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政治生活从来就离不开象征符号与象征行为，而越是远离现代精神的政治制度,就越多地依赖于象征主义来运行。因此，一座被赋予“九五之尊”的巨无霸孔子青铜塑像，在国家政治“圣地”天安门广场，于短短百日之内，即被移入复挪出，自非一班无名之辈百无聊赖的即兴行为。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重兴以“国学热”为名的“儒学热”，到中共于2004年底在韩国首都首尔挂牌开张第一家孔子学院“专教汉语”，到官方媒体力挺于丹的《论语心得》与胡玫的电影《孔子》，到各地官员“祭孔”演出的“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更不用说那个知识产权极为可疑的“和谐社会”主张 ……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与中共现政权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半推半就，一波三折，终因此铜像事件之“此地无银”而欲盖弥彰 --- 沉沉夜幕遮掩下的诡秘动作，反将今日中国社会之“儒共模式”的实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今日中国社会诸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与文化）的综合现实，论者至今多以所谓“中国模式”名之，指称明确而描述不足。本文首次尝试使用“儒共模式”的概念，意在着重考察中共当局如何通过对传统儒家思想的阉割、歪曲与重新拼凑，服务于维持自己的一党专制统治，其结果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儒家传统与从西方传入的共产主义之间的一种杂交，而产生了这一特殊的“儒共模式”。
儒共模式的产生
这一“儒共模式”，产生于“六四事件”以后特定的国内与国际社会历史环境。该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苏东波”，标志着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六四事件”充分暴露了中共党内极少数几个寡头在政治上的极为孤立，以及他们对中国社会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与利益的高度垄断已经不再能为社会各阶层所继续容忍。在蘸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的鲜血，划出了政治上绝对不得逾越的红线之后，当局在经济上则不得不作出较大的让步。它必须以更快的经济发展与更多的经济分享来对各阶层国人进行“赎买”，以换取自己的统治得到被统治者的容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989年以来的中共当局，就是在被国人的经济要求“绑架”之下运作的。各阶层的中国人，以对一个本来已经完全丧失合法性的政权的容忍为条件，各自都开出了经济上的诉求，而当局能否继续生存，则取决于它对这种种经济诉求的满足与操控。二十多年来当局在鬼影般的“GDP主义”追逐之下四出奔突，正因为由GDP作为可测量指标的“政绩”，已是其政治合法性所剩下的唯一来源。
但必须在极有限的时间内迅速发展经济以交换政治上的生存，在当时中国的形势下其实并无多少捷径可供选择。中国政府在政治上“绝不搞西方那一套”的代价，却是整个国家在经济上不得不沦为西方世界的“农民工” --- 以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人均资源(甚至包括根本无法进口补充的可耕地、空气和淡水)，不自量力，饮鸩止渴地扮演“世界工场”,凭借已为很多论者所指出的低人权、低工资和低环保，牺牲中国的自然环境与中国人子孙后代的未来，靠大规模的出口来换取微薄的出口收入。过去的二十多年，如果说从国内看是经济救了政治，从世界看则是沃尔玛救了中南海。
正因为这样的经济发展只是维持政治统治的手段，对这一做大了的经济馅饼的分配，当然也就不可能根据对经济本身的贡献，而是根据维持政治统治的需要来进行。当局被迫实行的“让步政策”，对社会各阶层并不是一视同仁的。那些政治上能量较大的阶层，进则可以对当局有大助，退则可以对其有大害，或至少造成大麻烦，就必须被优先满足并安抚。然后才轮到能量较弱的阶层，而那些能量最弱的阶层则往往反而遭到剥夺，以满足大能量阶层的要求，对经济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亿万农民工，则至今仍被迫作出最大的牺牲，处于最屈辱的地位，他们今日在城市中的“工奴”身份，较之从前在人民公社里的“农奴”身份，实质上的改善极为有限。其结果，就是今日中国由所谓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结成共治联盟而对其他社会阶层进行统治与剥夺的模式。人们都说美国是一个“汽车轮子上的国家”，澳大利亚是一个“骑在羊背上的国家”，他们完全有更充分的理由说今日中国就是一个“骑在农民工脖子上的国家”。
在原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破产的情况下，中共当局既已决意逆历史潮流而动，拒斥自由平等民主的普世价值，“慌不择路”之际，除了向后跌翻，堕入历史的窠臼之中以外，亦难有他途可循。今日中国的社会现实，决定了为之辩护的官方意识形态，要越来越多地重新起用儒家学说和思想。不仅毛时代“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式的攻击丑化不再重演，儒学还进一步被赋予重任，几乎就成了“国学”的同义词。一个丧失了自身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政权，正试图以儒家思想的独特性来冒充并代替这种合理性与合法性。这种独特性，通过“国学”的中介，就魔术般地获取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权威与灵光，在对大众的说服和压服上面，看来正在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若依所谓“政治儒学”的代表人物蒋庆的主张，儒学简直就是中国人的宿命与本质，生为中国人而未能生活在儒家社会里，意味着其中国人的本质已被否定，就不再能算是真正的中国人。一旦这种“论证”被接受，自是所谓“言语道断，思维路绝”，任何真正的论证都是多余的了。
儒共模式的主要特征
面对着空前的统治危机，着眼于解救燃眉之急的短期效应，“儒共模式”并不采用系统完整的儒家政治制度、道德理想与价值观念，而只是出于维护现存中共一党专制的特殊需要，割取某些部分，抛弃其他部分，再加上有意的歪曲与拼凑，而成为一个大杂烩。
这方面最肆无忌惮的恶例之一，就是于丹的《〈论语〉心得》。即使意在为危机四伏的“和谐社会”熬一锅麻痹人心的鸡汤，为什么放着本来要靠谱得多的佛家和道家不用，非要这样来糟蹋儒家呢？显然是以佛道在思想史上的“配角”地位与政治史上的“在野”地位，权威性太嫌不够，只配“帮闲”，而当今“盛世”急需的则是大“帮忙”，无知无畏且无耻的“大师”于是乎应运而生。于书抓住一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断章取义，通篇胡言，硬把作为儒家经典的整部《论语》活活地曲解成一部教人如何逆来顺受，知足常乐，自欺欺人的心理秘诀。然而，儒家“至圣”孔子和“亚圣”孟子颠簸一生，游说列国诸侯，不正是“不在其位，偏谋其政”的典范吗？通观《论语》一书，面对“礼崩乐坏”的当时社会，孔子痛心疾首，怒不可遏，“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处，比比皆是，甚至自认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丧家之狗”，却被于丹阉割成了一个快乐阿Q。几千年来，儒家以历史解释并演绎“天命”，勉力以自己的“道统”对历代王朝的“政统”提供一种价值规范与道德监督的不懈努力，正是对孔孟所开创的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而所有这一切，都只因和献媚当局的目的相冲突，就被通通阉割掉了。只要合乎自己的需要，这样的“学者”会毫无顾忌地将《论语》解读成《金刚经》--- 此所以那种毫无道德原则，一味趋时媚世的“乡愿”，正是孔孟深恶痛绝的“德之贼也”。
如此拼凑而成的儒共模式，在思想的严肃性、理论的一致性与制度的完整性上面，无论是与原来的儒家或共产主义相比，都极大程度地退化了 --- 正好印证了马克思的名言：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往往会发生两次，但第一次是作为悲剧，第二次则已是作为闹剧了。儒共模式，就是这样一种双重闹剧，而其主要特征，大致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出：
第一．否定个人价值与个人自由，而以集体主义、国家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来压制并取消之。中国人至今仍然缺乏最基本的人权保障，也没有世界上大多数人类已经享有的起码的言论、出版、新闻与结社自由。对这种压制与取消的辩护，从前的“共产主义版”，是要求每一个人都完全放弃任何属于自己的利益、价值与目标，不断把自己非人化，直到变成了一部革命机器上的“齿轮与螺丝钉”为止。今天的儒共模式，则片面强调传统儒家对家族、群体、国家和文化重要性的强调，并要求每一个人为之作出无止境的牺牲。但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单元与基本方式，从来就是众多的个人（individuals），而不是家族、群体、国家与文化，后者只是人们创造出来为自己服务的事物、组织或制度，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生命 --- 这一点古今中外并无事实上的区别，而只有认知上的正确与错误，明确与模糊之分。今日的中共当局，在依靠向西方国家大规模出口来渡过自己最严重的统治危机的同时，日夜不停地指控对方同时正是那个“亡我之心不死”的“境外敌对势力”，完全就是为了凭空制造出一种危机感，将“中国崛起”作为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以此压制并取消国人对个人价值与个人权利的合理诉求。这一“崛起压倒自由”的阴谋，正日益在儒家思想与传统的旗帜下，以国家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的名义大行其道。
第二．否定每一社会成员在价值、权利和尊严上的生而平等，而构筑一个人压迫人的等级制社会。在今日中国，官尊民卑，官富民穷，官贵民贱，正在变得不言而喻，天经地义。儒家中国的官员自居为民之父母，今天共产党的干部也仍然热衷于自称“父母官”，而从前的子民、小民、细民、草民、蚁民、愚民和刁民，今日只多了一个新称呼曰“屁民”。官与民相较，对经济资源的占有渠道、分配方式和数量质量都有实质性的区别，适用的法律法规与司法程序也极为不同，带有强烈的“刑不上大夫”的色彩。儒家中国的庇荫制度，也通过太子党的坐大与公务员报考录取上层出不穷的手脚而得到复活，标志着这种官民之间的分化与对立已又一次开始向世袭制转化。与此同时，大群“屁民”对父母官下跪磕头乞怜的动作，也从被遗忘的儒家传统中重新发掘出来，操练得日益娴熟。而当这一切证明无效时，所谓进步，往往也只表现在能跳的楼高了几十层，以及汽油浇身点火自焚成了新增选项而已。
从1949中共建政开始，工农阶层在中国有过大约四五十年的名义上的主导地位，但随着“三个代表”在2000年被提出并随后写入中共党章与宪法，中国历史上这一短暂的例外就此正式终结。在这方面，今日中国社会与两千余年来的儒家社会的主要区别，是“士农工商”变成了“士商工农”，而以其中的“士”大致包括党政官员，公务员和体制内知识分子。而工农阶层因为无钱无权无势，早已沦落到社会底层，并且连毛时代曾有的一点脸面也已荡然无存。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公开宣扬农民子弟不应上大学，弱势群体应被迁出北京，低收入的80后男青年应该熬到40岁以后再找下一代女子结婚，为了“少数人的享乐”，贫穷的中国农民和下岗工人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血肉模糊于豆腐渣教室之下的小学生们应为做鬼而感到幸福，而肝脑涂地的罹难矿工则“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时，已不复有任何道德和体面上的羞涩与顾忌。
第三．否定民主政治，而维护一党专制独裁。所谓的“历史在1949年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正是对传统儒家“武王伐纣，周代殷命”的照葫芦画瓢。但即使这能够为中共当时的建政辩护，也丝毫不足以论证该政权至今仍然拥有任何合法性。商汤也曾伐桀而代之，但商王朝并不因此就永享天命。以儒家的政治理想来对照，今日中国的政治现实甚至更恶劣无数倍。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主张，至少还坚持社会各阶层都有必须信守的道德标准，相互之间都有应尽的社会义务。君不君则臣不臣，“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毛泽东及中共政权对人民的杀戮残害，早已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暴君暴政，即使以孟子“诛一夫纣”的标准，也早该被推翻了不知多少次。而如何避免“拿两千万人头来换”的暴力革命，则是儒家几千年来在理论与实践上从未解决的难题，只能由民主制度来解决。民主政治所致力的，正是以非暴力（非内战）、定期、公开并规则化的方式，由选民通过和平的选举来对执政当局进行重新选择和重新授权。政府的合法性完全来源于选民的授权，并且在依法执政的过程中时刻受到选民及其代表的监督。民有、民治与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三者之中，最关键的是民治（by the people）。离开了真正的民主授权与民主监督，无论多少“以人为本”的美妙言语，都无法掩盖儒共社会一党独裁的本质。在“四项基本原则”和“五不搞”的僵死框架之内，所谓“政治改革”无非是未经民主授权的执政党内某一级别的选举是否采用差额制之类的无聊儿戏，与国家政治制度上的民主化毫无实质关系。儒共模式下的中国人，不是选民，也就不可能是公民，只能是臣民，甚至也不再翘首期盼“为民做主”的清官。政权由“肉食者”垄断并世袭，臣民只剩下被统治受宰割的义务。
儒共模式的危害
今日中国社会的现状，处处可见此一儒共模式二十余年来造成的危害。限于篇幅，本文只能对以下四个方面略作讨论：
第一．糜烂性腐败。当今中国社会的结构性腐败及其严重程度，作为有目共睹的现实，已使任何举例成为多余。历史上各朝各代灭亡前夕的末世中，即使有可与之相比的，也绝不会太多。与传统儒家社会中的御史台和都察院一样，儒共模式下的纪委加反贪局的体制内反腐制度，其作用从来就极为有限，如今面对着燎原烈火，更是连儿戏都不如。即使是中共一直用来解释国民党当年失败的“四大家族”和“五子登科”，相比之下，也早已是小巫见大巫。值此“中国有官皆墨吏”的时代，剩下那寥寥几个初看好象还算清白一点的，细察起来，却只是为了不让权力斗争中的政敌抓住把柄而已，其夫人、公子甚至秘书们，其实正在他们提供的保护伞下安全地大捞特捞。人民对于执政者的权力缺乏有力的监督与反制，政治运行缺乏及时的微调机制，这种腐败就早晚是全社会的宿命。
第二．道德全面崩溃。“儒学复兴”的鼓噪，最现成的理由一直是有助于社会道德的重建与维护。但年复一年的“祭孔骚”加“读经热”加“洗脚秀”以后，中国的社会现实却正在变成对儒家道德标准的再残酷不过的黑色幽默：官员手执数国护照，贪污巨资，移民妻小于海外,何以为“忠”？屠杀了十几岁的无辜孩子，二十几年不给最起码的抚恤，令悲痛欲绝的白发母亲们一个接一个死不瞑目，何以为“孝”？连收集地震罹难者的姓名也要被抓捕判刑，何以为“仁”？夺不足而奉有余, 贫富极端分化，何以为“义”？从论文论著到统计局数据到电脑芯片到药品甚至于到小小一只鸡蛋，无一不假，何以为“信”？对环境竭泽而渔，杀鸡取蛋，何以为“智”？歹徒光天化日杀人越货而路人聚众围观，何以为“勇”？老人跌到在街而无人敢扶，何以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奶粉毒死婴儿，教室砸烂学童，何以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尊孔子像若再不移入高墙深院后面躲藏起来，眼见此满街满市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信不智不勇之行，耳闻念念有词的“八荣八耻”咒语，青铜脸会不会因羞愤而涨得通红？其实那些言必称“孔子”的“学者”“大师”之流，其本人往往正是不学无术欺世盗名的典型 --- 一个稍微读懂了孔子的人，在被告知自己的年青研究生刚刚跳楼自尽时，难道就非得把自己变成“伤人乎？不问马”的反面注脚才安心吗？
第三．社会危机四伏。各类群体事件，至2008年已超过每年10万起，此后即不再有官方统计数字发表。在没有基本正义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御用学者只知指责社会普遍“仇官仇富”，将其归结为心理学的失衡现象，以掩盖其社会学的深刻原因。孔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在合理的制度下，一个人的经济贫穷与社会地位低下，较多地是其本人的责任；但在不合理的制度下，财富与地位的取得，多是通过可耻的肮脏途径，往往伤害他人，而为社会大众所不屑、不齿、不平、不服。普遍性仇官仇富的根源，在于一个制度的根本性不合理已成为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强烈共识，由此必然导致各种社会冲突与危机此起彼伏。而拒斥必要的制度改革而乞灵于强力暴力维稳，即使维稳费超过了军费，也难免捉襟见肘，穷于应付。更有甚者，这种维稳行为本身，也正在成为社会冲突和危机进一步深化与激化的重要原因。因为这种维稳，不仅违犯普世价值和常理常情，甚至往往还违犯了中共自己写在纸上的宪法、法律与政策，日益接近于黑社会行为。各级官员勉力为之，在时间、精力、道义与良心上都属于额外付出，对未来可能的清算更深怀恐惧。由此产生的对额外补偿的要求，导致维稳者自身更多贪赃枉法的行为，直接激发更多的社会冲突 --- 杯水车薪化为火上浇油，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第四．残暴。马加爵，唐福珍，钱云会，药家鑫，钱明奇 …… 中国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残暴和血腥。二十余年前，这个政权本身就只是靠着前苏联和东欧所有其他共产主义政权都无法企及的残暴性才得以例外地生存下来。“杀他二十万，稳定二十年” --- 今天世界上还有多少精神正常的人敢于使用这种禽兽语言？从那时以来的每一天，这个政权都是作为一个暴政的活标本而存在，定义着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首要秘诀，演示着在这个社会里“成功”的行为规范。残暴的执政方式是如此生死攸关，以至于为之辩护的官方意识形态居然会在膜拜孔子的同时又尊崇秦始皇（张艺谋《英雄》里喋喋不休的“天下”梦呓），而对此中的讽刺与荒诞全然不觉。孔子所创立的儒家，通过掌握对历史与“天命”的解释权，将秦始皇的暴政与其短命王朝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是因为二者代表了完全对立的治国理念与道德理想，而自相矛盾的官方意识形态，已经连最低限度的逻辑自洽与智力诚实都无法维持。
儒共模式的命运
官方媒体与御用学者为这一儒共模式的宣扬，尤其自几年前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世界金融危机以来，越来越得意忘形，足以令人回忆起那个“东风压倒西风”和“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痴人说梦的毛时代。在被奉为最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模式以后，它甚至象当年的共产主义一样，又要开始“放之四海而皆准”了。不仅众多发展中国家理应效法，按中国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算命术，似乎在世界范围内取西方民主制度而代之也大有希望。
但这只能是又一次自欺欺人。儒共模式不仅不可能取代自由平等民主的普世价值，就是在中国国内，也不可能拖得太长久。
上文对于这一儒共模式产生过程的分析，已经揭示出，它只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集团于日暮途穷之际，“死马当作活马医”的产物，其中无论是“儒”的部分还是“共”的部分，都经过机会主义的高度阉割与歪曲，完全丧失了它们曾经有过的历史合理性，与政治、道德、文化、精神上的新资源或新生力更是毫不相干。正因如此，它才在短短二十余年里就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如此深重的全面危害。
而那些口必称“中国模式”的，往往正是最不相信它的人，一味地赌咒发誓，恰恰是因为这一模式最有利于他们这些暂住中国的精英们“多快好省”地榨取那最后一桶金，然后收拾细软，永远抛弃这个资源枯竭、污染遍地并民怨沸腾的国家和它的劳什子“模式”，飞到他们日夜咒骂的那些西方国家去，与早已送去那里打前站挣身份的太太、儿女和二奶们会合。
争取和捍卫个人的价值、权利、自由与尊严，是席卷今日世界的最重要的思潮，其不可阻挡，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运动。在曾将黑人当作奴隶随意买卖甚至私刑处死的美国，黑人已当选了总统。在世代臣服于君主与强人淫威之下的阿拉伯世界，人民正奋起反抗。而中共当局却仍在所谓“生存权”的幌子下，将人权非人化为猪权，甚至比猪权还不如 --- 仅以它对于中国人最基本的言论、新闻与出版自由的粗暴剥夺，就已无异于把十三亿人的眼睛蒙住，耳朵堵塞，嘴巴缝上 --- 如此对待猫狗之属，也绝不会被任何一个正常的人所容忍。值此无远弗届的互联网时代，这种践踏人权摧残人性的倒行逆施，每一天都在变得更加不得人心，很快就将人心丧尽，而这就是儒共模式的致命伤。随着过去十年来为之提供了掩护的国际恐怖主义狂潮节节败退，儒共模式即将成为下一个世界公敌与人类公敌，其最后终结的命运，是无法逃脱的。
2011年6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