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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八七会议的史实

(2005-08-16 12:11:31) 下一个
北京大学历史系杨奎松教授曾经指出,在叶永烈所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中,关于八七会议部分,有相当多的史实错误。杨教授所根据的,是中央档案馆先后两次公布了的八七紧急会议记录。据说,八七会议的记录人,是中央秘书处的处长邓小平(注:邓作秘书处的处长,是很久以后的事。这里是有人拍马屁)。但邓小平不是会议正式代表,因他在21人之外。也有回忆文章说,邓小平当时不过是帮助张罗一下会场,抬抬桌子搬搬板凳看风高风递倒茶递烟什么的,八七会议的记录员,另有他人。例如瞿景白和任作民等。可是现在的文章,说邓是大会的筹备者。

据《湖北日报》2004年报道,武汉市文物管理处的周斌曾两度赴京向邓小平求证八七会议旧址及相关史实。第一次是1972年,邓小平当时身在江西,仍抽空复信。他在信中写道:毛主席是参加了会议的。还有瞿秋白、罗亦农八七会议后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局书记……。第二次是1978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得知有人到北京征集有关八七会议的资料,他非常高兴,委托弟弟邓垦捎去回忆材料和对恢复八七会议会址的意见。并指出:搞这个纪念馆,就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主要是会议解决了什么问题,完成了什么历史任务,起了什么作用……要体现当时艰苦奋斗的精神。1980年5月20日,小平亲笔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六个大字送给纪念馆。

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亲自题写“八七会议会址”

1980年7月15日邓小平与“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工作人员合影

现在官方的说法是,当年20多名代表在瞿秋白和李维汉主持下,在这幢门窗紧闭的楼房里开了一天一夜的会。邓小平作为中央政治秘书负责会务工作,带着行李最早进入会场,最后一个离开,在这栋陈设简陋的房子里呆了整整6天。

根据八七会议纪念馆馆长赵晓林的文章,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中国共产党历史陈列》,展览中把“八七会议”说成是在九江召开的。周恩来看后,指出八七会议不是在九江开的,而是在武汉开的。随后,湖北省博物馆根据文化部文物局的指示精神开始在武汉调查八七会议会址。

他们请来了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哥哥杨葆青(1927年中央机关在汉的许多办公房屋是他经手租用的)。但是,由于会议高度保密,杨葆青也未能找到会址。当年筹备八七会议期间,邓小平与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同住在汉口德林公寓(现天津路与胜利街交汇处),所以杨之华就去询问邓小平。邓小平对杨之华说:会议是在苏联顾问洛卓莫夫家里开的。这是建国后邓小平第一次谈到八七会议。虽然简单,但他肯定会议是在汉口召开,明确了开会地点是在苏联顾问家里。

以后,邓小平先后又七忆八七会议, 并明确指出: 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搞农民暴动,举行秋收起义,号召共产党人拿起枪杆子,同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对八七会议参加者名单,邓小平说: 我也记不清楚了,可能李维汉知道清楚些,他当时是中央秘书长,似乎也参加了八七会议,可问问他本人。

看来湖北武汉的这个八七会议地址纪念馆, 主要是按照邓小平后来的回忆和指示搞出来的。

柳孚三在《历史被掩盖、被篡改》一文中引证朱蓬蓬的文章质疑: 一九九七年第8期《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林修敏,邸春玲写的文章,文章说,八七会议的参加者,郑超麟是唯一还健在的人,据他告知,8月7日这个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根本没有作记录,参加会议的只有十几个人,李维汉也没有参加。现在中央档案馆的一份《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写得如此整齐清洁,说有五十六人参加。显然不确切。而且,当时也没有人叫它作”八七会议”的,就像朱元璋没死就叫“明太祖”,是笑话一样。可见所谓“会议记录”是后来补搞的。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其中“迈”指罗迈(李维汉),“秋”指瞿秋白,“泽”指毛泽东,“弼”指任弼时,“太”指张太雷,“中”指邓中夏,“兆”指苏兆征,“亦”指罗亦农,“乔”指陈乔年,“和”指蔡和森

据八七会议参加者,后遭国民党枪杀的朱其华(李昂)所写的《红色舞台》一书所描述的情况判断,中央档案馆所存之所谓记录是伪冒假劣产品。朱其华说开会於汉口日租界一弄堂楼上,瞿秋白利用机会擅行召集,到中委仅三人,即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及中央工作人员十人,天奇热,秋白宣读「告党员书」历八十分钟完毕,并无辩论。这个记载, 其实也不太确切, 三个中央常委, 按照李维汉后来的回忆,应该是李维汉瞿秋白和张太雷。 当时会议只开了一天,苏联专家的报告占了一上午,对于决议和中央委员,是事先决定了的,虽然有简单的讨论,但并不激烈,大家都是举手通过。

朱其华何许人也? 根据朱蓬蓬的介绍, 陈玉堂老先生于1993年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收进了朱其华的辞条,这个辞条是这样写的:〖朱其华〗 (1907-1945),浙江海宁人,生于上海。本名朱雅林(柳亚子信中称),字亚领,乳名朱六宝(因排行六而名),学名朱骏先(亦为谱名) 又名朱佩我(一作字)、 朱新繁(一作号,著《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等著作时署名,1930年时用),字其华,号心凡,笔名亦明(见1932年《读书杂志》)、李昂(著《红色舞台》署名,1946年用)、柳宁(见1937年《抗战与文化》,任主编。著《一个无产者的自传》亦署,1941年用)。童年时,曾在印刷厂当学徒,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是中共一大代表(?仅见其自传,供参考)。从事工人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受命参加国民党,担任广东革命政府俄国高等顾问鲍罗廷翻译,并被派于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1926年参加北伐,任第四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次年,宁汉分裂后,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受命起草《八一宣传革命大纲》,嗣后参加了八七会议。广州起义失败后转赴港、沪。1928年受命赴苏出席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到达伊尔库次克后因故折回上海。1928年被任命为红十四军司令(以江苏南通为基地),未就返沪,从此脱离共产党(被列为十个主要托派分子之一,十人中朱其华、柳宁实为一人)。与叶青、陶希圣等在一起,参加读书杂志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在西安国民党中央军校七分校任少将政治总教官,与叶青共事,主编《抗战与文化》,1941年被指控有通共嫌疑而入狱。1945年被放火烧死(一说枪决)。著作还有《中国经济危机及其前途》、《中国近代社会史解剖》、《社会革命之思想与运动的发展》、《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没落》等。

中共五大以后, 中央政治局秘书厅设立八大秘书, 其中包括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福州市委书记陈昭礼、瞿秋白的童年好友羊牧之、陈独秀的生活秘书黄文容、政治秘书朱其华、任弼时的弟弟任卓民、以及后来加入的邓小平等人。开始由王若飞任中央秘书处的处长,后来是任卓民,再后来快到百色起义的时候才轮到邓小平。看来除了名单中的若干位,朱其华和邓小平、以及陈昭礼和瞿景白,都是有可能以中央工作人员和大会记录员的身份,参加会议。瞿秋白的两个烈士弟弟一文中就说,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他(瞿景白)协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的瞿秋白,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为“八七会议”的圆满举行做了大量会务工作。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图为八七会议会址。 

陈独秀的生活秘书黄文容则肯定是没参加,因为下了台的总书记陈独秀,都没有能够轮得上。

其实八七会议的这个纪录是真是假,把中央档案馆里当时任八大秘书的字迹都对照一下,也就一目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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