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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人民大学教授蒋荫恩之死,“那个家伙是谁”??

(2018-04-16 08:44:39) 下一个

”突然,一个家伙跑过来,嘴里嚷嚷着,大特务,反革命,死了拉倒!他手里拿着一根绳子,一下子就冲到屋里,把绳子套在蒋老师的脚踝上,打了个结,就使劲往外拉。“

这个“家伙”, 如今也应该是七十开外的老头了, 到底是谁?作者应该是知道的, 但不说出来,这就有点意思了, 好比打死卞校长的那几位女红卫兵, 就是没人敢说出是谁。-转载者

 

 

--作者:张宝林

 

张宝林,1947年出生,高级编辑,资深媒体人,残疾人事业理论工作者,作家、书法家。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0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78年),文学硕士。历任人民日报记者、人民日报市场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海外版二版主编、中国物资报社长兼总编、华夏时报社长兼总编、中国残联理事兼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兼秘书长、法人代表。曾受聘担任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2000年后,从事残疾人事业研究,参与中国残联重要法律法规、文件、讲话起草,业余撰写大量论文、杂文、散文、诗歌及其他作品。著有杂文随笔集、人物传记、诗集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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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荫恩教授。

 

(一)

 

1968年4月7日中午,我刚吃完饭回宿舍不久,忽听得窗外一片嘈杂,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出去看个究竟。

 

新闻系宿舍在人民大学的南一楼。南字头的楼全用灰砖砌成,两层,好几栋,一模一样,后面几栋依次叫南二楼、南三楼……语文系、经济系、党史系的宿舍都在这里。这几栋楼离学校西门很近,南面紧挨着大操场。

 

小楼朴实无华,东西两头和中间有楼梯,每个楼梯下的斜角,都隔出一个小杂物间,放些笤帚簸箕之类。靠南边有宽大的走廊,隔三四米一根柱子。一层的走廊高出地面一级踏步。二层走廊的外沿有半截隔墙,宽宽大大,中间还留着一排十字漏窗。

 

走廊的北边就是宿舍,一间挨一间,每间有一窗一门,从东向西连续编号,总共大约二十间。房间不小,放四张双层单人床还富裕,住八个人没问题,但是只安排五六个人,空铺放箱子。中间一人一桌,对着拼成一个大长桌。

 

我的舍友有杨义、王汉文、姜文斌、邬善康、李佳金。屋里冬天烧煤炉,夏天穿堂风,住着还是很舒服的。楼中间,有厕所和水泥盥洗池。池子半人高,一圈水管子。

 

我从1965年考进新闻系,已在这个小楼生活了近三年。可惜的是,从1966年6月革文化的命起,我们就不上课了,整天“斗批改”,瞎胡闹。

 

我之所以这么详细地描述小楼的结构,是因为接下来要叙述的事,与这个楼的结构有重要关联。

 

我当时住在二楼东边,出门一看,走廊里已有不少人,而且东边的都往西边走。

 

 

1960年代人大新闻系学生的讨论会。

 

“谁啊?”“谁啊?”有人问。

 

“蒋荫恩。”

 

我一听,知道大事不好,又有人出事了。

 

文革以后,造反派闹出了不少事。已有好几个老师自杀,包括当过朱德秘书的副校长孙泱。

 

我挤到西边,只见大家围在15号宿舍门口,从门缝里和窗户往里张望。可是,门窗里面都贴了白纸,什么也看不见。

 

互相打听,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原来,就在前几天,系里专案组找系副主任蒋荫恩谈话,说他的历史问题严重,还有人揭发他是“国际间谍”,要隔离审查。文革一开始,蒋老师已被打入另册,经常和系主任罗列、总支书记洪一龙、“反动学术权威”甘惜分、方汉奇等接受红卫兵的批斗。有时斗争校一级的领导,他们还得陪绑。

 

不过,那时候,批斗完了,还允许回家。这回,谈完话,就把他安排在这间空宿舍里,形同禁闭。

 

那天早上,没人注意他起没起床,中午才发现他半天没露面。专案组的人敲门,也无人应。这才急了。消息传开,系里系外,好多人都跑来了。

 

没人敢轻举妄动。忙乱一阵后,有人从门上气窗爬进去,开了门。我看见蒋荫恩老师挂在北边窗户的把手上,头歪着,身子还是站立的。人们把他放到地上。下午两点多,警察来了,拍了照。

 

蒋老师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我大着胆子,进屋看了一眼。老师的脸色有点发黄,舌头堵在唇间,并没有吐出来,颜色已经发紫,眼睛微张,不肯瞑目。我心里一阵阵发紧。

 

这事该怎么办,好像都不知道,也没人管。蒋老师就这么在地上躺着,忘了是谁,在他脸上盖了一块白色的手帕。

 

 

北大燕南园55号,这里曾是前北京大学总务长、新闻学教授蒋荫恩居所。

 

(二)

 

这件事,顿时成了南一楼议论的焦点。我回到宿舍,发现屋里多了好几个外系同学。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有个同学看得比较细,说蒋老师是把被单撕开,拧成绳子上吊的。有的同学说,人死不能复活,不管有多大罪过,也不该自杀,家人怎么办啊。

 

我心里放不下,又出来看看这事究竟怎么了结。突然,一个家伙跑过来,嘴里嚷嚷着,大特务,反革命,死了拉倒!他手里拿着一根绳子,一下子就冲到屋里,把绳子套在蒋老师的脚踝上,打了个结,就使劲往外拉。

 

干嘛?拉哪儿去?大家都很吃惊,但谁也不敢吱声。牛鬼蛇神、国际间谍,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这些都是现成的词儿,谁敢表示一点同情?

 

这家伙一边拉,一边继续骂骂咧咧。遗体本来头朝着门,他一拉,就转了个,变成脚朝门了。脚拉出来,腿拉出来,上身也拉出来,再拉,两只胳膊卡在门框上,拉不动了。只见这家伙一使劲,咔嚓一声,一只胳膊折了,整个身体也拉出来了。我真想骂一句“畜生”!但还是没敢。

 

遗体被拉到中间的楼梯口,这家伙犹豫了一下,自己先下了几级台阶,再一使劲,蒋老师随着被拽下楼。这时候,盖在脸上的那块手帕掉了,老师那颗清癯瘦削的头颅,一颠一颠地磕在台阶上,头朝下被这个王八蛋拉到一楼。

 

我和几位同学跟着下了楼。蒋老师的衣服已经被拉得卷了起来,露出了肚子,断了的那只胳膊,夸张地张扬着,摇晃着,像是在抗议。蒋老师的身上、脸上全是土和划痕,头发披散着,也沾满了土,惨不忍睹。

 

谁知事情还没完。这家伙竟拉着尸首一路往操场方向走。他大概是要把蒋老师扔到操场去。        

 

这时候,楼下已聚了不少同学。大家都亲眼看见了这悲惨的一幕。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生前挂黑牌,戴高帽,低头弯腰,游街示众,受尽侮辱,死后遗体还要被丧尽天良的狂徒如此作践,天理何在啊!

 

我心里正骂着,王八蛋又转回来,把遗体放在楼前,绳子一扔,走了。

 

蒋老师的遗体,后来被暂时塞在东边楼梯角落那间装扫帚簸箕的小屋里。我似乎记得方汉奇老师也帮助抬过尸体。那间小屋,归方老师分管,因为扫帚簸箕都是他的部属,几间厕所也是他精心照管的领地。过了好长时间,他家里才来人,把尸体运走。

 

这个罪恶的场面刻骨铭心。49年过去了,只要回忆起这件事,一幕幕恍如昨日。我也不会忘记那个丧心病狂的家伙。但是,非常奇怪,我十分清晰地记得他那些暴虐粗鲁的动作,但却回忆不起这个家伙究竟是谁,脑海里是脖子以下清晰,脖子以上模糊的怪物。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是系里某个年级造反派的一个小头头。那几年,这样的人随处可见,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口号喊得最响,打人出手最重。

 

是什么样的魔障进入他的心灵,让他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是什么样的“信仰”扭曲了他的理智,让他成为撒旦而不自知?他一定觉得自己特别勇敢、特别正义,是最最纯粹的革命战士,正在以实际行动捍卫心中那轮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吧!

 

不知道这段历史后来有没有得到清理,也不知这个造反派小头头有没有受到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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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荫恩担任最后一任系主任的原燕京大学新闻系所在地。

 

(三)

 

我们这届70届学生,是文革前最后一届,1965年入学,只念了一年书。我们上面最高的是66届,随后的67届没有招生,下面是68届和69届。我和系里的很多老师都不熟悉,因为没有机会上他们的课。但蒋荫恩老师,我还算熟。

 

1965年夏天,我刚入学没几天,突然有位戴眼镜的老师到我的宿舍,一进门就问,哪位学生叫张宝林啊?他一口江浙口音,我听着很亲切,因为我是上海考来的。

 

但是,他怎么会认识我呢。我问他。他说,我叫蒋荫恩,蒋介石的蒋,树荫的荫,恩情的恩。我看过你的试卷,你的字写得很漂亮,小时候练过吧?我喜欢写毛笔字,练过几年,还参加过上海青年宫举办的青少年书法训练班,这些,我都告诉他了。

 

他对着我和其他几个同学说,把字写好很重要,现在人们不太重视书法,其实这是中国的国宝,要多练。他还说自己也是书法爱好者,以后多交流。

 

这是我第一次见蒋老师,当时还不知道他是我们系的副主任。他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给我的印象很深。后来,我见到的蒋老师,总是衣着得体,举止端严,说话不紧不慢,有一种贵族气质。

 

文革中,哪怕是上台挨斗,他也不卑不亢,我从未见过他颓唐的样子。也许,正是这种高雅的气度,洁身自好的秉性,才让他就毅然决然拒绝更加屈辱的“隔离”待遇,宁为玉碎,不作瓦全。

 

我后来才知道,蒋老师其实大名鼎鼎。

 

蒋老师生于1910年,浙江慈溪人。早年就读于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 1935年毕业后,因成绩优秀留校任教。1936年初到天津《大公报》任编辑,后来还到《大美早报》《大公报》桂林版当过编辑和编辑主任。1942年起,投身新闻教育事业,先后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副教授,教授。

 

1948年,蒋荫恩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从事研究一年。1949年10月回国,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系主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蒋荫恩先后出任北京大学总务长、校办主任,兼中文系教授。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人民大学新闻系,他任系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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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大并入人大的部分新闻专业老师,包括方汉奇、甘惜分等知名教授。

 

蒋老师年轻时是名记者,撰写并翻译过大量新闻、通讯、评论。他还得到过中国报业的宗师张季鸾先生的亲传。他到天津大公报工作的第一天,张季鸾就把他叫到办公室,对他说,办报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没有信仰和热情,断不能成功。

 

他回忆上大学时见张季鸾的情景:“百十个青年围坐在燕京大学临湖轩的大厅上,除掉阳光透过树叶射到地板上的一点闪烁外,空气静肃得几乎听到各人的呼吸,大家似乎在等待什么。忽然,门呀的一声,走进一个人,矮小、瘦弱,不使人感觉什么。坐下了,开口了,可不同哪,健谈、渊博、诚恳,而且精神焕发,态度闲逸。五十几分钟的话,大家听完了还想听。可是,门呀的一声,这位矮小、瘦弱的人,又走出去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季鸾先生。从此,他的神逸、潇洒的风度,精邃风趣的谈话,就深深地刻画在我印象上了。”

 

一个成功的报人,为了培养后进,毅然投身新闻教育事业,除了行政管理工作,他教过新闻理论、报纸编辑、新闻采访与写作、广告学等许多课程,可谓新闻领域的全才。他培养的学生,许多成为名编辑、名记者。可是,在新闻系,蒋老师却从不张扬,许多学生甚至不知他这段历史。

 

文革后,蒋老师获得平反。他的名字列入《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新闻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新闻事业的后继者,不会忘记这位先驱,不会忘记这位殉道者。

 

(2017年2月18日)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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