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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杂说

(2006-03-15 13:42:49) 下一个
方言沿革 不像文字,语言必定是自然形成的。既是自然形成,形成之时自然并无标准依从。既无标准依从,发展时必然出现差异。所谓方言,就是同一种语言因地方不同而出现的差异。一般来说,一种语言流行的地域越广,方言的种类就越多;流行区内的地形越复杂,方言的种类也会越多。理由很简单:地域广袤,地形复杂,遂不便交流;交流稀少,差异遂得以发生、发展、保留与固定,从而产生方言。汉语方言众多,南方方言尤多,正因为此。 简单地说,汉语语音可以分作南北两个系统。这种分类法由来已久。《诗经.钟鼓》“以雅以南”中的“雅”,指北音;“南”,指南音。先秦也用“雅言”指普通话或官话,可见当时以北方读音为标准音,视南方读音为方言音。当时所谓的北方,指中原地区。这地区流行的所谓雅音,其声韵见之于《诗经》。当时的南方方言主要有楚语、吴语、与越语。楚吴越在春秋都是非华夏体系的诸侯国,中原诸国视为蛮夷,其语音不被视为正统,如水之走下,势在必然。楚语分布于长江中游,吴语以于苏州为中心,越语流行于杭州一带。时至战国,吴越先后灭亡,吴语与越语却依然存在;楚国的疆域与国都则逐渐向东北迁徙,楚语的流行区也因此逐渐扩展至淮泗流域。 秦国统一天下之后,曾进行一系列的“统一”工作,包括统一文字在内。不过,似乎并未致力于统一语言。西汉扬雄著《方言》,对汉代方言进行了全面与细致的分析与研究。先后历时二十七年,而《方言》似乎仍是一部未完成之作,可见任务之艰难,也反映出汉时方言的复杂繁多。反过来,也正好证明秦朝似乎未对方言采取统一行动的推测。 对方言的发生与发展影响最深的人为因素,莫过于战争与动乱。比如,五胡乱华之时(时在晋永嘉年间,因而史亦称之为“永嘉之乱”),北方由匈奴、鲜卑、羌、氐、羯先后或同时割据,大量华人南迁。结果之一,是北音的流入南方方言。唐代诗人张籍《永嘉行》有“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即其证。八百年后,北宋南迁,也造成同样的后果。南迁人士大都是贵族大户,南迁之后因而大多居于京城。东晋都金陵,南宋都临安。金陵如今为南京,临安如今为杭州。正因为此,如今南京方言与杭州方言同周围地区极不相同。 统治当局的语言政策,其影响也不可忽视。比如,云南贵州一带,方言本来极其难懂(自然是对外地人而言),明沐英强行推广明代制定的洪武正韵,遂令滇黔方言皈依所谓西南官话系统,至如今反而成为最易懂的方言。 近代的方言状态如何,近代学者章太炎与刘光汉均作过系统的研究。章太炎分方言为九种,刘光汉分方言为十种,大同而小异。刘说较易明了,兹介绍入下: 河北关西 (所谓关西,泛指函谷关或潼关以西) 河南淮北 淮南江北 汉水南北(包括川北) 浙江 (指长江流域南京以东) 皖南 (指长江流域南京以西) 湘赣 (包括川南) 粤西滇黔 闽中 粤东 这种分类所依据的,其实是这些地区内的所谓官话或普通话,并不是说,在某特定地区之内,语音完全相同。换言之,在这些方言区内还有流行区域更小的方言存在。在南方方言区内,因多山多水,往来不便,更是如此。县与县之间,甚至乡与乡之间,语言不通之例,在湘赣地区屡见不鲜。反之,笼统地说,如今方言仍旧可以依远古之说,分为南北两类。 方言不是汉语独有的现象,各种语言都不免。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流行于非洲与印度等地的英语,都是英语的方言。美国黑人的英语,也是英语的一种方言。德法意西俄等等也都有各自的方言。不过,印欧语系的方言,读音之差异往往只表现在元音上,而汉语的方言,往往元音辅音都不尽同。有些西方语言学家于是倡一种论调,说什么汉语的方言,其实是不同的语言,只是因为汉字不用拼音字母书写,所以方才能统一为一种语言。无可否认,汉言方言之间的差异,大于各印欧语方言之间的差异。不过,窃以为并不能据此而断定汉语的方言其实为不同的语言。就印欧语系而言,发音是其语言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许多语法规则都因语音而来,或者说,都为读音而设。英国甚至有人写过一本完全根据语音来阐述语法的著作,作者好像叫Parmer,书名好像叫《Spoken English Grammar》,多年前读的,记忆不清了。 语音变革 南北语音差异究竟何在?简言之,北音浑厚,南音清软。何以会如此?据说孔子的解释是:南方是生育之乡,北方是杀伐之域。这说法玄而又玄,姑置之不论。较为切实的说法,最早的当推北齐文学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颜以为语音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北方山川深沉,所以语音厚重;南方水土温柔,所以语音轻扬。后来的语言学家如《切韵》的编纂者、隋代的陆法言,《经典释文》的作者、跨越隋唐的陆德明,皆承袭颜氏的自然环境说。 语音不仅因地域之不同而产生变异,也因时代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各种方言皆不能免。所以,语音学例有古音与今音之分。然而,古今音如何断代?向来并无定论。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以秦汉为古今音之界。远古语音变化如何,难以分析,大都依《诗经》为准。《诗经》作品取自十五国,涵盖年代近千年,而声韵不变。于是有人据此而断定古音无变化。这说法并不可信,因为诗歌的声韵完全可能脱离实际语言的声韵。比如,自宋以降,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方言,语音经历过种种的变更,而作诗填词,依然以宋代制定的韵书为准,而宋代制定的韵书,又以魏晋的普通话为准则。 汉以降,既有韵文,又有韵书,语音变化基本有轨迹可寻。魏晋不同于南朝,隋唐不同于两宋,金、元、明、清,也各自不同。顾炎武的划分法,于所谓今音,显然过于笼统和简略。也不适合于当今之世。如今的普通话,读音与声调基本皆以元代的音韵为准则。窃以为可以据此而把古今音的断代定在宋末元初。至于古音,可进而划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四个阶段。 研究声韵,韵书是最主要的工具。所谓韵书,就是按元音分类的字表。称之为“字表”而不称之为“字典”,因为韵书并无解释,甚至也不注明辅音。编著韵书的目的,原本并不是为音韵的研究,而是为作诗填词树立标准。最早的韵书,当推魏李登的《声类》与晋吕静的《韵集》,可惜,两书皆早已失传。梁文学家沈约著《四声谱》,依魏晋之音为标准音,该书也早已佚散。隋陆法言编的《切韵》也失传,近发现唐代手抄本数种,据近人考证,有的极为接近原作。宋陈彭年等根据《切韵》而作《广韵》,所谓“广”,就是推而广之的意思。换言之,所谓《广韵》,是一部增补的《切韵》。《广韵》分韵为二百零六部。所谓二百零六部,也就是说有二百零六种韵的意思。 随着时间的推移,语音的变化并不限于元音,也同样涉及辅音。因此,就究语音的变化而言,韵书的功能也是有限的。也许因为辅音与作诗填词无关,历来虽不乏探讨辅音变化的学者,类似韵书的专著却不可得。简言之,辅音的变化大致遵循由浊而清的轨迹。所谓由浊而清,就是由重摩擦变为轻摩擦,由轻摩擦变为无摩擦。比如,p->b, b->v, v->f, f->h, g->h, m->v->w。这种变化往往可从对外语所作的音译中找到证明。比如,浮屠(Buddha),吐蕃(Tibetan),回纥(Ouigour)三词,可以证明“浮”古音读作“不”,“屠”古音读作“独”,“蕃”古音读作“般”。又如,唐朝名将苏定方,其名姓见诸藏文史料,据藏文的音译,“方”在唐读作“邦”。辅音的这种变化,在方言中也可找到证据。比如,“文”在北京音读作wen, 在很多南方方言均读作ven,在粤方言读作 men。充分体现了m->v->w 这样一个过程。 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变化趋向,并不限于汉语。比如,西班牙语b的发音趋近于v,与汉语不谋而合。众所周知,西班牙语与汉语风马牛不相及,何以雷同如此?不敢置喙,留待高人。 四声略说 自先秦以至于宋,无论普通话还是方言,声调皆有平上去入四声之分,每一声又分阴阳两部。上文提到梁代文学家沈约著《四声谱》,于是有人误以为古无四声、四声出自齐梁,或者古音四声不全。据近人考证,皆为无稽之谈。兹举一例,以资管窥。据《史记》,正月之“正”,之所以读作“征”,乃因避秦始皇之讳。如果秦时无四声,就不可能出现这种避讳的方式。 北宋南迁之后,北方先后为金(与满清同为女真族,故清本名后金)、蒙古所统治,因金(或者说满)语、蒙语的混搅,入声渐失,混入平上去三声之中。南方方言不受此影响,因而大多四声俱全。不过,如今无论是哪种方言,四声阴阳俱全的,已经不复存在。绝大部分只保留阴平、阳平、阴去、阳去、上、入等六声据说,有极少数方言保留七声,未知确否。 元周德清作《中原音韵》,名为中原,实以北方方言的读音为准,为北曲的创作而作。分九十韵,每韵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部,无入声。入声的丧失与韵部的大大缩小,说明不少音与调在北方方言中皆已失传。明依之以修《洪武正韵》,虽有改良,未能恢复唐宋音的旧貌。如今普通话的四声,也是以元代的《中原音韵》为准,所谓的四声,不指平上去入,而指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选用北京音为普通话的读音,全国推而广之,遂令入声频于绝响,读古诗词,也往往不能合韵。 究竟什么声是入声?如果你的方言中有入声,那么,“入”字在你的方言中的声调就是入声。如果你的方言中没有入声,那么,想要知道入声是怎么回事就不容易了。在某些方言中,入声是通过尾音表现的。比如,粤音中但凡以k,t,p (或作g,d,b) 结尾的字,都是入声字。纽约唐人街有条街道,英文作Mot,中文作“勿街”。用北京音读“勿”,与“Mot”风马牛不相及。粤语的“勿”,正好是一个以“t”结尾的入声字,读作“mot”,用来音译英文的Mot,简直是天衣无缝。在某些方言中,尾音已经丧失。入声同其他三声一样,是通过声调来体现的。比如,长沙方言就是如此。 常见的入声字有:木,俗,速,谷,独,读,竹,肉,祝,术,玉,佛,勿,不,月,雪,血,切,穴,削,族,卒,足,曰,乐,岳,合,法,甲,鸭,乏,插,八,列,烈,劣,说,阅等等。有兴趣的人,不妨找部韵书看看。 注音与方言 汉字注音,有四种方式。最原始的,用字注字。比如,某字读若某字。自东汉以至于民国,最为流行的注音法为反切。比如,“可,肯我切”,意思就是用“肯”字的辅音配合“我”字的元音及声调,注“可”字的读音。“反”与“切”有什么不同?或者说,什么情况下用“反”?什么情况下用“切”,如今已经说不清楚,大抵通用。 选取什么字为反切,极有讲究。首先,用于反切的字当是常见易读的字,否则,本身都读不出,还怎么注音?其次,根据反切读出的音,必须放之四海而皆准。所谓四海,指所有的方言。换言之,同一个反切,用广东方言读之,为粤音;用北京方言读之,为京音;用苏州方言读之,为吴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行家因而能够通过掌握反切字的方言读音,了解方言的全貌。 严格地说,注音字母不始于创设“波坡模佛”的民国而始于唐。唐因翻译佛经之须,取某些汉字,派作字母之用。始于民国的注音字母,只不过是用非汉字符号为字母的首创。不过,“波坡模佛”在大陆大力推行却是四九年以后的事情,自拉丁拼音出始在大陆废止。与用反切法注音的情形不同,注音字母与拉丁拼音字母都不是汉字,如何读音,与方言无涉,是由行政机构统一规定的,所以,无论是用注音字母注音,还是用拉丁拼音字母注音,其结果必然是语音的统一化,或者说标准化。换言之,推行注音字母或拉丁拼音字母拼音法,如果彻底成功的话,必然导致方言的消失。 方言消失,是好事?是坏事?还是不相干的事?答案如何,想必见仁见智,正如北京城的胡同应当拆?还是应当留?所不同的是,胡同该不该拆?有人关心,甚至有洋人上书中国政府。方言该不该亡?无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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