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让生命随着岁月流逝

我做过出版,还做的不小,知道在纸面媒体时代出版的局限。网络使人人可以出版,大家平等,不须进入哪家的门槛。网络虽是虚拟空间,但不会是虚无,数码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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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忘记的

(2010-04-04 06:14:55) 下一个

未曾忘记的

         

四九年,顶着炸雷般的炮声,我领着五岁的妹妹,踏着上海里弄的石头路到医院去看妈妈。妈妈刚在那里生了小弟弟。

路上几乎没有行人,但总有胆大的孩子,从门洞里蹿出来,抱起地上散落的结成硬块的美国过期奶粉,向对面的墙上扔过去,留下奶黄的一块痕迹。空中响着断断续续的枪炮声,刚一沉寂,孩子们就又跑出来,在地上画格子,玩跳房子的游戏。一声巨响,孩子们嗖然消失了,只剩下我和妹妹在路上。妹妹紧紧的拽着我往路边躲。可是想妈妈的动力使我不顾一切的拉着她往前走。

弟弟是暮生,三个月前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在台北等待爸爸来过春节不幸爸爸乘坐的太平轮在台湾海峡遭海难丧生。太平轮是一艘由美国二战期间使用的货轮改造成的客轮,往返上海和台湾基隆港之间,战乱期间一票难求。轮船超载。爸爸倒不是和国民党一起撤退到台湾去,而是带着北方局刘仁给的特殊使命,说服他的好友,内蒙政府陆军参谋总长乌古挺起义,为和平打通河西走廊,解放新疆而奔走。他正是陪着乌的家眷去台湾的。得知爸爸的噩耗,妈妈选择不留在台湾。虽然她有可能留在那里,或者接受日本大学的聘请去教书。但是她选择回到大陆,回到新中国。这一选择,不仅是决定了她的,也决定了我和妹妹,还有肚子里怀着的弟弟的命运。

抱着丈夫有可能被搭救生还的一线希望,她带我们回到上海,寄宿在朋友王伯伯家。拥有太平轮的中联公司宣布破产,对死者几乎没有抚恤金,真是孤儿寡母,手无寸金。不巧婴儿又临产了。

跑到医院,见到妈妈,我就忍不住委屈地放声大哭。我小小的肩膀承受不了。可妈妈呢,她也只有二十八岁呀,刚刚失去了丈夫,要独自一个人接收这个小生命。人们说女人临产时是感情最脆弱的,最需要别人的关怀和照顾。我那时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妈妈是我的保护者,妈妈是强大的。

我在妈妈的羽翼下,一点没有妈妈的坚强。回到北京,曾为知名作家的妈妈只找到了一个在中学教语文的工作。她照料着一家四口的温饱。上小学不久,我就考上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儿童班。在那里学跳舞,学表演。约定妈妈每周三中午来看我,因为每周日才能回家一次,对我来说是太长了,忍不住要想家。妈妈刚刚换了工作,到了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做编辑,因为工作或外出采访不能如约到达,我就开始哭,一直哭到她出现为止。我可以撒娇、任性,因为我有自己的、爱我的亲妈妈。妈妈小时候却不能,她的亲妈妈被掌家的娘撵出家门,不知下落。她给自己取的笔名是“梅娘”正是“没娘”的谐音。我那时还不懂设身处地的为她着想,因为她是我的妈妈。

十一岁时我出演了儿童片《祖国的花朵》中的中队委员。那时儿童片不多,我们就成了孩子中的佼佼者,经常参加国际儿童联欢,给外国友人献花等荣耀的活动。妈妈每次都精心打扮我,她总能想出与众不同的花样,使我显得分外美丽。她没有流露出一点愁容和痛苦,虽然那时“肃反”运动已经开始,她被冤枉地定为“重点审查对象”,每天要交代问题、做检查。她在四十年代用青春的呐喊,写出的反封建、反压迫的文字,被当作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甚至黄色的东西来批判。她在日本帮助爸爸,变卖首饰给八路军买药、送药的爱国行动,被说成别有用心。爸爸为地下党工作,被说成是特务,而妈妈是负有特殊使命潜回大陆的“特务嫌疑”。我后来从自己的经历中懂得,这种委屈和冤枉是锥心的,知识分子视清白胜过自己的生命,其不可忍受之辱能使人沥血。古人喊出“士可杀,不可辱”,只有当自己身临其境时,才能真正体会。妈妈把这一切都承担了,都挡住了,没有一丝压力落到我的头上。我照常欢歌燕舞。妈妈看到我这样健康、幸福的成长,大概是她内心最大的安慰。她不愿让我们重复经历她在就社会遭遇的种种不幸,满怀信心把我们带到新中国,为此她忍受了这不该有的冤屈。

十五岁那年,我为参加夏天即将举行的北京市游泳锦标赛,在太阳宫游泳馆加紧游泳训练。晚上骑车回家,邻居惶惶地告诉我:你妈妈被公安局的人带走了。这对我实在是太突然了,妈妈不肯让我分担她的痛苦和不幸,我竟然对发生的事件一无所知,毫无思想准备。事后,她的单位农影通知我们三个孩子,她被划为大右派、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被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了。当时妹妹十四岁,弟弟只有九岁。一向脆弱、娇骄二气的我,不知怎么,从内心滋生了酷似妈妈的力量,养育妹妹弟弟的担子,由我一肩挑起。这次我甚至没流泪,也没向任何人开口求助。

得到妈妈的来信,是半年以后了。信纸上传来她一如往日的温馨体贴,只简单地叙述了她在那里生活和劳动都很好,不让我知道她的艰辛。说是给我织了图案漂亮的毛衣,她会托可以出来探亲的队友捎给我。不谙世事的我真的以为她只是在一个普通的地方,盼望着什么时候能去看她。直到那一天,骑了二十里路的自行车,赶到她所在的马甸北苑农场,才体会到被专制的冷酷和屈辱。去那里和探监没有两样,持枪的兵把守着大门,上面有类似炮楼的瞭望台。这里没有人把我视为三好学生,能够光荣的站在国庆游行的彩车上,走过天安门。我只是犯人的家属,他们天经地义的对我们呼来喝去。我给妈妈带去了一罐炸酱,先在外面被检查过了,然后依次排队进去,被告知只能交谈十五分钟。在一条长长的木桌子一边站定了,等待着妈妈和其他劳教人员被带出来,每次十几个人。妈妈出来了,她瘦多了,眼睛深深的凹进去,被带到了长条桌子的另一面。我们隔案相望,连手都不能碰一碰。我又禁不住哭了。妈妈笑着安慰我,问弟弟妹妹怎么样?我哭得更凶,说生病的妹妹被民政部门送进了清河疗养院,其实那里是收容孤苦老人的养老院。大概因为有医生护士吧,也把生病的、无家可归的人收容进去。妈妈眼光黯淡了,我忙说,妹妹还不错,我每星期日去看她一次,她要我给她带油饼和柚子去,我骑车差不多要两小时。妈妈从兜里掏出了几块钱,说是她几个月攒下的劳动津贴,让我带回去。我还没来得及把钱推还给妈妈,时间就到了。一声哨响,他们就被带走了。我迟迟不肯动,后悔为什么又哭,只谈了自己这边的事,还没来得及问妈妈到底怎么样?

后来在妈妈的坚持请求下,她被允许去看了一次病重的妹妹,给她带去了一个大柚子,掰开了,一瓣一瓣喂着妹妹吃完。没过两个月,妹妹就病死了。只有我一个人被通知去了。妹妹干瘦扭曲的身体,缩得像个六、七岁的孩子,脸是青的。我知道妹妹由于运动神经失调,吃饭时连勺子都放不准到嘴里去。那里的护理人员对她不耐烦,同房的人也欺负她。我哭得不行,我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同意把她送到这种地方。我应该辍学,自己照顾她。再次见到妈妈,我又哭了。妈妈为不让我难过,反而表现平静。我又被安慰着。按理说我应该懂事,该被安慰的是妈妈。

妈妈后来要求我,不要每月都去探视她了,她很好,所发的劳动津贴也被允许去买些生活日用品,叫我不必惦记她。我不知道个中究竟。听惯了话的我,只是按照她的要求去做。1962年初,她被保外就医,我才知道她的肺结核病很严重。她是怕传染给我,宁肯不见我。妈妈的防范救了我。高中毕业时,我查出了肺上有阴影,后来拍了X光片,说是已经钙化,才被允许毕业,投考大学。

我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若不是鬼使神差,就是因为主考老师的善良、惜才和对考生的一视同仁。我佩戴着“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徽,走在路上,搭乘公共汽车时常常招来好奇、羡慕的目光。我又变成青年中的佼佼者了。妈妈在替人家当保姆。星期天放假,我就去妈妈那儿,帮妈妈洗净一盆一盆的衣裳。妈妈在街道做绣花的活计,每小时能挣一毛钱,我也学着飞针走线。妈妈去火车站当脚力,扛冬储大白菜,我也替她去干点。那一包包冰冻的大白菜,少说也有一百多斤,压在背上,沉得直不起腰,冰得背生疼。走上几趟,两眼冒金花。我去,是蜻蜓点水,妈妈可是每日每天。她的肺结核还没有全好,因为弟弟的肝硬化,脾脏肿大要住院。我在大学没有收入,她除了要挣出两个人的吃喝,还要挣出给弟弟治病的钱。妈妈从没有怨言和呻吟。我当时也二十岁了,成人了。我是否应该停学去工作,帮助家里度过难关?这问题在其他的家庭可能会自然的提出来,可妈妈从来没有想过,她自己去克服一切困苦,却不肯动我分毫。我被妈妈呵护着,尽管我早已到了分担家庭重负的年龄。

社会对妈妈的所有碾压、打击,也重不过我在“文革”中要与妈妈划清界限的那一击。后来很长的日子里,我都想回避这一问题,想给自己找到解释。但我的良心明白,这里没有解释。什么解释都是苍白的。我已经做了失去人性的事。越找解释,就越见人心的残缺和丧失。我一向认为自己善良,乐善好施,菩萨心肠,却对自己妈妈施下最恶,最无人道的丑行。我一向奉行“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处事之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事之道,为什么没有实现在自己妈妈身上?党可以不了解我妈妈,社会可以不了解我妈妈,我不可以说不了解我妈妈。我那时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去辨别?为什么不能抗拒潮流?妈妈顶住重压二十年,我为什么连几年都顶不住?最伤人处,莫过于至亲至爱对自己的怀疑,不信任,误解,以致划清界限,视为路人。为了在社会上,在组织中得到别人对自己的一点点信任,不惜伤害自己的母亲,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不惜先革了自己亲人的命。不能因为此种情况在“文革”中比比皆是,就姑息开脱自己。如果人人都能有不泯灭自己的良知和良心的定力,“文革”的灾难就远不会达到这样的深入和广泛。

从二十八岁到八十一岁,生活的残酷和凛冽并没有摧枯妈妈温婉细腻的女性情怀,她热情的天性一度被迫掩埋,佛去尘埃仍然恣意奔放。她胸怀宽厚,悲天悯人,一切从大处着眼。她含辛茹苦,并不企盼儿女知情。她的给予从不期待他人报偿,从不强求别人听从自己,即使是自己的孩子,也允许他们自己去认识。哪怕执迷不悟,她也会等待,再等待。她从青少年时代开始笔耕,至今勤奋不缀。她将会得到理解,得到回应。她的作品一版再版,证明了这一点。向她回眸的读者,静下心来倾听她的娓娓细语,审视她的作品所反映的时代,将深深体会到那个时间段所饱含的沧桑。

200110月为文汇出版社 学生阅读经典《梅娘》一书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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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Alter 回复 悄悄话 跟随着你的述说,我在字里行间重温了那段是非颠倒、厄运满天飞的可悲岁月。你家母坚韧、睿智、宽厚,自当是中华女性的骄傲和表率,令我敬佩不已!你在小小年纪就不得不承受了那么多的苦难,我深表同情!我比你年长几岁,受的苦和委屈没有你多。你的序言让我再次想起总是在萦绕在我脑际的问题:这个“社会”为什么就那么容不下知识分子呢?
有水一池 回复 悄悄话 文革的事您不必太过内疚。社会环境的压力绝大多数人都承受不起。以您对姥姥现在的呵护关心,她老人家心里一定是月霁风清、了无障碍。
beautyjs 回复 悄悄话 孙嘉瑞's daughter
yayajuju 回复 悄悄话 看完后,泪洒衣襟,久久不能平静。很荣幸,路过这里。请继续写,多多地写。荣辱不惊,心洁品高,向您的母亲致敬。我们要的是有血有肉的真历史,而不是掩饰过洗刷过的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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