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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讲述60年前肃清匪特建设新政权的往事
时间:2009-11-11 12:22来源:未知 作者:兰州老王 点击: 161 次
曾任兰州第九区区委书记的吕梁讲述60年前肃清匪特建设新政权的往事 古城新生战斗不停歇 1949年8月26日到2009年8月26日，60年转眼而过，兰州古城也经历了脱胎换骨般的巨变，人民政权也从最初的匆匆草创，走向成熟壮大。8月13日，曾任兰州第九区区委书记的吕梁
曾任兰州第九区区委书记的吕梁讲述60年前肃清匪特建设新政权的往事
古城新生“战斗”不停歇
1949年8月26日到2009年8月26日，60年转眼而过，兰州古城也经历了脱胎换骨般的巨变，人民政权也从最初的匆匆草创，走向成熟壮大。8月13日，曾任兰州第九区区委书记的吕梁给我们讲述了他肃清匪特建设新政权的往事。
新生 设在“马棚”里的区委
吕梁老人今年86岁，居住在闹中取静的榆中街上。老人家身体尚好，就是因腿部受伤行动不便。我们的话题自然从兰州解放开始。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的当天，我就被甘肃省委分配到兰州市，市委副书记李景亭、组织部长罗扬实找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意在城市工作还是愿意到农村工作。”
吕梁的话音带着浓浓的陕北方言，听起来异常亲切。他是陕西旬邑人，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3月到延安大学教育系学习，1949年8月参加随军工作团到兰州。
“我当时说，愿意到农村去，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和农村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就这样，吕梁被兰州市委任命为九区区委书记。
九区地处雷坛河到石嘴子一带，是一道狭长的沟，东西两面被大山阻挡，东面为皋兰山，西面为沈家岭、狗娃山，兰州战役三大战场之一的营盘岭就在辖区内。
“当时，其他区大部分在城市，或者是半农村半城市，唯独九区是个农业区，也是兰州市内最困难的区。居民们靠天吃饭，生活非常艰苦。”吕梁回忆说。不过令人惊喜的是辖区内分布着48座磨坊，供应着兰州一半以上的面粉。
吕梁说：“解放前，兰州市委就设在九区的地下党员王受天家里，在这里发展了13名地下党员；因此这里的国民党的军警宪特的势力并不是很强大。”
“九区区委设在牟家湾子，在一个类似于马棚的地方办公。区委一共四人，区政府十几人，主要是公安局人多一点。”吕梁说。
考验 清理改造营造新环境
区委进驻后，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接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他们首先对旧职员进行了区别对待，对多数人员争取改造，给其自新悔过的机会；对于怙恶不悛的反动分子及其帮凶爪牙，则坚决镇压；对国民党的散兵游勇集中训练改造。
“这样我们就初步清理了九区的大环境。”吕梁说。在改造旧职员的同时，九区的基层政权也逐步建立了起来，先后成立了皋兰山、沈家岭、石嘴子三个乡和五里铺、八里窑两个街道的人民政府，每个乡（街）配备了正（必须是党员）副两名负责人和一名文书。
此时，新生的基层政权面临着空前的考验，土匪横行、国民党特务四处活动、人民群众生活极端困难。年轻的人民政权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呢？
采访中，吕梁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件事：“五里铺街道办组建起来后，面临无人当文书的难题。当时识字的人非常少，五里铺街道办的正副两个干部都不识字，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文书，日常的公文都没有办法处理了。辖区内有个小学毕业的年轻人，他们就去动员这人出任文书一职。可是，这个年轻人的父亲（曾在国民党兰州政府任职）坚决不同意。几次协商后，其父提出了三个带有挑衅性的苛刻条件：‘其一，不参加你们召开的会；其二，不参加你们的组织；其三，每天上下班必须有人护送。’出于工作的需要，我们都答应了。不过这个年轻人出任文书一职后，在我们的教育下进步很快。”
从这件事情上，我们能够想象到基层政权面临着多大的困难。
除患 扫清敌人埋设的地雷
吕梁他们一边不分昼夜地开展工作，一边建立基层政权，一边医治战争创伤。对九区而言，面临的最大困扰就是如何排除国民党军埋设的地雷。
“九区的三营子是敌人的营盘岭主阵地，当时敌人在周围埋设了700多颗地雷。”吕梁说。地雷给群众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出门干活的人，尤其是一些放羊的小伙子，经常被地雷炸伤。短短一个多月内，就有26人被炸死。
“我记得八里窑有个邓老汉，只有一个儿子，一天晚上他的儿子在山里割灰灰菜（一种用来喂猪羊的野草），结果不幸踩中地雷。老汉赶到现场，看到儿子的半截身子都被炸没了，顿时昏了过去。”吕梁说。
九区区委区政府一成立就将排雷工作列为重中之重，成立了以戴学仁为首的多个扫雷小组，以三营子为重点，展开了扫雷工作。“一个多月后，我们就把九区内的地雷都扫完了。为庆祝扫雷工作的胜利，区上把戴学仁评为扫雷英雄加以表彰。我还专门写了一篇报道，刊登在了《甘肃日报》上。”吕梁说。
斗匪 “双管齐下”肃清匪特
时间一天天过去，新生的人民政权逐渐成长起来，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也逐渐占据了主要位置。他们在建设基层政权，扫除地雷的同时，肃清匪特的工作紧张开始了。
当时，九区有两股匪特。一股是以哈某（哈某原先是国民党自卫队的）为首的散兵游勇，一共有十多个人。解放前，这些人白天巡捕，晚上以查户口为名搜捕地下党员，其中一些人参与了杀害罗云鹏烈士的暴行。兰州解放后，这伙人私藏枪支弹药，同一姓马的匪徒合流，到处抢劫。另外的一股匪徒则是解放前就为害一方的老土匪。
9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头营子的民兵营长李奎元跑到区上来报告，说在头营子村发生了抢劫案。
“我当时年轻气盛，胆子大，穿好衣服配上手枪，就和民兵连长、区委工作人员谢全保一起上山了。我们悄悄地进了村子，解救了被土匪吊在房梁上的一对夫妻。”
原来土匪抢劫后就跑了。“我们通过走访群众，逐渐摸清了土匪的组成和活动范围。回到区委后，我们商量出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动员熟悉土匪情况的人，向土匪宣传我们的政策，从内部攻心，大造声势让土匪惊恐不安；另一方面采用钓鱼的办法，在九区的要道上设点守候，等候土匪上钩。”
“我们安排立功赎罪人员，在八里窑的警察岗亭中值守监视土匪，以防土匪四处流窜。同时，从石嘴子和沈家岭两头进行堵截，前后盯梢，过一个抓一个，很快就把敌人一网打尽了。匪首最后被人民政府处决了。”吕梁说。
希望 人民生活逐渐步入正常
国民党为了固守兰州，拼命搜刮各种物资，许多人家因此一贫如洗。吕梁他们廉洁自律，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兢兢业业，将人民的安危放在第一。这些所作所为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和国民党政府截然不同的政权。
随着九区各项工作的展开，人民的生活逐渐走入了正常。此时，动员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帮助最困难的家庭渡过难关，成为他们的工作重点。
吕梁说：“当时，群众苦得很，情况好一点的群众家里，中午将杂面麦子煮在一起算做了一顿饭，晚上则是浆水加洋芋，这是今天许多人无法想象的。”
吕梁给记者讲述了一件他亲眼看到的事情：“我记得9月下旬的一天，我和民政科长谢全保到三营子入户调查。在村长的陪同下，我们来到最困难的一家。刚进门时，看见女主人在厨房里忙碌，男主人在里屋说话。我们站在院子里，女主人看到来客人了，则进了屋上炕了，我非常惊奇。村长说，这家人只有一条裤子，女人脱下来给男人穿，男人才能出来。这家人四个孩子连一件衣服都没有，看得我们非常心酸。”
“我们动员群众开始恢复生产，靠近沟的地方就动员群众去修渠，山上的群众则动员他们去平战壕。对那些特别困难的群众，给予救济和帮助。同时，还采取了其他的措施，提高了群众的生产信心和热情。”
很快，群众的生产热情就调动了起来，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9月下旬中秋节到了。过节前一天，三位村民牵着羊、挑着瓜果和肉，悄悄将东西放在区委伙房。管后勤的唐作勤怎么劝说也不行，只好报告给我了。我出来给群众讲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人民政府和国民党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拿群众的东西。费了小半天工夫，才把拿着东西的群众劝回去。”吕梁很是感慨地给我们回忆起了这些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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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1-11 12:22来源:未知 作者:兰州老王 点击: 161 次
曾任兰州第九区区委书记的吕梁讲述60年前肃清匪特建设新政权的往事 古城新生战斗不停歇 1949年8月26日到2009年8月26日，60年转眼而过，兰州古城也经历了脱胎换骨般的巨变，人民政权也从最初的匆匆草创，走向成熟壮大。8月13日，曾任兰州第九区区委书记的吕梁
曾任兰州第九区区委书记的吕梁讲述60年前肃清匪特建设新政权的往事
古城新生“战斗”不停歇
1949年8月26日到2009年8月26日，60年转眼而过，兰州古城也经历了脱胎换骨般的巨变，人民政权也从最初的匆匆草创，走向成熟壮大。8月13日，曾任兰州第九区区委书记的吕梁给我们讲述了他肃清匪特建设新政权的往事。
新生 设在“马棚”里的区委
吕梁老人今年86岁，居住在闹中取静的榆中街上。老人家身体尚好，就是因腿部受伤行动不便。我们的话题自然从兰州解放开始。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的当天，我就被甘肃省委分配到兰州市，市委副书记李景亭、组织部长罗扬实找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意在城市工作还是愿意到农村工作。”
吕梁的话音带着浓浓的陕北方言，听起来异常亲切。他是陕西旬邑人，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3月到延安大学教育系学习，1949年8月参加随军工作团到兰州。
“我当时说，愿意到农村去，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和农村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就这样，吕梁被兰州市委任命为九区区委书记。
九区地处雷坛河到石嘴子一带，是一道狭长的沟，东西两面被大山阻挡，东面为皋兰山，西面为沈家岭、狗娃山，兰州战役三大战场之一的营盘岭就在辖区内。
“当时，其他区大部分在城市，或者是半农村半城市，唯独九区是个农业区，也是兰州市内最困难的区。居民们靠天吃饭，生活非常艰苦。”吕梁回忆说。不过令人惊喜的是辖区内分布着48座磨坊，供应着兰州一半以上的面粉。
吕梁说：“解放前，兰州市委就设在九区的地下党员王受天家里，在这里发展了13名地下党员；因此这里的国民党的军警宪特的势力并不是很强大。”
“九区区委设在牟家湾子，在一个类似于马棚的地方办公。区委一共四人，区政府十几人，主要是公安局人多一点。”吕梁说。
考验 清理改造营造新环境
区委进驻后，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接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他们首先对旧职员进行了区别对待，对多数人员争取改造，给其自新悔过的机会；对于怙恶不悛的反动分子及其帮凶爪牙，则坚决镇压；对国民党的散兵游勇集中训练改造。
“这样我们就初步清理了九区的大环境。”吕梁说。在改造旧职员的同时，九区的基层政权也逐步建立了起来，先后成立了皋兰山、沈家岭、石嘴子三个乡和五里铺、八里窑两个街道的人民政府，每个乡（街）配备了正（必须是党员）副两名负责人和一名文书。
此时，新生的基层政权面临着空前的考验，土匪横行、国民党特务四处活动、人民群众生活极端困难。年轻的人民政权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呢？
采访中，吕梁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件事：“五里铺街道办组建起来后，面临无人当文书的难题。当时识字的人非常少，五里铺街道办的正副两个干部都不识字，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文书，日常的公文都没有办法处理了。辖区内有个小学毕业的年轻人，他们就去动员这人出任文书一职。可是，这个年轻人的父亲（曾在国民党兰州政府任职）坚决不同意。几次协商后，其父提出了三个带有挑衅性的苛刻条件：‘其一，不参加你们召开的会；其二，不参加你们的组织；其三，每天上下班必须有人护送。’出于工作的需要，我们都答应了。不过这个年轻人出任文书一职后，在我们的教育下进步很快。”
从这件事情上，我们能够想象到基层政权面临着多大的困难。
除患 扫清敌人埋设的地雷
吕梁他们一边不分昼夜地开展工作，一边建立基层政权，一边医治战争创伤。对九区而言，面临的最大困扰就是如何排除国民党军埋设的地雷。
“九区的三营子是敌人的营盘岭主阵地，当时敌人在周围埋设了700多颗地雷。”吕梁说。地雷给群众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出门干活的人，尤其是一些放羊的小伙子，经常被地雷炸伤。短短一个多月内，就有26人被炸死。
“我记得八里窑有个邓老汉，只有一个儿子，一天晚上他的儿子在山里割灰灰菜（一种用来喂猪羊的野草），结果不幸踩中地雷。老汉赶到现场，看到儿子的半截身子都被炸没了，顿时昏了过去。”吕梁说。
九区区委区政府一成立就将排雷工作列为重中之重，成立了以戴学仁为首的多个扫雷小组，以三营子为重点，展开了扫雷工作。“一个多月后，我们就把九区内的地雷都扫完了。为庆祝扫雷工作的胜利，区上把戴学仁评为扫雷英雄加以表彰。我还专门写了一篇报道，刊登在了《甘肃日报》上。”吕梁说。
斗匪 “双管齐下”肃清匪特
时间一天天过去，新生的人民政权逐渐成长起来，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也逐渐占据了主要位置。他们在建设基层政权，扫除地雷的同时，肃清匪特的工作紧张开始了。
当时，九区有两股匪特。一股是以哈某（哈某原先是国民党自卫队的）为首的散兵游勇，一共有十多个人。解放前，这些人白天巡捕，晚上以查户口为名搜捕地下党员，其中一些人参与了杀害罗云鹏烈士的暴行。兰州解放后，这伙人私藏枪支弹药，同一姓马的匪徒合流，到处抢劫。另外的一股匪徒则是解放前就为害一方的老土匪。
9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头营子的民兵营长李奎元跑到区上来报告，说在头营子村发生了抢劫案。
“我当时年轻气盛，胆子大，穿好衣服配上手枪，就和民兵连长、区委工作人员谢全保一起上山了。我们悄悄地进了村子，解救了被土匪吊在房梁上的一对夫妻。”
原来土匪抢劫后就跑了。“我们通过走访群众，逐渐摸清了土匪的组成和活动范围。回到区委后，我们商量出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动员熟悉土匪情况的人，向土匪宣传我们的政策，从内部攻心，大造声势让土匪惊恐不安；另一方面采用钓鱼的办法，在九区的要道上设点守候，等候土匪上钩。”
“我们安排立功赎罪人员，在八里窑的警察岗亭中值守监视土匪，以防土匪四处流窜。同时，从石嘴子和沈家岭两头进行堵截，前后盯梢，过一个抓一个，很快就把敌人一网打尽了。匪首最后被人民政府处决了。”吕梁说。
希望 人民生活逐渐步入正常
国民党为了固守兰州，拼命搜刮各种物资，许多人家因此一贫如洗。吕梁他们廉洁自律，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兢兢业业，将人民的安危放在第一。这些所作所为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和国民党政府截然不同的政权。
随着九区各项工作的展开，人民的生活逐渐走入了正常。此时，动员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帮助最困难的家庭渡过难关，成为他们的工作重点。
吕梁说：“当时，群众苦得很，情况好一点的群众家里，中午将杂面麦子煮在一起算做了一顿饭，晚上则是浆水加洋芋，这是今天许多人无法想象的。”
吕梁给记者讲述了一件他亲眼看到的事情：“我记得9月下旬的一天，我和民政科长谢全保到三营子入户调查。在村长的陪同下，我们来到最困难的一家。刚进门时，看见女主人在厨房里忙碌，男主人在里屋说话。我们站在院子里，女主人看到来客人了，则进了屋上炕了，我非常惊奇。村长说，这家人只有一条裤子，女人脱下来给男人穿，男人才能出来。这家人四个孩子连一件衣服都没有，看得我们非常心酸。”
“我们动员群众开始恢复生产，靠近沟的地方就动员群众去修渠，山上的群众则动员他们去平战壕。对那些特别困难的群众，给予救济和帮助。同时，还采取了其他的措施，提高了群众的生产信心和热情。”
很快，群众的生产热情就调动了起来，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9月下旬中秋节到了。过节前一天，三位村民牵着羊、挑着瓜果和肉，悄悄将东西放在区委伙房。管后勤的唐作勤怎么劝说也不行，只好报告给我了。我出来给群众讲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人民政府和国民党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拿群众的东西。费了小半天工夫，才把拿着东西的群众劝回去。”吕梁很是感慨地给我们回忆起了这些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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