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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胡适/瑜美人

(2018-05-04 20:40:57)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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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 文:胡适  诵:瑜美人

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穈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穈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的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掷铜钱吗?” 我听了羞愧得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意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年)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30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毀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 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 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 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地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 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道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就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去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她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就不起床,轻轻地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儿,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得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二、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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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华灜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石假装' 的评论 :
周建人的“任何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爱情都是不道德的”,暗谴鲁迅。
胡适先生则以牺牲小我爱情,成全大爱。真正都文如其人!

胡适先生的学生唐德刚赞叹胡适有常人难以做到的本事:让高高兴兴来见他的人(们),
听了他的批评,还能高高兴兴地离开。

和石姐姐一起来看一段“胡适先生生命的最后场景”: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b74a501000b3s.html
共同缅怀,敬仰,以他为榜样。

我们这儿经过漫长的寒冬,终于迎来一派春意盎然。石姐姐似乎不在关东地区,
不知可否免于恼人的梅雨季节。无论如何,愿美乐继续相伴石姐姐,早夏安好,快乐每一天~~
石假装 回复 悄悄话 “醉过知酒浓,爱过知情重”,知道这句话出自胡适,立即去买了胡适全集。
谢谢分享!
华灜 回复 悄悄话 张爱玲见到胡适,她说“跟适之先生谈,我确是如对神明”。

张爱玲:憶胡适之

一九五四年秋,我在香港寄了本《秧歌》1給胡适先生,另寫了封短信,沒留底稿,大致是說希望這本書有點像他評《海上花》2的“平淡而近自然”。收到的回信一直鄭重收藏、但是這些年來搬家次數太多,終于遺失。幸而朋友代抄過一份,她還保存著,如下:

  愛玲女士:
  謝謝你十月分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說《秧歌》!
  請你恕我這許久沒給你寫信。
  你這本《秧歌》,我仔細看了兩遍,我很高興能看見這本報有文學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說的“有一點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認為你在這個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
  這本小說,從頭到尾,寫的是“饑餓”,——也許你曾想到用《餓》做書名,寫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細致工夫。
  你寫月香回家后的第一頓“稠粥”,已很動人了。后來加上一位從城市來忍不得餓的顧先生,他寫他背人偷吃鎮上帶回來的東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我最佩服你寫他出門去丟蛋殼和棗核的一段,和“從來沒注意到(小麻餅)吃起來夸嗤夸嗤,響得那么厲害”一段。這几段也許還有人容易欣賞。
  下面寫阿招挨打的一段,我怕讀者也許不見得一讀就能了解了。
  1《秧歌》,張愛玲于五十年代初創作的長篇小說。
  2《海上花》,全稱《海上花列傳》,晚清章回小說,韓邦慶(花也怜儂)著。三十年代,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該書新式標點本,由胡适作序。

  你寫人情,也很細致,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如131—132頁寫那條棉被,如175、189頁寫的那件棉襖,都是很成功的。189
  頁寫錦襖的一段真寫得好,使我很感動。
  “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難得一艙讀者的賞識的。《海上花》就是一個久被埋沒的好例子。你這本小說出版后,得到什么評論?我很想知道一二。
  你的英文本,將來我一定特別留意。
  中文本可否請你多寄兩三本來,我要介紹給一些朋友看看。
  書中160頁“他爹今年八十了,我都八十一了”,与205頁的“六十八嘍”相差太遠,似是小誤。76頁“在被窩里點著蜡燭”,似乎也可刪。
  以上說的話,是一個不曾做文藝創作的人的胡說,請你不要見笑。我讀了你十月的信上說的“很久以前我讀体寫的《醒世姻緣》1与《海上花》的考證,印象非常深,后來找了這兩部小說來看,這些年來,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為得到不少益處。”——我讀了這几句話,又讀了你的小說,我真很感覺高興!
  如果我提倡這兩部小說的效果單止產生了你這一本《秧歌》,我也應該十分滿意了。

  1《醒世姻緣》,全稱《醒世姻緣傳》,清代章回小說,西周生輯著。据胡适考證,“西周生”即蒲松齡(《醒世姻緣傳》考證)。

  你在這本小說之前,還寫了些什么書?如方便時,我很想看看。
  匆匆敬祝平安
                    胡适敬上
                   一九五五、一、廿五
                    (舊歷元旦后一日)

  适之先生的加固似是兩用的,有時候是好句子加固,有時候是語气加重,像西方文字下面加杠子。講到加杠子,二0、三0年代的標點,起初都是人地名左測加一行直線,很醒目,不知道后來為什么廢除了,我一直惋惜。又不像別國文字可以大寫。這封信上仍舊是月香。書名是左側加一行曲線,后來通用引語號。适之先生用了引語號,后來又忘了,仍用一行曲線。在我看來都是“五四”那時代的痕跡,“不胜低回”。
  我第二封信的底稿也交那位朋友收著,所以僥幸還在:

  适之先生:
  收到您的信,真高興到极點,實在是非常大的榮幸。最使我感謝的是您把《秧歌》看得那樣仔細。您指出76頁敘沙明往事那一段可刪,确是應當刪。那整個的一章是勉強添補出來的。至于為什么要添,那原因說起來很复雜。最初我也就是因為《秧歌》這故事太平淡,不合我國讀者的口味——尤其是東南亞的讀者——所以發奮要用英文寫它。這對于我是加倍的困難,因為以前從來沒有用英文寫過東西,所以著實下了一番苦功。寫完之后,只有現在的三分之二。寄去給代理人,嫌太短,認為這么短的長篇小說沒有人肯出版。所以我又添出第一二兩章(原文是從第三章月香回鄉開始的),敘王同志過去歷史的一章,殺豬的一章。最后一章后來也補寫過,譯成中文的時候沒來得及加進去。
  100頁譚大娘自稱八十一歲,205頁又說她六十八歲,那是因為她向兵士哀告的時候信口胡說,也就像叫化子總是說“家里有八十歲老娘”一樣。我應當在書中解釋一下的。
  您問起這里的批評界對《秧歌》的反應。有過兩篇批評,都是由反共方面著眼,對于故事本身并不怎樣注意。
  我寄了五本《秧歌》來。別的作品我本來不想寄來的,因為實在是坏——絕對不是客气話,實在是坏。但是您既然問起,我還是寄了來,您隨便翻翻,看不下去就丟了。一本小說集,是十年前寫的,去年在香港再版。散文集《流言》也是以前寫的,我這次离開上海的時候很匆促,一本也沒帶,這是香港的盜印本,即得非常惡劣。還有一本《赤地之戀》,是在《秧歌》以后寫的。因為要顧到東南亞一般讀者的興味,自已很不滿意。而銷路雖然不像《秧歌》那樣慘,也并不見得好。我發現遷就的事情往往是這樣。
  《醒世姻緣》和《海上花》一個寫得濃,一個寫得淡,但是同樣是最好的寫實的作品。我常常巷它們不平,總覺得它們應當是世界名著。《海上花》雖然不是沒有缺陷的,像《紅樓夢》沒有寫完也未始不是一個缺陷。缺陷的性質雖然不同,但無論如何,都不是完整的作品。我一直有一個志愿,希望將來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緣》譯成英文。里面對白的語气非常難譯,但是也并不是絕對不能譯的。我本來不想在這里提起的,因為您或者會擔憂,覺得我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會糟蹋了原著。但是我不過是有這樣一個愿望,眼前我還是想多寫一點東西。如果有一天我真打算實行的話,一定會先譯半回寄了來,讓您看行不行。

      視近好

                         張愛玲二月廿日

  同年十一月,我到紐約不久,就去見适之先生,跟一個錫蘭朋友炎櫻一同去。那條街上一排白色水泥方塊房子,門洞里出現樓梯,完全是港式公寓房子,那天下午晒著太陽,我都有點恍倔起來,仿佛還在香港。上了樓,室內陳設也看著眼熟得很。适之先生穿著長袍子。他太太帶點安徽口音,我听得更覺得熟悉。她端麗的圓臉上看得出當年的摸樣,兩手交握著站在當地,態度有點生澀。我想她也許有些地方永遠是适之先生的學生,使我立刻想起讀到的關于他們是舊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他們倆都很喜歡炎櫻,問她是哪里人。她用國語回答,不過她离開上海久了,不大會說了。
  喝著玻璃杯里泡著的綠茶,我還沒進門就有的時空交疊的感覺更濃了。我看的《胡适文存》是在我父親窗下的書桌上,与較不像樣的書并列。他的《歇浦潮》、《人心大變》、《海外繽紛錄》我一本本拖出去看,《胡适文存》則是坐在書桌前看的。《海上花》似乎是我父親看了胡适的考證去買來的。《醒世姻緣》是我破例要了四塊錢去買的。買回來看我弟弟拿著舍不得放手,我又忽然一慷慨,繪他先看第一二本,自己從第三本看起,因為讀了考證,大致已經有點知道了。好几年后,在港戰中當防空員,駐扎在馮平山圖書館,發現有一部《醒世姻緣》,馬上得其所哉,一連几天看得拾不起頭來。房頂上裝著高射炮,成為轟炸目標,一顆顆炸彈轟然落下來,越落越近。我只想著: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我姑姑有個時期跟我父親借書著,后來兄妹鬧翻了不來往,我父親有一次頓倔的笑著咕嚕了一聲:“你姑姑有兩本書還沒還我。”我姑妨也有一次有點不好意思的說:“這本《胡适文存》還是他的。”還有一本蕭伯納的《圣女貞德》,德國出版的,她很喜歡那米色的袖珍本,說:“他這套書倒是好。”她和我母親跟胡适先生同桌打過牌。戰后報上登著胡适回國的照片,不記得是下飛机還是下船,笑容滿面,笑得像個貓臉的小孩,打著個大圓點的蝴蝶式領結,她看著笑了起來說:“适之這樣年輕!”
  那天我跟炎櫻去過以后,炎櫻去打听了來,對我說:“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沒有林語堂出名。”我屢次發現外國人不了解現代中國的時候,往往是因為不知道五四運動的影響。因為五四運動是對內的,對外只限于輸入。我覺得不但我們這一代与上一代,就連大陸上的下一代,盡管反胡适的時候許多青年已經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學家榮(Jung)所謂民族回憶這樣東西,像“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里。榮与弗洛伊德齊名。不免聯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來的,摩西是被以色列入殺死的。事后他們自己諱言,年代久了又倒過來仍舊信奉他。
  我后來又去看過胡适先生一次,在書房里坐,整個一道牆上一溜書架,雖然也很簡單,似乎是定制的,几乎高齊屋頂,但是沒擱書,全是一疊疊的文件夾子,多數亂糟糟露出一截子紙。整理起來需要的時間心力,使我一看見就心悸。
  跟适之先生談,我确是如對神明。較具体的說,是像寫東西的時候停下來望著窗外一片空白的天,只想較近真實。适之先生講起大陸,我頓了頓沒有回答,因為自從一九三几年起看書,就感到左派的壓力,雖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樣,我永遠是在外面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響不止于像西方的左派只限于一九三0年代。我一默然,适之先生立刻把臉一沉,換了個話題。我只記得自己太不會說話,因而梗梗于心的這兩段。他還說:“你要看書可以到哥倫比亞圖書館去,那儿書很多。”我不由得笑了。那時候我雖然經常的到市立圖書館借書,還沒有到大圖書館查書的習慣,更不必說觀光。适之先生一看,馬上就又說到別處去了。
  他講他父親認識我的祖父1,似乎是我祖父幫過他父親一個小忙。我連這段小故事都不記得,仿佛太荒唐。原因是我們家里從來不提祖父。有時候听我父親跟客人談“我們老太爺”,總是牽涉許多人名,不知道當時的政局就跟不上,听不了兩句就听不下去了。我看了《孽海花》才感到興趣起來,一問我父親,完全否認。后來又听見他跟個親戚高談闊論,辯明不可能在簽押房撞見東翁的女儿,那首濤也不是她做的。我覺得那不過是細節。過天再問他關于祖父別的事,他悼悼然說:“都在爺爺在集子里,自己去看好了!”我到書房去請老師給我找了出來,搬到飯廳去一個人看。典故既多,人名無數,書信又都是些家常說。几套線裝書看得頭昏腦漲,也看不出幕后事情。又不好意思去問老師,仿佛喜歡講家世似的。

  1張愛玲的祖父系晚清名臣張佩綸(1848—1903)。張佩綸,字幼樵,与寶廷、吳大、陳寶琛等評議朝政,號稱清流派。1884年(光緒十年),中法戰爭期間被派赴福建會辦海防,因玩忽職守,使福建海軍潰于一旦,受革職充軍處分,1888年獲釋后,任李鴻章幕僚(他又是李鴻章的女婿)。下文中所說他的集子,指《澗于集》和《澗于日記》。

  祖父死的時候我姑姑還小,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微窘的笑著問:“怎么想起來問這些?”因為不應當跟小孩子們講這些話,不民主。我几下子一碰壁,大概養成了個心理錯綜,一看到關于祖父的野史就馬上記得,一歸人正史就毫無印象。
  适之先生也提到不久以前在書攤上看到我祖父的全集,沒有買。又說正在給《外交》雜志(“Foreign Affairs”)寫篇文章,有點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說:“他們這里都要改的。”我后來想看看《外交》逐期的目錄,看有沒有登出來,工作忙,也沒看。
  感恩節那天,我跟炎櫻到一個美國女人家里吃飯,人很多,一頓烤鴨子吃到天黑,走出來滿街燈火櫥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別干淨,霓虹燈也特別晶瑩可愛,完全像上海。我非常快樂,但是吹了風回去就嘔吐。剛巧胡适先生打電話來,約我跟他們吃中國館子。我告訴他剛吃了回來吐了,他也就算了,本來是因為感恩節,怕我一個人寂寞。其實我哪過什么感恩節。
  炎櫻有認識的人住過一個職業女子宿舍,我也就搬了去住。是救世軍辦的,救世軍1是出名救濟貧民的,誰听見了都會駭笑,就連住在那里的女孩子們提起來也都汕汕的嗤笑著。唯有年齡限制,也有几位胖太大,大概与教會有關系的,似乎打算在此終老的了。管事的老姑娘都稱中尉、少校。餐廳里代斟咖啡的是醉倒在鮑艾里(The Bowery)的流浪漢,她們暫時收容的,都是酒鬼,有個小老頭子,藍眼睛白蒙蒙,有气無力靠在咖啡爐上站著。

  1救世軍,基督教(新教)的一個社會活動組織,從事宗教宣教和慈善事業。其編制仿效軍隊,在世界各地設有分支机构。

  有一天胡适先生來看我,請他到客廳去坐,里面黑洞洞的,足有個學校禮堂那么大,還有個講台,台上有鋼琴,台下空空落落放著些舊沙發。沒什么人,干事們鼓勵大家每天去喝下午茶,誰也不肯去。我也是第一次進去,看著只好無可奈何的笑。但是适之先生直贊這地方很好。我心里想,還是我們中國人有涵養。坐了一會出來,他一路四面看著,仍舊滿口說好;不像是敷衍話。也許是覺得我沒有虛榮心。我當時也沒有琢磨出來,只馬上想起他寫的他在美國的學生時代,有一天晚上去參加复興會教派篝火晚會的情形。
  我送到大門外,在台階上站著說話。天冷,風大,隔著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适之先生望著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水蒙)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霧,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者是望著,看怔住了。他圍巾裹得嚴嚴的,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里,厚實的肩背,頭臉相當大,整個凝成一座古銅半身像。我忽然一陣凜然,想著:原來是真像人家說的那樣。而我向來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腳”,否則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來沒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熱,只穿著件大挖領的夏衣,倒也一點都不冷,站久了只覺得風颼颼的。我也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微笑著,可是仿佛有一陣悲風,隔著十万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見适之先生。

  我二月里搬到紐英倫去,几年不通消息。一九五八年,我申請到南加州亨亭屯·哈特福基金會去佐半年,那是A&P超級市場后裔辦的一個藝文作場,是海邊山谷里一個魅麗的地方,前年關了門,報上說蝕掉五十万。我寫信請适之先生作保,他答應了,順便把我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還給我,經他通篇圈點過,又在廊頁上題字。我看了實在震動,感激得說不出話來,寫都無法寫。
  寫了封短信去道謝后,不記得什么時候讀到胡适返台消息。又隔了好些時,看到噩耗,只憫餾的。是因為本來已經是歷史上的人物?我當時不過想著,在宴會上演講后突然逝世,也就是從前所謂無疾而終,是真有福气。以他的為人,也是應當的。
  直到去年我想譯《海上花》,早几年不但可以請适之先生幫忙介紹,而且我想他會感到高興的,這才真正覺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來眼睛背后一陣熱,眼睛也流不出來。要不是現在有机會譯這本書,根本也不會寫這篇東西,因為那种倉皇与恐怖太大了,想都不愿意朝上面想。
  譯《海上花》最明顯的理由似是跳掉吳語的障礙,其實吳語對白也許并不是它不為讀者接受最大的原因。亞東版附有几頁字典,我最初看這部書的時候完全不懂上海話,并不費力。但是一九三五年的亞東版也像一八九四年的原版一樣絕版了。大概還是興趣關系,太欠傳奇化,不 sentimental1。英美讀者也有他們的偏好,不過他們批評家的影響較大,看書的人多,比較容易遇見識者。十九世紀英國作家喬治·包柔(GeorgeBorrow)的小說不大有人知道——我也看不進去——但是迄今美國常常有人講起來都是喬治·包柔迷,彼此都欣然。
  要是告訴他們中國過去在小說上的成就不下于繪畫瓷器,誰也會露出不相信的神气。要說中國詩,還有點莫測高深。有人說詩是不能譯的。小說只有本《紅樓夢》是代表作,沒有較天真的民間文學成分。《紅樓夢》他們大都只看個故事輪廓,大部分是高鶚的,大家庭三角戀愛,也很平常。要給它應得的國際地位,只有把它當作一件殘缺的藝術品,去掉后四十回,可能加上原著結局的考證。我十二三歲的時候第一次看,是石印本,看到八十一回“四美釣游魚”,忽然天日無光,百樣無味起來,此后完全是另一個世界。最奇怪的是寶黛見面一場之僵,連他們自己都覺得滿不是昧。許多年后才知道是別人代續的,可以同情作者之如芒刺在背,找到些借口,解釋他們態度為什么變了,又匆匆結束了那場談話。等到寶玉瘋了就好辦了。那時候我怎么著也想不到是另一個人寫的,只曉得宁可翻到前面,看我跳掉的做詩行令部分。
  在美國有些人一听見《海上花》是一八九四年出版的,都一怔,說:“這么晚……差不多是新文藝了嘛!”也像買古董一樣講究年份。《海上花》其實是舊小說發展到极端,最典型的一部。作者最自負的結构,倒是与西方小說共同的。特點是极度經濟,讀著像劇本,只有對白与少量動作。暗寫、白描,又都輕描淡寫不落痕跡,織成一般人的生活的質地,粗疏、灰扑扑的,許多事“當時渾不覺”。所以題材雖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并無艷异之感,在我所有看過的書里最有日常生活的況味。
  胡适先生的考證指出這本書的毛病在中段名士、美人大會一冬笠園。我想作者不光是為了插入他自己得意的詩文酒令,也是表示他也會寫大觀園似的气象。凡是好的社會小說家——社會小說后來淪為黑幕小說,也許應當照 novel of
  manners譯為“生活方式小說”7——能体會到各階層的口吻行事微妙的差別,是對這些地方特別敏感,所以有時候階級觀念特深,也就是有點勢利。作者對財勢滔天的齊韻受与齊府的清客另眼看待,寫得他們處處高人一等,而失了真。
  管事的小贊這人物,除了為了插入一首菊花詩,也是像“詩婢”,間接寫他家的富貴風流。此外只有第五十三回齊韻里撞見小贊在園中与人私會,沒看清楚是誰。回目上點明是一對情侶,而從此沒有下文,只在跋上提起將來“小贊小青挾資遠遁”,才知道是齊韻娶所眷妓女蘇冠香的脾女小青。丫頭跟來跟去,不過是個名字而已,未免寫得太不夠。作者用藏閃法,屢次借回目點醒,含蓄都有分寸,扣得极准,這是唯一的失敗的例子。我的譯本刪去几回,這一節也在內,都仍舊照原來的紋路補綴起來。
  像趙二寶那樣的女孩子太多了,為了貪玩、好胜而墮落。而她仍舊成為一個高級悲劇人物。窩囊的王蓮生受盡沈小紅的气,終于為了她拼戲子而斷了,又不爭气,有一個時期還是回到她那里。而最后飄逸的一筆,還是把這回事提高到戀夢破滅的境界。作者盡管世俗,這种地方他的觀點在時代与民族之外,完全是現代的,世界性的,這在舊小說里實在難得。
  但是就連自古以來崇尚簡略的中國,也還沒有像他這樣簡無可簡,跟西方小說的傳統剛巧背道而馳。他們向來是解釋不厭其詳的。《海上花》許多人整天蕩來蕩去,面目模糊,名字譯成英文后,連性別都看不出。才摸熟了倒又換了一批人。我們“三字經”式的名字他們連看几個立刻頭暈眼花起來,不比我們自己看著,文字本身在視察上有色彩。他們又沒看慣夾縫文章有時候簡直需要個金圣歎1逐句夾評夾注。
  中國讀者已經摒棄過兩次的東西,他們能接受?這件工作我一面做著,不免面對著這些問題,也老是感覺著,适之先生不在了。

      (收入《張看》,1976年5月台北皇冠出版社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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