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琐忆19--中学没读完

还得接着说学校。不过，这次说说中学。

 

北京的中学一般来说就比较具规模了——不像小学，几间房子，一个院子——有些学校还是很有历史地。远的不说，就说在家门口附近的中学，不管男中，女中还是男女混校，都是当时准备上中学的小学毕业生心之向往的。比如靠近北新桥的细管胡同里的北京第五中学，男中。重点学校。那是当时秃小子们的首选，算术语文两门儿成绩应该在差两分200吧。原来在北新桥附近，后来搬到东直门俄罗斯使馆旁边的北京女二中，女中。重点学校。也是小姑娘们要考虑的第一选择。

 

在东城，还有一些学校，很有传统。像马大人胡同里的原北京女十一中，灯市口的北京女十二中和崇文门内的北京女十三中都是原来的教会学校。十一中叫崇慈；十二中叫贝满；十三中叫慕贞。男中里灯市东口内务部街里面的北京男二中也不错，后来也成了重点。

 

如果以我家为点，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有不少中学呢。灯市口大街的二十五中，灯市口女中，再往南，外交部街里边的二十四中，外交部街中学。从那里往东，往北折，竹竿巷里面的七十二中。陆军总院附近的女十四中。十条东口的六十一中。与女十一中一墙之隔的七十四中。九条里面的七十三中。后来十一条小学迁到这里，改叫九条小学，七十三则和七十四并在一起了。北新桥方向则有二十二中以及它的分校交道口中学。再往西还有鼓楼中学、二十一中，不数了，总之不少。

 

这些中学，有家父工作过的地方，有哥哥姐姐就学的地方，也有我——虽是男生，却进了女中——度过了三年中学生活的学校。

 

文革开始，天下大乱。学校停课了。学生开始造反了。学生们不但在学校造反，造老师的反，而且很快杀向社会。九条里面的七十三中，校长，女性，是家父原来的同事，老革命。因为七十三中新建校，从各校抽调中坚力量加以充实而被调到那个学校任校长。66年八月的一天，街道居委会通知所有居民到七十三中开批斗会。批谁？斗谁？全然不知。我和家母一起去了。批斗会开始，批斗对象一上台才知道：有一个是住在七条里面的街坊，还有几个是其他胡同的；然后又押上一个人，我一看，心就一揪，（说实在的是害怕！没有见过那种场面）是那位女校长！她被剃了阴阳头（一半儿有头发，一半儿全剃光），胸前挂个大牌子；而我那位街坊，也是女性，头则被剃光。台上乱哄哄，有人发着言；台下也乱。一会儿，会开完了，说把这些人押下去，这几个人从人群中走过的时候，被人推推搡搡。当天傍晚，我在七条里再次看到那位街坊，她挽着个包，带着一双儿女，被人押着，去了北京站。据说她是地主出身，黑五类中第一类，被勒令回原籍继续接受人民的批判。

 

转过年来，说要复课闹革命。好！ 我们这群小学没毕业的学生们就按照家庭住址给就近分到了各个学校。原来的所谓男中女中，统统没了。全是男女合校。这样九条往北的进了北京五中；八条往南的全进了女十一中。我原来的小学同学都去了五中，而我的邻居，则都成了我的中学同学。

 

女十一中，在马大人胡同西口。马大人胡同里大宅子很多，都是那好几进的大四合院。离学校不远，有个大院子，前空军刘司令员在那里住过，俩千金也就近上了女十一。还有个空军何副参谋长，当时被拿下，她的儿子，女儿也在这个学校；女儿就和我一班。现在曾副主席的妹妹也在那个学校，当时已经高三，做过我们的辅导员。

 

学校肯定是贵胄的宅子。是不是就是那位姓马的大人不得而知，反正光那门道就是三开间的。门口大槐树，上马石。进大门左手连着两个跨院儿，房子都是又高又大。房子间有游廊相连 。二道院的正房是礼堂，大！开会能坐一个连！（就是五个班的学生，那时一个班四十几口人呢）当时解放军已经进驻学校，后来又来了工人老大哥。军宣队，工宣队一起领导学校。

 

进大门右手往里，花园似的，东边有个阁楼，有个廊子斜着上去，那儿有个住校老师，经历过文革的都知道，清华有个蒯大富，学生都叫他X大富，既做我们连二班班主任，又做红卫兵工作。此公文革后好像去了团中央的什么部门。阁楼下的房子也是教师宿舍。再往里走，有个亭子间似的房子，攒尖顶，四面都是玻璃隔扇，也有廊子，北面还有个小平台，再往北就是操场，两个篮球场大小。尽北边是一幢四层的教学楼。

 

我们一进校，学校已不再叫女十一中而改叫“人民中学”。三年中，都干什么了？至今记得起来的，就是挖防空洞。六九年，咱们的子弟兵和前苏联在东北珍宝岛打了一仗，老人家说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又说：备战，备荒，为人民。于是大家在游行庆祝最高指示发表以后，就开始真干起来。当时哪儿哪儿都挖洞。家里挖，街道挖，学校挖。。。学校很快就成了大工地。后门处还建了个砖窑，自己烧砖。连接跨院的游廊很快就拆了，拆下来的木料进了砖窑。操场挖了深好几米个大坑，然后在里面砌洞。砌墙的活没干过，挖坑可没少干。抡锹抡的我手腕子，还有腰都落下了毛病。最后，防空洞盖好，据说在东城是很不错的，那时就有老外去参观呢。

 

还有一档子事，就是参加宣传队。我不知道怎么挑上的我，反正一起进队的有四个人，分别是一班的我，五班的余，九班的李，十班的王。此外还有其他班的一些女生。我余李王后来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宣传队完成了几项任务，代表学校参加分指的汇演，完成五一，十一的游园任务，夏收割麦子时，到各村儿去慰问。

管理宣传队的老师有三位：侯，章，还有一位，是校医室的，原来都想不起她姓什么，现在想起来是姓尹。侯是位年轻的女老师，高度近视。当时还作二连（五班到十班）的连长。快人快语，很是干练。章是位老音乐教师，洋范儿的那种，家里有钢琴，人非常和蔼可亲。校医室那位“糊弄”（玩笑啊）人也很好，可亲可敬。那时候，男女生界限很明显，在队里，除了排练节目，好像没和女生们说过话。相反，和余李王在一起，总是有的说，而且我们这几个人都有一个毛病，嘴上说着话，手里拿个笔就在那里写啊写的。我们几个人里，他们的字都比我好，于是就尽力去模仿他们。最先离开这“四人帮”的是王，他是原来哪个部部长的儿子，70年初吧，当兵去了。这段经历给我以后积累了经验，以至于分配工作仅三个月，就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另一段宣传队生活。此是后话。

 

我们进校时，文革初该毕业的老生们还没走，当时一共攒下初中三届，高中三届很多人。他们也不上课。每天有些人来点个卯；有些高中的就当起了我们的辅导员。我们班来了三个：朱，温，王。老高三的。温是军人子弟，其父也是个将军吧。朱，王家庭都是工人。世界就是小，后来王分配到北京，其所在的厂子在北京东郊。家兄从部队农场锻炼回来也给分到了那里。一天，哥哥回家说，有个王X说认识你。我一听名字说对呀，当过我的辅导员呢。哥哥说，我们在一个厂。嘿！温后来去了部队；朱可能有病而躲过了上山下乡这一劫。

 

学校本来应是学习之地。但那三年，关于学习我却记不得什么，悲乎哉！因此可以说我的中学教育几乎是零。有些老师我是记得的。工作以后也是常去拜访。而那些知识，不是还给他们了，而是从来就没装在我的记忆中。

 

三年后，在大批的学生上山下乡后，工矿企业劳动力缺少的状况显露出来。于是我们这届成了文革中的幸运儿，除了个别人插队去了，其余的全部分配到了北京的工矿企业，街道工厂，商业，服务性行业。我们开始了人生中新的一页。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