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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1897年11月26日－1979年12月3日），字恺荫，又名特立，中国江西萍乡人，小毛泽东4岁。因近水楼台，成为中国共产党創始人之一，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资格很老。
张国焘，一大代表，建党有功，此人有才不假，唯心胸窄逼，眼界近管，终难成大业。
张国焘工于心计，城府极深，用杨尚昆的话来形容，“脸上没有表情，说起话来很慢，还哼哼哈哈，在肚子里打主意”。
在长征时期，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张国焘说是为策应红一方面军。
1935年6月，由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有近八万人的强大实力，而红一方面军经过前一阶段的长征，只剩不足三万人。
会师后，张国焘取代周恩来出任红军总政委。因为张国焘坚持南下而中共中央坚持“北上路线”，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裂。张国焘在回忆录中称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并非是反对北上，当时北上决定并未确定。
9月9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稱张国焘发密电要求武力解决，得到叶剑英报告的毛泽东等不辞而别，仅率领红一军团和中央机关等组成的中央纵队北上，张国焘則率四方面軍及部分一方面军部队第二次过雪山草地南下。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马尔康县卓木碉开会，并决定另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史称“第二中央”），张国焘任中共中央主席，“第二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的党籍。张国焘以“党团中央”的署名向陕北的中共中央宣称：“此间已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对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1936年1月23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张闻天，提出“党内急谋统一”，“提议暂时此处以南方局，兄处以北方局名义行使职权，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职务，统一领导”。
1936年1月24日，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朱德的提议，致电张国焘、朱德，电文称：“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1936年2月14日，张闻天、林育英又致电朱德、张国焘：对政治决议既原则上同意，“组织上亦用西南局，则对内对外均告统一”。
【张国焘 贬毛中央 为 西北局； 毛等 则“规劝” 张等 你们还是 以 “西南局” 名称为好~。 各不相让正统中央的位置。】
中央红军在陕北与陕北红军以及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会师后，建立并巩固了陕甘宁根据地。
南下期间损兵折将的张国焘被共产国际命令取消其“第二中央”，
1936年6月6日，张国焘正式宣布取消第二“中央”、“中央军委”等，并准备成立中央西北局。
1936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红二、四方面军成立中央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张被迫带领红四方面军和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及红一方面军的部分部队一同北上，1936年10月在甘肅靜寧縣將台堡（今屬寧夏）與紅一方面軍會師。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彭德怀诱使张国焘脱离大部队，仅带数十人的警卫排进入根据地，由此解除了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彭德怀带领的中央军委前进指挥所接替张国焘控制了红二、四方面军。根据中央命令，由红四方面军主力以及红九军团等部组成红军西路军，任命陈昌浩任中共西路军前委书记兼西路军政委，徐向前任总指挥。
西路军在陈昌浩、徐向前等率领下，奉命向北，先是试图打通经中卫、阿拉善进入外蒙到苏联的补给线，后中共中央又接共产国际指示放弃北线，转而打通经甘肃、新疆到苏联的补给线。西路军在北上被宁马马鸿逵打击后，转而退入河西走廊，试图打通经由甘肃、新疆到苏联的补给线。遭到青海军阀马步芳、马步青以及甘肃军阀马鸿宾的猛烈攻击，同时由于中央军委和军委前指（彭德怀司令）指挥错误，致使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东突西冲，犹豫徘徊，始终不能摆脱被追杀的被动局面，经数月浴血拼杀后，将近３万人的西路军最终几乎全军覆没-仅有李先念率残兵一千余人进入新疆，其余部队大部被歼，少部分被俘或被打散。（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帅残部从新疆返回延安， 被称为“小团”； 被俘和被打散的一部分人员（如徐向前等）后来终回到陕北，徐向前 堂堂总指挥，柱了根棍子要饭 回到陕北 延安 （他身上带有8-9个金戒指，但 那是党的经费，他没有私用私贪，到延安后，缴给了中央。）
由于红军未能打通陕北到苏联的补给线，使蒋更有信心剿灭红军；红军发动宁夏战役失败，也使东北军、西北军更难和红军正式、公开结盟，因为张学良希望与红军在打开与苏联通道后结盟，否则无法抵抗强大之中央军。同时，南方追击红军的中央军迅速北上，越来越接近陕北；张学良明知中央军到达陕西后，东北军不能继续与红军秘密合作，使张学良难以“剿共”与“联共”。
张国焘进入陕甘宁边区之後，张国焘被边缘化，1937年3月遭到批判后任边区政府副主席。
1937年3月底，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批评他的错误。在开会之前，毛泽东把张国焘请到自己的住所来，同他长谈了一次。
当时，毛泽东和贺自珍已经搬到延安的吴家窑洞居住。这是平地箍起来的石窑洞，一排四孔，坐北朝南，其中三孔窑是相通的，右边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卧室，左边是书报室，中间的一间，用木隔扇墙隔成两间，外间是会客室。毛泽东就在会客室里同张国焘谈了一两个小时，耐心地指出他擅自把队伍拉到西康，和另立中央的严重错误，要他深入地进行检查。张国焘当即承认自己是犯了错误，还掉了几滴眼泪，表示一定要改正错误。可是，他又说，怕从此以后，自己威信扫地，再也抬不起头来，今后无法再工作了。毛泽东又给他讲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他打消顾虑。张国焘听了毛泽东的话，似乎思想通了，走的时候露出一副很感激的面孔。可是他走了以后，也不知道在原来四方面军的干部中搞了些什么名堂，参加抗大学习的一部分原四方面军的干部，对中央批判张国焘表示不服，差点儿闹出事。
后来，贺自珍听毛泽东说，张国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头一天痛哭流涕，把自己骂得一钱不值，第二天又把自己昨天说的全盘推翻，根本不认账。
毛泽东感叹地说：“对这个张国焘，我是软的硬的办法都用了，这个人是软的硬的都不吃，我拿他怎么办好？怎么才能使这块顽石点头呢？”
陕北
1937年，中共派往祭陵的代表是周恩来和叶剑英。1938年4月4日是清明节。国民党方面将派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出席，按照惯例，中共方面也要派相应级别的官员前往共同主持仪式。张国焘认为这是金蝉脱壳的绝好机会。
4月1日，张国焘上门求见毛泽东，要求去黄帝陵扫墓，说这有利于统战工作。
“你去干什么？”毛泽东摇着头说，“轩辕黄帝又不是共产党，我们也不必过分地去崇拜他。若是为了搞统一战线工作的话，边区政府派一个秘书就行了。”
张国焘坚持要去，列举理由说：“去年是恩来、剑英同志去的，今年级别不能低于去年，而且国民党方面派出的代表也有很高级别，我们不能派一个秘书去应付，以免授人话柄。”
毛泽东被他纠缠不过，让了一步：“好吧！你去扫完墓就立即回来。”
张国焘满口答应：“好，我很快就回来。”
凭直觉，毛泽东感到张国焘可能有鬼，专门叮嘱张国焘的警卫员张海：“你陪张主席去，一是要保证安全，二是扫完墓就立即回来。”
第二天，张国焘带着警卫员张海、陆秘书和一个警卫班乘坐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出发，一行人经甘泉、鹿县、洛川，于4月3日赶至陕甘宁边区南面的中部县。
4月4日，蒋鼎文与张国焘代表国共两党共同主持祭祀活动。祭陵礼毕，各方人士相互道别，纷纷驱车离开。张国焘对陆秘书和警卫班说：“你们先坐卡车回延安吧！我还要到西安办事处，有事找林伯渠商量……”
站在一旁的张海急了：“毛主席不是说了，叫你扫完墓就回延安吗？”
张国焘沉着脸，不予答理，一转身，钻进了等在前面的蒋鼎文的小轿车。小轿车引擎早就发动了，张国焘一进去，车就风驰电掣般地开走了，连多说一句话的时间也没给。
不仅蒋鼎文的小轿车跑得飞快，西安绥靖公署的其他车辆也纷纷启动。
这一切都发生在刹那间，相互配合得极为默契，好像早有密谋，看得陆秘书和警卫班目瞪口呆。
张国焘经西安到达武汉，拒绝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人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等人的一再劝导，起草电文，请长江局转呈中央：
毛、洛：
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
国焘
接到电报后，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商议。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刘少奇一致认为，从种种迹象看，张国焘此次出走是有计划的，而且已经与国民党方面取得了联系，达成默契，因此回头的可能性较小。但是，为了做到仁至义尽，中央集体发出了挽留电，希望能在悬崖边上阻止他坠落：
国焘同志：
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艰，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
弟
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张国焘去意已决。
中共中央又提出三条出路供他选择：一是回党工作，二是请长假休息，三是自动脱党。
张国焘不假思索地选择了第三条。他脱党后改靠国民党，面谒蒋介石说的第一句话是：“兄弟在外，糊涂多年！”随后，发表《声明》和《敬告国人书》，正式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
1938年4月22日，中国共产党在《新华日报》上正式公布《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张国焘以戏剧化叛逃的方式，向自己参与筹建的中国共产党决裂。
这个行为本身就宣告了他的政治生涯及其人生的彻底失败。他叛逃后，毛泽东再次重申对他的评判：“此人一贯称自己是‘中国的列宁’，什么都争第一。但是他只看见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道有今天不知道有明天！”
1938年4月3日，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一说是代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之名逃离延安，随蒋鼎文到了西安，投奔中国国民党。4月11日周恩来到武汉汉口与张多次规劝协商未果之下，4月18日，中共中央开除张的党籍。张的警卫员拒绝叛党，张国焘只身叛逃。毛等中央 宽大为怀，仁至义尽，将张妻杨子烈 和儿子 送到武汉与张国焘团聚。
当时负责中组部的陈云，告诉还在延安的张的夫人杨子烈：张国焘叛逃了。杨子烈十分吃惊，当即痛骂张国焘“不仁不义”，又表示自己要去寻找，“一定到武汉把张国焘找回延安”。对此，毛泽东和党中央答应了她，即将其和小孩“礼送出境”，并希望她能够规劝一下张国焘。毛泽东还对她说：“你能把张国焘找回来，就是共产党大大的功臣！”并批给她500元法币的旅费。但她一去之后，杳无音讯。
据说杨子烈离开延安时，毛泽东曾意味深长地要她转告张国焘一句话：“我们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点余地。” ------- （？？？？ 真假？？？）
张国焘投奔国民党后，蒋中正视其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交给军统领导人戴笠“妥善运用”，给了个 中将军衔。
张国焘于1938年叛变投靠国民党，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张国焘正式加入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任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主任，少将军衔。在军统局里，这可是—个不小的官职。所以，不少原国民党特务都对张国焘嫉妒得要命。因为当时在军统局里，只有戴笠和郑介民是中将级，其他最多也只是少将。张国焘也确实十分得意，由于蒋介石还给了他一个军委会中将委员的空头衔，所以，他去军委会开会时，便穿上军服，挂上中将领章。但他也挺知趣，到军统局工作时，特别是去见戴笠时，大都穿便服。据曾任军统局七处处长的沈醉回忆说：“有一次，戴笠约了几个处长去吃饭，也邀了他，我们都是挂少将领章，只有他一个人挂中将领章，他便感到有点尴尬，因为别人虽只挂少将，但权力都比他大，他只是限于研究范围，所以大家在谈日常工作时，他一言不发。”
张虽为特务 似乎没有直接出卖共产党哪个人，而是整个叛党，似乎没有直接血债， 如顾顺章 向忠发等那样。
1948年底因政治环境变化，举家迁到臺北市，在那里 根本没人搭理他；1949年冬又移居香港。
１９４９年冬，张国焘携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离开台北，来到了香港。１９５１年，青年党领导人谢澄平与程思远几经交换意见，决定组织一个定期座谈会，其成员有：罗梦册、张国焘、程思远、董时进、伍藻池、黄如今。不久，张发奎、顾孟余又拉张国焘创办《中国之声》杂志，以张国焘为社长，李微尘为主编。《中国之声》是一个反蒋的刊物。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０日，由张发奎、顾孟余积极筹备的"自由民主战斗同盟"正式宣告成立。但好景不长又发生变故。"战盟"成立不久即发生分裂，张国焘的《中国之声》社长一职也被张发奎派其亲信林伯雅接收。眼看已有的积蓄日渐减少，张国焘夫妇很是焦虑。
这时，朝鲜战争爆发。受其影响，国际黄金市场价格逐渐上涨。本来对"炒金"业务一窍不通的张国焘，见许多人靠"炒金"发了财，便也动了心。他将家里仅有的５０００美元作押金，到金融市场干起了买卖黄金的生意。结果连老本也赔了进去，落了个一贫如洗的结局。从此，一家人只能靠当教师的大儿子张海威不多的薪水勉强度日，每天以粗茶淡饭慰之饥腹，还要供养二子和三子读书，其困难可想而知。
当张国焘在生活上处处不如意的时候，新中国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却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看看自己穷困潦倒的生活，张国焘萌发了回归大陆的想法。他有三次这样的机会：
第一次与大陆联系是在1951年4月。张国焘在江西萍乡上栗老家务农的三弟张国杰收到大嫂的一封家信：
1966年开始为美国堪萨斯大学撰写《我的回忆》连载文章，并於香港明报月刊刊登中文版。
1968年举家从香港移居加拿大。
1976年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1979年12月3日在加拿大多伦多一養老院病逝，終年82歲。
1960年10月，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北京中南海采访毛泽东时问道：“您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