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 1950年在台北就义的中共地下党员朱谌之烈士遗骸寻访经历。
这是一个寻找的故事。女儿寻找母亲，学者寻找历史，作家寻找英雄。
这是一场跨越数十年时空和海峡两岸的寻找，这场寻找，承载着太多亲情、政治、历史和民族的恩怨情仇。
1950年，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由于叛徒出卖，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数以百计的党员被捕并遭杀害。其中最著名的地下党人，是原国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和他的联络员——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谌之(又名朱枫)。
49年后，台湾著名记者、民间历史研究者徐宗懋在尘封的资料中翻出了一批血淋淋的枪决照片，并在台北向公众展出，在解严后的台湾引起巨大的轰动。
2000年12月，山东画报社《老照片》刊出徐宗懋的《战争后的战争》一文，披露了这段历史。这些首度在大陆刊载的照片，立刻引起了注意。随后，《老照片》收到朱谌之在南京的女儿朱晓枫的来信，那些老照片激活了她对母亲的思念与哀恸。
与朱晓枫同城的64岁作家冯亦同，这几年也在不倦地“寻找”朱谌之。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冯亦同在一本史料杂志上知道这个革命女性的传奇一生，立志为她写一本传记。
2003年2月7日春节期间，朱晓枫和丈夫以及冯亦同与徐宗懋在上海会面。在上海科技馆里，与朱家素昧平生的徐宗懋接受了朱晓枫的委托，寻找她母亲朱谌之的遗骸，这对他而言，是“不可承受之重的情感任务”。
徐宗懋最终没有找到这位烈士的遗骸，然而长达两年多的寻找，已让他饱尝历史与现实双重冲击的辛酸苦辣。他最后将这段经历的前因后果写成一篇长文，题目叫《其实我们懂得彼此的心》。
今年4月，随着连战访问大陆，国共实现历史性和解，两岸关系迎来破局。在此背景下，这段一个台湾人寻找共产党烈士的故事，则更显得别有意味。它使我们清晰地看见，在海峡上空纠葛了数十年的党派斗争与仇恨的消解，和在这一切之上的民族大义和人性的凝视。
一个女儿的哀思
终于见到母亲临刑前的面容时，朱晓枫已经70岁了。而母女俩最后一次团聚，是在54年前。
她们的生离与死别都与台湾有关，但在1939年9月，朱谌之把9岁的女儿送进台湾少年团时，又怎会知道这一点呢？
这是台湾爱国人士李友邦将军创办的全国最著名的儿童抗日团体之一，在这里，朱晓枫一呆就是6年多，她学会了跳舞、唱歌和宣讲，14岁就入了党，能说一口流利的闽南语——这也是台湾给她最早的印象。
1946年2月，台少团解散，朱晓枫回到上海家中跟母亲团聚了三个月，这成了她一生中最幸福的3个月。那时，朱谌之在中共所办的一家纱布公司主管财务，每天中午，朱晓枫都去这家公司与母亲一起吃饭。
3个月后，朱谌之把女儿送到吴淞口一个渡船码头，给她一块金锁片，嘱咐她多写信，并把她的名字改成陈明珍，以防路上被国民党查获。这是母女俩最后一次见面。从这里，朱晓枫进入解放区江苏淮阴，后成为一名军医大学生。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正在华东军医大学的朱晓枫接到母亲从香港发来的信件，希望她到广州来见上一面。但朱晓枫却因纪律严谨不能请假，而错过这最后一次母女团聚的机会，这让她抱憾终身。
1951年，毕业分配到南京军区卫生部的她接到母亲遇难台北的消息，自此改名朱晓枫，作为对母亲的纪念(朱谌之又名朱枫)。此后半个多世纪里，她只能在母亲留下的少数书信与照片里回忆母亲的温存。让她痛苦的是，清明节里想为母亲扫墓，但连可扫的墓都找不到。
这种失落怅惘在岁月流逝中沉淀成淡淡思绪，直到看到徐宗懋发表的那张老照片。
一段迷雾中的历史
“我一下子回到了50多年前的上海家中，母亲穿着在家里经常喜穿的小花旗袍，上身加一件毛绒背心，脸上仍是那样消瘦。我心里很难过，我在想，当时她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什么，她可能在想我吧！但是，我说不出来。”照片中，朱谌之双手相覆，笔直靠在法庭栏杆前，看着正低头写遗嘱的吴石，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似乎她置身事外，身后团团簇簇的军警跟她毫无关系。这时死刑消息已经下达，马上即要五花大绑送往刑场。
“吴石案”是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制造的第一宗政治大案。1948年春夏之间，任国民党国防部高级将领的吴已经开始暗助中共，同意提供重要军事情报并策反国民党军队。1949年6月赴台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前，吴特意将一对儿女留在大陆。不久，华东局特派地下情报人员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进行联络。
刚到台湾的国民党面对飘摇政局，加强内部高压。1950年1月，中共台湾地下党负责人蔡孝乾被逮捕，随即叛变供出所有地下党员名单，其中四百多人被抓，书记以上未投降供出同志者悉遭枪决，中共台湾省工委会几乎彻底瓦解。
在吴石帮助下，朱谌之乘空军飞机从台北飞到仍在国民党控制中的浙江定海，准备坐船前去共产党控制的上海，被国民党保密局发现行踪，立即通知定海方面予以逮捕，几乎同时吴石亦被捕。在舟山沈家门羁押时，朱谌之从皮衣夹缝中剥出金链、金镯，分四次把有二两多重的金属吞服，发现后被紧急送往台北抢救。
“朱谌之是国民党研究的一个活体标本，”徐宗懋说，“研究台湾政治史的人都读过台湾情治单位编印的内部教学材料《历年破获匪党组织叛乱案编录》，其中‘吴石案’综合检讨中对朱谌之颇多解析，甚至像是褒扬状。”
检讨说:“……(二)共匪运用女匪干朱谌之，与台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王昌诚(王经查明无罪恢复公职)之至亲关系办理入境证及寄居王家，以掩护身份工作，此种大胆深入之方式，颇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三)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四)朱匪于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朱谌之被杀害后，她的遗骸去向成了一个沉甸甸的谜。
与朱谌之同天就义的吴石中将，由其部下收尸入土。1975年吴石被大陆追认为革命烈士。其夫人于美国病逝后，在世纪之交的一个吉日，其子女将父母骨灰遗骸一起奉回大陆，葬于京郊福田公墓。这越发让朱谌之后人想找到她的下落。
一批照片的重生
几乎每年春节，徐宗懋都会带孩子到大陆游玩，“培养他们对大陆土地的自然情感”。
徐宗懋从来不掩饰自己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强烈热爱与认同。
1980年从辅仁大学西班牙语专业毕业的徐宗懋，做过导游、广播记者，1983年底进入《中国时报》并一呆17年，上世纪80年代国际上几次大的战争，从尼加拉瓜到洪都拉斯、利比亚、柬埔寨、埃塞俄比亚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也成为台湾名噪一时的战地记者。
2000年他离开新闻界，创立了台湾文史工作室，开始投入他热爱的历史研究工作。“这些年‘台独’对中国历史的扭曲太严重了，我能做的就是从民间的角度来纠正这种扭曲。”
正是这种对历史的使命感使徐最终与朱谌之的故事结缘。1999年的一个夜晚，徐宗懋在一家报社的相片柜最底部翻出一个沾满灰尘的袋子，上面写有“奸伪”二字。打开以后，赫然看见的是一批血淋淋的枪决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时间是1950年。这些照片是“国防部”发往特定新闻单位，以便刊在报纸上作为警示之用，不过由于画面过于血腥，绝大部分均未公布过。后来，徐宗懋向该报购买了这批资料。
2000年，龙应台就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不久，即见到这些照片。颇想有番建树的她，决定以“文化局”名义在“二二八纪念馆”地下展厅举行特展。
“今天回头看，这是一个极为勇敢的决定，”徐宗懋说，“尽管过去10年台湾掀起一股平反风，尤其1993年六张犁公墓发现被枪决的左翼人士的坟地之后，过去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也陆续公开站出来。但是，在长达50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后，把共产党员以某种正面形象展示出来，无论其中强调何种人权或人道思想，其结果必然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但这一关一定要过，一个强调人权是普世价值的社会必须要从自己最阴暗的地方开始，这个标准必须真正内外一致，否则那些漂亮的人权说词和承诺最终只是掩盖自己、打击政敌的工具罢了，过去的历史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时任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同意了这项特展计划，并脸色凝重地出现在这个名为“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展厅里。由于选题特殊以及新史料的出土，一时观展者云集，媒体亦作广泛报道。有人庆幸“没有出生在那个白色恐怖年代”，有人呼吁“但愿这历史的悲剧永不再来，让恐惧永远消失”、“愿今天台湾的人民记取教训，放下仇恨一页”，有人反思“这是中国人的不幸，为政者不可不慎，勿以众生为刍狗”。
事实上，反应最激烈的是“台独分子”。长年来，他们一直宣扬过去反抗国民党的都是“反抗外来政权”，但这项展览除了强调尊重人权之外，客观上也指出了一项基本的历史事实，即两岸分裂是源于国共内战的民族创伤，颠覆了“台独”的论述。为此，“台独分子”连续几天在纪念馆外示威抗议，说展览“扭曲历史真相”，还对龙应台进行了诸多人身攻击。
“看来揭露历史真相确实会引发情感的挣扎，带来痛苦超过带来慰藉，但如果社会要继续前进，只能不断面对过去的痛苦，并在沉淀中获得心灵的解放，取得真正的进步。”
而这种面对、沉淀和进步，正是徐宗懋一直在努力想要达到的效果。
一个作家的寻找
就在徐宗懋发现那批老照片的数年之前，南京作家冯亦同也开始了他寻找朱谌之的历程。
今年10月，冯亦同刚刚完成朱谌之传记的写作，20万字。“最早我给书起名就叫《寻找朱枫》，我寻的是朱枫的精神，寻的是一个富家知识女性为了理想而慷慨悲歌的历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冯亦同在一家史料杂志上开始知道这个革命女性的传奇一生。
朱谌之，原名朱枫。1905年出生于镇海名门，1921年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参加过“五卅”运动。1927年远嫁镇海籍沈阳兵工厂大技师陈某续弦，3年后生下朱晓枫。“九一八”事变后，全家回镇海居住，翌年夫病故。抗战爆发后加入中共领导下的新知书店(三联书店的前身之一)做书刊邮购、会计等，其间与同在书店工作的共产党员朱晓光结合。
1945年入党，1949年中共华东局为了与去台湾的吴石重新建立联系，挑选了朱谌之作联络员，因为朱前夫的女儿陈志毅与其丈夫王昌诚人在台湾，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1950年1月14日，朱在台北发信给上海友人，称“凤将于月内返里”，孰料半个月后蔡孝乾被捕，“凤”从此不返。
那时，冯亦同在南京市作协主持日常工作，有意组织作家撰写朱谌之传记，但最终未实施。几年后，《战争后的战争》一文及朱谌之冷对法庭的附图，因其“强烈的现场感”，让他“活生生看到了一个坚定革命知识女性在特定年代的慷慨悲歌”。他当即决定亲自为心中的女英雄立传。
“可以说，徐宗懋给了我追寻英灵的一把钥匙，也是我非常重要的线索人。虽然由于两岸体制与意识形态不同，造成我们的立场与观察角度不完全等同，但我们的寻找是共同的，那就是还原朱谌之，给后人予慰藉。”
三方会面寻找开始
走进那片破败的公寓区时，徐宗懋匆忙的脚步开始滞缓。他按照地址，按响了一间房屋的门铃。一个穿汗衫的老头打开房门，一股酸腐气味随之溢出，可以看出这是一间狭小的居室，陈设简陋并有些杂乱。“请问您是王朴先生吗？”徐宗懋问。“是啊，有什么事？”老者一口纯正的北京腔。“您以前是不是在警务处工作？”“没有！”
徐宗懋热腾腾的心霎时被浇熄了，而就在他来这之前，他还兴奋得差点给朱晓枫打电话，说他找到了一个和她姐夫同名的人。他想那可能就是自己要找的人了。
2000年和2002年，徐宗懋把这些照片和相关史料相继披露在山东画报社《老照片》和《凤凰周刊》上。
《老照片》主编冯克力回忆起当时说，在编发稿件时也有些忐忑，毕竟大陆媒体从未有详细披露中共地下党在台湾被破坏的经历。但他和同事激烈讨论后，倾向认为“把这段史实如实披露，还是对应了海峡两岸包括国共两党寻求和解的大趋势”，最后以标题《战争后的战争》发表。
“结果不但没有任何负面反馈，《老照片》读者还评出这是他们最近一年来最喜欢的文章。”冯克力说。
《老照片》随即便收到了朱晓枫的来信，2003年2月6日，朱晓枫和丈夫以及62岁的南京作家冯亦同从南京赶到上海。同一天晚上，徐宗懋赶到上海。
这是一个没有太多阳光却温暖喜庆的春日，几年后双方都还记得当时的场景以及天气状况。在崭新的上海科技馆里，徐宗懋一面给两个孩子讲解，一面和朱晓枫三人交谈。很奇怪，他们都觉得对方已经是自己的多年老朋友。
朱晓枫对徐宗懋说:“我已经老了，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死前能迎回母亲的遗骸。”
朱晓枫告诉他，朱谌之曾寄居在台北女儿阿菊(又名陈志毅，是朱谌之前夫与其原配所生)家中，被害后，应该是阿菊丈夫王昌诚(又名王朴)收的尸。两岸关系松动后，朱晓枫曾数次托人寻找，这些友人查到王昌诚25年前警务处宿舍的电话及地址，不过造访时才发现该处早改建为公寓大厦；此外他们也查过台北几百座政治犯墓碑中并无朱谌之的名字，因此追查姐夫王昌诚一家的下落成为唯一线索。
朱晓枫写下一张委托书:“……代寻姐夫王昌诚(王朴)，约1945年前后赴台，1950年任台湾警务处电讯所主任。姐姐陈志毅(又名陈婉如、陈远馨、陈莲芳)，1920年10月5日生，……。”
回到台北后，徐宗懋据此向台北“市府”申请寻人，市“警察局公共关系室”受理。大约两周后，承办人员来电，说他们过滤了16个“王朴”的名字后，发现其中一位年龄与省籍背景的老人相当符合陈述，并将其人的住址传真给徐，于是便有了本小节开头的那一幕。
迟来40年的纪念
通过户政登记查找遇阻后，“在没有其他有效资源和无钱聘请私人侦探的情况下，只能诉诸媒体了”。一个多月后，徐宗懋带领台湾TVBS电视台记者来到南京，在朱晓枫家中进行拍摄。
2003年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返乡安息朱晓枫寻母遗骸》，同日，TVBS电视台播出对朱晓枫专访，随后两岸一批媒体转载。
但就像几颗石子丢进大海，徐宗懋没有接到一个反馈电话，台湾社会上似乎也没有反响，“也许，在经历多年反共宣传之后的台湾社会，还不知道怎么面对这种通过媒体公开寻找当年中共地下党员的做法，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大陆方面，善意的人们却焦急得不想再多等了。北京有关部门开始征求朱晓枫的意见:遗骸迎回大陆后，是安葬故土还是选择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朱谌之故乡浙江镇海中学的校长也打来电话，希望烈士能回到她出生的地方。1995年，朱谌之少女时代的书房并入镇海中学校区，立名“朱枫烈士纪念楼”，以供后人缅怀。
只有朱晓枫和她的家人才明白这些意味着什么。
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谌之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但此前朱谌之的入党介绍人、新知书店负责人徐雪寒给朱晓光书信一封，内云“有关同志认为台湾未解放前公开纪念她是不相宜的。我也这样意见”。
当各种政治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身为国际书店总经理的朱晓光亦被打倒、揪斗，抄家者闯进他家将朱谌之珍贵的遗物查抄带走，还说:“有人在台北街头看见朱枫跟国民党军官手挽手地走路，她已成了国民党的特务……”
“这时父亲的处境非常危险，经常被揪到不同地方批斗，随时可能被打死。回家时，他就跟我们几个孩子说，如果哪天他失踪或死亡了，一定要坚信烈士妈妈绝对是真正的烈士。”朱晓光的女儿朱月回忆说。
朱晓枫一直珍藏着母亲的一张照片。离港潜台前1个月，朱谌之身穿浅色短袖旗袍，面颊丰腴，眼含笑意，静静坐在一张铺着方格台布的茶几旁定格了这个瞬间。这时她已经决定放弃原先与家人团聚的计划，奉命前去台湾接受新任务。在照片背后，她写下几行小字:
她已深深体验着:
“真实的爱”与
“伟大的感情”，
从此，
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文革”期间，朱晓枫因在台湾少年团呆过也受到“一般性审查”，但她无法忍受对母亲声名的污辱，开始写信给组织要求予以澄清。直到1983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调查部”作出《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肯定“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并指出“十年动乱期间，凡对朱枫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该一律推倒，凡因由于对朱枫同志的诬蔑而遭到牵连的亲属，在政治上应恢复他们的名誉和享受应有的政治权利”。
1990年6月29日，“朱枫烈士牺牲4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京隆重举行。
找到了彼岸的姐姐
2003年12月，深秋的太阳照在台北马场町纪念公园里那块突兀隆起的绿色土丘上。一个北京来的中年男子缓缓走近，他看到了刻在大理石碑上的碑文:
１950年代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之热血志士，在戒严时期被逮捕，并在这马场町土丘一带枪决死亡。
现为追思死者并纪念这历史事迹，特为保存马场町土丘，追悼千万个在台湾牺牲的英魂，并供后来者凭吊及瞻仰。
在六张犁公墓，中年男子问管理人员:“这里有叫朱谌之或者朱枫的吗？”
这名男子是朱晓枫在北京的大女婿，他利用赴台访问机会代岳母实地凭吊、缅怀。朱晓枫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实现这个愿望。她其实是对寻找母亲遗骸不抱什么希望了。
2005年2月，徐宗懋突然想到了一个认识多年的朋友林正修，他曾投身社会运动，去年底辞去台北市“民政局长”职务。徐宗懋觉得，除了他熟识户政管理人员，现在无官一身轻之外，还有他生性仗义执言，爱好文史，过去也举办过许多白色恐怖受难者的纪念活动，完全理解自己的追求。
“当时我有一种莫名冲动和预感，觉得这次会有突破”。果然春节后不久，林正修带来好消息:王昌诚已经过世，但陈莲芳(即阿菊)还在，他找到了。
4月19日大早，两人在一家老人健康疗养院门口碰面。林正修出示一份户籍资料影印件，上面写着:“陈莲芳，出生地:浙江省镇海县，父:陈傅良，母:朱氏。配偶:王昌诚(殁)”这正是徐宗懋要找的人。
两人来到疗养院4楼，小姐客气地把他们引到一间复健房，阿菊正坐在健康椅上，从资料上显示她85岁了，可看起来脸色红润。林正修马上几句嘘寒问暖，老太太也以和颜悦色相报，接着跟他们到另外一间无人的小礼堂去谈。徐宗懋开门见山地说:“我受您的妹妹朱晓枫的委托来看您！”
“妹妹？”老太太冲口而出:“我没有妹妹！”徐宗懋解释:“她是您同父异母的妹妹呀！”
“老太太好像一时还转不过来，觉得我提的名字很陌生，同时脸色变得凝重，变成面对来路不明人士的警惕。”徐宗懋便提到她的继母朱谌之，老太太马上回应:“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
徐宗懋赶紧从包里拿出朱晓枫的委托书。老太太看着上面有自己的名字，若有所思，脸色也渐渐缓和下来。她已经记起朱晓枫这个小妹妹:“我跟她不太熟，不过，她那时候好像不是用这个名字。”
这段往事开始在两人间架了一道桥梁，徐宗懋继续追问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前来的唯一目的:“朱谌之被枪决后，是您的先生收的尸？”老太太说:“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您知道埋在哪里吗？或火化后放在哪里？”“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
“那您妹妹来台湾，您会见她吗？”徐宗懋又切换了话题。老太太犹豫了，随后说她的女儿在公家做事，怕会影响到她。
“我清楚感到老太太心中有一道墙，一道钢铁般的墙。我何德何能，能够熔化或穿越那道墙。”话实在说不下去了，徐宗懋二人只好告别。
分属两岸的姐妹
这天上午11:50，朱晓枫的笔记本上记着，她在家中接到了徐宗懋打来的长途电话，告诉她说找到阿菊了，但她和她丈夫没有收尸。朱晓枫告诉徐宗懋，她和阿菊不太熟，但北京的姐姐陈兰芳今年88岁了，很想这个台湾的亲妹妹。
徐宗懋的头脑似乎也转过来了，“陈家分离了半世纪多，盼着团圆的一刻，现在知道彼此都还活着，岂不喜极而泣？”
这天中午，徐宗懋又带着资料赶到疗养院。阿菊看到他，开始有了上午没有的几分亲切随和。徐宗懋寒暄几句，把那张众姐妹的合影给她看。阿菊说:“你怎么有这个……”一时语塞，久久不能言语，似乎沉浸在那遥远东北的岁月回想里。
徐宗懋告诉她，她的两个亲哥哥都已过世，亲姐姐还活着，在北京，身体不好，一直躺在床上，盼望能在死之前见亲妹妹一眼。阿菊听了，既显惆怅，又有几分高兴，但对于双方联系这件事，迟迟不能定夺，她说:“主要还是怕影响我女儿，容我再考虑一下。”
而陈兰芳按照他提供的电话打过去，第一次对方说“没有这个人”，第二次就无人接听了。写信过去，但一直等不到回信。
88岁的陈兰芳1938年就参加了新四军，她和爱人都是中共党员，而阿菊却在读书后进入国民党军统局，从事无线电技术工作，后来与同系统的国民党情报人员王昌诚结合。赴台前，姐妹俩在陈兰芳家里进行了一次长谈。姐姐劝妹妹别去，妹妹说，不得不去，在大陆被共产党抓住了是要剥皮的。“她还是很相信国民党的宣传，我们只好互不联系、互不干扰、互不破坏。”陈兰芳说。
但国共对峙已成历史，坚冰正在消融，阿菊对大陆姐姐却仍是如此谨慎和隔阂，陈兰芳说:“也许是两条路长期走下来的原因吧。”
徐宗懋渐渐理解了阿菊。“你想想吧，一个中共特工寄居在一个国民党特工家里猎取情报，而两人是母女关系，这种复杂微妙的人性关系，以及事实上双方当事人身心上所面对的残酷，着实让人有些毛骨悚然。阿菊夫妇根本就是躲着不见大陆亲人，因为他们要避开他们经验法则中任何可能的危险。这种忧虑今天早已不成问题，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让任何人的人生重来一遍。”
在那些天里，徐宗懋一直感觉压抑痛苦，半夜会突然从床上爬起来，呆呆坐着想这个问题。在飞越海峡两岸时，脑中忆及三年来追寻的种种，常有不知身处何方的恍惚，倒是有时会想起小学时课本教的:“海峡的水静静的流，上弦月，月如钩，勾起了恨，勾起了仇……”
“我们曾经被这样灌注的，两岸中国人流的鲜血好像只是为了换来更多的深仇大恨，这绝非流血的人所愿，我相信他们一定愿意自己的生命换来更宽广的世界:敞开的心胸，宽容的情怀，一个理性与法律超越个人权力欲念的中国。”
真正追寻的
四五月间，两岸情势出现重大变化，国民党主席连战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后访问大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热情接待，双方签署文书，表达追求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共同目标。电视上不断播出欢迎仪式的热烈画面，鲜花、呼喊、感人的致词以及无尽的笑颜……
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对于徐宗懋提出的档案查阅申请案，做出正面响应，他们还派人拿着原始文件亲自前来说明。
与朱谌之骨骸下落有关的文书有两份，一是1950年9月底，阿菊写给“军法局长”的一封信，此时离朱谌之被枪决已有三个多月，信的全文如下:
“窃民继母朱谌之误入歧途，致受国法制裁，此固有应得，百死莫赎，惟民每一念及先严养育之恩，则又不免戚戚于怀。据闻先继母全都遗物现由钓局保管，拟恳准予赐发，由民收存以资留念，并备他日迁运先继母遗骸归祖茔之用，临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不久，“军法局”回发阿菊一份公函，同意所请:
“…据请领朱谌之遗物一节，准予具领，仰即持批，携带该民身份证前来结领。”
然而，在档案中没有发现陈莲芳签署的遗骸和遗物的领据，而吴石案中枪决的所有人士的遗体和遗物，都由其家属签下领据领回，唯独没有朱谌之的。
徐宗懋认为，阿菊确实没有领回遗骸和遗物。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枪决后即由“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派人送去火化，然后埋在台北某处，三个月后陈莲芳写了一封信向军法局陈情，希望领回继母的遗物，以便有一朝一日连同遗骸归葬大陆故里，“军法局”也同意了，并具函通知她来领，但她却改变了主意，没有来领。为什么？是什么事或什么人阻止了她？
陈兰芳说，朱谌之很大方友善，对她们这些非亲生子女“不像是后妈”，让她们读书学习，大家觉得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舒服。在她多年模糊的印记里，阿菊和朱谌之“处得不错”，由于阿菊常在学校念书，后来加入国民党情报部门，她并不知晓在外奔波的继母的真实身份。朱谌之在香港期间，阿菊还给她写信，大意是女儿想外婆了，希望能接她去台“过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显然，这是一对感情深厚的母女，但战争扭曲了这份亲情。
徐宗懋颇感讶异的，是阿菊在陈情书中所流露的对朱谌之的自然感情，与她初次与自己碰面时冲口而出的“朱谌之是共匪！”截然不同，到底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她自己也被严重牵连了吗？还是她的政治信仰最终战胜了亲情？徐宗懋已经没有能力再追下去了，因为历史毕竟不能重来。
可以确定的是，朱谌之已永远安息在宝岛的土地上了。“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这个单位早已没了，相关文件也不知去向了。越到后来，徐宗懋越发觉自己真正追寻的并非朱谌之的遗骸，而是试图回答许多中国人心中都有的疑问，海峡的风、海峡的雨让它更显沉重，但这个问题绝不只是关于这道海峡，而是所有愿意付出自己生命让下一代活得更好的中国人都曾问过自己的。(记者袁小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