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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运动若干问题之我见 

魏光邺 

一、 1957年反右运动的本质是什么？

 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一次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的、血腥的、法西斯专制独裁对人民的民主、自由、人权诉求的一次大镇压；是执政者破坏宪法的违宪犯罪。

二、 1957年的反右运动，究竟错划了多少“右派分子”？

 根据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 

1、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

2、定性为反党集团4127个

3、定性为右派分子3178470人

其中： 

党员右派278932人；

高等院校教职工36428人；

高等院校大学生20745人；

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定为中右分子1437562人。

右派分子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意见和建议372345条（摘自《往事微痕》25期93页）。

三、 1978年摘了多少右派分子的帽子？“改正”了多少错划右派？有多少不予“改正”？

 1978年根据中央55号文件，摘掉右派帽子的552973人；予以“改正”的552877人；不予“改正”的96人。错划率为99.998％。1978年的右派摘帽人数与1958年公布的右派人数相比缩小了5.7倍。也就是说，有2625593人下落不明。有关方面对此应作出解释，不然就将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桩最大的悬案，就将成为历史学家们永久的课题。

四、1957年的反右运动，具有哪些特点

（一）一次性迫害了3178470个公民，创下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冤狱之最

反右运动受害人数，是中国历史上的暴君秦始皇焚书坑儒的6900倍。这个数字有多无少。其一，1958年5月3日以后，反右补课还在进行，被补上的右派不少于10万人。其二，很多中学生、公私合营的小商贩、手工业者、赤脚医生均应不在统计之列。因为这些人既没有档案，又没有完备的报批手续，当然不可能在中央公布的统计数字内。但这些人所遭受到的迫害与“正规右派”一样凄惨。

（二）受迫害的时间最长 

这些右派错划后就列入“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之列，被专政21年。我国《刑法》第10条规定：最高刑为20年，20年以上就是无期徒刑。以此类推，被错划的317.8万右派与无期徒刑无异。1978年的“改正”，实质是“大赦天下”。我国古代有例在先：老皇帝驾崩新皇帝登基时，每有大赦之举。如果毛泽东不死，右派的无期徒刑是绝无大赦之日的。1962年毛泽东就说过：“右派要翻案，等我死了以后”。如果他真能“万岁！万万岁”的话，不要说我们是无期徒刑，连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是无穷无尽的无期徒刑。这是非常可怕的。

（三）株连人数最多 

被“右派”株连的人数无法统计，若以每个“右派”被株连的亲属按5人计算，317.8万右派被株连的人就有1589万人。被株连的人，随时处于“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随时提心吊胆，不能得到一个公民的的合法权利。入党、入团、上学、参军、工作、甚至招工当工人都受到歧视和限制，过着等外公民的屈辱生活。有的因株连被逼自杀，有的被迫失去工作，绝大多数的人还被迫离婚等等。真是罄竹难书。

（四）迫害右派的手段最为卑鄙毒辣 

说他卑鄙，是毛泽东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着足戒”的承诺为诱饵，设下陷阱，使三百余万公民上当受骗。并强词夺理，把阴谋说成“阳谋”。甚至还说什么“这是事先告诉了的”。 

这个可耻的“阳谋”，全世界只有美国的杜勒斯和苏共头目赫鲁晓夫把它点破。他们说：“‘百花齐放’是毛要引出不同政见者而打击之。”中国三百余万大大小小的“右派”都被欺骗了。说他毒辣，是他们以入党入团，升官晋爵作许诺，网罗了一大批痞子、告密者和打手。这些人以其凶恶的本能，向无任何防卫能力的“右派”猛扑撕咬，使他们遍体鳞伤，很多人死于非命。 

这些痞子、告密者和打手，还用栽赃陷害、移花接木、无限上纲、断章取义、捕风捉影等手法罗织罪名。难怪“改正”时错案率达99.99％。罗织罪名以后就实行法西斯式的残酷斗争，大会小会批斗，几天几夜的轮番轰炸，逼着你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对党有刻骨仇恨；逼着你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如果不承认“三反”，就是死不认罪，对抗运动，命运就更为凄惨。轻则由文斗转为武斗，重则逮捕判刑，甚至枪毙。每一个被划“右派”的人都经历了从精神到肉体的折磨。刹时中国大地万马齐喑，遍地冤狱。

（五）受害人受害最深 

1、这些被错划的右派，绝大部份是知识分子，民主自由是他们一生的追求，人权尊严是他们的生命。“不自由毋宁死”是知识分子的傲骨。一场“反右”使他们失去了自由和尊严。然而这些尊严和傲骨在一场反右斗争中被碾得粉碎，理想为之破灭。有的人在高压利诱之下，放弃了原有的做人准则，不惜卖友以求苟安，玷污了一世的清白，到死都后悔莫及。这是时代的悲剧！ 

2、这些“右派”，当年正处青壮年黄金时期，正是报效国家及事业出成果的时候，可他们的青春和生命被白白地浪费掉了。有位哲人说过：“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变相杀人。”这句话用在“反右”上一点也不为过。 

3、这些人被划“右派”以后，很快沦为贱民，被列为“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与“地富反坏”及社会渣滓为伍。被剥夺了做一个正常人的权利。精神和肉体都遭到非人的折磨，有的妻离子散，有的家破人亡，有的被迫自杀，有的被投入劳改，劳教，被累死、冻死、饿死、打死，死伤者不计其数。如甘肃的夹边沟农场，2800余人最后走出来的只有500余人，死亡率高达80％；四川峨边沙坪坝农场，死亡不少于5000余人；云南楚雄新民农场，死亡率也在46％以上。有的投入监狱后遭到残酷折磨，如北大学生林昭，投入上海提篮桥监狱后，由于她坚持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的主张，遭到了狱吏的残酷折磨，长时间的脚镣、背铐，有时是两副，甚至在妇女的“特殊情况”时期，也得不到一点人道主义的照顾。枪决后，上海公安还去向林昭的母亲收取五分钱的子弹费，其残忍如此，真可谓天下奇闻！有的摘帽后被迫流浪海外，漂泊异乡，至死不能魂归故里，如林希翎，刘宾雁就是如此。

（六）反右的后果极其严重 

1、反右是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本人的最大损失

其一，反右使毛泽东更加专横跋扈，使他的乌托邦梦想在中国大地上肆虐无忌，折腾了中国人民20几年，死人几千万，国力耗尽，元气近竭，对国家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其二；反右揭穿了毛泽东的伪善嘴脸，他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心狠手辣，使他原先还保有的那点点领袖形象荡然无存。反右使毛泽东在建国前承诺的“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的诺言成为谎言，使毛泽东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骗子。并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因此反右不仅是317万右派的损失，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最大损失。

2、反右摧毁了积淀几千年，历经千秋万代才培养起来的人文素质及国民道德，

使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忠孝仁爱，孔子推崇的“温良恭俭让”等美德荡然无存，以致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人们看见的，亲身感受的，已不是那古朴淳厚的民风，而是穷凶极恶的魔鬼和野兽。道德的摧毁在顷刻之间，而建立却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摧毁道德，罪莫大焉。 

3、反右使我们的干部队伍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逆向淘汰

使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敢于讲真话、有很高的人格力量、建设祖国造福人民具有真才实学的一大批人，为一句善言就被打下十八层地狱，还要踏上一只脚；而那些投机取巧、见风使舵、告密栽赃、卖友求荣、落井下石、六亲不认、一心只想踩着别人的背脊往上爬的鹰犬和打手，却在运动后都得到了重用或升迁。使“说真话遭殃，讲假话升官”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不愿充当鹰犬和打手的良心尚存者，只能谨小慎微，不敢独立思考，不敢质疑，沦为仅会说话的工具。包括中央高层，将军元帅，封疆大吏在内，都得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稍有不从就以种种政治帽子打下地狱，彭德怀、刘少奇就是典型例子。这样就纵容了毛泽东的专横，以至于跋扈到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止的地步，导致了“大跃进”、“文革”等毁灭性灾难的发生。 

4、反右封住了全国人民之口，包括中共上层人士之口，却打开了使几千万人死于非命的大门

毛泽东不顾农民死活，采取非常恶劣的手段拿走农民的土地和粮食，来实现他共产主义世界领袖的梦想。他利用钱学森的“科学”论断而鼓吹高产，把收余粮变为收口粮，造成饿死3755万人的悲惨局面。为掩盖其罪恶，竟把风调雨顺的三年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欺骗人民。

5、当万户萧疏、饿殍遍野的时候，又以国务院的名义，颁布不准灾民外出逃荒要饭的法令，使广大灾民只能坐以待毙，绝户绝村比比皆是

毛泽东对大量灾民的死亡熟视无睹，一心只想圆他的共产国际领袖梦，在国内饥荒极其严重的状况下，他却把大量的粮食物资无偿地送给阿尔巴尼亚、古巴、越南、柬埔寨、朝鲜、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最后不仅没有得到什么好处，阿尔巴尼和越南还恩将仇报，甚至还和越南大动干戈，双方死伤无数。更加令人发指的是：他竟支持杀人不眨眼的柬埔寨波尔布特暴力集团，将一个600万人口的柬埔寨杀掉200万人。毛泽东的支柬是功是罪，一目了然！

6、毛玩弄权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委罪于人是他的惯用手法

为了逃避饿死几千万人的罪责，毛竟把责任全部推给基层干部，说什么“民主革命不彻底”，说基层干部在农村如狼似虎的所作所为，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混进革命队伍里来了，使这些地方的基层干部遭到同样的残酷斗争，有的被枪决，有的被判刑，有的被打死、打伤、打残，这些人都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而他，却把罪责栽赃到已经离开大陆八九年的国民党头上， 

7、为了推卸罪责，甚至委罪于天

毛把”大跃进”三年的人祸诡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根据国家气象局资料，这三年是风调雨顺，并没有大面积的天灾。又据国家粮食部的粮食库存报告：1958年底粮食库存为384亿斤，1959年343亿斤，1960年297亿斤，1961年171亿斤，1962年189亿斤（《墓碑》853页）。从以上数字可以得出结论：3755万人的饿死，“不是天灾是人祸”。

刘少奇曾对毛说：“人相食是要上史书的”。毛认为只有扳倒刘少奇，让毛氏子孙世袭皇位，掩盖、隐瞒几代人后，人相食的历史就会被忘记，就不会“上史书”了，他的罪恶就可以永远被掩盖了，他的四个“伟大”就可以名垂青史了。于是以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借口，给刘少奇罗织了“叛徒、内奸、工贼”等罪名将其整死。 

8、为了扳倒刘少奇，他发动了历时十年遍地血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使造神运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进而以“造反有理”的口号，教唆青少年学生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农村的生产队长都未能幸免。特别恶劣的是这些青少年学生还打死打伤自己的校长、老师。仅北京一地就打死校长老师一千七百多人。湖南还发生学生把校长打死后挖心剐肉烤吃的野兽行为。他们在“扫四旧”的教唆下，大量破坏历史文物，使这些无知学生成为千古罪人。当这些学生完成了毛的使命，已无利用价值的时候，又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借口，把两千多万学生诱骗、驱赶到农村去长达十多年，白白地葬送了这代人的青春，使人才断代，给国家建设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在农村，则以“防止阶级复辟”为借口，对“地富反坏右”及他们的后代进行肉体消灭。其中，以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桐玲县等地最为典型，杀人达二十余万。有集体屠杀、灭门屠杀。上至80岁老人，下至才出生20天的婴儿都不放过。杀死后挖心剐肉炒吃甚为普遍，使这些地方的道德败坏至极，形同禽兽。

9、为了扳倒刘少奇，毛拉了全国几百万干部作垫背 

据审判“四人帮”特别检察厅起诉书载：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干部多达744544人；迫害致死34760人；受株连的超过1亿人。其中政治局委员22人，中央委员、候补委员96人，书记处书记13人，副总理12人，六大军区第一书记4人，中央监委委员34人，人大常委委员60人，政协委员74人，中央副主席5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11人。从以上数字看，简直就是斯大林“大清洗”的重演。

在“清理阶级队伍”、“划线站队”、及长期“武斗”中，更是全国一片恐怖，打死打伤打残者无数。据叶剑英说，文革中全国整了一亿人，死亡两千万。 

10、谎言误国

反右以后，全国上下再也听不到一句真话，更听不到一句批评错误的话。全国成了一个谎言的世界。毛泽东在全国大饥荒之际，还问农民“粮食多了怎么办？”，科学家钱学森也说稻谷亩产五万斤有可能，《人民日报》更是公开传播亩产13万斤的谎言。试想：领袖、科学家、传媒都在说谎，你还能听得见一句真话吗？在全国一片谎言声中，即使是开国元勋彭德怀的一句真话也显得苍白无力。张志新说句真话就被割断喉管。十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蛊惑之言被当作圣旨。谎言使饥饿中的农民仍然高喊“毛主席万岁……”那场面是多么地苍凉与可悲！

反右以后，“谎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更具强大的生命力，改革开放三十年再度膨胀，它像阳光、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有人把它总结为：官场谎言、乡村谎言、企业谎言、司法谎言、文化教育谎言、工程谎言、其他谎言等等。我们的民族已被谎言折磨得千疮百孔，死去活来。谎言的最大之源就来自反右。 

11、反右是腐败之源

谎言又是腐败滋生的沃土。因为整风鸣放中，凡是向单位的一把手或者党员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的，不论所提正确与否，毫不例外地都被打成了右派。这种“开口即右派”的政治环境，极大地助长了掌权者的专横跋扈，并迫使无权者越来越谨小慎微。掌权者可以贪污受贿，无权者则不敢监督，推动腐败愈演愈烈。从幼儿园开始，我们的孩子就伴随着腐败成长，综合国力从何谈起！腐败固然有其制度根源，但是，反右导致的一言堂则是腐败的催产素、保护膜和助长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腐败是一种对社会产生腐蚀作用的隐伏的瘟疫。它破坏民主和法治，导致违反人权，扰乱市场，影响生活质量并使有组织的犯罪、恐怖主义和对人类安全的其它威胁肆意泛滥。”我们的社会现实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综上所述，反右的历史是惨痛的，反右的教训是深刻的。如果还要讳疾忌医，拒绝彻底否定反右运动，坚持1978年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错误结论不变，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五、中国共产党应在历史面前站立起来

 温家宝总理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无论是正面经验或是反面教训都是宝贵的财富。从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学习，会来得更直接、更深刻、更有效。这是一个民族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对自己光明前途充满自信的表现。”

马克思说：“人类要清洗他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恶的真相。” 

蒋经国代表国民党对台湾“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赔礼道歉，经济赔偿，并勒石记事。 

勃兰特总理代表德国政府，在波兰向二战中受迫害的犹太人“高贵的一跪”。 

美国政府对二战期间遭到不公正待遇的美籍日本人公开道歉。 

罗马教廷对六百年前教会对伽利略的审判予以纠正。 

英国圣公会于2008年8月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一百五十周年的时候，公开承认当初的驳斥错了。

西班牙议会于2008年10月31日通过了《历史记忆法》，为弗朗哥执政时的受害者平反和赔偿。 

2010年4月7日，俄罗斯总理普京在俄境内的斯摩棱斯克州卡廷森林，参加纪念卡廷惨案70周年活动。普京双手捧着蜡烛，右膝跪地，这一“下跪”，被媒体评论为“代表俄罗斯人民对卡廷惨案做了比较真心的反省”，从而得到了波兰人民的谅解。

以上事例给我们的启示是： 

第一，纠正历史冤案是没有时限的，任何想掩盖历史的行为都愚 

蠢的、徒劳的；第二，承认历史、平反冤假错案不会使这个国家和政党的威信降低，相反只会提高 

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给二战受害的犹太人下跪，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谅解，提升了德国的国际地位。普京的下跪也会使普京和俄罗斯的形象高大起来。日本却走向了相反的道路，至今也未获得二战受害国人民的谅解。军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包袱，把日本压矮了。日本在我们心中，至今仍是个“小日本”。 

前面说过，反右导致的恶果几乎使中共几十年的努力前功尽弃，深受其害的是中共自己。中共应彻底否定反右运动，给317.8万右派“平反”，而不是“改正”，并向他们及其亲属赔礼道歉，经济上给与补偿。只有这样，才会使中共的威信提高，才能在历史面前站立起来。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中共仍咬死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不放，仍坚持“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被严重地扩大了”的结论。对反右幸存者的合理、合法要求置若罔闻，无礼拒绝，并把幸存者们的合理合法要求污蔑为要“借机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这种政治恐吓与当年的反右论调如出一辙，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不但如此，还对这些行将就木的七八十岁的老人进行多方打压，不准聚会，不准发表回忆文章，不准写书，不准出版。2007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甚至明令文化界和出版界不许开展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活动，不许发表和出版有关的文章和书籍。采取这些明目张胆地剥夺公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行径，分明是要掩盖专制主义为非作歹的真相，不仅对右派难友是再一次伤害和侮辱，也是对全国人民的欺骗与藐视，是对《宪法》的公然违抗，是对历史的蓄意抹杀。执政当局多年来对还原历史真相的民间作品始终采取打击、查禁的方针，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专制主义的丑恶历史。更有甚者，还把反右受害者称之为“原右派人员”，列为“维稳办”的监控范围，没收他们自费出版的书，有的还被抄家，使他们的基本人权受到侵犯。由此，我认为1957年的反右斗争仍在继续，违“宪”违“法”的迫害仍未停止。凡此种种，与其说是我们这些老人的悲哀，还不如说是中共的悲哀。哀就哀在“秦人不自哀而后人哀之”。在此，我殷切地希望中共领导人顺应历史潮流，彻底否定反右运动，让中共在历史面前堂堂正正地站立起来。

六、右派苦难的历史价值 

 1957年毛泽东诱骗知识分子参与整风，承诺“言者无罪”。然而“言者无罪”的余音未散，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就开始了。使317.8万知识分子经受了长达21年的苦难。说反右是冤案如山，冤深似海恰如其分。但这是值得的！回眸建国六十年的历史，是后三十年站在前三十年的肩膀上起步腾飞的历史，如果没有前三十年的折腾和苦难，就不会有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觉醒。当年右派们提出的37万条意见和建议，包括了党建、政建、经济、法治、外交、科技、文化、民主、道德等等，这些意见和建议，几乎都被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所采用。换言之，后三十年崛起的参天大树，是从前三十年那些血泪尸骨压肥了的沃土上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成就和逆境，是极宝贵的财富和资源，是下一代人成长的沃土。沃土即历史，真实地记录历史，至少能让后代听得见警钟长鸣，使反右这种荒唐罪恶不再重演。因此，从唤醒民众、开放崛起的视角看，我们的苦难是值得的。

 七、对毛泽东的评价

以一介草民对一个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未免让人生疑——此人是否神经不正常，何以如此狂妄？然而这也是历史之正义之处，所谓“千秋功罪任凭后人评说”是也。当一个大人物成为历史以后，他当然就没有什么名誉权、肖像权之类，后人就可以在茶余饭后、酒肆茶楼、瓜田李下纵情评说，也会有很多发人深省的坊间故事、诗歌、笑话演绎出来。人民之口是封不住的，这也正是历史的力量，后来者务必三思。 

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这是因为：对他的评价与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与共产党的走向也有着直接的牵连。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评价一公开，就如十级地震一样震垮了苏共自己，也震垮了社会主义阵营。殷鉴在前，中共不得不慎之又慎，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的中共，与当时的苏共已经大不一样了。是不是一评毛就会震垮中共，我看未必。勃兰特与普京并没有因为他们的下跪而垮台，国民党的认错、赔偿反而促进了它的复兴。所以，在评毛与垮台之间画等号是错误的。与此相反，倒是拒不评毛，让毛的余毒像癌细胞一样继续扩散的话，腐败不仅得不到遏制，反而还会变成腐烂，那倒才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哟！更何况评毛是一个永远回避不了的问题。你不准评，民间无时无地都有人在评，能把十三忆人的嘴都封住吗？既然封不了，中共何不来个顺势而为，像胡耀邦让当年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那样，勇敢地举起评毛大旗，重竖一个崭新形象呢？ 

目前的评价有几种说法，陈云、薄一波的评价是“建国有功，治国无能，文革有罪”。毛“左”派的评价是“毛泽东是共产党的创始人，新中国的缔造者，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李锐的评价是“功高盖世，罪恶滔天”，也就是说功罪各有千秋。 

那么如何评价毛泽东才是较为准确的呢？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摆出事实来，事实胜于雄辩，任何谎言在事实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 

 1、关于“建国有功”论

把建立新中国的功劳全挂在毛泽东一人头上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是有失良心和正义的。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日本的侵略是有功而不是有罪，没有日本的入侵，就没有西安事变的发生，没有西安事变的发生就没有国共合作抗日，也就没有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也就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壮大，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也就没有解放战争的胜利，当然，也就没有新中国。”所以，当日本首相来京谢罪时，毛泽东公然说“何罪之有”，弄得日本首相目瞪口呆。客观公正地说，毛泽东这回算是讲了一句大实话。 

老区人民节衣缩食供养着军队和非战斗人员，论功劳他们是第一位的。几百万解放军都来自农民，他们为了新中国而流血牺牲，可以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农民打出来的，论功劳也是第一位的。解放战争中的几百万支前民工源源不断地给前方运粮草、抬伤员，历时三年，有的就累死在支前的路上。陈毅曾经说过：“解放战争是人民用独轮车推出来的”。新华社记者胡国华在《告别饥饿》一书中写道：“陕西安塞县王家湾大队，曾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1947年率领“昆仑纵队”（中央机关的代号，队长罗青长）转战陕北的途中，从4月13日到6月9日，共住了58天，300多人的部队，全是该村供给。公社副书记雷步升告诉记者，在毛主席离开后33年的今天，这里竟然是这样的贫困：1979年，人均口粮315斤，收入32元，人均现金收入1.61元；1973—1976年，人均口粮100斤，不到过年就吃完了，靠糠麸对付到开春，以后就吃树叶，苜蓿。好多人家断粮断盐。记者拜访了当年接待过毛主席的王家湾行政村主任，现任公社党委委员高文秀，只见他干瘦如柴，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已卧病多时，炕上有一片烂毡，两条破被，再无其他。一个入党45年的老人，晚景凄凉。《东方红》这首歌，最早是由陕西佳县民歌手李有源1942年唱出来的。1947年，毛泽东、周恩来就是从这个县东渡黄河，经山西到河北平山县西北坡去迎接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1955年，李有源去世前，群众生活还可以，李有源唱《东方红》是发自内心的。李有源的老家张庄3年饥荒时，谁家白天埋了人，晚上棺材就被刨出来，加工成家具拿到榆林去卖，然后买点黑市粮食。后来连妇女都敢干这种事。李有源的大儿媳1971年前，生活没法过，就出去讨饭。”

如果把功劳都挂在毛泽东身上，怎么对得起千千万万为解放战争辛劳、牺牲的人民。 

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与那些既有军事理论，又有实战经验的大批能征善战的指挥员分不开的。这些将军们亲临前线、浴血奋战，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他们才是解放战争的第一功臣。 

当有人大唱“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时候，我们切不可忘记那些在隐蔽战线、冒着生死为战争提供军事情报的人们，如阎宝航，潘汉年、李克农、葛佩琦……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是也。如没有第二战线提供的情报，任何指挥员都是瞎子和聋子，哪来的军事天才，哪来的用兵如神！有时一个情报可抵千军万马，有时一个情报关乎生死存亡。因此，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切不可忘记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那些人的功劳。 

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知名人士对新中国的成立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拒绝了蒋介石高官厚禄的许诺，坚决站在中共一边，从物质上、舆论上、道义上给中共大力支持，对唤起民众投奔解放战争起到了很大作用。新中国的建立，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功不可没。 

150万国民党官兵的起义，加快了解放全中国的步伐，也应该算功劳吧！

综上六点，说毛泽东建国有功是很不准确的，把功劳挂在他一个人头上是无良无知的，要讲领导，也是中共集体领导的结果。 

2、建国后毛泽东执政28年，在这28年中，毛究竟干了些什么？

（1）毛泽东推翻了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解散了联合政府，从而改变了中国的性质，使民主自由的国家制度改变为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斯大林加秦始皇”的专制独裁制度

从而使“五四运动”以来的百年间，多少仁人志士为之流血奋斗的理想——民主和自由，顷刻间付诸东流。使中国失去了走向民主自由的最好机遇。毛泽东应是千古罪人。 

（2）毛执政28年，根本不把《宪法》放在眼里，横行无忌，无法无天，搞了11次大的政治运动

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改、肃反、三反五反、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农业合作化、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在这些运动中，没有哪个运动不使用暴力，没有那一次运动不搞扩大化，没有哪一个运动不伤及无辜。从法理上讲，运动本身就不具备合法性，它是违法的。这些运动第一是暴力，第二是剥夺——剥夺财产和人权。 

（3）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农民成为名副其实的奴隶

土地、耕牛、大农具入社，剥夺了农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使农民成为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在合作社里，农民没有生产自主权，也没有产品支配权，农民被限制在有限的田地里，只能像奴隶一样地劳动，而且是饿着肚子在劳动。没有任何自由，只能听命于生产队长的哨音行动。有事外出坐车、住店都要凭公社的路条，没有粮票连饭都吃不上。城乡分治以后，农民是绝对不准进城的。农民养活着城市，城市却拒绝农民。山西一位农民斗胆评论人民公社制度，他说：“多少年来，公社制度把我们农民像牲口一样死死地拴在槽头。拴在槽头也可以，却不给草料吃。不给草料吃，又不给我们自己去找草料吃。”（摘自《告别饥饿》） 

（4）惨酷地掠夺农民

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实行了32年，1984年才停止。其他农产品如猪、牛、羊、禽、蛋等38个品种，实行派购。统购也好，派购也罢，农民自己的产品，农民没有讨价还价的话语权。给多给少全凭政府一句话。政府以低于市场十至二十倍的价格收购农民的产品，使农民一年辛苦一场空，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由于工农业产品实行剪刀差，1980年国家固定资产总值只有8000亿，而农民剪刀差的贡献就有6000亿。有人说农民是最大的股东，却几十年没有分到红。

（5）“大跃进”糟踏资源，破坏环境，饿死3755万人

毛泽东违背常识，梦想在十年内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为了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砍光了全国森林，却一吨钢也没有炼出来。粮食放了无数“卫星”却饿死了几千万人。人民像牛马一样被驱使，像疯子一样被折腾。倾全国之力却得不偿失，还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区别，从不罪己，委过于人。 

（6）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动乱，对国家、民族犯下了滔天罪行。

综上六点，毛泽东执政28年基本上没干一件好事，而是罪恶滔天，血债累累。

3.对毛泽东个人品质的评价

（1）若以小人和君子来划分，毛泽东充其量是个小人，因为小人是不讲道德的 

毛泽东最不道德的就是“忘恩负义”。他执政以后，对养活他的老区人民、对他的同壕战友、对支持帮助过他的民主党派人士、对“边纵”、对地下党、对起义人士、对他的妻子杨开慧、贺子珍、对爱国的专家学者、对归国的爱国人士、对广大的知识分子都是忘恩负义、卸磨杀驴。另外，毛泽东玩弄权术，刚愎自用、专横跋扈、出尔反尔、背信弃义、阴险毒辣……均属小人范畴，无需赘述。 

（2）若以仁君和暴君来划分，毛泽东是最典型的暴君 

在他执政的28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达6000多万人，这是何等的惊人！毛泽东行事向来心狠手辣、花样百出，不置人于死地绝不罢休。他整刘少奇、彭德怀就是如此。

（3）若以英雄和枭雄来划分，毛泽东只能是个枭雄

根据《中华词典》1998年版对枭雄的解释是：“强横而有野心的人物”。他的野心是要当世界领袖，毛泽东正好对号入座。

（4）若以廉腐来分，毛泽东应是最大的腐败分子

他政治腐败、经济腐败、文化腐败、生活腐败，样样占全。全国很多地方都为他建盖“行宫”；一部《毛选》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剽窃别人的作品。最著名的那首《沁园春ᆞ雪》是胡乔木写的。《毛选》出版时，全国停止实行稿费制，毛泽东却一人独拿几千万的稿费，成为中国当时的贪腐第一人。 

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以及对他个人品质的评价，是一个浩大的历史工程，是我国历史学家的重大任务，或许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我今天所讲这些，都是粗线条的、肤浅的，但都是客观事实。如果有人质疑，那么我推荐他读两本书：一，杨继纯的《墓碑》；二，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历史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毛泽东为自己写下的历史也一样，他将被放在历史的天平上，让后人予以评说。 

由于才疏学浅，我对“反右”运动的简述和对毛泽东的评价，仅为冰山一角，缺点错误在所难免，但是为了抛砖引玉，只得勉力而为之。在此，除了希望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外，更望广大难友们都拿起笔来，在有生之年留下你珍贵的关于这场浩劫的回忆，并对一手造成这一系列劫难的魔头作出历史的评判，为我们的民族和历史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零一零年十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