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的创造主

主啊!让我看到我周遭的人,赐我以你的眼光把他们看待, 让我把智慧和力量付诸于行,使人看到你海洋般宽深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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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祭》第七部份 “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一、获假释

(2009-11-23 17:50:14) 下一个






  一九七九年,中国进入了一个以发展经济为目的的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当时邓小平正式主政,在思想、政治和经济领域都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对以前的极左错误路线也进行了批判,称为“拨乱反正”,并为以前的许多冤假错案平反。许多被划为右派的人,都得到平反,这其中包括宗教界的人士。但袁相忱此时却还在东北监狱里,接受改造,他丝毫没有想到,神对他的新计划已经开始启动了。

  一九七九年下半年,一方面中国的政策开始放松,对一些有冤假错案的人虽然没有平反,但也不至於像五六十年代那样浓郁的政治气氛。另一方面,东北监狱也开始饱和。一大批失去劳动能力的老犯人,长期在监狱中,为政府增加了负担。政府为了要减轻负担,就决定把那些凡是年龄六十岁以上、失去劳动能力、并且在监狱中政造二十年以上的人,释放出来。是一批批地分批释放:有家的回家,没有家的,就地分配工作。政府之所以敢把反革命份子放回去,一方面是政府知道过去所判刑的反革命犯中,有很多是冤枉的,有很多是量刑过重的,他们对社会其实并没有多少危害,只不过是赶在那个政治风头上,有时因为几句话就成了反革命,是属於时代的牺牲品。二是因为在这二十多年中,社会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反革命的温床也没有了,把反革命放回去,估计也不会危害社会了。

  从七九年下半年开始,黑龙江第一监狱里就开始有符合释放条件的老犯人,断断续续地离开。袁相忱知道这一情况後,心想:“我也是符合条件的。难道是神让我出去再继续为他工作?”他这样想,但心中又有疑惑。直到後来,经监狱中其他已获释的犯人们证实,政府确实有这样一个政策,就是要分批释放劳政二十年以上的重刑犯,他就马上写信给家里,要他们思想上有准备。他告诉家人:“若是主许可,我也许很快就能获释。”梁惠珍接到信後,先是非常高兴,但高兴之後,又不相信,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事。其实,当时他们不相信也是很正常的,因为连袁相忱自己开始也不相信。这确实是一件出人意外的喜事。在他们还没有想到的时候,神却替他们成就了。

  梁惠珍虽然不相信袁相忱马上能回来,以为是监狱里的谣传,但为了稳妥,她在接到袁相忱的信後,还是马上让大儿子福音写信去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问询是否有这件事。她想,如果真的是要释放的话,法院应该是最清楚的,问一问法院,就可以知道袁相忱的信的可信程度了。但她忘了,七九年是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期,各方面、各部门之间的工作还没有协调好,正处在一个杂乱的转接点上。这次的释放计划就是这样:直接通知监狱,监狱放人後,才再到法院备案。福音也很想知道父亲到底有没有可能回来,他在写给法院的信中说:“我是袁相忱的儿子,我父亲是五八年四月被捕的,但我不清楚我父亲到底犯了什么罪,我不知道,我家里的人也不清楚、不知道:为什么我父亲会被判这么重的刑期?我觉得我父亲不应该判得这么重。现在有许多冤假错案都得到了平反,我父亲这种情况,能否平反?”半个月後,法院就来了一封信,让福音去面谈,福音就去了。

  在一个接待室里,一个女的坐在桌子後,福音坐在前面的小板凳上。像审犯人一样,那个女的问过福音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後,就说:“你父亲的问题很复杂,不能跟你说。他跟王明道一样,是反革命集团的首恶,我们五八年对他的量刑是很确切的,也是很恰当的,不能改变。”福音说:“我父亲的问题再复杂,也应该能说得清楚。如果说不清楚,你们又是依据什么判刑的呢?”那个女的看福音很激动,就说:“你的出身是不可选择的,但道路可以选择。你不要背包袱,好好工作。”福音说:“我父亲的事我了解,我是他的大孩子,他被捕时我己经十七岁了,我知道他没干什么坏事,但不知道你们怎么就判了他是反革命。刘少奇当初不也被判反革命吗?後来你们又说是判错了。你们都能把国家主席判错刑,更何况是其他人?”法院的人就生气地说:“你别往刘少奇那里扯!刘少奇是刘少奇,你父亲是你父亲。你父亲的这个刑期判的没有错。你以後也不用再来找我们了。”说完就把一张纸条交给袁福音,这是法院正式的答覆。名称上写著: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函。正文是:“袁福音:你的来信已收悉。经复查认为:原我院(58)中刑字第1013号刑事判决,对袁相忱的定罪、量刑都是正确的。特此函告。”日期是七九年十一月十六日,还有一个中级人民法院的大红印章。

  袁福音拿著法院的通知,步履沉重地回到家里。梁惠珍迫不急待地问:“法院的人怎么说?”福音把法院的通知拿给母亲看,梁惠珍看了後,叹了口气说:“交托主吧,我们只能等候。”经过这一次的法院确认,袁相忱的全家人都不相信袁相忱能回来,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过了几天,袁福声的妻子对福声说:“我梦见你爸了,梦见他回来了。”福声听了,笑了笑,并没有放在心上。当时福声和妻子因为没有房子,就在梁惠珍住的屋外,自己搭了一个六平方米的小房间。袁福声的妻子根本没有见过公公,福声想,妻子可能是前几天听到父亲写信说要回来的事,才有了这种想法的。他们全家都认定,袁相忱不可能在近期内回来--谁能有法院说的准呢?

  但是,在人看来不能的,在神却凡事都能。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袁相忱从工地收工回来吃午饭。正吃的时候,监狱领导进来念公告,袁相忱和其他犯人就都起立,认真听著。当时每天都要念几个人的名字,宣布释放。他们的农场中己有三十多人分批释放了。二十日那天,有袁相忱的名字。这一切既是在袁相忱意料之外,也是在他意料之中。他当时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在长期的劳动中,人的感觉已麻木了,根本不会有大喜大悲的感情波动。但後来却越想越高兴。领导叫获释的人,吃完饭後就赶快收拾东西。袁相枕收拾行李时,把有些东西丢掉,有些东西送人。监狱又为要出狱的人每人发了一身黑色的棉袄棉裤,把灰色的、後面有“犯”字的劳改服装换下来,就表示不是犯人了。此外还每人发了六十元钱,作为遣返费。监狱领导还问袁相忱的家住在哪里,袁相忱说:“北京白塔寺。”领导听後,就说:“现在全国五大城市(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己经不能进户口了,你有没有儿子在小地方居住?可以把户口上在你儿子那里。”袁相忱说“有”,就把大儿子的地址写下来。袁福音的住址在北京石景山,袁相忱一边写福音的地址,一边想:自己被捕时大儿子才十七岁,媳妇根本不认识,怎么能把户口上在他家呢?但领导问,他就只好写,因为犯人无权要求,也不能发表意见。

  袁相忱立即把自己获释的消息写信告诉家人,用快件挂号寄出去,兴奋得整夜难眠。那天下午,袁相忱已不用劳动了,收拾好东西只等著回家。第二天清早,监狱为他们发了释放证。袁相忱一看上面写的地址是白塔寺,就高兴得不得了。心想要不然的话,户口只能上在农村福音的家里了。其实他不知道,二十年後的石景山早已不是农村了。

  袁相忱得到的是编号为“79刑清字第655号”的《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的假释证明。裁定书中写著:“对罪犯袁相忱予以假释,考验期限和剥夺政治权利均为十年,从假释之日起,至一九八九年十月三日止。”裁定书的时间是一九七九年十月四日,发裁定书的单位是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二庭。裁定书到达袁相忱手里的时间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就是说袁相忱虽然获得了释放,但还需要加上十年的考验期,才能获得公民权。这没有公民权的十年中,按规定不能离开北京,耍离开北京就要向派出所请假,并且还要定期汇报思想。

  十二月二十一日,袁相忱拿到假释证後,就马不停蹄地立即起程。他先是从监狱中步行三公里,赶到汽车站,再坐汽车到革志县城,再从革志县城转火车回来。革志是个小车站,只有慢车经过,火车要经过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最後才能到达北京。火车从黑龙江革志起程後,因为天气太冷,所以蒸汽机车怎么也烧不起来,车速就减慢,慢车就成了慢慢车。袁相忱那时归心似箭,在慢吞吞的火车上如坐针毡。车开到吉林太平川那站,袁相忱当机立断,下了这列火车,准备在太平川换一辆快车回北京,哪怕能早一秒钟见到家人都好,所以即便多花些钱也在所不惜。袁相忱下车後就直接去卖票的地方,买了票又赶到车站电报室打电报,要家里人二十三日晚十点半去接车。他打电报的时候已是下午五点多了,电报厅快要关门了,营业员一个劲地催促,所以匆忙之中他忘记写自己的名字,只写了:“我十二月二十二日乘车,二十三日晚十点半到。请接我。”这几个字,营业员也应付了事,急著下班回家,没有提醒袁相忱加上名字,所以这封无名无姓的电报就这样发了出去。梁惠珍是在二十二日下午五点多收到电报,她刚下班回家,看了电报後心想:“这是谁发的电报呀?连名字都不写。”再看看电报的地址,是吉林省太平川,也是个陌生的地方,她实在想不出有谁会在这个叫太平川的地方给自己发电报。傍晚正好袁福声的同学来了,他爱人是东北人,曾到北京看病,在梁惠珍家里住了一个月。梁惠珍就问他:“这是不是你爱人来的电报呀?没有写名字。”福声的那位同学看了看电报上的地址,说:“不是我爱人发的电报。我爱人在吉林。”福声眼前一亮,说:“妈,说不定是我爸发的电报。”梁惠珍想,忘记写名字的马虎风格倒是像袁相忱,可地址也不对啊?袁相忱是在黑龙江,不是在吉林。福声己经兴奋得跑到屋里,找出一本列车时刻表,一看,高兴地大声说:“没错!一定是我爸回来了!你看,从革志有车到太平川,从太平川又有车到北京,爸爸一定是在太平川上的车。明天就能到了。”梁惠珍看著儿子的兴奋样子,自己也兴奋起来,但又一想,好像不太可能,因为十一月十六日法院刚下的通知,说是不可能改判。一家人兴奋了一会儿之後,又都变得垂头丧气起来,因为大家都相信法院说的话,不相信是袁相忱回来,只以为是哪个朋友要来。最後商量好,总之不管是谁发的电报,既然收到了,就一定要去接。

  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福声先下班回到家里。他看到有一封写著母亲名字的信,笔迹是父亲的,就急忙打开。这是袁相忱在监狱里发的那封快件信。袁相忱告诉家人:“我就要回来了。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接我。接站的日期,我再打电报告诉你们。”福声看完後,高兴得直流眼泪。梁惠珍五点半下班回来後,还没进门,福声就冲出门来,向她大喊:“妈!”梁惠珍被这喊声吓了一大跳,还没反应过来,福声又接著说:“我爸来信了。我昨天说是我爸要回来,你不信。你看,他的信来了!”福声一边说,一边流泪,他们母子二人就在门外边又把信看了好几遍,一边看信一边掉眼泪。福声的妻子就催促大家赶紧吃饭,好早点去车站接人。

  那天晚饭,谁都吃不下去,大家只喝了点粥,就准备去车站接袁相忱。福声又跑去大姐安湖的家里、老五平湖的家里,告诉他们收到了爸爸的信和电报,今晚就去车站接人。於是当晚梁惠珍、福声、安湖,以及安湖的丈夫张仲贤四个人去接站。他们大概八点半钟就到了车站,其实袁相忱坐的那辆车要十点半才能到,但他们个个激动异常,生怕去晚了。他们四个人,把住火车站当时仅有的四个出口,一直从八点半站到十二点钟。一批又一批的人流涌出车站,他们望眼欲穿,但始终都没见到袁相忱。

  足足等了四个钟头,看了四个钟头,他们四个人腿站得酸了,眼睛看得疼了,但还不忍心离开。等出站的人都走完了,出口的工作人员要关门了,他们还不甘心,问关门的检票员,还有没有人在里面,是不是车晚点了。关门的人说:“那辆车早到了,人都走完了,没人了。别在这里傻等了,你们回去吧。”

  劳累、失望、不知所措,他们四个人就这样站在寒冷的北风里,大家都沉默著。梁惠珍又不禁流出眼泪来。她不停地默祷:“神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安湖叹了口气,担心地说:“我爸别是又出了什么问题,回不来了。”

  深深的愁绪笼罩著这一家人。从极度的兴奋激动到极度的失望,这种大起大落的情绪波动,使他们精疲力竭。安湖怕母亲晚上回到家後,又一个人胡思乱想,所以就说:“妈,你今晚就去我家吧,明天再回来。”梁惠珍说:“不用了,我明天还要上班呢。”女儿又说:“我给你们打个的士吧,现在也没车了,打的士回去方便些。”梁惠珍说:“不用了,打出租车多费钱哪。我和老二坐环城车回去,挺方便的。”於是他们四个人就坐夜班车回来,一路上默然无语。环城车只开到西四,到西四後,安湖和丈夫就回自己的家,梁惠珍和福声要从西四走一站路,才能到家。

  梁惠珍坐在汽车上、走在路上,都不停地四处张望,看是不是袁相忱不认识路,四处乱走。但街上没有一个人,离家近一步,她的心情就低沉一下,进了白塔寺的庙门後,她已低沉到了极点,泪水就在眼里打转。她再一次地向神发问:“神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我是空欢喜一场?”

  福声想安慰母亲,但又找不出合适的话,正不知该说些什么,他一抬头,发现母亲屋里的灯是亮著的。梁惠珍一向节俭,不浪费一度电,今天临出门时福声亲眼看著她关掉灯、锁好门,把钥匙交给自己的妻子。这么晚了,自己的妻子也不会一个人呆在母亲的房间,难道是父亲回来了?梁惠珍也看到了屋里的灯光,他们两个互相看一眼,但又没有信心,不敢再说什么,就只好彼此不约而同地快跑起来。一进门,看到一个光头的人正坐在板凳上洗脚,再一细看,才认出是袁相忱。他们两人就奔到袁相忱面前。袁相忱也认出了妻子和儿子,他连忙站起来,脚还浸在脚盆里,伸出双手来,紧紧地握住妻子和儿子的手,一家三口抱头痛哭。袁相忱一边哭一边说:“这些年你们受苦了。”

  福声的妻子听到他们回来的声音,就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看著他们三个人抱头痛哭,自己也忍不住直掉眼泪。但她又想,公公今天能回来,应该是高兴才对,所以她就想使气氛轻松一点,故意对自己的丈夫打趣说:“福声,瞧你笨的!被接的人都回来了,你这接人的还没影儿。”於是一家人经她这么一打趣,又破啼为笑。

  为什么梁惠珍和孩子们没有接到袁相忱呢?原来,袁相忱坐的车晚点了,本来是十点半到,结果十一点多钟才到站,那时出站口的灯是红眼灯,看不清楚,再加上袁相忱穿著一身黑,又戴著大皮帽,只露出两只眼睛,所以四个人都没有认出他。袁相忱本来是应该认得出妻子和孩子们的,但因为火车晚点,他的性格又急躁,从出站口出来时没看到家人,他就想,或者是家人没有收到电报,或者是来接他的人等不到他,就先回去了,所以也就没有仔细看。其实当时只要他稍微停留一下,或是回头再看一下,就会看到家人的。但归心似箭的袁相忱却出了车站後,就急忙去找103路车的站牌,迫不及待地想早一点回家见家人。到了103路站牌下,一看时间,没车了。他就打算叫一辆出租车回家去,花点钱也不怕。正当他准备打出租车的时候,很奇妙地,站牌下又来了另外两个人,这两个人看了时间後就互相商量,一个说:“我要去白塔寺,现在103路车没有了,我只能去坐夜班车了。”袁相忱一听那人的地址和自己家的一样,就想,既然有夜班车可坐,他又和我同一个站下车,我就乾脆跟著他,去坐夜班车,省些钱也好。他就一路跟著那人,来到夜班车的站牌下等车,袁相忱也是坐到西四,下车时,因为身上没有零钱,他就给售票员十元钱来买票,售票员找不开钱,就没收他的钱。下车後,袁相忱就往西向白塔寺方向走来。他想,只要找到白塔寺的庙门,就能找到家了。但因为庙门已被拆了,所以袁相忱就走过了头,到了白塔寺东岔。因为袁相忱走後才搬的家,所以他不知道家的具体位置,感觉不对头了,就凭著直觉又往北走,一路走一路喊梁惠珍的名字,但没人答应。走到最里边,还有一家没睡觉,里面有人答应说:“就在那间大屋子呢。”袁相忱也不知道是哪间大屋子,猜想是走过了头,所以又往回走,仍然是一边走一边喊。福声的妻子本来是在家等他们接公公回来,可是因为等得太晚了,她就不知不觉地睡著了。袁相枕的喊声把她喊醒,她听到外面有人在喊婆婆的名字,就在屋里答道:“我妈去车站接人了。你有什么事?”袁相忱说:“她接的就是我。”福声的妻子一听,赶紧起来,出门看到袁相忱,却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是她第一次和公公见面,只说自己是福声的媳妇,就拿出钥匙来开门。袁相忱就进到自己家里,媳妇又为他拿来脸盆、脚盆,为他倒好水,他就开始洗涮。正洗脚的时候,梁惠珍和福声就回来了。其实,他们坐的是同一次夜班车,只不过袁相忱坐的车比梁惠珍和福声坐的早一趟而已。

  袁相忱终於平安地到家了。他走了整整二十一年零八个月。走的时候,孩子都还小;回来的时候已是儿孙满堂。走的时候,母亲健在;回来的时候,只能看到母亲的遗像。这二十一年多,这个家就是靠著梁惠珍那柔弱的肩膀支撑著的。“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常人难以想像的事,神却亲自为袁相忱的全家成就了。

  袁相忱开始为主工作时,认为有个家庭,工作起来比较方便,所以没有独身的打算,他在婚姻上是顺其自然的。他认为,作为一个主的仆人,如果你为主的事情挂心,主也必为你的事情挂心;这是主的恩典,不用自己瞎忙乎的。二十一年的监狱生活,使他不能对家人尽应尽的责任:孩子们正需要培养的时候,他走了;母亲正需要人服侍的时候,他也不在;但梁惠珍却替他完成了他没有完成的事情。袁相忱在监狱里时,每月发二元五角钱买生活用品,但他从这仅有的一点点钱中,还能攒下钱给家里寄来。袁相忱与父母的关系开始时因信仰而产生不和,但他始终都很孝顺、关心父母,直到母亲信主後,他们家庭关系才有所改善。袁相忱被捕後,袁母曾对梁惠珍说:“我儿子在时,我也不是天天吃酒席;现在儿子走了,我吃我儿媳妇的,也是一样。所以我没有挂虑的,一心仰望主。儿子不在了,但媳妇也对我好。有你吃的就有我吃的,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但我又觉得过意不去,你还要养一帮孩子。”梁惠珍就说:“妈,不是吃我的,我们都吃主的。”袁母信主後有祷告医病的恩赐,她给一个姓李的老太太按手祷告,老太太的泻病就好了。她常出去探望别人。八十岁开始患老年痴呆症,不认识人,八十二岁去世。这二十一年中,一直是和儿媳梁惠珍生活在一起的。圣经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这二十一年中,梁惠珍用神所赐的智慧,为袁相忱保留著一个最温暖的居所。

  袁相忱曾问妻子:“这二十一年多,你是怎么过来的?”梁惠珍用一句话回答他:“困难很多,恩典更大。”

  袁相忱回来後对子女说:“我走的时候,你们还小;现在你们长大了,我要给你们说明白:有两条大路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走哪条,要有个选择了。”老大福音和老三福乐最早清楚得救,後来安湖、平湖也相继受洗,使袁相忱很得安慰。这六个孩子都为人正派、孝顺,没有不良嗜好。袁相忱为此很感谢主。他说,我的生活是每天唱哈利路亚的。

  袁相忱生活很有规律,传道很严谨,他是靠著主做每件事,而不是靠著人。对教会的接班人问题,他说:“神的仆人是由神亲自拣选的。凭自己的意思做事,这不是对待神的态度。”他非常正直,总是尽力培养年青人,只要是追求的,一律培养。

  袁相忱的大儿子福音一九八零年在缸瓦寺三自教会受洗。那里的牧师知道袁相忱从监狱里出来了,也知道福音也受洗了。福音受洗前跟父亲谈过,父亲说:“你自己拿主意,你受洗我当然很高兴,但这是你和神的关系,你首先要自己清楚神的心意。”福音的单位知道他受洗後,就让他参加三自会,但福音不参加,并且告诉他们说:“我与他们观点不一样。”後来他们又来找过福音一次,福音还是同样的答覆:“我从小就是反革命,也不怕什么,我和他们道路不同。”最後他们就不来找了。袁相忱从来不要求子女受洗,而是等孩子们清楚後,自己来要求,他只在平时注意引导孩子们的灵性和人生观。现在他的五个在北京的孩子中,有四个已经受了洗。

  袁相忱在监狱里呆了二十多年,政府敢把他这样的现行反革命份子放回来,主要是认为,经过二十年的社会变化,他的思想已经跟不上潮流了,已经失去了反革命的温床了。这话只对了一半。在生活层面上,袁相忱确实是已经落伍了,他所理解的都是老观念。出监狱的时候,发了六十元遣返费,他就高兴地对梁惠珍说,“我还带回来六十元钱,给你买点什么东西吧。”他在监狱里呆了二十多年,根本不知道六十元钱已经不算什么钱了,还觉得是个大数目。梁惠珍说:“我不要你的钱,只要你人回来就好了。”袁相忱的行李还存在车站,他带了一条被子回来,梁惠珍一看,都烂了,就把那条被子扔了。袁相忱笑著说:“我要是知道这时我家里那么阔,我就不用大老远地把那些破烂带回来了。”二十年前他走的时候,石景山还是农村,是个农场,有农民在种菜、种粮、养鸡、养猪;二十年後,那里早已成了北京城市的一部分,农场变成了钢厂,农民成了市民。袁相忱回来後,梁惠珍天天变著花样给他做好吃的,但袁相忱觉得,笼养的鸡没有以前农民家里自己养的土鸡香,他就让在石景山工作的大儿子去买只老土鸡来。福音哭笑不得,对父亲说:“爸,现在农民都富了,不养鸡也不种地了,石景山的人吃的也是市场里买的笼养鸡。”

  但在信仰层面上,却完全不是这样的,因为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上帝都是一样的,所以信仰是一种永远不会过时的东西,只要你是真心相信,你就永不会觉得过时。袁相忱回来的时候,已经快六十六岁了。有一个街坊很关心他,就说:“老头子回来怎么办呢?找其它工作都不好找了。这样吧,我想办法帮你介绍一个卖晚报或看门的工作吧。”袁相忱很感激邻居的好意,但他谢绝了他的帮忙。其实袁相忱有六个孩子,孩子们都有工作,如果他要去卖晚报的话,孩子们都不答应。信徒杨津广获释後继续在医院工作,他也很关心袁相忱的生活问题。一次他对袁相忱说:“现在百科全书宗教部份需要翻译。你外语那么好,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赚点钱。你不用去上班,只要把需要翻译的东西拿回家里来做就行了。”袁相忱说:“不,我不准备做任何工作了。我现在有惠珍的工资,再加上孩子们都很孝顺,我们的生活已绰绰有余了。我要趁著还能动,要多做点神的工作,把以前的时间补回来。”

  袁相忱回来後没几天,梁惠珍就带著他去见王克忱老师的妻子王师母。这是袁相忱去拜访的第一个主内肢体。王师母在袁相忱还在监狱里的时候,就为他恒切祷告,并有信心相信在她有生之年,能见到相忱活著回来。袁相忱出狱时她已九十多岁,双眼已失明。她听到梁惠珍问她:“师娘,你猜我带谁来看你了?”王师娘摸索著伸过手来,摸住了相忱的手。袁相忱说:“王师娘,我是相忱,我来看你来了。”王师娘听了,却不太相信,又问:“真的是相忱吗?”袁相忱说:“是我,我回来了。”师母这次听出真是相忱的声音,就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她握著袁相忱的手说:“主真是听我的祷告了。他是信实的主。神让我活到九十多岁,就是为了让我活著看到你回来呀!”王师母又活了六年,以九十六岁的高龄安然辞世。

  袁相忱去见的第二个信徒是梁惠珍的弟妹,是个睡了二十多年大觉的基督徒。她看到袁相忱在监狱中二十多年还爱主依旧,就很受感动,说:“我以前就信,但在文革中不敢承认。现在我要好好地信靠神了。”

  袁相忱的六个儿女中,有四个是在北京,有两个在外地。老四福乐在贵州工作,在七七年去革志探望过袁相忱。倒是只有在山西大同工作的老六,是袁相忱十四年之久不曾见过面的。休养了一段时间後,袁相忱决定自己去大同看看小六全家。八零年春节前,袁相忱就去了大同,过了正月十五才回来。去大同的时候,女儿和女婿去车站接他,分别把住两个出口。女婿看见一个老头在那里走来走去,像是在找人,心想:这个老头是不是岳父呢?上前问一问吧。一问,就是袁相忱。女婿又领著袁相忱去另一个出口找小六,小六看到袁相忱,很清楚地认识这就是自己的父亲,只不过以前觉得父亲很高大,现在显得又黑又瘦又矮。小六请了假陪著父亲,共叙天伦。袁相忱在女儿家重操旧业,向女儿女婿的朋友传福音,小六的两个朋友都决志信主了。

  袁相忱回来後,面临两条很现实的出路:一是参加三自,不仅能够平反,而且还能获得不少好处,至少老了不用发愁退休金;三自也多次派人来表示愿意接受他。二是仍然坚持不参加三自,自己在家里服事神。袁相忱选择了後者。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来看他,很多人劝他:“现在很多案件都得到了平反,五七年和你一起被打成右派的那些人,都己经得到了平反,只剩你一个还没有平反。你应该去找他们,让他们给你平反。”袁相忱知道,他的案件明摆著的是冤假错案,应该平反,可是他却不去找他们,因为圣经上写著:“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主耶稣当时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在那公义审判人的神。我自己受的这些,和主比起来,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有的牧师告诉他说:“你写啊!写材料让他们给你平反,你去上访,花多少年也值得。你死了还能为六个孩子摘去反革命家属的帽子。”但袁相忱不这样想,他解释说:“我本来是应该死的人,主让我活到现在,我应该好好地利用这些时间服事他,哪有什么时间去写什么伸诉材料?主的权柄远比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大得多。我已经得著最大的了,所以就不在乎这些小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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