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旅顺大连，俺在大千曾有一帖回首往事。今重贴在此，搏君一笑。

俺的第一次外事活动

记得那是俺工作以后的第三个春节, 大年初四, 其他人还没上班呢，我们一行六人，就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到东北去参加一次外事活动。那是俺的第一次正式的外事活动，去大连为东北一家企业跟外商谈判进口一套设备。

领队的是俺师傅，那会儿还不兴叫老板，师傅是流行的称呼。当然，俺当面还是称他蒋工, 不像其他有些老职工叫他蒋师傅。 队员里有俺的二师傅(二老板,后来当了总工)负责工艺。负责设备和电器的也是两位老同志，四位都是文革前的大(专)学生。当时技术职称评定还没开始，他们四位虽然都被称为某工，实际上只有蒋工有文革前评定的正式职称。尽管还只是助工，但他当时在他从事的领域里, 也算是国内有数的专家了，他的同学，有参了军的，85年恢复军衔时，肩上扛的是大校牌牌。剩下来两个年青人，一个是翻译官，还有就是俺了。咱俩一届，同时分进单位，但他大俺五六岁，下过乡插过队，社会经验比俺丰富得多。

来谈判的外商是个美国老头，80 岁了身板还很硬朗。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投资的多为国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真正的外商很少，美国商人就更少。所以俺当时很佩服这老头这么大年纪还敢到个陌生的国家来吃螃蟹。

他还有个陪同，是位美籍华人，也有60多了吧。他们俩人，并不像是同事关系，而像是老朋友关系。我怀疑老头是不是当年参加过飞虎队什么的到过中国，认识了这位陪同，从而成为友人。这次来中国，既是生意，也是旧地重游。

这位陪同的名字，说出来你肯定没听说过，但你一定会马上联想到另一个人，因为他的名字太特别了。那另一个人，就是他的兄长。波士顿的玻璃摩天大楼，巴黎的卢浮宫，香港的总督府，苏州的博物馆，还有许许多多著名的建筑上都刻着他的名字。

我们的下榻处是南山宾馆，几幢日式小洋楼，掩映在树丛中，如果是夏天，一定很美。

谈判就在宾馆的会议室进行。谈判本身乏善可陈，只有一件事记忆犹新。一天午休后继续谈判，美国老头上来一通话，翻译官大概是午睡没睡醒，竟然一句也翻不出来。没等陪同开口，俺就越俎代庖，Show Off 了一把。哈。。。

 

因是隆冬季节，加上老同志们以前都来过大连，玩兴不高，所以也没去什么地方，只去老虎滩转了一圈，棒捶岛，旅顺口等都没去。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房间里。

 

所住的楼都很迷你，每幢楼里，只有几套标准间，房间很小，过道也非常狭窄，但挺舒服。地毯，彩电，宴会级的伙食，都是那时在家里享受不到的。而且，服务员小姐也是非常的热情，有事没事还会来聊聊。大概是她们平时接待的不是老外就是高干老头吧，没得聊，加上咱们又是大学生，那会儿也少见，比现在的博士还稀罕呢，呵呵。从咱们这方面讲呢，那时售货员，服务员的脸色都很难看的，第一次碰上这么热情大方的，又挺漂亮的年轻姑娘，也有点受宠若惊的意思。记得跟咱们最熟的小姐姓张，据她自己说其实是满族人，镶黄旗还是正红旗的俺忘了。每次咱们喊她张小姐，她还不好意思，因为那会儿小姐的称呼还没流行。现在就更别提了，叫人小姐，那等于找抽！哈哈。

 

临走时翻译官提出来，小姐们太热情了，咱们也应当表示表示。于是两人合起来买了一件工艺品和一些糖果点心之类送给了小姐们。记得花了二十几块钱，一人十多块。要知道，那会咱们一月工资才五十几块。还好那时财务自立，母亲知道俺在谈女朋友，钱上面不来多问，女朋友也还没到要求帮俺管钱的时候。不过，这钱花了以后，俺还是有点心慌。钱是俩人平摊的，但跟小姐们搭讪，翻译官比俺搭得多得多，俺倒不是小气这个，而是翻译官跟俺女朋友在一个部门工作，要是他小子有意使坏胡说，报那天一段话之仇，俺就惨了。好在这样的事并无发生，也许是他自己也心虚吧。哈哈。。。。

 

回来以后，俺申请考研。大师傅有心挽留，但嘴拙，便让二师傅来跟俺说: 不要走了吧，等项目谈成了，你就可以到美国去一趟了。要知道，那时出国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但俺还是走了，项目的事最终也没谈成。十年后，俺倒是出了一次国，不过，不是美国，不同项目，与师傅也没有任何关系。在我走后不久，他因与新上台的所长不合，也出走广东跑码头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