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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与毛泽东的人口问题论争(ZT)

(2009-09-17 20:26:35) 下一个

作者:贺吉元

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mayinchu.htm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个夏天,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在认真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动情地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马寅初的时代虽然离我们已经很远了,但他的名字,连同他的不朽名著《新人口论》,却永远留在共和国的史册中。当年那场激烈的有关人口问题的争论,同样也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建国后,马寅初以对共产党无限信赖和满腔热情迎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同样,也以警醒的态度审视着和平发展时期的人口问题。他将人口问题列入自己科研计划的重点项目,矢志不渝地展开攻关,并身体力行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使国家对人口问题心中有数,更好地解决生产、生活两大难题,他积极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开展人口普查。党和政府采纳了他的提议,在1953年上半年实施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同年11月1日得出了普查结果:截止1953年6月1日午夜,我国人口为6亿。仅仅4年时间,全国就增加了1亿多人口。这个数字让把国家前途和命运系于己身的马寅初感到震惊和不安。

不久,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在古稀之年,率领一批助手和学生,走出京城,下浙江,到江西,上陕西,赴山东,去上海,马不停蹄地进行人口调查。与此同时,中央也十分关注全国的人口问题。刘少奇召集有关人士开会,作了《提倡节育》的重要讲话。马寅初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疾呼: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现在不努力,将来后悔莫及。然而,毛泽东的观点与马寅初完全相悖,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说,中国人口就是增加十亿又何妨?最高领袖是这样,全国各级政府也就等闲视之了。更有甚者,个别地方还对生育多的妇女给予奖励。

即便如此,认准了理的马寅初,有点“犯上”。1954年,他以人大代表的身分第三次回浙江农村调查,走访了10个县的20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围绕人口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比较分析,写出了调查报告。一连喊出三个不得了:“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表现出忧国忧民的焦虑心情。为了证明这个事实,唤起更多人的重视和支持,他找到老朋友邵力子、李德全、柳亚子、马叙伦、李达等商谈,言词恳切地说:“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会犯极大的错误,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困难,新中国将会背上一个极其沉重不易摆脱的包袱。”后来,他又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长篇论文,提交给1955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由于受到毛泽东对人口问题思想和态度的影响,更由于一些人的别有用心,马寅初的提案,遭到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围攻和批判,他们几乎黔驴技穷,搬出了苍白无力、滑稽可笑的论调:“人不但有一张嘴,还有一双手,可以创造世界。没有人还搞什么革命?还搞什么共产主义?”并武断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人口问题。”马寅初对此不屑一顾,觉得自己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毫不妥协地说:“我既然发现和认识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否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国家和人民应尽的责任。”因为马老先生不会也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立场,人口问题的更大论争就不可能避免,而且到后来更趋白热化了。



时间过去了两年,到了1957年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当着毛泽东,与人为善地再一次提出了人口问题。他直言不讳地说:“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1953年普查已经超过了6亿,如果按净增率千分之二十计算,15年后将达到8亿,50年后将达到15亿。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并大声呼唤,“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刘少奇、周恩来等当即表示赞同。毛泽东则一笑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嘛。言人之未言,试人之未试嘛!”

马寅初听了领袖发话,自然非常高兴,加之当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气候,因而加快了人口问题研究和写作的步伐。几个月的工夫,《新人口论》一书面世,再一次作为提案,提交给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全文刊载了《新人口论》,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此举,令对人口问题研究锲而不舍的马老先生倍受鼓舞。可是,马寅初想错了,高兴早了。事态的发展对善良的马寅初来说,是料想不到的。这时的毛泽东认为马寅初的人口论,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将他连同他的《新人口论》打入了冷宫。就连过去几年赞成马寅初的观点、对人口问题表现出关注的其他领导同志也起而批驳。

   马寅初第一感官告诉他,既然中央领导同志的口径一致了,自己的灭顶之灾也就来了。但一身傲骨、坚毅执著年近八旬的马老先生不想投降,也根本不可能退却。当然,厄运也就随之而来。一个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据现在档案资料统计,仅1958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重要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就达200多篇。

马寅初感到个人遭批判、受委屈事小,国家的前途命运事大。要求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领导人中的任何一位。然而,他的这一恳请未被批准,没有一个与他面谈。只有毛泽东派人放出话来:“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马寅初生性不唯上、不惧压,老朽之年接下了毛泽东下的战书,他公开表露,“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



马寅初不惧孤立,风骨铮铮,有着单枪匹马,直到战死为止的豪迈气概

1959年夏天,马寅初随人大视察团赴外地视察回到北京。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找他谈话。因为马老不服输,认准了理,谈话自然是谈不拢。最后,周总理近乎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说:“马老啊,你比我年长16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20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这次,你就应我一个请求,写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马寅初对周总理是了解的,不到万不得已,周总理是不会说这番话的。马老在友人和真理面前,选择了真理。他对周总理说:“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

后来,马寅初写了《重述我的请求》一文,严正声明:“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所投降!”后来毛泽东也看了《重述我的请求》,向秘书口授道:“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

这以后对他的批判就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了。一夜之间,上万张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校园,甚至连他家的院子里、书房里及卧室里,都贴满了大字报。“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在北大校园内此起彼伏。1960年1月3日,马寅初被迫向教育部提出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不久,他又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还规定马寅初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发表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不得会见外国人士和海外亲友。以戴罪之身,遭到软禁。至此,近8年的人口论争划上了句号。



马寅初这种忧国忧民的心境,坚持真理的勇气和经济学家的敏锐,来源于他渊博的经济学知识。马寅初1882年6月24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903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专业学习。1907年毕业后,被清政府派往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官费留学,攻读经济学。1910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又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业完成后,于1916年回到祖国,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经济系教授。1919年至1927年,出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27年夏,担任浙江省政府特别经济顾问。不久转往南京,任立法院财经委员会委员长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南京失守后,马寅初随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年近古稀的马寅初以经济学家的身分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粉碎“四人帮”后,马寅初被任命为北大名誉校长。1982年5月14日与世长辞,享年100周岁.

中国事务 http://www.chinaaffairs.org 转载



麦克西评论:对以上观点也有异议。如以下转载文章。反对意见主要提出两点:一,中国人口在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的增长不是生育率提高引起的,而是婴儿死亡率降低,平均年龄增加引起的。二,毛泽东没有采纳马寅初的意见是因为马提出的节制生育的方案在当时很难执行。比较了两篇文章后,我认为上面那篇是对的。马寅初是对的,毛泽东及当时的领导群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假如当时毛没有批斗马,让马从北大校长辞职,而是积极、全面采取马的意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问题,50-70年间的人口增长就不会那么快,以后的人口压力也会相对轻一些。而中国人口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完全按照马老的理论增长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大跃进、文革等对人口的负影响。




历史表明马寅初人口论是错误的
2005-11-28    易富贤    光明观察    点击: 16312
历史表明马寅初人口论是错误的1

历史表明马寅初人口论是错误的

作者: 易富贤 

2005-09-28修正稿

 

1949年中国人口5.5亿,解放后中国人口迅速增长,1953年,中国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6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1,938035人,估计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到1,300万人,增殖率为千分之二十。历史上一直缺乏的人口一下子变成社会问题了。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提出了著名的新人口论,他说:中国人口这样发展下去,十年后有八亿一千万,五十年后多少?吓死人!二十六亿一千九百万,他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的主张。虽然他一直说他的新人口论有别于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89年的《人口论》,但事实上仍然不过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变种。1959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批判。

 

中国人口19596.6亿,19799.709亿。《光明日报》197985日有一文章标题是 “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意思是毛泽东1959错批马寅初,从而误增三亿人口。就是说依照马寅初的理论到1979年中国人口只能在6.7亿左右,中国人口在寿命延长的情况下零增长。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谣言从此广为流传。 “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谣言从此广为流传。

 

有人将中国人口问题归因于毛泽东的昏庸。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在经历大乱后都会有一个人口快速增长时期的,二战之后的世界各国包括美日苏欧莫不如此。1949年以后,由于战乱的结束,并因为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建设(袁隆平认为70年代的农田水利建设是历史上最好的)和建立农村医疗体制(经过2003SARS的流行,中国政府重新认识到农村医疗体制的重要性,痛定思疼,决定重新建立农村医疗体制),人均预期寿命由35岁延长到1976年的65(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点不容易呀;世界平均只由1949年的47岁延长到1976年的58岁。这些足以说明当时中国的医疗体制的正确性),新生儿死亡率也大为降低。在妇女生育率(两百年来中国妇女终身生育率一直在6.0左右)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中国人口急剧增长。因此1949年以后的人口快速增长不完全因为新生人口的增加,更大程度归因于寿命的延长。中国人口由康熙时期的两千万增加到乾隆后期的四亿左右;毛泽东时代寿命从1949年的平均35岁延长到1976年的65岁,而解放后30年人口还没有增加1倍,说明当时是适当控制了人口的,1971年开始符合人性的计划生育,允许生育两三个孩子,1979年时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从两百年一直维持的6.0左右降到2.75了。在适当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毛泽东注重人口素质的提高,把对教育的投入看成了一种国家长期性的战略投资,即使在文革时期,中国基础教育仍然做得令人刮目。每个公社(现在的乡)都有高中(而现在每个县才有几所高中,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初中毕业生上高中的比例一下子降低了很多,国家对教育投入之少是世界罕见,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比非洲穷国都少,低于世界平均5%的水平,低于联合国要求的6%,导致现在还得靠出卖廉价劳动力)。一定要将现在的人口压力归因于毛泽东的话,那只怪他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寿命增加得太多了,以至于很多二、三十年代出生的都还没有去世。请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德中的《毛泽东人口思想再评价》(http://www.mzdthought.com/wz/110zn/mzdrksx.htm)和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农村离免费义务教育有多远?》(http://www.zgjjzk.cn/document/2004/200445/fmwz.htm)。世界银行推出报告,高度赞扬中国19601970年代的医疗状态:

http://www.worldbank.org.cn/Chinese/content/BN3_cn.pdf

http://www.worldbank.org.cn/Chinese/content/BN5_cn.pdf

http://www.worldbank.org.cn/Chinese/content/BN4_cn.pdf

 

换句话说,1949年后人口增加过快,更大程度是因为“死的太少”,而不仅是“生的太多”。

 

 

18世纪全球人口快速增加的时候,欧洲妇女平均生育89个孩子,中国妇女平均只生育6个孩子,说明中国妇女现实极限生育率(不是生理极限生育率)只能在6.0左右。有人将中国人口问题归因于毛泽东时期鼓励生育政策。其实中国只在1953年之前鼓励过生育(战后大多数国家都这样)。但1950年到1953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仍然只有6.0左右(这几年分别为5.815.76.476.05),与1949年之前没有差别,也与当时的韩国、越南、泰国、巴西、印度、新加坡、中国台湾没有差别(这些国家和地区当时生育率都在6.0左右;即使美国当时也平均生育4个左右孩子)。难道这些国家和地区也鼓励生育了?可见中国当时鼓励生育起效不大(因为当时本身就接近极限生育水平,再鼓励也没有用)。在1971年中国开始计划生育之前,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与印度、韩国、越南、泰国、巴西仍然没有明显差别。1971年,以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为标志,全国城乡计划生育工作全面开始,允许生育两三个孩子,中国生育率从1970年的5.8快速下降到1979年的2.75(与现在印度差不多)。

 

此外,医学条件也不允许中国在1950年代就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当时中国连避孕套都不能生产,绝大多数妇女都是靠接生婆接生,只有顶级医院能做人工流产手术,总不能将育龄妇女都置于生命危险之中?总不能将生下来的孩子都掐死吧?在1970年代中国医学条件才开始成熟,避孕设施才有条件普及,才能比较安全地实行计划生育。

 

即便当时中国没有毛泽东,而是一个西方式的议会,马寅初的提议既违反西式的“人权”法则,又违反中式传统道德,有一丝一毫通过的可能吗?所以将人口问题算在毛泽东身上加以谴责是十足的诬蔑。

 

我想马老先生肯定不会屠杀老年人的(因为他本人在他提出人口论的1957年就已经75岁了),马寅初关注的是人口数量和增长率而不是人口结构,是通过减少新生人口来降低人口总量,实现人口的零增长,他主张每对夫妇只生育两个孩子(马寅初人口论遭批判始末:http://www.mlcool.com/info/if002258.htm)。我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他那个时候提倡的生育两个与现在生育两个意义完全不一样,建国初婴儿死亡率为20%(现在2.55%),孕产妇死亡率为1500/10(现在50.2/10)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25-30%20032.99%),我国人民平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增加到现在的72岁。马寅初在1957年提出每对夫妇只生两个,比现在的1.5的政策生育率的政策还要严。马寅初的主要思想是维持人口总量不增加,后面的计划生育政策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一脉相承的。事实上,除了马寅初外,当时主张计划生育的还有劭力子,劭力子见到人家生了一个孩子后,就说:不要再生了。马老先生提出的生2个,在当时是错误的(当时高婴幼儿死亡率、高孕产妇死亡率),在现在也是错误的(现在至少12.5%不孕,并且单身和丁克很多,只愿意生一个不少,总和生育率连1.7都难以达到)。

 

在马寅初提出人口论的40年前孙中山担忧亡国灭种,在马寅初提出人口论的3年后中国人口还接近负增长。马寅初只看到1949年以来几年的快速增长,提出限制人口增长;而毛泽东却从历史眼光看到中国自1800年以来人口增加缓慢(中华民族占全球比例自从1800年以来下降一半),而没有立即限制人口增长(并且当时国际形势不容乐观,谁也难以断言今后没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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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铁森 回复 悄悄话 贺吉元文章至少承在以下问题:
1.“截止1953年6月1日午夜,我国人口为6亿。仅仅4年时间,全国就增加了1亿多人口。这个数字让把国家前途和命运系于己身的马寅初感到震惊和不安。”不知“1亿多”从何而来? 1910-1952中国没有人口普查.4.5亿是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 如果马寅初(或贺吉元)基于这个数据得出结论,实在荒唐. 根据Angus Maddison的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6 AD的数据:中国的人口(不含台湾,香港)1949年5.44亿, 1953年5.81亿, 增加0.37亿, 与1亿多相去甚远.
2. “毛泽东的观点与马寅初完全相悖,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说,中国人口就是增加十亿又何妨?” 不知出自何处?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时的讲话: “人口节育,要三年试点宣传,三年推广,四年普及推行,也是十年计划,不然人口达到八亿再搞就晚 了,初步达到计划生育。在少数民族地区不要推广,山区人口过少的地方也不推广,也要大鸣大放大辩论一下。我主张中学增加一门节育课,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无政 府主义是不行的,也要搞计划生育。”这两段大不相同,哪个更可信?
3. 医学条件也不允许中国在1950年代就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当时中国不能生产任何避孕工具. 1955年开始组织生产. 政府实行计划生育是人类社会从未有过的,不可能一蹴而就. 还是毛泽东说得对: “要三年试点宣传,三年推广,四年普及推行,也是十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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