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帅恩怨（13---15）林彪这个人

元帅恩怨（十三）林彪这个人

“娃娃”是毛对林至死不变的印象。长征途中，他这样称呼林，把怨气全撤到了被称为张飞的“彭大将军”身上，并对彭耿耿于怀了一辈子（官史对这桩历史公案的记载上犯了两个偷梁换柱的错误：把林要周、朱、毛，把指挥权，交与更有实战经验的彭，说成是要毛交出军权。误之一、指挥权不等于军权；二、当时中共军事统帅是周，而不是毛，谈不上反对毛。对此，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之一，陈云有个最权威，也最可信的说明：会上，周恩来作了报告，对错误的军事路线作了切中要害的批评，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会议指明了方向。他的正确主张得到了王稼祥、朱德、李富春、聂荣臻等的支持，毛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并领导军事。但会后常委的分工，毛只是“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周被确定为 “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定的负责者”。并非后来官史一直喋喋不休的“奠定了毛泽东同志的领袖地位”。由此亦可见，官史之缪如何了）。也正因为如此，毛才在他最后岁月，让林当他唯一的副手。也正因为如此，毛才能姑息林的“淘气”和“撤娇”（不少人都说，中共高层中，敢于冲撞毛的只有彭林二帅。但却不解这两人冲撞之实质，至少在毛看来，林之顶撞属“他是个娃娃，懂什么！”而彭则是“别有用心”），可当毛发现这个“娃娃”长大了，不再是个娃娃时，姑息就变成了怀疑。而这也正是林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陈伯达后来说：“林彪没有考虑到文化大革命会把整整一半的中央委员打倒，最后发展到军队的领导同志占了中国地方和部委的统治地位，这对林彪来说，无疑助长了他的野心”。他还说：“如果说林彪没有野心，那是愚弄历史。问题不在于林彪有没有野心，而是说当时究竟谁没有野心。大概除了毛泽东以外，我们党内没有不愿意当国家主席的，当然我这里主要指的是当时在政治局里的。想不想当是一回事，能不能当是另一回事。林彪曾经对我说过：与其把党的大权交到张春桥那些人手里，不如我们把权夺过来”

陈的话，未必全实，比如说，“当时在政治局里的”都想当国家主席，显然不实。但至少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林的“野心”是“整整一半的中央委员打倒，最后发展到军队的领导同志占了中国地方和部委的统治地位”后，才形成的，而且前提是“与其把党的大权交到张春桥那些人手里，不如我们把权夺过来”。亦即说，林的“野心”是基于不愿张春桥为代表的文革派得势。综上所述，排除反毛即反革命的定式，林的这个“野心”用今天的官方观点评判，也无可指责。联想到后来导致江青文革派垮台的1976年“四五运动”，按春秋笔法，甚至可以说，正是林与文革派的不妥协斗争（林从未直接反过毛，至少表面上沒有，但他的对立面却正是毛在党内的一个最核心的小集团），才促成了那场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的另一场民众自发的反政府运动。

当然，这只是从因果关系上的逻辑分析，并不是说林当年就有此先见之明。甚至包括那个最终把他钉在有罪耻辱柱上，但也是令他永垂青史的“571工程纪要”，也非他故意留下，而是来不及销毁，才落入毛周之手的。

林在文革中，所以不得人心，除他与毛合谋，策动了“文化大革命”（相当一场政变），使党内高层的知情者，邓小平、彭真、贺龙等对他难以宽恕（这也是邓小平、彭真当政以后，对林集团，包括陈伯达在内的人犯，都给予了宽大和优惠，唯独对林问题不松口。因为，若认真于司法，那确是合谋政变罪，会扯出毛，这既是当时国内政治形势所不允许的，也是邓彭所不愿看到的）。此外，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林假毛之手，或被动、或主动地整肃了一大批党政军高层人物，使受害者贺龙、徐向前、王树声、许光达、彭陆罗杨、杨余傳，以及陈再道、杨勇、徐立清、肖华等及家属子女对他恨之入骨（尽管许多人之受难，都是毛意林传，但林的地位，决定了他难辞其咎）。总之，林在文革前三年的表现，无论他有意还是迫不得已，都只能用“猪八戒照镜子，内外不是人”来形容。

那么，林究竟是不是个疟待狂？是否如毛怀疑的那样扶殖个人势力呢？

从以前官方宣传与披露的资料看，林确实“心狠手辣”“天良丧尽”，比如对贺龙、对王树声、许光达，尤其是对“基督医生”傳连璋，那文章看了，只能让人觉得林“万恶难赦”。但随着内幕林料的陆续披露，人们发现林确有打击贺龙、徐向前二四方面军“山头”的动机与行为，但没有毛的意志，他根本无权决定这些人的命运。而且他与这些“山大王”的矛盾，大多也来自毛的有意为之。比如贺龙，尽管俩人在延安因两位夫人矛盾，有过隔膜。在主持军委工作期间，也有过矛盾与分歧，但都不至于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其中，确有实据的“迫害”就是林指使吴法宪、李作鹏就海、空军问題揭发贺龙，这是怎么回事呢？

1966 年7月初，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当时还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关于海军问題的指示：“李作鹏等搞地下活动是不对的。”贺龙虽已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仍在会上说：“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嘛。”7月11日，军委常委讨论空军问题时，贺龙又批评了吴法宪，指出他“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都是假的。”林彪在会后决定：“海、空军现在班子不动。”贺龙却说：“个别的也可做些调整嘛。”使林彪极为不满。

8月28日，林彪对吴法宪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让吴法宪回去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给他。

9月2日，林彪打电话给李作鹏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大批人来反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李、吴等将材料给林后，林立刻上报给了毛。

9月5日上午，毛把林送来的揭发材料交给了贺龙。贺看后问：“我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谈？”毛却说：“有什么好谈的？”“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但4天后的晚上，贺接到毛让秘书徐业夫打来的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12月28日，贺龙最后一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还打招呼，请他坐到了自己身边。

12月30日，江青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公开煽动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

1967年1月9日，林彪在一次会上称贺龙“到处搞夺权”，是个“刀客”。说，现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

1967年1月19日下午4时，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来找贺龙正式谈话，周说：“本来这次谈话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说有事不来了。”周告诉贺：康生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贺几次按捺不住，想说话，但没有等他说话，周说：“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周恩来还勉励贺龙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贺听了周的话，伤心地说：“我没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次日凌晨4时，贺龙夫妇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这是一处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三面是山，只有一条路可以出入，除了贺龙、薛明以及看守他们的警卫战士以外，什么人也看不到。3月下旬，杨德中代表周到西山看望贺龙，问他有什么事，贺龙说，想请总理代为寻找孩子。

周立即派人查找贺龙子女的下落。不久，贺龙就收到了躲在廖承志家里的小女儿贺黎明的来信。告诉他们：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妈妈。“哥哥（贺鹏飞）、姐姐（贺晓明）隐姓埋名在一只海船上劳动，表现很好，八级大风也不晕船，水手们对他们很爱护……”这封短短的信，给贺龙带来了很大欢乐。

1967年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很显然，打倒贺龙的并非林彪的“诬告材料”（但不否认林起了作用），而周恩来送贺龙到西山，固然有保护的意思，但从程序上看，应理解为组织行为。为什么呢？

因为，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在一份材料中揭发：“贺龙亲自保管1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 （此事被指乃林夫人叶群指使。待考）此外，还有前文提到过的董良辈那把小手枪的事。而红卫兵抄贺龙家，大揪贺龙则是因毛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莫名其妙地抛出一句：那个贺龙身上就总是带着枪。

所以，林彪才称贺为“刀客”，周恩来才赶紧把贺请出中南海。

原来如此，是担心贺龙暗杀呀！

元帅恩怨（十四）林彪这个人

贺龙要谋杀毛泽东，这个愚人节式的天大笑话，竟被堂而皇之地报到国务院总理那里，而总理又不得不把这个连鬼都不相信的笑话当正事处理，只好将中共武装力量第一任总指挥藏人深山（毛后来曾说过，叶挺是军队“第一个总司令”。不仅有压朱德之意，亦有排斥贺之寓），从此了结了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刀客”生命。

对此，官方一直称贺是被“林彪、康生、江青陷害”而致死，如果其中的江隠喻毛，则此说尚不全伪。但迄今为止，所有资料都沒道出贺的命运，其实早在1965年底，清算罗瑞卿时就已决定了的历史真相，那次在罗被罢官的同，贺也被停止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之权。从随后发生在武昌的毛林合谋调兵看，罢罗去贺，不过是在为这次密谋扫除程序障碍（新任总参主官杨成武只是个“代”，亦即说还没有必须副署军令的总参谋长。后来，人们把杨这个代，说成是林的主意。其实，林意让杨当总长，而毛则加了个代，个中玄机，不言自明）。毛林把北京的部队拉走“闹成空城计”后，贺又遵刘邓之嘱，下令组建一加强团，引起毛林担心兵变，也是个不争之实（尽管贺龙对此一无所知，客观上已形成了与毛林兵对兵的对抗，何况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还与贺龙有姻亲关系），凡此种种都可说明，在毛的文革战略上，贺是他在军内必除之第一人。林作为知情者，不过遵命而已。

那么，为什么毛又一直说他要保贺呢？从目前披露的资料看，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是毛对贺还存有好感，他知贺不是刘少奇线上的人，更非成心与自己做对，不过政治“糊涂”而已，再说贺的历史地位也不易轻易撼动（有人认为毛动一小指头就可以倒刘，要倒贺就更容易，并以此为由，佐证毛真心保贺。其实这是对中共历史无知的推论，倒贺远比倒刘要难的多。前有彭德怀案之鉴，后有林彪案为镜。毛对此是深有体会的，在根深蒂固中国传统的英雄崇拜面前，贺的民心分量实在是刘所无法相比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政治局和书记处召开生活会，解决刘邓的问题。会议上纲很高。贺没有表态。毛问贺：发言了没有？贺说：还没有。毛又问：“怎么不讲一讲？”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 说明此时，毛还在争取贺，还在保与不保贺之间游移。但已基本上把贺当成倒刘的障碍。毛让贺去拜访林，等于把决定权踢给了林，林的那句：“你的问题可大可小”实际道出了事实真相，此时贺如能放下架子服个软，或者就真沒事了，但他以为是林故意整他，说了一番官话，不欢而散。林不保他，毛也就不能再保了。康生又继续“二月兵变”的老调儿重谈，联动在北展大会上反江青、中央文革，却在会后放电影时，给了贺热烈掌声，这不仅刺激了造反派，也刺激了毛，他一边挑动学生炮打贺，一面佯称保贺，实际上已决定去贺了。但毛在贺被软禁1年零7个月，专案组成立1年零1个月整时，才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

其二便是，周恩来与贺的历史关系，做为南昌起义的一文一武两个主要领导人，周是不会容忍贺被无端加害的，而毛这时还无暇对付周，或者说他还需要周充当倒刘的合作者，不愿为贺而激反周，所以才一再声称保贺。但又必须去贺，便有了贺总带枪，以至要重演“刀客”角色之说，逼周把贺交出（在指控贺的罪状中，还有两条是周不能不考虑的，其一是与林矛盾，为林所不容；其二是在湘鄂西时代肃反杀人的问題。当时，周在林贺之间，显然林分量更重些。肃反问題虽主使者为夏曦，但贺龙也难逃干系，对此，周也不能不有所考虑。到目前为此，虽无有关材料披露，但从贺龙被软禁后，说过的“湘鄂西的问題还可以考虑”来看，他肯定不像后来电影里演得那么清白，整个湘鄂西就剩他与夏关三个党员，实在也太过分了），从贺失势后的处境看，毛周之间应当还是有所妥协的。贺至死未被收审关押，处于“背对背”审查中，最后还是死于疾病。尽管以后有文章，极言对其迫害如何，但与当时中共被打倒的其他人相比，贺的待遇无疑是最好的。为何会如此呢？这其中周固然起了作用，但决定作用还在毛。

客观地讲，毛去贺，与去罗端卿一样，纯粹是为林“削刺”，或曰安抚，或曰拉拢都行。正如罗跳楼后，他骂罗“真沒出息”一样，他只是让贺暂时出局，别跟着瞎掺和，并沒想置他于死地，所以，林一死，他马上同意为贺平反，并把罗放了出来。

贺龙的故事，公开出版物很多，虽说大多取官方定论，扬善隐恶，很少提贺在追随毛的过程中，参予了除倒刘之外的几乎所有左的党内整人斗争，但都非首恶，其他的我以为基本属实，所以就不堆砌了，就写到这里罢

如果说，在贺龙问題上，林不过是配合毛而已，那么在反徐向前问題上，则不仅仅是与贺龙关系有私心恩怨了，从现在可以掌握的林料看，可以说是林主动，而且是有目的行为了。

中共建政后，徐向前可以说是十个元帅中，离权力最远、被宣传最少、在百姓中知名度最低、英雄色彩也最淡的一个。他除在建政初，当过不长一段总参谋长外，十几年里几乎无一实职。直到文革初，才出任全军文革领导小组组长，但“二月逆流”以及不久，即被去职。这以后又是近十年的落寂，华国锋时期，由叶剑英举荐出任了一届国防部长。

如果说林学张良，那么徐就是张良再世了。

从历史上讲，林徐素无渊源，谈不上朋友，也沒任何个人磨擦。我甚至找不到他们有过个人交往的痕迹。相反，徐出任全军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后，还多次与林合作，比如“军委八条”便是两位元帅生平第一次合作的结果，而且还大获全胜。直到毛把“大闹怀仁堂”定为“二月逆流”，林徐间不但从未有过矛盾，而且还堪称默契。

徐这个人能打仗（可谓红军第一骁将），但不大斗懂政治（这是他与林不同的地方）。在军委会上，为萧华抱不平，还与当时炙手可热的陈伯达大发雷霆。陈说，徐帅，我还是保你的。徐干脆的很：“我不用你保！”陈也火了：你徐向前眼睛里还有没有中央文革？徐说：我眼睛里就有党中央、毛主席。而且，说完就走，压根儿没搭理陈。当晚，林听了叶剑英汇报后，把江青叫家家，训了一顿，萧华算被保护过关。

其实，徐与萧没任何关系，但属他下属，就要出头保护。后来，北京军区司令杨勇，因太恨萧华，沒遵守徐“不准把萧华的事情传出去”的纪律，把萧的事传达到连排一级，徐知道以后气得骂杨说，你别以为萧华垮了你就会有好处，现在人家是一个一个的宰你们，说不定下一个轮到你。杨也阅了徐一句名言：老总，你今天救了萧华，也许明天你就被他咬了，他要是不咬你，我不姓杨！后来，果然是这样，徐去职后，主持全军文革工作的果然是萧华。

再就是因刘志坚问题，陈伯达说，刘的事情定案了，不能再办了。徐说：你凭什么给他定案？没有证据怎么定案？陈说，革命小将有刘志坚叛变的证据。哪知道徐来了一句：我还是革命老将呢，红二四方面军会师，我就和主席干革命了。戚本禹帮腔说，徐向前不老实让红卫兵斗他一下。徐怒了，把军帽一扔说，来吧，老子今天要是躲开，我就不是徐向前。

再就是刑场救出赵永夫。赵是青海军区的副司令员，因冲击《青海日报》事件下令开枪打死造反群众。开会时，谢富治当场宣布，按照《公安六条》判处赵永夫死刑，立即执行。傅崇碧打电话给徐，徐一听，骂了一句：他妈的，这是真造反了，连兵团级的都杀啊。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周又立刻请示毛，聂荣臻派车截住刑车，这才把赵永夫救了。事后，毛还说，向前这次又立功了。

总之，这期间徐沒有像叶、聂、陈帅那样慷慨激昂的长篇演讲，但对中央文革几次都是硬碰硬的刺刀见红。“二月逆流”以后，炮打油炸的大字报满天飞，先请假检讨，停止工作，后是被抄家，夫人黄杰被迫害。对此惨状，徐说了这么一段话：这回闹革命闹掉了多少脑袋，比起鄂豫皖的时候还残酷呢。我们军队中间的有些人用别人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花翎，算什么英雄好汉？

在鄂豫皖苏区肃反时，徐就死过一个夫人。那时凶手是张国焘，这次呢？他说的那个“有些人”特指“我们军队中间的”，显然指的是林彪。

那么林为什么要整徐？

元帅恩怨（十五）林彪这个人

山头！历史宿怨！

自1952年，以病而辞官的徐向前，1965年1月，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2 月，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增补为政治局委员。1967年1月12日，又被任命为颇有实权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实际上职权几与林彪平行。（对于这个边缘军事强人的突然崛起，林自然会浮想联翩），再联系到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实职只是个兵团级主官，还是聂荣臻副手的徐向前，开国之初，便被任命为总参谋长，聂反而变成他的副手，便可看出其人在毛心目中是个何等人物了。（林彪那时是中南大区主官，不会沒有想法）。

1950年，韩战爆发。林彪一边准备挂帅出征，一边表示对参战的谨慎意见。毛则以林托病惧战为由，让彭德怀带林四野的13兵团出兵朝鲜。（关于这段历史，已争论20多年，某以为三帅之说，只是表象。粟事已交待过，林称病拒帅说，不过托词。林之备战，可说是周到严密。他提出种种困难不利，乃一贯作风，谦词低调而已。其实正因其一边积极备战，一边消极言难的“两面派”作派，使毛变了主意，而用彭攻坚，乃是毛一贯作法，所以给林留一帅念想，是因毛尚不知彭是否愿领别人之兵出征）。林则“安心养病”。与此相去不久，徐亦辞官养病。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徐去聂上，却只是个“代”总长（与文革的杨成武相似），后来聂去粟上，则无这个代字。足见毛用心之老道。

1955年，林徐均以“病号”身份，被授以元帅銜。林以解放战争之功而跃居十帅老三，徐则列名第八。我不知道二帅对此会有何想法，不过可以想象到，林一定会想起：长征途中，在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改组军队领导时，那个令人生畏的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陈昌浩政委，参谋长叶剑英）。林是个优秀军人，而且极要强，井冈山时期，他就暗中与彭德怀较劲。他可能不全知道徐在鄂豫皖苏区的赫赫战绩，但当他看到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的八万雄兵时，再看看一方面军的惨相，自然会对徐肃然起敬。或许从那时起，他就牢牢记住了这位身材修长，象个教书匠似的徐总指挥。那时，他对这位比自己年长6岁的学长，还只有仰视的资格。如今，小学弟再不必仰视这位昔日的总指挥，在林来讲，当然是很可骄傲的事了。

1958年，“病元帅”林彪无功受禄地进了常委班子，当了第五副主席。而另一个“病元帅”还在悄无声息地安养天年。这一年，林初露锋芒，便助毛泽东、彭德怀出了一口积压多年的闷气，把尊为“军中孙武”的刘伯承也整成了个“病元帅”。

近年来，网上因刘粟问題，多把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说成是彭整刘粟叶肖，但综合各方面观点的史料看，彭整粟是实，但不是反教条主义，而是反“个人主义”。而促成批刘的应有林一个。

起因是毛1958年1月21日在南宁会议的结论中的一段话：“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所以，彭抓了反“个人主义”做整风主題。

对此，林彪在1959年8月31日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他记得很清楚。在军委扩大会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在他看到训练总监部关于对反教条主义争论的材料以后，就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于是他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林彪说：“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这个会议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会议，会后军队思想才有一个大的转变。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度大转弯来领导这个会议。”

对林的这个说法，不少人认为是彭倒后讲的，不是实情，是借此贬彭抬高他自己，例如肖克就持此看法。实际上林讲了一半实话，他给毛反映过刘搞教条主义问題，但真正使会议从批粟的“个人主义”转到批刘的教条主义的关键人物，却是时任海军学院院长的方强中将。他在5月29日给会议主席团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他对“这次整风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要解决哪些主要的思想问题，解决什么主要矛盾，还须有明确的必要”，并直接提出了“建议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指导思想应当是认真贯彻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导下，以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

6月5日毛泽东看了方强的信后，批示：“此件写得很好，提出了问题，彭、黄、邓看后还我。我暂时不宜讲话，先要让他们把问题都放出来。过几天，我准备找各小组长分别谈一下，调查一下情况，摸一下底” “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

毛还就此写信给主持会议的彭德怀和黄克诚（并指示阅后退小平）说：“有些同志对会议的开法感到不满。此事容易，调整一下就好了。振起生气，大有可为。请小平商彭黄召集七八个同志经常谈一下，似可不必开小型会，只开大会和小组会。如何，请酌定。”

6月7日，毛又给邓小平写信说：“六、七两月份，你应做两件事：（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布局，如你自己所提的；（二）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关键是本月一个月，宜与彭等少数同志每三天商量一次。大事抓起来干，多快好省。”

6月9日下午，黄克诚传达毛的指示说，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来（军分区的不来）。黄还传达了毛泽东讲的一个理论问题，说：“教条主义不懂得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意识又反过来影响（推动）社会存在。大国有大国的宪法，小国有小国的宪法，教条主义即不承认这条真理。苏军条令、规章制度，是在苏联土壤条件中产生的，这些人不承认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不承认中国有它特殊的东西。”

根据毛的意见，邓小平开始直接过问这次军委会议。反教条主义开始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对此后会议的发展，黄克诚回忆说“中央委托邓小平召集各位元帅开会，认为军委扩大会议温度不够高，决定采用整风方式开会，会议发言与大小字报相结合，一周内使空气紧张起来。

毛主席召集主席团和组长座谈，指出：这次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大呜大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吸取教训，着眼于团结全党、全军。会议中，整风、反教条声势日大，整编已提不上日程。”

由此可见，改变会议主題的是毛，而方强的信起了主要作用。

林所讲的“军委扩大会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亦即指彭在1958年5月26日的军委预备会议，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作检讨。27日，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开幕后，把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等问題，当成了中心议題，并沒有涉及到刘帅与教条主义。如果一定要分清责任，那么整粟是彭的意见，整刘则是林的责任，而整粟整彭又都得到了毛的批准与支持。

彭与粟之争，纯属工作磨擦。其中虽有过火，但党内斗争已形成这种传统，实在无须大惊小怪。平心而论，粟非要在国防部与总参谋部职权问題上叫真，在当时说他争权并不过分。而他在国内与彭争也就罢了，还向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提出，要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本来毛就对军内突出苏联经验憋了一肚子气，正在担必军中“朱可夫”呢，一听粟“告洋状”，当然不会放过。5月30日，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传达毛的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这期间主要斗争粟。

毛转批方强信后，从6月7日起，会议扩大到全军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人员增加到一千四百多人。 20日，会场搬到中南海怀仁堂。２１日毛在会上讲话指出：开会的目的，针对军委及军委直属的一些总部。你们要放火烧，出大字报、小字报，要捅穿。有这么两部分教条主义。一部分是对资产阶级军事学和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种；再就是对苏联的，或叫无产阶级的军事学和管理军队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在中央苏区一个时期是有的。解放以后又发生了教条主义。有些人就是搬外国，不加区别地搬外国，这是妄自菲薄。

随后，彭讲话，提出反教条主义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并给肖克等扣上了“军事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帽子。

会议以毛的讲话为基调，对刘伯承、肖克、李达等进行点名批判和斗争。在林的提议下，正在外地生病的刘伯承不得不到北京住进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

7月10日，刘伯承由两人搀扶着，一出现在主席台上，全场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一面鼓掌一面淌着滚滚热泪。将军们用这种方式道出了他们不能用言语表达的抗议。

7月14日，粟裕在大会上作第二次检讨。8月31日，政治局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并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会议结束不久，粟被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保留国防部副部长职务。以后升任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总参谋长一职，经毛提议由黄克诚接任。（近几年，网上许多为粟呜不平的贴子，呼吁为老将平反。我查了许多资料，粟调动是他本人要求，毛批准的，不是彭任免粟的职务。以为粟固然有些委屈，但似无甚反可平。这种结果放在当年，实在算不得冤案）。

刘伯承则辞去了南京军事学院的所有职务，顶替了林彪，与徐向前去做元帅“病友”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们对此旧事重提，多在林与彭谁是整刘粟责任人上做文章，虽也有文章说到，这是毛为去彭做铺垫，但都没道出批刘批粟的要害，只有受害人肖克点到了題：对刘、肖的批判，实际上是对历史的清算。毛在7月23日的讲话中说：“肖克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过去没有这样的时机开这样大的会议，今天有了这个时机，我们可以挖挖教条主义的根子。” 肖克在回忆录中说：1929年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大多数代表投了陈毅的票，我也在内。”这一次使毛离开了红四军前委书记的岗位。在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对毛是否留在红一方面军前方指挥岗位，刘伯承支持了多数人的反对意见；在这次会议的影响下，刘又在瑞金报纸上写文章，批评红四军中有“游击主义”。1929年的红四军七大和1932年的宁都会议，毛泽东两次被夺去军权，对他来说是一生难以忘怀的。这就是毛所要“挖挖教条主义的根子”。

从可以掌握的文献资料看，这次会开得十分热闹。多年不闻其声的林彪声音很大、调子很高。毛与到会的邓小平及朱、彭、林、刘、贺、陈、罗、聂、叶九帅都在会上讲了话，唯独徐向前一言不发。可见他比学张良的林更张良。

不讲话，不等于沒有话讲，饱受党内斗争之苦的老帅，对这类无理可讲的斗争已习已为常，唯一令他聊以自慰地是，他所敬重的刘帅检讨前后，都响起了掌声，而不是骂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