情绪，弥漫字里行间。但却从反面突出了赵的伟岸形象。李透露：赵自始至终坚持与学生和市民对话，要求通过缓和方式化解官民分歧，进而提出“民主化”和“透明化”的前瞻性主张。有人指赵的儿子“官倒”，赵主动要求中央调查。期间，赵还提出“取消对领导同志的特殊供应”，这显然触动了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尤其那些养尊处优的“老人帮”，如邓小平等。赵的表现，在恶人当道的中共高层，难能可贵。

 

李鹏日记，把自己塑造成挽救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但，历史必将记载，对中华民族而言，那一年，在逆流滚滚的中南海，真正的中流砥柱，乃是赵紫阳。

 

连续废掉三任党主席或总书记的强人邓小平，留给中南海的残局，便是：邓之后的任何继任者，都属于弱势，都要花很长时间去巩固权力，几乎长达整个任期，于是，无心作正事；待权力巩固之后，任期已近结束，无心再有作为。换一届当政者，周而复始。

 

整个中国，靠惯性运作，当政者的主题，除了经济，还是经济。至于政治民主与社会开放等话题，连碰都不敢碰。对重商主义的中华民族而言，只要统治者不发动类似文革或大跃进那样的破坏行动，国民经济自然会积累式发展。只可惜，这个被新专制主义牢牢束缚的古老民族，如今，除了钱，还是钱，竟无从着眼那些人类普世的奋斗目标。在文明上，这个民族，被与世隔绝。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0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