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的创造主

主啊!让我看到我周遭的人,赐我以你的眼光把他们看待, 让我把智慧和力量付诸于行,使人看到你海洋般宽深的爱!
个人资料
  • 博客访问:
文章分类
正文

《挚爱中华——戴德生传记》第四十六章 少种少收

(2009-07-19 15:46:44) 下一个





    中日战争之后,几个主要的欧洲国家开始一连串野心勃勃的行动,欲对付军力薄弱、士气不振的中国,迫使中国向西方国家就范。他们要求租借港口使中国大部分土地列入他们的势力范围,铁路的建造权也给予外国公司。

    这些充满扩张性的行动,挑起了中国人排外的情绪。有些中国人到处攻击外国人,甚至扬言要把他们逐出中国。有些人则认为中国向西方学习才属明智之举。因此,部分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发起了改革运动,推动一些颇激进的改革。不过,许多人对满清政府已失去信心,当中国在甲午之战败于日本,而且接连在西方列强手下受辱,他们都极其愤慨;秘密组织纷纷成立,鼓动民众。 1895年,四川爆发了暴乱但感谢主,中国内地会同工无人丧生,部分原因是得到当地官员的保护,但差会的财物则受到很大的破坏。

    1895年8月1日,在沿海的福建省,施德华牧师(Robert Stewart)夫妇、他们的孩子和八位中国内地会传教士被一个秘密组织的党徒杀害了。戴德生和其它人都认识到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由于某些原因,神似乎收回了他保护传教士及其家庭的手,以致他们惨死于中国。

    不过,在1898年夏天,中国的改革派,得到年轻的光绪皇帝支持。光绪阅读过不少激进的刊物,不单是中国人所写,也有李提太大的著作。他推动了后来称为「百日维新」的改革运动。从1898年6月到9月,颁下一度度的谕旨,修改了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及一所大学,学习西方思想,并鼓励在中国建造铁路。

    改革派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对立的保守派向顽固的慈禧太后要求支持。在九月,她掌握了朝政,软禁光绪皇帝,剥夺了他一切权力,只保留他的称号。她还拘捕并杀害很多改革派的官员,并停止一切新政。

    各地经常发生暴乱,戴德生提到当时的政治情势,指出全面的倾复似乎已无可避免;慈禧太后的行动鼓励了全国的排洋情绪。由于留在内陆各省的洋人大多是宣教士,因此,敌对行动的矛头,便指向他们。

    自从「兰茂尔号」的一伙人在1866年到达中国,三十二年以来,不论是由于意外、暴力或是旅游,中国内地会都没有遭受人命的丧失。戴德生为此很感谢神。财物虽有损失,传教士(包括戴德生本人)也有受伤,但从未有人丧生。他的儿子和媳妇相信「在戴德生心中,已对神有安稳的信靠,知道他必保守差会众仆人,尤其是在布道所中独自工作的娇弱女同工,她们工作的地点和其他传教士相距甚远」。

    戴德生第十次到中国,在上海住了几个月,由于另一次病痛发作,所以只好留在屋内。有一次他出外探访皮尔逊博士(Dr A.T.Pierson),他是美国人,是位圣经教师,亦是一位作者和诗歌作家,他当时也罹患重病。「啊!真不知道主要用多大的痛苦,使我们倒空自己,认识到没有我们,他的工作仍可成就。」戴德生在四月时,从上海写了一封信给皮尔逊。在这段期间,他也找机会和差会中超过二百位传教士交谈。

    1898年11月,戴德生的病稍为好转,可以和珍妮一起往重庆去,那里有中国内地会在四川的第一间布道所,建于1877年。他们是要参加华西传教士会议。这次旅程走了数百哩,沿着长江溯流而上,开始时他们乘搭汽轮,后来改乘较原始的船只,在冬天的急流中,向前航进。

    他们途经汉口,听到澳洲宣教士傅朗明(William Fleming)殉道的噩耗,他是中国内地会第一位殉道者。博朗明死于西南部的贵州,同时遇难的有一位归主的黑苗族人潘守山,潘氏既是他的好友,也是他的助手。「这消息真使人忧伤,」戴德生写信给范约翰说:「为道者是蒙福的,但对于我们,对于中国,对于他们的朋友,却是悲伤的事。不仅悲伤,也是一个予兆。似乎神要用另一种试炼来考验我们,所以我们确要重新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无疑透过更深刻的苦难,会带来更满溢的福杯。我们要紧靠大能的主,从他得着力量……这些试验不会拦阻事工,反而使事工更加深入和拓展。」这些真是先见之言。

    这次宣教会议让戴德生有机会与盖士利,并中国内地会在四川的其它宗教领袖交谈。但却要放弃探访西部别的布道所,一方面是由于那些地区爆发暴乱,而另一方面也由于年届六十六岁的戴德生心脏病发,几乎丧命。珍妮日夜照顾他,信靠神必会使他康复。她独自在一个房间中,跪在神面前安静祷告。

   「主啊,我们不能作什么。请按他的旨意行事,为我们承担一切。」

    戴德生不知道珍妮的祷告,但当她返回他的房间时,他看着她,低声说:「亲爱的,我感到好得多了。」

    从那时起,他开始重新得力。

    虽然戴德生的健康在返回上海途中稍为好转,但他们仍决定到位于烟台海边的内地会健康疗养院去,度过1899年的夏天。这一次,他们有机会认识那里三所著名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他们很高兴地看着小孩子们嬉戏。在奠基纪念日,他们举行划艇、板球和网球等比赛。戴德生在当中致词。那是一个温暖的黄昏,他们在大学的院内举行晚会。珍妮记得从音乐室中透出来的灯光,跟月色溶液合,美丽极了。有一位教师演奏小夜曲,他是位出色的音乐

家。

    那年夏天,戴德生花了很长时间为「前进运动」祈祷,在祷告之余,他和珍妮也用一些时间,去计划他们将来隐居之所。戴德生买了一块地,就在离上海两天航程的一个山上。他们希望在那里筑一所房子,可以远离上海总部繁忙的工作。房子上层有一个三面的阳台,可以观看茂林郁郁的群山和伸延出去的广阔平原。

    虽然有病在身,戴德生仍参加中国委员会在1899年1月和9月之间召开的八次会议,其中只缺席了一次。然后,他和珍妮,以及儿媳戴存义夫妇,从上海坐船往美国去。途中折往澳洲和纽西兰,因为答应了到那里讲道。之后,他们横渡太平洋,到达加里福尼亚州,再乘火车到纽约去。

    纽约的卡内基礼堂(Carnegie Hall)坐满了三千五百人’正举行1900年4月的联合宣教大会。会场外也有大型聚会,给公众和超过一百个宣教组织近1,900位的代表会面。美国总统和纽约州州长也到场欢迎参加者。

    戴德生讲道的主题为「宣教工作的得力之源」。其时,距他六十八岁生日尚有一月。他坐在讲台上,与一群在宣教工场上的杰出人士并肩而坐。他等候讲道时,环顾那宏伟的演讲厅——有两层包厢和三个圆形的看台。他踏前一步,首先如常的默祷,然后拾起头微笑。「能力是属乎神的」,他以这句话开始了讲道。

    霍亨利永不会忘记那情景。「他开始讲道时声音温柔,充满感情。全场肃穆。台上经验丰富的宣教领袖,都伸直腰,聆听他说的每一句话。」

    戴德生继续说:「……我们都尝试去做,也有很多人按着自己容易做或方便做的,尽力去做,但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时,就有一种奇妙的能力,使我们跟保罗一样愿意受苦。我们愿意认识他复活的大能(意味着「己」的死亡),并与他一同受苦,以至受死。有一句话是永远真实的,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

    霍亨利忆述说:「全场的人都深受感动,会众的心都向主开放,心灵迫切地要成为合主心意的人,作合主心意的事。决志奉献自己,为主而去。」三十年过去了,霍亨利仍听到有人对他说,戴德生那天早上的信息,使他们的生命有了很大改变。

    五月,戴德生从纽约到波士顿,负责主持一些聚会,同行还有皮尔逊博土,他已病愈康复。在一次聚会中,戴德生的思路似乎突然断了,重复着两句话:「你只会信得太少,绝不会信得太多。既使我们不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他不会背乎自己。」

    皮尔逊走出来帮忙,接续戴德生主领那次聚会。他后来思想这事,说:「这事令人感到悲哀,但也富有诗意。这次重复说话,是戴德生崩溃的第一个征兆;这句话反映出他对自己一再的提醒。也是他多年来的宣教工作中,对同工的提醒。这实在是一句祝福的话,也是他一生分别为圣事奉的确据。」

    戴德生的医生儿子戴存义,形容他是「相当严重的崩溃」。在海恩波的自传中,他说:「这次崩溃是由于他身体的耗尽,以致损害了他的记忆和精神。」美国的行程因此要缩短,戴德生和珍妮在1900年6月回到伦敦。

    戴德生太衰弱了,无法再主领聚会,甚至写信也不行。珍妮安排了与他一起到瑞士的达浮斯(Davos)去,希望可以帮助他慢慢的复原。

    戴德生和珍妮于1899年9月离开中国后,政治局势变得更坏;中国被日本打败,又被欧洲列强侵占港口,外国公司开始建造铁路,整个中国近于被瓜分的局面。仇外情绪高涨,加上连年饥荒,局势更不稳定。中国人对传教土的仇视愈来愈甚,谣言满天飞,说他们有许多残忍和不道德的行为,破坏中国的风俗。

    慈禧太后命令各地的武装部队作好准备,保卫国家。由于这些部队时常练习拳术,所以被称作「拳民」。这些拳民以「灭洋」为口号;渐渐有许多不法之徒加入,跟秘密组织勾结起来,迷信邪术,认为这些邪术可以保护他们,免受敌人子弹枪炮的伤害。

到了1899年底,拳民开始杀害基督徒,各省官员也没有加以阻止。到了那年的大除夕,一个隶属于海外宣扬福音差会的英国传教士被杀。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结果有几个人受罚。然而,到了19006月,慈禧太后不理会大臣的劝阻,违反她侄儿光绪皇帝的意愿,发出了一道谕旨,下令杀死住在中国境内的所有外国人。因此,中国便成为其他所有国家的公敌。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