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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胡锦涛的政治中庸混沌支招
玄野
在海内外对中国政治走向的一片喧嚣预测中，胡锦涛走出来一锤定音，再次明确了他那一贯的保守务实本色。你不得不赞叹胡总那超越汤姆汉克斯的表演功底，所出言论依然让你没有政治倾向可寻。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我们不考虑那些被酒色犬马掠走灵魂的没有政治理念的大量官员们，中国官场中政治抱负的整体综合基本是这个结果。我绝不会乐观到相信他们已经意识到信仰道德与教育是一切之本，也不会悲观到中共的主体已经被欲望彻底俘虏了。中共的主体基本处在道德教条和理性灵性神性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片面武断理性之间的某个短暂稳定的中间点上。这种状态，既不象上届领袖拜伏在欧美校园儿童歌曲和民歌之下的演艺风格，也不象本届总理在实践确认之前就将政治理想置于生命之上的务虚作派。务实无疑是相对于务面子更符合民众的期待。保守从某种程度上说的确免于被欧美忽悠，但在信仰上的抱残守缺也只能是迷途中的权宜之计。
年初曾经计划将这些年积累的对时政的建议总结出来，通过一些国内的老朋友新朋友递交到国家决策层，后来考虑到这高层在理性层次上依然在马列那自相矛盾的理论中泥足深陷，所有的见解只能徒曾淆乱。故此作罢。如今不揣冒昧，简短叙述其中一二，仅为朋友们添些许笑料。
首先说，西方民主宪政体制中最简洁理性和不必质疑的可借鉴元素是什么？愚以为是三权分立。在这一问题上踟蹰不前，如果不是愚蠢的话，绝对是心中有鬼，私利和欲望决定了大脑。立法司法和行政的分离是保证社会公正和公民不受暴虐的简便方式。
专政一词绝对是和平时期扼杀公义的邪恶。贾谊在过秦论中提出一个政治原则：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社会动荡时期，为迅速达成社会结构的稳定，坑蒙拐骗可能必要，只要目标明确就行了；而和平时期，必须提倡并遵循公平正义。从这个角度说，毛泽东的阴谋无底线对于中国的建政居功至伟，不可简单地归入邪恶；而其在共和国后的各类流氓手腕就彻底错误了。以此与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政治家如刘邦李世民赵匡胤等相比，毛泽东只堪人家的一半功勋，而后一半非但无功反而有罪。从这个角度看，胡锦涛肯定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也并非错误。
言归正传，再回到三权分立上来。因为这是民主制度中的元素，先说两句民主。本身西方民主政体用民主一词概括是方便而已，并不表明民主在这个政体中是最核心的价值所在。比民主更加高一层的理念有许多，典型如人权自由和仁爱等。民主是一种组织形式和普世价值的表现方式而已。民主这一政治形式在哲学与信仰中的支撑性理念是人人平等，人际关系从天赋角度看绝对没有任何的高低贵贱之分。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不过是体现了这种平等，却绝对不是平等这个核心价值本身。中国是否采用广泛的民主选举制度可因时机而定，这需要对政治局势的理智判断。人的奋斗目标不应该是民主选举这个形式，而是这种形式背后的普世价值。与民主选举一样，三权分立同样是一种组织形式，但是这种组织形式却具有简洁理性，对于政权已经十分稳定的中国，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这一形式。如上面所言，和平时期开诚布公地遵循程序是主体，断不可再自作聪明玩无底线的流氓手腕。几年前某领导人曾大喊什么三不搞五不搞，此类只关心立场不用大脑只用小脑的反射式言论实在不应出现。
众所周知，这十年来中国最大的罪恶就是公检法串通一气，横行肆虐神州，其主要原因就是政法委的倒行逆施。邓小平时代到江泽民时代的过渡时期，乔石在人大立法上将政法委定位在相对务虚上面。而江泽民因为那次对信仰的恐惧和其他原因，赋予政法委仅次于军委的实权，据称是这十年灾难的始作俑者。薄熙来事件直接促成了改革派酝酿已久的降格甚至废黜政法委的举措，无疑是中国人民之幸。但愿政法委这一插曲被作为历史教训永远锁在潘多拉魔盒之中。
清晰吏治是解决中国燃眉之急的另一个有效方法。所谓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虽然说当下中共官员的声誉几乎跌到地狱里去了，但是整体而言，政府官员有责任办实事的人还是很多，在其中提拔一些仁义忠厚的人出来依然有很大空间可运作。所以，解决当代中国官民冲突的一条捷径就是中组部规划一系列的考核调控与筛选手段，将那些一贯拍马逢迎，工作只为政绩，无关百姓死活，一心要将职位做大的官员边缘化。同时，将不善言辞，忠厚老实，脚踏实地，为下级和民众办事，在上级面前表现比较笨拙的人放在关键的岗位上。这是吏治的第一阶段，运作时间不应超过两年。
吏治的第二阶段是提拔在政治思想上开明有层次的人才。这一点就要求人不但有德，而且必须有才能和知识。现代的西方民主制度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构成人才素质的另一半。西方政治同样迫切需要这一思想，只是他们无法得门而入。有了这一半，就可以平衡补充民主制度中权力过度分散导致的政府效率低下的问题。所以我说，中国要提倡民主人权，但不能急于在政体中推行这一改革，而必须做好广大官员和民众的思想启蒙。当代中国官员素质令人堪忧，最近最直接的例子，咱们的盲人维权者陈光诚被美国人送到医院的时候，居然有较高层国安官员吼叫着要惩罚陈光诚才行。人的基本良知和恻隐之心都哪去了？孟子说，四维不张，国将灭亡。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改惩治腐败为预防腐败，改惩罚贪官为捉弄贪官。直接高调反腐无法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且会伤及经济结构。这些年的反腐经验可以说明这一点。反腐最终结果是腐败加剧。反腐过程中应该弱化对资本原罪的追求，而更多地看重对经济秩序的维护。经济犯罪中主要应该惩治的是其中的刑事犯罪，以及过程中有违伦理道德，败坏风俗，悖于普世价值的方面。单纯经济问题，如果敛财的最终效果整体上积极意义大于负面影响，应该弱化处理，用税收或者分期偿付的方式来赔付受害人或国家，同时顾及程序正义。
中共反腐的最失败之处是以替国家挽回多少经济损失为目标。这是绝对愚蠢错误的。钱财不是罪，富豪不是错，关键要看他如何积累了财富，又将财富花费在什么地方，这些过程中才可能包含罪恶。象最近爆料习近平温家宝等家族的财富额度的做法，正是切中了从中央到百姓都过分注重金钱数字，而不关心钱财流动中的善恶这一荒悖之处。某些官商勾结聚敛财富，导致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那是不折不扣的罪恶。某些官员为了追求各类虚荣奢侈而贪污受贿，的确构成一种耻辱。反腐的积极作用绝对不是将钱从贪官的口袋中转移到国库里，其积极作用在杜绝敛财对百姓造成的伤害的同时，还要控制金钱这一民众劳动等价物的走向，就是尽量减少民众的劳动成果被转换成奢侈品。如果劳动转换成奢侈品的机会少了，那么它必然要转换成百姓的日用品，至于这钱如何流动，就是经济上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招数了。所以，对贪官污吏的控制手段，你不要管他银行账户里有多少，只管他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消费的是什么。那车子，不管是政府配备的还是自己买的或是别人贿赂的，其品牌档次基本可以断定这个官员对社会的危害。而家居档次穿戴档次以及吃喝档次都会看出这个官员对社会对自然环境是贡献还是危害。其在银行户头上的巨额数字可能会影响资金的流动性，但国家银行处理这些东西的方式可是应有尽有，不用发愁。至于中共如何知晓控制和处理官员的奢侈高消费，毛泽东遗传下来的手段堪称世界历史上的头一份，自然不用外人操心了。
本来我想讨论国家民族的根本－－信仰道德和教育，但是对中共执政者的智慧没有把握，闹不好说我是颠覆祖国政权，搞个兄弟阋墙，怪尴尬的。所以就局限在实用简单的政治方略上了。
我不相信胡景涛的智囊团知道的更少。中国旧的道德标准经过解放后一通乱打已经基本丢了。这当然是“打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不得不做的事情。近几十年所有制的改变使得更新的道德标准不得不逐步建立和推行。而且不可能用打烂旧的、建立新的这种突变方式完成。今天的中国同时含有私有制和公有制，而法律制度、行政管理其实还处在初级水平和摸索阶段。
中国人比较性急。毛泽东就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呵呵。
如今的中共可能还是失火队和救火队的角色，还没有能力思考程序理性和目的理性的事，不能难为他们。
社会的正义与理念有关，但不能将理念极端化。这是哲学理性的一个重要论点。即目的理性和程序理性的关系。每个社会的初衷总是始于正义理念或目的理性，但是否能体现正义，更取决于程序理性。
社会进步的取得，在于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而不在于僵化“到哪里去”。共产主义的实践就是人们太关注“到哪里去”，从而忘记程序和手段的道德性。相反，全盘西化的人也是情出同一脉。中国变革的“道”现在并不在于移植西方三权分立，而应当立足于现实，完善程序理性中的道德性，使得程序透明，合理，变革有序，为大众接受。兴一利不如去一弊，中国应当不断渐近，使得程序理性服务于目的理性。东西方社会都存在黑箱操作，使得程序理性失去道德性。这就是为什么康熙皇帝将“正大光明” 放在乾清宫的大堂之上，而不是“天下大同”。道德存在于我们日常程序和具体做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