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级桎梏并非文化传统，而是皇权专制下官僚制度本身的特征

等级桎梏的表现大体分两类，第一类是按照出身和血统确定的等级，在这种制度下，人们按照先天的出身来界定社会地位和权力，典型的就是印度的种姓制度，蒙古草原部落也是如此，其中黄金家族就被认为具有更高贵的血统，因此，也更有号召力和统治权威。第二类等级制度就是根据现实中的政治地位权力大小财富多寡来确定等级。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上述两种等级桎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占的比重也有所变化。魏晋南北朝时代豪门大族垄断了上层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这种门第制度具有一定的种姓制度特征，但是隋唐以来，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平民士族登上了历史舞台。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普通人经过不懈的努力，一样可以飞黄腾达。因此，自隋唐尤其是宋朝以来，总的来说，中国社会里按照出身划分的等级制度在不断削弱，但是这样的削弱只是是相对的。元清两朝，作为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拥有许多特权，元朝按照种族把人分四等，其地位显著不同；清朝前期，八旗子弟也享有不少特权，这些都是第一种等级桎梏的表现。但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完善，普通老百姓仍然有发达的机会，因此，第一类等级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作为特定时期的政治制度，从未占据优势，更无从像印度那样形成长盛不衰的传统，支配社会的发展，并深深地渗透到人们的潜意识里。

可悲的是毛太祖时代，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在一定的程度上居然建立了按照出身成份来确定政治地位的等级制度，“老子英雄儿好汉”，红五类，黑五类等就是这样的例子。年轻的遇罗克质疑了这种等级制度，不幸遇害。本质上，这样的制度也属于本文所描述的第一类等级制度。改革开放后，这样落后的制度从法律层面就被废除了。然而，按照出身确定权力地位的等级制度残余并没有彻底消失，例如，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对 经济上的“富二代”和政治上的“太子党”，都是另眼看待的，而这些特殊群体也通常自认高人一等，与众不同，只不过他们不能公然依靠国家的法律来实现特权罢了，更多是走歪门邪道。

第二种等级制度按照人们后天的政治地位权力大小财富多寡来划分等级。在传统的皇权专制社会里，在官僚体系内流行的第二种等级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官僚制度本身的特征，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为什么下级怕上级呢？为什么下级要千方百计巴结甚至贿赂上司呢？原因无他，就是下级官员的升迁之路掌握在上司的手里，地方官员的升迁也与京官息息相关。因此，官员就都唯上是从、唯上是命。

在现代文明社会，第一类等级制度已经废除（典型的是林肯的废奴运动以及上世纪黑人少数裔取得选举权），第二类等级制度在官僚体系内部依然存在，但大为减少。首先是政务官之间的等级消失。政务官是公民选举出来的，因此，只需要对选民负责，无需对所谓的上级负责，因而等级桎梏的现象基本没有。例如，美国的州长就不需要巴结总统，总统也不能指挥州长。但是，非选民选举产生的事务官（事务官一般实行招聘制招募制而非选举制），则绝对是等级森严。首先他们得绝对服从政务官，其次，他们还得服从自身部门的主管事务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升迁也由上级决定，他们的饭碗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能否保住也由上级决定。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事务官得绝对服从上司，在某些时候也需要巴结上司。这些特征，和皇权专制下的等级制度并无不同。美国总统的内阁成员在多数情况下，也是要与总统保持一致的，否则就会被炒鱿鱼。

然而，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事务官的等级桎梏却远不如传统皇权专制社会里严重。其原因在于，现代民主制度发展了相应的外部监督体系、内部监督体系和内部民主评价体系。这些有别于传统社会的新型监督和分权体制，使得上级不可过于专断，下级也不必过于唯上，从而可以保证政府的运作更加民主公开有效，官员也更加上下同心、各司其职，而不大可能产生像传统社会里那样官官相护欺上瞒下等级森严的现象。

对于中国来说，第一类等级制度已然废除，第二类等级制度却广泛存在。其原因在于，政务官非选举产生，事务官的提拔主要靠上级上司决定，因此，和传统皇权专制下的官僚体制无异。削弱等级制度的办法也无非就是那些招数，靠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是没有用的。因为一时半会也不能选举政务官，因此，省委书记和中央领导干部或者其他京官之间还是存在森严等级的。至于其他事务官，那就只能靠加强新闻媒体监督，加强党内民主和监督，更多地推进干部的公开择优民主评价制度，来部分减少官僚等级森严现象。但是达到完全消除，也是不可能的。

说到这里，有必要多说几句话，官僚体制里等级森严的弊端并非文化传统落后之故，而是制度本身的缺陷使然。因此要想有效地革除官僚等级弊端，就要如上所述，进行制度改进改良，而不是病急乱投医，幻想靠革除传统文化来实现。真要这样，恐怕到头来如文革的破四旧一样，文化传统是砸烂了，但新型的官僚制度却没有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