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也來談談文革和毛澤東
送交者: 三点着地
前言——論述的前提
記得剛上大學時，老師就在黑板上寫下“歷史”兩個字的甲骨文。接著他解釋道，“史”字是由“中”和“手”兩字組成，“中”在上而“手”在下，意思就是“持中”。所以，無論讀歷史還是寫歷史，都要永遠記得“持中”，保持公正客觀，不偏不倚。
但要做到“持中”，談何容易，因為歷史跟政治是一對雙生兒。既然涉及政治，一般的歷史學家是沒有骨氣去挑戰當權者的，數千年來的中國，為了說真話，連性命都不顧的歷史學家，只有董狐和南史氏而已。所以孔夫子在《論語》裏罵道：“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史”在這裏成了“虛浮”，“虛偽”的代名詞，可見史家給哲人的印象自古不佳。
正因為歷史受制於政治，所以同樣的曆史，在不同的意識形態（Ldeology）和立場（Standpoint）之下，就會有不同的解讀。所以，評價歷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是最頭痛，最艱深的工作，尤其是當代的，難度比律師打官司還要高，為什麼？因為法律只要找到事實就可以了，而歷史呢，涉及意識形態也就涉及哲學（Philosophy），找到事實對方還不一定信服，必須要將事實重新組織，有邏輯地（logically）說服對方，這點非常困難。
舉個例子，日本右翼分子的歷史教科書否認侵華的事實，認為“盧溝橋事變”是日軍出於“自衛”而非有意“侵略”，結果，“侵略”的問題就轉化成為“是誰開的第一槍？”的問題。年代久遠，參戰的官兵眾多，且口供不一，難以取證和印證，結果問題拖延下來，曠日持久，最後肯定是不了了之。
所以，要評價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就是大節原則。不看一時的得失，將目光放長遠，將空間放大一點去考慮。這也是臺灣的大歷史學家黃仁宇所提倡的“大曆史觀”。根據這個原則，日本右翼所謂的“第一槍”問題便無足輕重了，因為從戰爭的大局來看，日軍的推進是迅速，大規模而且有組織的，而中國軍隊的抵抗是毫無防備，被動和倉促的，兩相比較之下，誰是侵略，誰是自衛，便無需多言。
其次，個人認為評價一個歷史人物，不應以其道德水准來決定其歷史地位。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道德評判不能作為衡量歷史人物的標准。1998年，美國總統克林頓陷入萊溫斯基（Monica.Lewinski）的醜聞，但是同年的國會大選，民主黨卻打破了1934年以來執政黨逢選必敗的規律，眾議院席位上升5席，民意調查顯示81%的美國人滿意克林頓的國內政策。這就表明，人們對領導人的期望最主要來自他的政策，而不在乎他是否一個道德楷模。
二．國際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文革一直以來是大陸的禁忌話題，當局一直諱莫如深。但在外國卻非常受到外國學者的重視，因為對世界來說，文革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史學界有句話，“文革發生在中國，文革學卻在西方”。以至馬若德（Roderick.Macquhar）在1980年代在哈佛大學開設文革課的時候，選修的學生竟高達千人之多，之後多年，一直是哈佛大學最叫座的課程。
哈佛大學是文革學的一個重鎮，馬若德，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都有頗多的論述，但是這些西方人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單純認為文革是中共領導層之間的權力鬥爭。
這種看法很快受到西方學者的質疑，韓裔李鴻永（Hong Yung Lee），華裔作家陳佩華（Anita Chan）以及經濟學家楊小凱，民叻肿余嵙x等人，都主張研究文革，不應局限於領導人之間的權利鬥爭，還應該留意到，群眾也是文革中的重要因素。所謂“離諾貝爾獎最近”的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更提出：“有兩個文革，一個是上層的權力鬥爭，另一個是下層的群眾鬥爭，是群眾利用文革之機，反官僚，反特權，爭取自己的利益。”
方才提到歷史是受意識形態左右的，不同意識形態的人，就會對文革作出不同的定義，主要有以下兩個觀點。
1.左派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偉大的共產主義嘗試，是消除剝削和官僚主義，消除城鄉差別，消除腦力體力勞動差別，追求平均主義和集體主義思想的結果。持這一觀點的，主要是一部分美國，法國和日本的左翼學者和拉美的左翼革命家，1971年甚至有一個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成立的“關心亞洲學者委員會”（CCAS）的學術組織到中國考察，對文革大加贊賞，還受到周恩來的接見。
2.政治傾右的人認為：“文化大革命”是領導人權力鬥爭的結果，這裏的“權力鬥爭”不僅指個人的政治權力，還指領導人的政策分歧。他們還認為而毛澤東的個性和個人崇拜，就是“文革”的催化劑和重要原因。這是西方國家的主流看法，值得留意的是，社會主義的老大哥蘇聯，對文革的看法也是持批評和負面的態度。
三．以“大歷史觀”看文革
過去研究文革，通常都是將文革的十年孤立起來，把這十年割裂於世界，單獨去分析。事實上，如果將文革的十年（1966-1976）放在整個20世紀的世界範圍內考慮，視野將開闊很多。
首先看一場令人吃驚的選舉，1945年7月，英國舉行大選，左派的工黨（Labor Party）在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以絕對多數的398席（62%）擊敗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當時正參加波茨坦會議的丘吉爾（Churchill）馬上請辭，由艾德禮（C.R.Attle）繼任首相。
其實不僅保守黨驚訝，連工黨自己也不敢相信，《金融時報》說道：“直到最後一分鐘，整個倫敦城對於保守黨人的勝利依然抱著樂觀的心情。”《每日電訊與晨郵報》也說：“工黨獲得多數票甚至出乎他們自己的意料之外。”
二戰法國淪陷之後，英國成為西歐唯一的希望，在德國的狂轟濫炸之下，物資非常緊張，英國為了勝利，決定最徹底地動員所有人民，對全體人民實行了生活必需品的定量分配，這一點非常類似中國的計劃經濟，無論貧富，地位，每人所得都是一樣的，這樣就形成了一種“公平分享”的原則，正是這種社會的公平平等，維系了全國的團結。戰爭勝利之後，普通英國人希望維持這種公平，信仰公有制的工黨成了他們的選擇。保守黨以為丘吉爾二戰有功，理所當然蟬聯首相，沒想到卻換來一場大敗。
再來看另一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法國，1968年5月前後，法國爆發了一系列大規模的學潮，示威和罷工，史稱“五月風暴”。這次邉拥脑?蛟陟叮
送交者: 三点着地
前言——論述的前提
記得剛上大學時，老師就在黑板上寫下“歷史”兩個字的甲骨文。接著他解釋道，“史”字是由“中”和“手”兩字組成，“中”在上而“手”在下，意思就是“持中”。所以，無論讀歷史還是寫歷史，都要永遠記得“持中”，保持公正客觀，不偏不倚。
但要做到“持中”，談何容易，因為歷史跟政治是一對雙生兒。既然涉及政治，一般的歷史學家是沒有骨氣去挑戰當權者的，數千年來的中國，為了說真話，連性命都不顧的歷史學家，只有董狐和南史氏而已。所以孔夫子在《論語》裏罵道：“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史”在這裏成了“虛浮”，“虛偽”的代名詞，可見史家給哲人的印象自古不佳。
正因為歷史受制於政治，所以同樣的曆史，在不同的意識形態（Ldeology）和立場（Standpoint）之下，就會有不同的解讀。所以，評價歷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是最頭痛，最艱深的工作，尤其是當代的，難度比律師打官司還要高，為什麼？因為法律只要找到事實就可以了，而歷史呢，涉及意識形態也就涉及哲學（Philosophy），找到事實對方還不一定信服，必須要將事實重新組織，有邏輯地（logically）說服對方，這點非常困難。
舉個例子，日本右翼分子的歷史教科書否認侵華的事實，認為“盧溝橋事變”是日軍出於“自衛”而非有意“侵略”，結果，“侵略”的問題就轉化成為“是誰開的第一槍？”的問題。年代久遠，參戰的官兵眾多，且口供不一，難以取證和印證，結果問題拖延下來，曠日持久，最後肯定是不了了之。
所以，要評價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就是大節原則。不看一時的得失，將目光放長遠，將空間放大一點去考慮。這也是臺灣的大歷史學家黃仁宇所提倡的“大曆史觀”。根據這個原則，日本右翼所謂的“第一槍”問題便無足輕重了，因為從戰爭的大局來看，日軍的推進是迅速，大規模而且有組織的，而中國軍隊的抵抗是毫無防備，被動和倉促的，兩相比較之下，誰是侵略，誰是自衛，便無需多言。
其次，個人認為評價一個歷史人物，不應以其道德水准來決定其歷史地位。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道德評判不能作為衡量歷史人物的標准。1998年，美國總統克林頓陷入萊溫斯基（Monica.Lewinski）的醜聞，但是同年的國會大選，民主黨卻打破了1934年以來執政黨逢選必敗的規律，眾議院席位上升5席，民意調查顯示81%的美國人滿意克林頓的國內政策。這就表明，人們對領導人的期望最主要來自他的政策，而不在乎他是否一個道德楷模。
二．國際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文革一直以來是大陸的禁忌話題，當局一直諱莫如深。但在外國卻非常受到外國學者的重視，因為對世界來說，文革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史學界有句話，“文革發生在中國，文革學卻在西方”。以至馬若德（Roderick.Macquhar）在1980年代在哈佛大學開設文革課的時候，選修的學生竟高達千人之多，之後多年，一直是哈佛大學最叫座的課程。
哈佛大學是文革學的一個重鎮，馬若德，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都有頗多的論述，但是這些西方人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單純認為文革是中共領導層之間的權力鬥爭。
這種看法很快受到西方學者的質疑，韓裔李鴻永（Hong Yung Lee），華裔作家陳佩華（Anita Chan）以及經濟學家楊小凱，民叻肿余嵙x等人，都主張研究文革，不應局限於領導人之間的權利鬥爭，還應該留意到，群眾也是文革中的重要因素。所謂“離諾貝爾獎最近”的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更提出：“有兩個文革，一個是上層的權力鬥爭，另一個是下層的群眾鬥爭，是群眾利用文革之機，反官僚，反特權，爭取自己的利益。”
方才提到歷史是受意識形態左右的，不同意識形態的人，就會對文革作出不同的定義，主要有以下兩個觀點。
1.左派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偉大的共產主義嘗試，是消除剝削和官僚主義，消除城鄉差別，消除腦力體力勞動差別，追求平均主義和集體主義思想的結果。持這一觀點的，主要是一部分美國，法國和日本的左翼學者和拉美的左翼革命家，1971年甚至有一個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成立的“關心亞洲學者委員會”（CCAS）的學術組織到中國考察，對文革大加贊賞，還受到周恩來的接見。
2.政治傾右的人認為：“文化大革命”是領導人權力鬥爭的結果，這裏的“權力鬥爭”不僅指個人的政治權力，還指領導人的政策分歧。他們還認為而毛澤東的個性和個人崇拜，就是“文革”的催化劑和重要原因。這是西方國家的主流看法，值得留意的是，社會主義的老大哥蘇聯，對文革的看法也是持批評和負面的態度。
三．以“大歷史觀”看文革
過去研究文革，通常都是將文革的十年孤立起來，把這十年割裂於世界，單獨去分析。事實上，如果將文革的十年（1966-1976）放在整個20世紀的世界範圍內考慮，視野將開闊很多。
首先看一場令人吃驚的選舉，1945年7月，英國舉行大選，左派的工黨（Labor Party）在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以絕對多數的398席（62%）擊敗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當時正參加波茨坦會議的丘吉爾（Churchill）馬上請辭，由艾德禮（C.R.Attle）繼任首相。
其實不僅保守黨驚訝，連工黨自己也不敢相信，《金融時報》說道：“直到最後一分鐘，整個倫敦城對於保守黨人的勝利依然抱著樂觀的心情。”《每日電訊與晨郵報》也說：“工黨獲得多數票甚至出乎他們自己的意料之外。”
二戰法國淪陷之後，英國成為西歐唯一的希望，在德國的狂轟濫炸之下，物資非常緊張，英國為了勝利，決定最徹底地動員所有人民，對全體人民實行了生活必需品的定量分配，這一點非常類似中國的計劃經濟，無論貧富，地位，每人所得都是一樣的，這樣就形成了一種“公平分享”的原則，正是這種社會的公平平等，維系了全國的團結。戰爭勝利之後，普通英國人希望維持這種公平，信仰公有制的工黨成了他們的選擇。保守黨以為丘吉爾二戰有功，理所當然蟬聯首相，沒想到卻換來一場大敗。
再來看另一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法國，1968年5月前後，法國爆發了一系列大規模的學潮，示威和罷工，史稱“五月風暴”。這次邉拥脑?蛟陟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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