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

 

1957年李四光在杭州

　　李四光，中国著名地质学家，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为新中国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元勋，中国地质大学第一任校长，湖北黄冈人，蒙古族。

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并获博士学位。首创地质力学。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之后李四光的著名事迹也被翻拍为电影。1932年任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代理校长，之后又任重庆大学教授。为中国甩掉“贫油”帽子，创立地质力学理论和中国“两弹”的研发作出了重大贡献。

    人物简介：李四光，地质学家，湖北黄冈人，蒙古族。（我是炎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学到的知识全部奉献给我亲爱的祖国。-- 李四光）光绪30年（公元1904年）5月官费赴日本留学读大阪高工船用机关科，宣统2年毕业（公元1910年），其间加入同盟会,后参加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去英国留学，1919年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科院古生物研究所所长、地质部部长等职。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著作有《中国地质学》、《地质力学概论》、《地震地质》、《天文、地质、古生物》等。

    个人经历：李四光（公元1889年10月26日--1971年4月29日)，字仲拱，原名李仲揆。公元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今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回龙山镇）的一个贫寒人家。李四光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奠基人之一和主要领导人。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长春地质学院教务长兼地矿系主任。

　　光绪30年（公元1904年）5月李四光官费赴日本留学读大阪高工船用机关科，宣统2年毕业（公元1910年）。因其在日本受了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的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8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公元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1917年，李四光从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获得硕士学位。

　　1918年，他回到国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1920年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28年7月国民政府决定组建国立武汉大学，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院长蔡元培任命李四光为武汉大学建设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选定了武汉大学的新校址（武汉大学内还有李四光选址的雕像）。

　　1932年任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代理校长，1937年任中央大学理学院地质系名誉教授。

　　1944年--1946年，任重庆大学教授，并在重庆大学开设全国第一个石油专业。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凌叔华.陈源夫妇)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中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1年8月中国长春地质专科学校、山东大学地质矿产学系、东北工学院地质学系和物理学系合并为东北地质学院（后名长春地质学院，现为吉林大学地学部），李四光担任首任院长。1952年李四光再次应邀回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

　　1958年李四光经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此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

　　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

　　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突出贡献：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他确立了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概念，分析了其特点，并运用这些理论概念探讨了中国的地质条件和石油形成条件。早在20世纪40年代，我国地质学家潘钟祥就明确提出了陆相生油学说，说明中国广布的陆相地层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反驳了西方所持的中国贫油的观点。

　　20世纪50年代，在李四光部长的领导下，通过我国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谢家荣等地质学家的不断理论探索和实践下，肯定中国东部特别是东北松辽盆地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地质部的观点，并根据地质部和李四光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在李四光的主持下，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中国人提出的陆相生油理论和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感情经历：1918年，他回到国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这时，他已年届而立，虽然事业有成，但因一直在求学，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意中人。

　　到北京后，他认识了温柔娴静而又高雅漂亮的才女许淑彬。许淑彬少有大志。由于家庭开明，她从小便走进学堂。父亲去世后，她由母亲和已经成家立业的哥哥供应上完了大学。虽然许淑彬比李四光年龄稍小些，但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经过两年多的交往，四光和淑彬两人感情融洽，都感到对方志同道合，找到了自己的知音。但是，碍于男子汉的自尊和青年女子的矜持，两人都没有向对方提起个人的婚事。许淑彬在和李四光单独相处时，曾多次想借题发挥，试探李四光对她的态度，但鼓足的勇气一到临场就没了，演讲时的口才也“不翼而飞”了。李四光也曾下了几次决心，试图当面向她表明心迹，但一见到她，年轻的教授常常找不到话题，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面对如此僵局，李四光很苦恼。他写信给父亲——湖北黄冈乡间的一位开明的知识分子，征求父亲的看法。

　　父亲很快回信了，信中说：大丈夫要志在四方，以学业为重。过去从湖北到东洋（日本），又从东洋到西洋，为寻求科学救国的道路，你没有考虑个人的婚事，这是对的；今天已学业有成，应该找一个终身伴侣成家了。“既然你和某人相识两年多，相互又都了解，况且你已经是30多的人了，如果她家人同意，就订婚吧！” 李四光看完回信，原先苦思冥想找不到的求婚方式突然间找到了。他想，何不把这封家信转寄给许淑彬，再征求她对此的看法？这样既可以曲折地表示自己内心的想法，又可以避免直言道出的难堪。

　　许淑彬看完李四光的家信后，觉得心跳加速，脸上发烧。她明白，尽管四光没有把她的名字告知父亲，但信中说的某人就是她。四光用这样一个巧妙的方式向她求婚了。怎么答复李四光，许淑彬想到自己的家人：母亲含辛茹苦把她拉扯大，哥哥也如父亲般呵护她，虽然终身大事自己做得了主，但还是应该征得他们的同意。于是她写信给母亲和哥哥。她没有像李四光那样用“某人”来含混，而是写明了恋人的姓名、学识、职业和人品。许淑彬的家人经过反复考虑，同意了她的选择，并很快回了信。这样，许淑彬拿着双方家人的回信，一言不发地交给了李四光，然后扭身走了。李四光和许淑彬两人没有海誓山盟，却很快走进了结婚礼堂。他们相敬如宾，开始了共同的人生旅程。

    名字由来：李四光出身于穷苦家庭。因为李四光排行老二，他的父亲李卓侯给他起了个名字：李仲揆。

　　公元1902年，在洋务派首领、湖广总督张之洞领导下，湖北开始大量兴建新式的中小学堂，除了教学生传统的经书，还传授科学技术知识。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黄冈，仲揆跃跃欲试。

　　公元1902年，李仲揆来到武昌，在湖北省学务处填写报名表。可能是太紧张了，他误将年龄“十四”填在了姓名栏里。发现写错后，他因为家里穷，舍不得花钱再买一张表格，正在犯难，抬头看见前面大厅正中挂的横匾上有“光被四表”这四个字。仲揆眼前一亮，将姓名栏里“十”添了几笔写成“李”，而在“四”后边加了个“光”字，从此他改名为李四光。李四光的名字被响当当地载入中国乃至世界科学史册。

    科学救国：李四光在农村生活了近14个年头。从五六岁起，他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读书，还要帮着母亲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刻苦奋斗的精神和倔强的性格。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洋务派兴起，湖北办起了许多新学堂，以讲新学而标新立异。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只身前去投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在新学堂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由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选作官费留学生，送到日本学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过了7年，在那里，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李四光回国后第2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汉口的保卫战，作为新被任命的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他亲自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军火、上前线。随后，他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正当李四光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辛亥革命失败了。他发愤专心于科学技术的研究，走“科学救国”之路。他去英国留学，先是学采矿，以后转到地质。他祈盼着有一天，得见政治清明之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留学生活并不轻松。为了维持不断上涨的学费，李四光假期到矿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学的6年里，他不仅专业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先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婉言拒绝了一家矿山的高薪聘请，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

　　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名字真正为普通大众所熟知是在唐山大地震之后。那次大灾发生后，坊间流传着李四光能够预测预报地震的说法，据说李四光曾经提醒从事地震研究的科研人员要注意河北河间、沧州，要注意渤海，要注意云南通海，要注意四川炉霍，要注意云南的彝良大关，要注意松潘，要注意唐山等等，这些被李四光点了名的地方后来大都发生了地震，不过，李四光是不是讲过这番话，何时讲这番话至今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李四光主张地震是可以预测的。

    所获荣誉：1958年，李四光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所长、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曾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

　　1959年5月29日，经前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评选，授予李四光“卡尔宾斯基金质奖章”。同年12月6日，苏联地质界对他的崇高工作和在中国创建的地质科学经验，作出了公正的总结。苏联克鲁泡特金教授在《自然》杂志上撰文，介绍了李四光在地质科学上的成就。

　　2009年10月，李四光入选蒙古族十大杰出科学家。

　　2009年10月4日，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和国家天文台即将把一颗小行星命名为“李四光星”，这是继明安图后第二次用蒙古族科学家的名字命名小行星。

    毛泽东与李四光：1952年的一天，毛泽东在日理万机，操劳国内外、党内外大事的百忙之中，在一次会议期间接见了李四光。那天，李四光回到家里，精神格外奋发，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接见时的幸福情景：毛泽东身材魁梧。红光满面，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毛泽东问他：“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你能不能给我讲一讲。李四光非常感动。毛泽东博学多闻，这样关心地质科学的发展，连地质力学中“山字型构造”这样专门的概念都注意到了。

　　在李四光任地质部长期间，毛泽东主席多次对地质工作作出指示。1953年，毛泽东指出，地质部是党的地质调查研究工作部。1956年，毛泽东又指出：地质部是地下情况的侦察部，它的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要提早一个五年计划。

　　对于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毛泽东也很重视。1955年，周恩来总理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支持地质部成立地质力学研究室。此后，在这个研究室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今天才有了专门的地质力学研究所。

　　毛泽东极其关心中国的石油远景。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有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一座客厅里接见了李四光。当时，周恩来也在座。谈话中间，毛泽东关切地问到中国天然石油的远景怎么样?李四光早在1932年就注意了这个问题。以后，从1935年到1936年，他在英国讲学时，写过一本《中国地质学》，其中提到“东海、华北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实际指的就是石油。他用乐观的、十分肯定的语气回答毛泽东说，中国天然石油的远景大有可为。他根据数十年来地质力学的研究，从新华夏构造体系的观点出发，向毛泽东、周恩来分析了中国地质条件，认为在中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松辽平原、包括渤海湾在内的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北部湾，还有黄海、东海和南海，都有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句话，因为过去是用英文写的，所以故意说得含糊些。

　　听到这里，周恩来笑着说：我们的地质部长很乐观啊！毛泽东也高兴地笑了，当即作了关于开展石油普查勘探的战略决策。根据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地质部和兄弟部门一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战略性的石油普查勘探工作。根据地质力学的理论，他们在一些辽阔的中、新生代沉积盆地中，在约2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内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石油普查。打了3000多口普查钻井，总进尺120多万米。从所取得的大量地质资料看，不仅初步摸清了中国石油地质的基本特征，而且证实了中国有着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后来在大庆油田喷射出大量的石油就是最好的例证。

　　地质力学在找油实践中经受了检验。毛泽东对这件事一直记在心上。1964年，在三届人大会议期间，一个服务员同志在人大代表行列中找到了李四光，对他说：“请您到北京厅去一下!”当时李四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他走进北京厅时，见到大厅中只有毛泽东一人坐在那里。李四光没有想到是毛泽东找他，以为服务员说错了地点，连忙道歉说：“主席，对不起，我走错门了！”但毛泽东却健步走了过来，紧握住李四光的手，说：“没有走错，是我找你的”。毛泽东接着风趣地对李四光说：“李四光，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李四光一时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思，回答说：“身体不好，刚学会一点”。毛泽东笑着说：“你那个地质力学的太极拳啊”。这时，李四光才理解毛泽东的话是对他和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一起，用新华夏构造体系找到石油的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赞扬，激励着李四光为祖国找到更多的石油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1964年某一天，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李四光。那是在怀仁堂开完一个会以后，毛泽东邀请李四光一起观看在北京第一次演出的豫剧《朝阳沟》，并要李四光坐在他的身边，边看戏，边交谈，谈了剧也谈到石油。在谈到石油问题时，毛泽东对地质部和石油部在找油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说“你们两家都有功劳嘛!”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又拉着李四光一起登上舞台，同演员合影留念。

　　毛泽东一向重视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工作，十分关心科学工作者的成长，对从旧社会过来的愿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老一辈科学家非常关怀。1964年2月6日中午，李四光接到一个电话，说要他立刻去中南海。李四光匆匆吃完午饭就去中南海了，一位在门口等他的同志把他领进毛泽东的卧室。竺可桢和钱学森两位同志也先后到了。毛泽东请他们坐在自己的床边，亲切交谈。他们就天文、地质、尖端科学等许多重大科学问题广泛交谈了三四个钟头。李四光回来告诉他的女儿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那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这次谈话，毛泽东发表了对许多重大科学问题的意见，热忱希望这些老一辈科学家为攻克科学技术尖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贡献自己的才能。

　　1969年5月19日，毛泽东接见在京参加学习班的1万名代表。在京的中央委员参加了接见，李四光也在其中。毛泽东在主席台上看到了李四光，马上拉着李的手，亲热地叫“李四老”。两人距离那么近，然而因为会场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对面说话都听不清楚。毛泽东只好伏在李四光的耳边，问他的身体好不好，工作情况怎么样。

　　主席拉着李四光的手走在前面，接见到会的同志们。接着，又一同离开主席台，步入休息室。家里人早已在电视中看到了这一幸福会见的镜头，只是不知道毛泽东和李四光讲了些什么。李四光刚到家，家里人便都急着问李四光。李四光高兴地讲，毛主席和他在休息室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在这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里，毛泽东和李四光谈了多少亿万年间的事情——从天体起源、地球起源，谈到了生命起源，谈到太阳系起源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理论还有点道理。毛泽东对李说，他很想看看李四光写的书，希望李找几本书给他，还请李四光帮他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毛泽东说，我不懂英文，最好是中文的资料。

　　“主席想要读哪些方面的资料呢?”李四光问。毛泽东用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大圈，说：“我就要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

　　第二天，按照毛泽东的嘱咐．李四光就请秘书同志帮他找书。他想：主席这么忙，总不能把我写的书统统送去请他看，应该选一两本有代表性的作品送过去。经过一番仔细的挑选，李四光先把《地质力学概论》一书和《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些什么?》这篇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然后，立即着手开始收集毛泽东所要的资料。为此，他看了许多外国资料。为了节省毛泽东的时间，让他能少消耗一点精力就可以看到需要看的东西，李四光决定自己整理一份资料，把地质学说中当时的各种学派观点部包括进去，再加上自己的评论，阐明自己的观点。他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整理资料，在此基础上，一连写了7本书。每写完1本，李四光就叫秘书同志马上送到印刷厂去，用大字排版，然后拿回来亲自校对。这7本书印好之后，定名为《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地质力学：是李四光创立的，是地质学的一门分支学科。1926年和1928年李四光发表的《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及《晚古生代以后海水进退规程》等，从理论上探讨自水圈运动到岩石圈变形，自大陆运动到构造形迹等问题，1929年提出构造体系这一重要概念，建立了一系列构造体系类型。1941年李四光在演讲“南岭地质构造的地质力学分析”时正式提出了“地质力学”一词。1945年发表《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对地质力学理论作了系统的概括。地质力学是力学与地质学相结合的边缘科学，即用力学原理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及其起因的科学。它从地质构造的现象（构造形迹）出发，分析地应力分布状况和岩石力学性质，追索力的作用，从力的作用方式进而追索地壳运动方式，探索地壳运动的规律和起源。地质力学认为结构要素、构造地块和构造体系是地质构造的三重基本概念，对于探索地壳运动规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现已认识的构造体系，可划分为三大主要类型，即纬向构造体系、经向构造体系和扭动构造体系。这些体系主要是地壳的水平运动（经向的和纬向的）造成的；而水平运动则起源于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李四光把地球自动调节自转速度变化的作用称为“大陆车阀作用”，因而把这一假说称为“大陆车阀假说”。

    发现冰川：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后，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以严谨的冶学作风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一个山头、一个沟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缝，他都不放过。学校经费不足，他带领学生白手起家搞建设，将学习环境收拾得十分雅静。

　　在教学的同时，他对研究工作也不放松，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蜒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在研究过程中，他从不为已有的观点和学说所束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寻找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断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并敢于向一些旧观点提出挑战。

　　例如，从19世纪以来，就不断有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到中国来勘探矿产，考察地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中国发现过冰川现象。因此，在地质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已经成为一个定论。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间，就在太行山东麓发现了一些很像冰川条痕石的石头。他继续在大同盆地进行考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3次全体会员大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到会的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轻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为了让人们能接受这一事实，他继续寻找更多的冰川遗迹。10年以后，他不仅得出庐山有大量冰川遗迹的结论，而且认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并且可划为三次冰期。

　　当李四光的这个学术观点再次在全国地质学会上发表以后，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庐山辩论。在民国时期注重学术，外国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带着开拓推广学术的精神到中国来。因此，尽管大量事实摆在眼前，几位外国学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考察，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此文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看罢回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可是，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他干脆把家搬到庐山上，又在庐山脚下建立了一个冰川陈列馆，起名叫“白石陈列馆”（后被国民党海军炸毁）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关于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庐山》中得到全面阐述。可惜由于抗战爆发，这部书10年后才得以出版。

    毅然回国：1927年，李四光应蔡元培的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搞地质研究常常要餐风饮露，条件十分艰苦。况且刚刚成立的研究所经费少，设备缺，甚至没有固定的所址。8年抗战期间，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尽奔波辗转之苦。那时，他抽的是用草纸做的烟，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们始终没有放弃地质研究。由于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劳累，他患了心绞痛和肺结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他的夫人许淑彬也一同前往。会后，他们在英伦三岛上又住了1年，一面养病，1面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李四光虽远在欧洲讲学考察，但仍关注着祖国的命运。

　　1949年初，他数次给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许杰（地质学家、解放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人写信，支持他们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广州，为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保留了一支队伍及设备。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可是，由于第2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提前1年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着起程的日期。1天，伦敦的1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人民政协给他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他拿起1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先到法国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宽阔且多风浪，是偏僻的货运航道，1般人通常都不会从这里渡海，因而能避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他提笔给驻英大使写了1封信，让许淑彬两天后寄出。第2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两天以后，许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他还规劝这位大使脱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怀抱……

　　两星期后，许淑彬收到李四光的来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便立即前去会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地质元帅：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李四光科学事业崭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和科联主席。

　　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论学习，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决心扔掉那些旧日留下来的包袱，……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地质事业中去，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在他的具体领导下，中国的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5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端的日子里，毛主席、周总理就询问过李四光：中国天然石油这方面远景怎么样？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在陕北肤施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万美元，因收获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到中国调查地质，写了《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下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但是，李四光根据自己对地质构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以后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又一次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讲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乐观地回答了国家领导人的提问：“我们地下的石油储量是很大的。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队伍开往第一线。在几年里，就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1958年6月，喜讯传来：规模大、产量高的大庆油田被探明。地质部立即把队伍转移到渤海湾和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以后，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继建成。地质部又转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浅海海域继续作战。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中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

    地震预测：在1966年邢台大地震后，李四光“教导我们”要注意河北河间、沧州；要注意渤海；要注意云南通海；要注意四川炉霍；要注意云南的彝良大关；要注意松潘；要注意唐山……这一路走来，都被李四光言中。当时很多科学家认为地震是无法预报的，李四光斩钉截铁地说，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周总理说过：“李四光力排众议，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文中用了一连串的“要注意”，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起到了强调的作用，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原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靠窗一侧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

　　其他家具则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一个质感陈旧的皮沙发的扶手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的棉絮。这几个沙发，还是李四光1950年回国时，在旧货市场上买的便宜货，看来年头更为久远。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尚未恢复原样，但一张大写字台是李四光用过的。

　　办公室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当年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曾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写着“斗私批修”四个粉笔大字。

　　李四光有着很深的国学基础，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写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1920年，在近80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晚会上，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世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这首曲谱和李四光在国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陈列在纪念馆里。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简单，衣着也很不讲究，得过且过，甚至补丁摞补丁。李四光去世后，工作人员想找几样遗物留下来，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像样的值得保存的东西。

　　李四光夫妇在世时，这幢小楼只他们两人居住。他们去世后，女儿李林一家搬了过来。李林2002年5月31日过世，丈夫邹承鲁也患病在身。一门3院士，已传为佳话。

　　40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楼，李家南门外那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以及明朝大太监刘瑾等历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围颇为扎眼的标志。如今高楼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夹在当中，小楼因年久失修，多少显得有些残旧。

个人名言：我是炎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学到的知识全部奉献给我亲爱的祖国。

真正的科学精神，是要从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出来的。真正的科学成果，是要经得起事实考验的。有了这样双重的保障，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不会自掘妄自尊大的陷阱。

    科学尊重事实，不能胡乱编造理由来附会一部学说。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它要靠许许多多人民的劳动和智慧积累起来。

    不怀疑不能见真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取怀疑态度，不要为已成的学说所压倒。

    真理，哪怕只见到一线，我们也不能让它的光辉变得暗淡。

    历史镜头：中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少年有志，为了要造出"第一流兵舰"，15岁东渡日本，学习造船专业。但是，当时中国没有钢铁不能造船，李四光又转赴英国，学习采矿。可他觉得采矿离不开找矿、勘探，还需要掌握地质学的专门知识，于是，他最终选择了地质专业。后来李四光为中国的地质学特别是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公元1889年10月26日　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

    公元1904年--公元1907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宏文学院普通科学习。

    公元1905年8月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

    公元1907年--公元1910年7月　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毕业归国后任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教师。

    公元1911年10月—1912年8月　先后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事，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湖北省同盟会支部书记。

    1913年10月—1918年6月　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先学采矿，后学地质学。毕业时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1920年归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1928年1月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

    1931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1934年—1936年4月在英讲学，接受挪威奥斯陆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37年11月率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迁广西桂林。

    1944年，地质研究所经贵阳迁往重庆。

    1945年4月，兼任重庆大学教授。

    1948年8月赴英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学大会。

    1950年5月回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员会主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

    1951年4月当选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1951年8月担任东北地质专科学校校长（吉林大学地学部前身）。

    1952年3月任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第一任校长。

    1952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

    1956年2月成立地质力学研究室，兼室主任，1958年室改成所，兼任所长。

    1958年6月被苏联科学院授予国外院士。8月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委员会主任。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9年4月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0年8月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

    1971年4月29日逝世于北京。

    相关故事：三年级上册（25页开始 ）课文：李四光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

　　小时候，他喜欢和小伙伴一起玩捉迷藏的游戏。每次他都爱藏在一块大石头的后面。这块巨石孤零零地立在草地上。一听到小伙伴的脚步声，他就悄悄围着大石头躲闪。大石头把他的身影遮得严严实实的，小伙伴围着石头转来转去，也找不到他。时间长了，他对这块大石头发生了兴趣：这么大的一块石头，是从哪儿来的呢？

　　李四光跑去问老师，老师想了想，说：“这块石头恐怕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我小的时候它就在那儿了。

　　“是谁把它放在哪儿的呢？”

　　“听说天上常常掉下来陨石，也许它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

　　“这么重的大石头从天上掉下来，力量一定非常大。它应该把草地砸一个很深很深的大坑。可它为什么没卧进土里去呢？”

　　“这我可说不上来了”。

　　李四光又跑去问爸爸，爸爸也说不清楚。

　　这块突兀的大石头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它的四周都是平整的土地，没有一块石头呢？这个问题李四光想了许多年。直到他长大以后到英国学习了地质学，才明白冰川可以推动巨大的石头旅行几百里甚至上千里。

　　后来，李四光回到家乡，专门考察了这块大石头。他终于弄明白了，这块大石头是从遥远的秦岭被冰川带到这里来的。经过进一步的考察，他发现在长江流域有大量第四纪冰川活动的遗迹。他的这一研究成果，震惊了全世界。

    武大情缘：作为一名著名的科学家、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李四光一生奔波劳苦，致力于教育和学术，给世人留下了享用无尽的精神财富。他一生奔忙却不忘家乡的教育事业发展，20世纪30年代主持兴建的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区，便凝结着他的教育救国理想。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签发院令，任命李四光为国立武汉大学新校筹备委员会委员，不久又被委任为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

　　建立国立武汉大学是蔡元培推行大学区建设的方案之一，他认为在中部建立一所国立大学有助于中部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于是国民政府决定改组原有的武昌中山大学，组建国立武汉大学。然而，当李四光在沧桑巍峨的黄鹤楼俯瞰这所位于蛇山脚下面积仅40余亩的校园时，不由想起了自己曾经就读的校园宽阔敞亮，环境幽雅的英国伯明翰大学。他决定另建新校。

　　到何处寻找新校址？凭他的想象，大学应该有山有水、动静相宜、能启迪人的灵性。林学家叶雅各教授建议将校园建在山水相连、风景如画的东湖之滨。经过实地考察，李四光欣喜地发现这里实乃办学的上好宝地。于是，在1928年11月一个天高气爽的深秋，正式确定武昌东湖珞珈山一带为国立武汉大学的新校址。

    为了在这个湖光山色、风景如画的地方建设一座别具一格的新校园，李四光请来了谙熟中国工程技术的美国工程师开尔斯来进行规划设计。开尔斯先生果然不负众望，他以中国传统建筑的精华——北京故宫为蓝本，根据中国传统建筑的“轴线对称、主次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原则，巧妙地利用了珞珈山、狮子山一带的地形，历经一载有余，终于完成了武汉大学新校舍的设计工作。

　　然而，武汉大学的兴建历程却并非一帆风顺。

　　首先遇到的困难是湖北省政府的临时变卦。省政府以占用耕地过多为由，迟迟不批准建校申请，新校舍的建设被迫搁置不前。李四光等人多方奔走并邀请省政府代表实地考察，最终省政府在1929年第17次政务会议上正式决定圈定珞珈山一带的土地3000余亩作为武大的新校址。1929年8月15日省政府正式发出公告张贴各处。

　　第二个困难是修路迁坟。当时从武昌城至珞珈山没有公路可通，只有一条小径，必须修一条公路以便运送建筑器材和物资。要修公路，又有许多坟墓，于是麻烦又出来了。当时的民间风俗，非常迷信风水，认为迁徙坟墓祸及祖先，有违中国几千年来的孝亲观念，因而坚决反对迁坟修路。坟主还联合起来，向省政府请愿，要省政府制止迁坟修路。

　　当武汉大学大兴土木之时，武昌坟主陈云五等豪绅，以坟墓在珞珈山新校址范围之内，先后向教育部及湖北省政府捏词呈诉，声称武汉大学新校舍之建筑，将迁坟数千冢，破坏风水无数，武大需另选校址建校。湖北省政府竟听信蛊惑之言，于1929年11月15日函告武大：珞珈山新校址立即停工，另选南湖或徐家棚无坟处兴建校舍。

　　李四光、王世杰等人没有被各方面的压力所吓倒，以惊人的气魄和胆略据理力争，当众宣布：

　　（一）向湖北省政府严正磋商，请其变更上述决议案；

　　(二)呈报中央声明原址范围绝不可变更；

　　（三）工事仍照预定计划进行。在李四光、王世杰的多方斡旋之下，豪绅坟主掀起的反对迁坟闹剧终告结束。

　　第三个困难是经费问题。建一所气势恢宏的美丽校园谈何容易，需要筹集巨额资金。学校最初呈报大学院申请的经费是150万元。1929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拨款150万元用于兴建武大新校舍，由中央财政与湖北省政府各支付75万元。

　　尽管国民党中央已决定拨款，但要将这笔经费落实到位却十分困难。在平息了迁坟风波之后，李四光、王世杰等人又为落实建校经费四处奔波。当时全国财政大权掌握在财政部长宋子文手中，但当李四光、王世杰等人请他照案拨款时，宋态度冷漠，毫不热心。不得已，李四光、王世杰赴京求见行政院长谭祖庵，向他说明此校对将来湖湘子弟影响最大，而筹款却困难至此。谭闻言，立即热忱地说：“放心，此事全部交给我办好了”。宋答应每月筹款5万元，分15个月付清，总算是解决了经费上一半的难题。后来，经过李四光、王世杰的多方奔走，湖北省的75万元也终于落实。

　　1932年5月26日，武汉大学隆重地举行了新校舍落成典礼。李四光作为教育部的代表表示祝贺，并与蔡元培、任鸿隽、刘树杞为武大师生进行了学术讲座。5月27日，当他演讲完毕，从学生大礼堂出来时，被一群老师和学生团团围住。正在纳闷之时，一名学生拿着纸和笔墨走了上来。他一下明白了，原来是毕业纪念刊的编辑们希望他为纪念刊题词。看到大家期待的眼神，他拿起笔墨写下了两行大字：“用创造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求人生的出路”。从此以后，他的“创造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一直在激励武大师生不断地博学慎思而笃行。题完词后，他在珞珈山对面的狮子山顶上特意看了看落成的新校区，当他看到昔日这片荒山野岭之地，经过短短两年的建设，一栋栋美轮美奂的建筑已拔地而起，不禁百感交集。

　　李四光给我们留下的庄重典雅、造型瑰丽的校舍建筑群，不仅让武汉大学赢得了“最美丽的大学校园”之美誉，其展现出来的艰苦创业、迎难而上的精神风貌亦鼓舞、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的武大人不断开拓进取。

    个人贡献：1.为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

　　2.运用力学对地壳运动及其与矿产分布的规律的研究，创建“地质力学”和“构造体系”的概念。预测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存有石油，后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油田的发现证实其预测。

　　3.早年对蜓科化石及其地层分层意义有精湛的研究。对中国北部?类化石及其地层意义的研究是中国最早进行的?类及石炭二叠系研究。其创立的“?”字，用来翻译Fusulinid（一种早已灭绝的有孔虫，属于原生动物），为中国古生物学界所沿用。

　　4.提出了华东第四纪冰川存在的理论。

　　5.地震预报：李四光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中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李四光为地震地质和地震预报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李四光在晚年，为中国地热的开发和利用也做了很多工作，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途径，晚年发表的“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对中国学科大交叉的倡导产生深刻影响，对中国地质教育、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鲜为人知：李四光的家乡是湖北黄冈回龙镇下张家湾乡的一个穷山村。他14岁出国留学，凭的是自己勤奋努力得来的成绩。李四光先去日本学造船，后去英国学采矿，最后确定以地质学为终身事业，但也付出了不少实际代价。

　　在去日本学造船的船上，因为穷，买不起正式的铺位，只好白天窝在底舱，晚上在船顶过夜。不想受了风寒，大病一场，又因没钱医治，落下一个毛病----不能吃肉，一吃就犯病。此后他一生与肉绝缘。去英国留学，写毕业论文时，腿上长了一个脓疮，也因为既没钱又没时间，耽误了治疗，他索性用刮胡刀片自己把疮刮掉，腿上落下一个大疤。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简单。饮食上不沾荤腥。衣着也很不讲究，得过且过，甚至补丁摞补丁。李四光去世后，工作人员想找几样遗物留下来，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像样的值得保存的东西。李四光身兼多职，但除了必须出席的会议，他从不在类似晚会、纪念性活动这样的场合露面。他总觉得年岁越大，时间越紧，要尽可能地把有限的时间花在有用的地方。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业余音乐家：地质学家李四光还是一位音乐迷，谱写了中国最早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

　　李四光是新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生前用过的小提琴引起参观者关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研究员马胜云称，李四光在英国留学时迷上小提琴。

　　李四光在英国苦读7年，1920年回国前，他提笔写下小提琴曲《行路难》。据上海音乐学院现代音乐室考证，它是有曲谱为证的中国最早的一首小提琴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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