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的创造主

主啊!让我看到我周遭的人,赐我以你的眼光把他们看待, 让我把智慧和力量付诸于行,使人看到你海洋般宽深的爱!
个人资料
  • 博客访问:
文章分类
正文

《挚爱中华——戴德生传记》第四十五章 面对不同的质疑

(2009-07-12 20:02:53) 下一个






    中国和日本两国为了争取朝鲜的控制权,经过多年敌对,终于爆发了战争。

    日本军队攻击山东的威海卫时,约有两百名中国士兵受了重伤,但还是沿着海岸,在冰天雪地中艰难地撤退了四十哩,到达烟台。他们的衣服都染满了血,有一个士兵膝盖碎了,仍蹒跚地走着;另一个士兵的肺部中了子弹。还有一些用手代脚爬行,到达时,双脚都冻坏了;另有一些则在途中死去。

    在烟台,有一位在中国工作了二十年的外科医生窦伟德(ArthurDouthwaite),开办了一所中国内地会的医院,每年都有超过二万人来求医,施过数以百计的手术。当时,他马上召集了一批未受医学训练的传教士,帮助他进行紧急的手术。他们从一个士兵身上取出七粒子弹。中国内地会的医院接收了一百六十三人,照顾他们;在他们极需关怀时,把基督的爱带给他们,令他们以往对传教士的憎厌一扫而空。

    甲午战争后,一名中国将领来到烟台的医院,同行正有一个铜乐队和一队士兵。他在医院里竖立了一块银金字的牌匾,以表达中国军队的感谢。他听见烟台一所新学校需要石块来建筑校舍,便立即吩咐一个军用的石矿场供应所需的石块,并由军队帮助运送。

    历代以来,中国人都十分鄙视日本人 。所以,这次被日本军队击至溃不成军,实在是对国体的一次重大打击。1895年4月签订的马关条约,结束了这场战争,但也迫使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并赔偿了大笔金钱,而台湾和其他一些地区也割让给日本。

    这场战争结束时,刚好已届上海传教士联合大会招募一千位宣教士的五年期限。戴德生是招募委员会的负责人,要向大会报告结果。他的报告指出在这五年期中,共有1,153位新同工加入中国的宣教行列。他一方面为神奇妙地垂听他们的祷告而献上感谢,另一方面也指出这一千多位传教士中,只有480位是男性。而且大多数是在沿海省分工作,要把福音传给中国每一个人,还需努力。

   「中国历史中一个重要时刻已经到了,」他代表委员会这样说:「战争虽然结束,但事情并非到此为止。中国将会更开放,并有很多新的发展。如果基督的教会不设法从这些新开的门进入去,其他宗教便乘势涌人,以后这些门也许又会再次关闭……时间很快过去,如果五年前需要一千人的话,现在的需要就更大了。……」

    中国内地会现有621位成员,分配在122个主要的布道所中,其中九十个设于从前未有人传福音的省分内。1895年5月21日戴德生六十三岁生日的那一天,他发了一张通告,邀请每一位中国内地会的成员,跟他一起祈求有更多圣灵充满的宣教士来到中国。

    戴德生知道自己日渐衰老,就想把内地会的组织结构巩固起来,使他这样的创办人不能管理时,仍有合适的人来领导。他选了顾正道(MilliamCooper)作为中国的助理副总主任。顾氏三十四岁,在中国工作已有十二年。他负责处理一切行政上的书信往来。除了是寄给范约翰和戴德生的信,或者标明「私函」字样的信外,其它皆由他负责。他外型健硕,有坚强的信念和独立自主的思想;不过,他说话时十分有礼,甚至显得有缅碘。

    不想时常都反对你的意见,」他早年在中国委员会时,有一次这样对戴德生说:「我想最好还是辞职。」

   「不要这样,」戴德生回答说:「我珍惜这些反对的意见,这可以使我少犯错误。

    自1886年5月起,包兰顿(James  Broumton)出任差会的司库和统计员。「每一件事情都要清清楚楚,不能有错,」他说:「戴德生先生对于细节特别留意。」

    吴淞路的大楼启用后,包兰顿加入了上海总部同工的行列,献身作会计和统计的工作达十一年之久,得到戴德生高度的赞誉。费查理十七年来作宣教士和行政人员,之后,他也迁到上海。范约翰、顾正道、费查理、包兰顿四人成立了一个常务委员会,当中国委员会的其它成员分散各省时,就由他们代替委员会。

    自1886年,「剑桥七杰」之一的盖士利在四川开展宣教工作。在1895年凯锡克培灵会(Keswick Convention)中一个星期六举行的宣教会议上,主席宣布盖士利将被委任为中国西部的会督。英行教会将会负担他的薪金,把他看为是他们的传教士;但他仍然继续其在中国内地会的工作。盖士利于1895年10月18日在伦敦正式接受按立。「我认为这样对中国有好处,」戴德生评论说:「盖士利无论在灵性方面或是工作成就方面,都成绩斐然。」

    1896年5月,戴德生和珍妮返回英国。当时,范约翰也想留在英国,因为戴德生有信心相信顾正道可以承担在中国的事务。

    有好几年,由于有人要求由英国方面管理整个内地会,所以,在培兰路的办事处便不敷应用了。回溯1893年5月,伦敦委员会曾考虑另购一个新的总办事处,就是在纽恩登林荫路(Newington Green),距培兰路不过一石之遥。新址设有办事处、会议厅、三十个厅房、公用厅,并有一个接待宣教士学生的地方。

    1896年夏天,戴德生和珍妮回到伦敦,他们离开已有两年,新的总办事处已经启用了。尽管纽恩登林荫路的同工都知道他们正在回程中,但他们故意不通知众人火车抵达伦敦的时间。

    星期六晚上的祈祷会座无虚席。当时,戴德生和珍妮乘坐计程车抵达在纽恩登林荫路的新总部。他们步向会议厅的大门时,好奇地望着那狭长的三层建筑物,在人字形的屋顶上还加盖了房间。戴德生在1893年详细构想的计划,现已成为事实。门上的石碑,刻有一行字:「要信靠神」。他们进去后,安静的坐在后面。直至祷告会完毕,戴德生的朋友和拥戴者才惊讶地看着他们,围着二人互相问安。戴德生和珍妮现今就以此地为家了。

    戴德生夫妇还在中国时,海恩波已经退休,但他仍住在培兰路二号。史洛恩(Sloan)接替海氏担任干事。戴德生当时记载说:「我的目的是使每一部分的工作达到一个地步:即使没有我,仍然可以继续下去。我存着这个意念,去探访各个不同的部门。」他在英国各地一连串的聚会中讲道。他常讲的一个题目是「前进运动」——把福音传给万民的异象。

    1897年春天,戴德生访问德国,遇上一些对中国内地会存有敌意的人。信义宗国家教会(Lutheran State Church)的领袖并不同意中国内地会超宗派的立场,也有些人怀疑他们凭信心筹款的主张。但很多教牧领袖和宣教团体的总干事,聚集在柏林(Berlin)德根男爵夫人(Baroness vonDungern)的会客室里,要一起评价六十五岁的戴德生,但气氛似乎并不十分友善。

   「来到我们这里的戴德生先生,」男爵夫人说:「并没有出众仪表,但那金色的卷发使他看起来比较年轻。」

   「你是一位循道会牧师的儿子,」第一个开始发问的人说:「也跟浸信会有联系。你最近接纳了一批受过高深教育的年轻人,他们是圣公会的会友。试问他们怎么可以跟循道会、浸信会或其它宗派的人同工呢?」

   「我们主要的目的,」戴德生回答说:「是在基督里成为一体。再者,中国幅员广大,有足够的地方让传教土分布不同的省分中,保持每一宗派特有的教会制度。最近,我们欢迎了一位英国主教,他是中国内地会的会员,去到中国西部工作。因此,我们中间来自圣公会的同工,便不会欠缺属灵的领导和指引。庞大的宣教工作,向我们所有人呼召,要我们抛开神学上的歧见。而我们的口号是:『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

   「这样混合不同的教派的情况,在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事,」葛士那差会(Gossner)的主任轻声说。

   「主怎样拣选他的器皿是很令人叹服的,」戴德生继续说:「即使是最卑微的人,在他手中仍可以彰显他的荣美。这就如创造一样,有壮实、美丽的橡树,也有生于草地上细小的花朵;两者都是神手所栽植的。又以我为例吧?既没有特殊的恩赐,性格害羞;但那充满恩慈的父神垂顾我。我年轻时,信心不足,他就使我刚强。他教导我在无助中投靠他。为各样小事祈求,虽然这些事在别人看来,是可以自己解决的……

   「他知道我心中的欲望,所以我只需象孩童一样,单纯的信靠他,在祷告中把各样事情带到他面前。因此,我很早就经历到他是何等愿意扶助、坚立和满足那些敬畏他的人。所以,在后来的日子中,每当我祈求,金钱就来到了。」

   「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们,」有人问:「你曾经感动过一群会众对宣教工作的需要作出奉献,而当有人起来收集献金,你却拒绝呢?」

   「我曾多次这样作,」戴德生回答说:「这不是我们收取献金的方式,因为我们不想挪用其他差会的奉献。我们接受自由奉献,却从不想加给别人的压力,聚会之后,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是可以很容易找到机会,把奉献寄给我们。一直以来,我们都沿用自由奉献的。」

   「我们听说,」一位路德会教士说:「由于这个做法,带来了巨额的献金。但我们的目的,是要训练会众有定期奉献的习惯。」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戴德生回答道:「不过,各人有不同的带领。每个人都必须按照他所领受的亮光行事。正如我同才才所说,由于我的软弱,主指示我作工和祈祷的方式,但我从没有要求别人仿效我。你们训练各人,以及全教会定期奉献,也是很好的……」

    经过了超过一小时的问话,德根男爵夫人发言:

   「戴德生先生今晚要参加另一个聚会,我们应该让他休息一会。他要求站着讲话,而我们却舒适的坐在他周围。」

   「刚才,」男爵夫人后来记述道:「有一线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使他看来充满喜乐和平安 ,这似乎是从上面而来的光采。我顿时想起司提及,他看见天开了,耶稣坐在神右边的情景。」

   「在这个人面前,我们应该感到惭愧,」有人低声说。

   「是的,」葛士那差会的主任说:「你说得不错。我们不会再麻烦我们的朋友了。」说着,便起来,走过去拥抱戴德生,并亲吻他。

    女主人最后说:「这位有属天智慧的人,存着谦卑的心,征服所有反对他及其工作的人,这真是多么奇妙的事啊!」

    那年夏天回到伦敦,戴德生发觉差会的经常奉献数目十分少。于是他祈祷,努力工作,并安排了很多聚会,终于把身体拖垮了。由于严重的神经痛和头痛,迫使他接受医生的劝告。

   「要完全休息,让别人代管差会几个月吧!」

    戴德生和珍妮便前往瑞士的达浮斯(Davos)旅行。最好的药物,就是神垂听他们的祷告,这远胜山中清新的空气。原来有一位伦敦的批发商莫东(J、T.orton),奉献了一万镑给差会,作为经常费用。

    莫东慷慨奉献了这笔金钱之后,过了数日就去世了。戴德生夫妇回到英国,知道莫东先生的遗嘱,是把他产业的四分之一送赠中国内地会,价值约为十万镑!这笔遗产指定用作传福音和教育基金,每年分期给予一万至一万二千镑,以十年为期。

    这笔奉献大大扭转了中国内地会的经济情况,特别是当时英镑的价值高,在中国的购买力强。大概我们要把当时的数目乘以五十倍,才相等于现今的数值。

    戴德生认为这笔奉献并不纯粹将是一个祝福,它也可以带来坏的影响。它可能使差会减少倚靠神的心,并且到十年期满后,过去由这笔钱发展开来的工作可能会出现困难。他肯定相信这笔奉献是神垂听祷告的结果,但若不是同时有属灵能力、信心的增长和祷告的支持,这就毫无用处。他把此事与他八年来一直祈求的事连起来祷告——就是全世界所有基督徒都起来,把耶稣的福音传给中国每一个人。

1897年11月,戴德生夫妇再度经北美到中国去,计划尽他们所能,在中国各省为传福音而努力。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