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小刘文生
冷明
文生与我同庚，我们同一年降生在古树参天的四川会馆，从记事起我们就整天腻在一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还没有起飞前，北京有过一阵无政治运动的空档期，大院人安居乐业，前所未有地成立了幼儿园。幼儿园设在四川会馆西院，院子中间是一片空场，青砖铺地，往北十几层高台阶，廊檐下是宽敞的大戏台，台下东西两侧摆放着一对大香炉，老槐树下横卧一块大石碑。穆大爷家、文生家、肖远威大哥家住在戏台上的几间房子里，何奶奶家和我家住在南厢房，北厢房曾是“新中国第一克格勃”的闵步瀛家。
小时不知触动了我哪根神经，突然成了故事大王，在幼儿园小朋友们用一圈小板凳围住我，听我讲永无穷尽的“一千零一夜”。好景不长，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少年的我突然哑火，何止是哑火，甚至有些口吃，不敢当众说话，尤其不敢在大庭广众下讲话。小小的年纪，只要有人当面提到“反革命”三个字，如五雷轰顶，头晕目眩，眼前一片漆黑，类似一次癫痫小发作。“血统论”大概从那时起盛行，什么都要讲究“出身”，上学、工作、入团、入党、参军、搞对象、娶媳妇，我父亲被打成了“反革命”，我不自觉地给自己戴上了这个紧箍咒。
在草原生活了22年，1990年我回到北京工作，一些单位请我去讲课，我毫不费力，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天生我才必有用，何惧之有，这时才明白带给一个少年的“恐惧”为何物。
三面红旗飘飘的时候我父亲被打成反革命，饥饿成了我最深刻的记忆。每个星期天，我可以跟上文生到西四看望他姥姥，文生的姥姥姥爷是大连人，一口东北音，独住一套小四合院，三年困难时期，每天饥肠辘辘，巴不得有个地方找到些吃食，姥姥家窗明几净，红木家俱古色古香，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小外孙每次去他们都会欢天喜地，管吃管喝，慈祥的老人知道我们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从没嫌弃过我次次不落地蹭吃蹭喝，临走还会给一两毛车钱。有了钱，我俩什么都不顾，先买两根冰棍好好解解馋，从西单坐车到宣武门五分钱，如果从西四或缸瓦市上车就要一毛，钱不够，买张五分的票，多坐两站，到了宣武门，不等车停稳，赶紧挤下来。文生父母从来不给他零花钱，去时两个七八岁的孩子满怀希望，也不知道累，风尘仆仆一路走过去，回来时让我们觉得西四到宣武门实在太远，有一年冬天我俩用坐车钱看了电影，天黑了，我们不管不顾从西四上了车，偌大的公交车乘客寥寥无几，售票员望着我们，买票呀学生。我俩低着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好不容易到了站，听着售票员的讽刺挖苦，匆忙跳下车。
上了小学，西院的幼儿园逐步扩大，戏台上的人家搬到了下斜街，离的远了，也不影响我们经常走动，文生爸是下斜街王麻子刀剪厂的技术员，顶梁柱，文生妈高个子，夏天穿着漂亮的布拉吉连衣裙高跟鞋，是槐柏树幼儿园园长——那可是平民百姓可望不可及的市委干部子弟专属幼儿园。文革一开始，文生家首当其冲，爸妈被揪斗，他妈一头长发被剃成了秃瓢，打的满脸花瓜，在第一批抄家高潮中被红卫兵扫地出门。
文生哥哥师范学院毕业，在远郊区平谷县中学当老师，一家人被赶走，文生却固执地留了下来。少年刘文生长大了，宽宽的肩膀，方脸阔鼻，浓眉大眼，头发微微自然卷，体格健壮，相貌堂堂，是个标准的美男子。他偶尔露一面，我们知道他姥姥出身大资本家早被抄家轰走，母亲问他住在哪儿，吃什么，他眉头紧皱一言不发，母亲一定要留他吃饭，好像吃过一两次，多半坐坐就走。文革来了，停课闹革命，我们中学生就是习武摔跤找茬打架，我长期吃不饱，营养不良，身体越发瘦弱，只有被人欺负的份，不久，江湖上传来消息，风华少年刘文生在校场口一带扬名立万威震八方。他对我说，谁欺负你告诉我，看到他满是仇恨的眼神我不寒而栗，相信他在这一带天下无敌。
1968年我怀着报效祖国永远忠于毛主席的崇高理想（主要是找饭辙）到草原插队，听说那一年文生也走了，去了山西。
79年我父母平反回京，文生的父亲也回了北京，劫后余生，互相探问，文生妈在文革中被批斗羞辱，轰到农村后贫病交加，早死了，文生插队十来年，大返城回京，落在平谷，找个当地姑娘结了婚。文生爸找厂子要求落实政策，厂里说没房，文生爸说，人走茶凉，那时候厂子离不开我，什么技术革新、管理设计全靠我，现在人家说了，又不是厂里轰你走的，上哪儿讲理去。
翩翩少年窈窕淑女一晃成了爷爷奶奶，街坊发小一呼百应欢聚一堂，追忆失去的青春，找寻童年的“幸福”，大槐树、露天电影、石碑、石猴、黑漆大门、戏楼、魁星楼、大杂院、小胡同，一切都成了美好的回忆，唯独不见刘文生。文生，你知道吗，用不了几年储库营上斜街下斜街校场口也许就不复存在，四川会馆也会永远消失。
2016、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