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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的历史真实与模糊的人文思考－－关于六四
玄野
在六四问题上发言是有难度的。倒不是什么明哲保身的考虑，主要是因为事件中许多关键的事实无法澄清，相关各方各有心机，又各有真实。事实的不清令人不敢妄评。但是，基于对自己的眼睛和记忆的信任，更通过常理来甄别各方所列举的事件，再参照各方于事后二十多年来对此事的因应方式，暂且可以有一些模糊的认识出来。因为此事与这个占了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民族的前途关系甚大，这认识虽然模糊，却也显得很有意义。所以不揣冒昧，贴出来给大家批判一下。
政府那一方的态度一直缄默，而且意图强制所有人缄默。邓小平先生在当时的表态虽然强权，但还算坦白，虽然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样子，但是面对再无发言能力的死者却没有污蔑抹黑的言辞。至于其下的某些人以至于基层的政工干部，在上级那里批发了反革命帽子和暴徒标签到处强塞，就是人家糊口的营生与内心道德之间的平衡问题了。而求仁得仁，求善得善，一切全在自己。自那几年以后，政府就开始了用强制缄默和酒肉麻醉的策略来达成民众遗忘那个事件的幻想。既然没有邓公的敢于直面道德谴责的魄力，也就没有敢于直面事实的坦白。先入为主地定论哪方正义哪方邪恶当然不合适，但基于事实与理性面对惨痛的历史却是最低的必要。这样，损失了的生命才能换来历史的财富，国家的提升与民族的复兴。
海外民运这一方则一直追求亢奋，而且意图强制所有人亢奋。李娜和郎朗都要强拉进来表态，多少有点象道德绑架。人家有那个自由保持沉默，在人家没有思考明白的时候总不能让人即时表态吧。中国政府的伟光正很令人痛恨。这种思想上的强迫正是医学实验室中的甲醛，有着强烈刺鼻令人窒息的气味，可以将鲜活的生命凝固成某种结构形式的蛋白质集合。而时下的道德绑架，也散发着同样的气息。对立双方操持着同样的政治主导一切的思维，颇耐人思考。
当年邓小平先生出来给大家总结，说这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导致的事件。这不假，还算政治家的观察力，但应对策略呢？应该算是政治家的手腕，而且是没有信仰没有宗教没有哲学的政治家的手腕。这是中国的巨大遗憾，历史的巨大伤痛。邓公谈到，牺牲几百年轻人的生命换来安定团结的局面，还有就是这次运动是文革流毒等等。怎么说呢，这也的确是实在话，不象某些跳梁小丑那样色厉内荏，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既然是说牺牲几百年轻人的生命，而不单纯是十几位军人的生命，那么这些生命的价值必然也都认同了。文革流毒的评价也的确不假，大字报，打倒某某，戒严令之后北京城依然是混乱不堪的运动状态，这表面上不正是文革的无政府主义吗？邓公只知道痛恨文革，只知道文革行为发生在对方身上是何等可怕，却不知道自己的思维中和自己的属下的思维中同样有众多的元素与文革一脉相承，而这些元素对中国的危害又是何其巨大。毁灭信仰，抛弃道德，假大空，为物质繁荣无所不用其极，从而最终发展到为个人利益而无所不用其极。这些祸害本在共和国后的诸次运动中就已经有了，文革则集其大成。
为什么当政者有不尊重生命的倾向？首先是信仰的缺失，人命关天是妇孺皆知的俗话，但是对传统的否定导致这些最基本良知在国人心中的缺位。其次，决策者的军旅生涯也可能导致对死生的司空见惯。造化弄人，抗日战争中国有两千多万的非正常死亡，朝鲜战争中国有近二十万人的阵亡，而大跃进时期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在三千万左右（各方口径不一，大致数字）。我怀疑，当年决策时刻他们内心里是否在比数字，面对数千万生命换来的政治成果，几百人的生命微不足道？大错恰在此处。如果用数字来评价生命，那耶稣的死，苏格拉底的死，布鲁诺的死岂不更加微不足道？核心在于精神，无论杀人还是殉难，其价值首先要看其所秉承的精神。中国每年死刑犯都远远超过当年六四的死难人数，同样是为了社会安定，为何一个杀得，另一个却杀不得？关键要看生命的归去所表达出来的精神与价值。当年的屠杀实际上是对中国人自强自爱的精神的否定，你可以批判当年别有用心的人，但必须明确民心的可嘉之处。当年的殉难者是为什么死的？反革命吗？没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爱国热情吗？你咋不给点最起码的抚恤和道义慰问？这象让人窒息的沉闷，又象是扼杀精神的病毒，远比萨斯甲流感流行得快又难以控制。从此以后，国人丧失了在当前体制下的一切爱国热情与信心。当权者啊，你们这些废物，咋就对假大空那么崇拜，这点最基本的诚恳与智慧都没有呢？耀邦先生主政组织部时期的良知大家就没学会点滴？而你们这些人里面曾经受惠于先生的呢？也可以眛着自己的良知吗？这没有平反那么复杂，也没有低头认罪那么屈辱与危险，需要的仅仅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可以批驳他们的莽撞与幼稚，但是在良知与爱国热情上你可能远不及他们。要做的就是回归普世的道德价值，缅怀逝者。为了一个伟光正，为了一套皇帝的新装，你还要光着屁股在街上走多远呢？
对于当时本已近尾声的运动最后演变成血腥惨案，有这样一点感触：人民大众和投机者意愿截然相反。民众希望事件平静落幕，投机者则意识到不把局势搞崩他们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当时的某些高官是如此，学生方面的某些投机分子也是如此。当然学生中的极端分子是傻子，局势乱了只对政府中的顽固者有利。具体在政府中有几派，在学生运动中有几派，而在工人中是否有成势力的派别，在知识阶层的支持者中是否有成势力的派别，也需要历史的澄清。
两条路线不同军令进京，南线的军人吃了大亏，西线的市民死了很多。有这样一点推测：北京人都会明白复兴路和石景山路两侧都是什么机构。国防大学就在玉泉路那儿。有两种可能，一是政府内部很多人之间结了梁子，老邓要搞他们一把。从当时老邓的威望和其与部下的感情看，好象不可能。另一种猜测，南线小市民多，组织纪律性很差，根本就不听政府吆喝，什么戒严军队，都不管，就知道人民军队爱人民。一旦开枪，死伤数字要成十倍百倍的长。西线大部分是高知识高官阶的人，政府的明令象放屁了，但是通过密令通知却会奏效。推测起来，中央的人这点道德还会有的。事件的实际发展也的确如此。南线军队极其困难，围堵的民众可能比军队还多。许多小痞子不知在哪儿搞了自行车，直接抬起来扔到行进的队伍中。很多士兵被冲散了，都被好心的市民走崇文区的迷宫给带到了岗位上，几位倒霉的哥们儿碰上了痞子，一命呜呼了。这正中政府下怀，于是反革命暴乱的帽子可以郑重其事地向下派发了。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让西线士兵大白天跟百姓挤热闹，南线夜间杀入，结果很可能是将解放军死亡数字的那个唯一的零挂到市民死亡数字上。那样的话，不但反革命帽子发不出去，日后执政的阻力也会更加巨大。唉，这流氓当的很不彻底啊。政府耍流氓没什么稀罕的，奥古斯都耍流氓玩得元老院团团转，依然伟大；汉高祖流氓成性，却不妨碍其圣明。糟糕的是没有流氓手腕却要追求流氓效果，然后还要遮遮掩掩妄图将历史伤痕抹平，这却是古今中外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事情。全是那伟光正害的，真以为自己是伟光正呢，搞点儿煤球还要外面涂层雪，不知道那是六月天儿吗。
诚如玄野兄所言：在六四问题上发言有难度，并不在于明哲保身，而在于强制沉默之下的模糊的历史事实。
非常赞同玄野兄所指出的政府症结所在：信仰的缺失使生命不再受到尊重、党的文化取代普世精神而至今崇尚皇帝的新装，所以当权者至今不敢也不肯面对那些逝去的生命。我也常常想，就算学生不可避免地莽撞与幼稚、就算这场运动确实存在着投机者，当权者也绝对不能彻底扼杀掉一个民族的良知与激情、向往与信心。而当一个民族失去了精神与活力，那是一件多么悲哀而又可怕的事情！（难怪这里的新新MM急得要从传统的"士文化"中找活力。^^）
纵观历史，我们的民族虽然不乏古老智慧，但却似乎并不善于吸取历史教训、也总是缺乏哪里摔倒就哪里站起来的追求实效的勇气。所以六四至今是这个社会隐形的伤口，它虽不明显、但却一直败坏着肌体、甚至令人迷惑症结之所在。因而也诚如玄野兄所言：基于事实与理性面对惨痛的历史是最低的必要。否则这个民族至今还被迫延续着自己的代价、勒令子子孙孙以不同的形式来买单，这真是一出绵延不绝的双重悲剧。
面对玄野兄的深层思考，一向鉴于学人的本分本能地提出反面意见。可是这篇从标题到内容实在太沉重，真是令人一时无语、不知该说什么好。只好先存下来慢慢思考与学习，并且多谢玄野兄分享如此诚恳的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