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春天的故事(小说) BY 过耳风

春天眼看又到了。跟往年一样，花园里的野李子树刚刚开始打出花蕾，我就蠢蠢欲动，坐立不安，忍不住要找个人来谈谈爱情。

我跳进车子，一踩油门，就开到我师兄的画室门口了。

我师兄神色严肃地站在一幅巨大的画布跟前，身上穿着一件七彩斑斓的工作服，看见我进来，只是稍微抬了一下眉毛，就又把眼球转移到那幅大画布上面去了。这一点说明我师兄是个真正的艺术家，因为唯有真正的艺术家和疯子才能够对于一切违反常规的事情不感到意外。

我受到这样的待遇，倒也并不觉得委屈。我自顾自地脱掉外套，挂好提包，又跑去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茶。这种宾至如归的情形，好像我每天都到我师兄的画室报道一样，其实我上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还是一年以前，在中文学校的春节联欢会上。这一点说明群众对我的评价是正确的，他们说我是个疯子，因为我不可能是艺术家。

我站在我师兄身后，百无聊赖，只好拿眼睛去看墙上挂着的画。那张画有三米多高，大概还未真正完成，上面横七竖八的堆满光秃秃的山头，四处飘飞的垃圾，凌乱的建筑工地，画面色调灰暗，光线怪异之极。

“你觉得怎么样？”我师兄突然掉过头来问我。

“这是些啥啊？”我毫不客气地反问他。

“环境嘛，中国的环境！”我师兄万分不屑地看着我： “我的下一个主题就是中国的环境，室内环境和室外环境。”

我努力集中精神，定睛在那幅巨型水彩上头搜索了两分钟，仍然没有看出个所以然来。自从我师兄跑到国内某个美术学院去做客座教授之后，他就开始画一些某名奇妙的东西。比如说去年春节他送给我一本画册，内容是他在国内展出的新画。我看见里面有几张坐在马桶上或者蹲在马桶旁边的半裸女人，当时就非常诚实地问他：“这样的画买来挂在哪里呢？挂在厕所里吗？可是谁家厕所有这么大一面墙呢？”

从那以后，我师兄就再也没有主动请过我去他的画室喝茶了。

想到上一次的遭遇，我暗暗告诫自己要小心一点，毕竟我是有求于他。

这时候我师兄拉了一下垂在墙角的一根绳子，从画室上方缓缓降落下另一张裱在木板上的大水彩来。

“这是我的另一个主题。”他得意洋洋地说，脸上露出一点不怀好意的坏笑来。

那幅画倒是一目了然，画的是一间大房子里，坐着躺着横七竖八一大堆裸体女人。

“中国目前是两种资源浪费，”我师兄看见我满脸茫然的蠢象，痛心疾首地提醒我：“一种是环境资源，另一种是女人资源。”

我心里顿时“咕咚”了一下。

“女人资源浪费？”我说，故意装得很天真的样子：“嗯，这个题目很深刻啊，说来听听。”我知道艺术家都比较好为人师，我师兄当然也不例外。

果然他的心情有所好转，他甚至给我找了一把椅子，让我坐下，又往我的杯子里续了水，然后自己端着一杯茶，坐到一个装水彩的铁皮桶上去，开始给我讲一个电线杆的故事。

一个大学男生没有女朋友，有一天带着五百块钱到电线杆下找人打炮，不到十分钟，一辆大奔驰在他身边停下来，车窗摇下来，露出一张女人的俏脸，问他：多少钱？答说五百。女人又问：四百行不行。男生说当然行，心里奇怪，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让做鸡的良心发现，硬要贱卖自己。

我师兄讲到这里的时候，故意停下来，满脸的故弄玄虚，想卖一个关子。但是我突然间觉得索然无味，我站起身，告诉他我要回家了。

这回我师兄有点吃惊了，他竟然送我到大门口。

“哦，”他终于想起来了：“你突然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想了一下。

“什么事都没有，”我说。

我真的已经想不起为什么来找他了。

二，
“你听说过电线杆的故事吗？”我问吴成。

我和吴成面对面地坐在一家咖啡馆里。

这一年来，我和吴成总是在坐咖啡馆，各种各样的咖啡馆，天气不好的时候在室内，天气好的时候在室外。当然这样说起来，很容易让人误解我和吴成约会频繁，其实吴成一年里面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中国，我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

但是这一点，群众根本不关心。他们听说我和吴成仍然在坐咖啡馆，不禁义愤填膺。群众愤怒的原因有两条：第一，为什么一年过去了，我们两个仍然贼心不死，不顾廉耻，勾勾搭搭？第二，既然我们不顾廉耻，勾勾搭搭，为什么迄今为止，除了在咖啡馆干坐之外，一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

这两条原因相辅相成，群众自己也不清楚哪一条更加重要。对于群众的愤怒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实际上，我早已经意识到，这样干坐下去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我和吴成之间的那一点点微妙的情绪，正在被一杯又一杯压缩浓咖啡越冲越淡。当然更重要的是，猪年一过，我们又老了一年。今年第一次见到吴成的时候，我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他神态疲惫。

“在国内太潇洒了吧？”我当时酸溜溜地问他。

这个问题我当然不是第一次问他，吴成照例暧昧地笑着，伸手拿过我放在桌子上的纸烟袋，非常熟练地卷好一支烟，递给我，又拿打火机帮我点燃。

“我一直在担心，”他避重就轻地说：“怕忘记怎么给你卷烟了。”

由此可以看出，吴成一如既往地是个情场老手。对待他这样的人，我向来都是束手无策，只有听之任之。这也是为什么我虽然不喜欢喝咖啡，却仍然要跟他去坐咖啡馆的原因。

“你听说过电线杆的故事吗？”我问吴成。

就在我提出这个问题的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了有什么地方不对。

以前我们坐咖啡馆的时候，总是吴成给我讲故事。这些故事大部分是关于他和他的数不清的艳遇跟女人。男人跟不是自己太太的女人讲他和别的女人的故事，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一种炫耀，另一个是一种暗示，表示一种可能性。而女人愿意听男人讲这样的故事，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表明一种接受的态度，另一个是某种心理上的满足——打败假想敌的满足，因为不管故事里的女人多么了不起，这个男人最终还是坐在自己身边。

但是这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吴成已经很久没有给我讲过故事。实际上，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经常处于相对无言的状态，好像一对结婚多年的老夫妻。

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作为一个情场老手，吴成一下子就捕捉到我情绪上的变化。“你怎么了？”他半个身子俯过桌面，轻声问我。

“我们两个完蛋了，”我万分沮丧地说：“你都不给我讲故事了。”

吴成笑起来。“你不是迷李安吗？”他气定神闲地说，把他的右手缓缓盖到我的左手上来：“你看我们象不象李幕白和俞秀莲？”

假设换了平常，我一定会哈哈大笑，笑到岔过气去，然后吴成就会说：“我喜欢你大笑的样子。”但是这一次我没有笑，像群众一样，我也是个喜新厌旧的人，对于一个反复上演的场景，终究会感到乏味。所以我只是叹了一口气，什么都没说。

吴成毕竟是吴成，看见我这样，他立刻收起脸上开玩笑的表情，定睛望着我。

“今年你好像特别伤感，有什么不开心的地方吗？” 他问我，一幅万分关切的样子

他的右手覆盖着我的左手，故意加了力，我不由得低下头去，泫然欲泣。后来电视里播放“卧虎藏龙”德文版，我仔细再看了一遍，发现这个场景果然跟电影里非常相似。

三，
我也意识到今年自己特别伤感。

冬天的时候，我们这个城市流行抑郁症。我的朋友安妮就是在这个季节去世的。

安妮出车祸之前，我们曾经通过几封邮件。安妮在邮件里说：她感到很疲劳，很想找一个地方逃避一下。于是我劝她去休假，也许一个人去一趟中国，重访一下那个她渡过几年青春好时光的城市。安妮是个德国人，她曾经在中国学习汉语。

但是安妮说不行，她说对于她来说，唯一的逃避就是爱情。因为只有在爱情里她才能够彻底放开，无所顾忌，因此得到完全的自由。对于这种自由的感觉的向往，几乎要使她发狂。

我回信提醒她不要忘了她的丈夫和孩子。我说爱情不过是一场幻像，一种自欺欺人的感觉，何况偷情这种事情，弄不好很容易鸡飞蛋打。我劝她找一件具体的事情来做，比如像我一样，上网写写小说，跟男马甲们打情骂俏，这样起码可以保证自己全身而退。

安妮在她的回信里对我进行了无情的嘲笑。她说像我这样才是自欺欺人。她说我其实是一个懦弱的人，所以需要依靠写小说来把自己打扮得很有勇气。安妮又说：这十几年来她不想见我，因为我跟她的丈夫一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务实主义者，我们对待事情的那种务实的态度，常常会让她感到受伤。虽然这十几年来她一直努力想要变得务实一点，但是现在她终于放弃了。因为她突然意识到自由的感觉是那么美好，哪怕为之献身也在所不惜。

我在读她这封信的时候，心里很有点受伤的感觉。我认识安妮已经将近二十年了，但是我们两个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间没有见过一面。我一直以为我们能够维持一种书面上的友谊，是源于我们本质的相似，这一点，她心里应该是很清楚的。没想到原来在她眼里，我竟然是这样一副模样。

我虽然被安妮的态度激怒了，但是仍然故作冷静地回信说：她之所以感到疲惫，是因为她跟我一样，属于半半人的行列，我们永远生活在现实和幻想之间的地带，我们必须在现实社会里找到一件精神的依附体，作为活下去的理由。这个依附体，在我，是上网写小说；在她，是爱情。所以我们两个说到底仍然是一路人，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不同。

安妮很久以后才给我写了回信，那是她给我的最后一封邮件，内容很短。她说：我们其实是不同的。因为我对于任何事情都能找到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这一点本身已经说明我是一个务实者。而她已经不再相信任何解释了，她只相信自己的感觉。

直到安妮死后，我才意识到她是对的，对于群众来说，我是个不务实的疯子，但是对于安妮来说，我却只是群众的一员而已。我和安妮的区别，是假疯子和真疯子之间的区别。

我们这个城市冬天阴冷漫长，据说这种气候正是培养抑郁症的温床。每年冬天，我们这里的自杀率都会呈直线增长。我们当地报纸的讣告版在冬天里数量狂升，占去整个报纸版面的一半，这里面有一大半的人死于抑郁症自杀。所以对于抑郁症，群众谈虎色变，避之唯恐不及。在我们这里就是这样的：假设群众认为你是一个疯子，这只能让他们对你的任何失态都付之一笑，不拿你当真。但是一旦群众知道你得了抑郁症，他们就会对你避而远之，让你在情绪崩溃之前孤独而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疯子跟流浪汉一样，属于大街上的某种点缀，而抑郁症是一种精神传染病，具有类似禽流感的超强杀伤力。

今年冬天，我意识到自己比往常更加伤感，安妮的死，进一步加深了我的这种伤感。安妮死后，我经常在半夜里醒来，再也无法入睡。这时候我就穿上睡袍，跑到晒台上去抽一支烟。我抽烟的时候心里一片空白。

我怀疑自己染上了抑郁症。

四，
“喂，”我在电话里问我师兄：“你还记得你跟我说的话吗？”

“我说过那么多句话，”我师兄睡眼惺忪地回答：“咋个可能句句都记得。”

“你说的，情人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就象不同的抽屉，各有各的功用，是不是这样？”

“嗯。”

“你说的，男人女人成了情人之后，关系更容易长久，是不是这样？”

“嗯？。。。”

“等一下等一下，你咋个回事？”我师兄醒过来了，连同他那种好为人师的本性：“你这种人就是，放松点嘛，那么紧张做啥子。”

我几乎可以看见他在电话那头打着哈欠，一边伸手到毛衣底下去挠痒。

我想我师兄是变了，一年以前，他对于这种话题还是相当敏感的。

果然他又说：“你们这些住在国外的人，实在是太保守了。”

我没有回答。 如果一年之间，站在电线杆下面的人就真的从女人变成了男人的话，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是落伍了。

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我想跟安妮讨论的，自从收到她的最后一封信之后，我就有跟她讲讲吴成的愿望，可惜现在不行了，所以我只能去问我师兄。

但是我师兄的回答也无法使我满足。

五，
“李幕白和俞秀莲的那种感情，”这一次听我说话的人是吴成：“旁人看上去很美，其实他们自己真的很苦。但是假设他们不那么苦了，又会很俗。”

“换了你，”我问他：“你会选择哪一种呢？”

他仍然是那样气定神闲地笑着：“我从来不做选择，”吴成说：“我总是把这个权力让给别人。”他意味深长地望着我。

六，
我说过，直到安妮死后，我才知道她跟我确实并不相同。这时候我又意识到了这一点：假设换了安妮，她一定不会思前想后，举棋不定，让群众失望。群众是喜欢观看真疯子的，因为他们自己做不了疯子，只能希望在观望之中过过干瘾，他们把这个叫做意淫。问题只是在于，真疯子如果不是像安妮那样出了车祸，都会孤独致死。

我永远无法象安妮那样，这一点是我无法改变的。我命中注定只能徘徊在群众和真疯子之间，依靠写小说和上网来逃避现实，因为我既不想孤独致死，也不想患上抑郁症之后自杀身亡。所以我做出了决定，象我的所有决定一样，我的这个决定也有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

我的理由是：只有依靠爱情，我才能够逃避抑郁症。

那是一间高深宽阔的卧室，巨大的眠床上堆满了丝绒枕头。吴成就在我的对面，伸手可及。

当我站在吴成身边，其实已经感觉不到多少冲动，但是既然我已经做出决定，爱情和欲望其实都已经不再重要了。

当我把手伸向他的衬衣纽扣的时候，他温柔地制止了我。他拿起我那只手来放到唇边，轻轻地亲吻，直到我所有的欲望都汹涌而出。

这时候吴成对我说：“对不起，”他说，声音象一片幽深的海洋。

“我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