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党的“一大”及幕后故事

考证党的“一大”及幕后故事

本报记者 蔡继乐

在目前较新版本的党史书籍中，有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有这样的文字记载：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出席会议的共15人(包括两位共产国际代表)。会议的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的南湖，并结束了全部议程。 　　短短几十个字的介绍，看似简单，但其考证过程却并不简单。由于“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几乎没有留下原始的文献资料，加之年代久远，具体情节在当事人的记忆中也模糊了，因而给考证工作带来不小的难度。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史研究人员在考证“一大” 　　过程中，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工作，也发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一大”会址的确定 　　1950年夏末秋初的一天，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姚溱正召集部下杨重光和军管会文艺处的沈子渝开会。原来几天前，陈毅市长交给了姚溱一个特殊的任务——寻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接到任务后，姚溱不敢懈怠。一个以姚溱、杨重光和沈子渝为主要成员的寻访小组很快成立。三人这天碰头就是为了确定寻找方案。 　　不久，寻访小组在上海市公安局的帮助下找到了“突破口”——当时仍然留在上海的“一大”出席者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 　　在同杨淑慧及其子周之友的初次交谈中，寻访小组得知，周佛海曾写过一本名为《往矣集》的回忆录，里面记载着党的“一大”召开的情况。沈子渝很快便从图书馆中查到了这本1942年1月出版的书，从中了解到“一大”会址是在“贝勒路李汉俊家”，而代表住宿则是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接下来的几天，沈子渝陪杨淑慧在解放后已改名为黄陂南路的贝勒路边走边看。由于年代久远，当年的房屋格局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所以杨淑慧一直拿不准到底哪所房屋是李汉俊的住宅。直到有一天，杨淑慧站在贝勒路与另一条马路的交叉点上，凝视着交叉路口写着“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房子，以及白墙上一个巨大的“酱”字，仿佛感到这里就是李汉俊的家。 　　后经沈子渝调查，这条横向马路原名是望志路，解放后改为兴业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当时租下106、108号两栋房子。1924年，兄弟二人搬走后，这里改为“万象源酱园”。 　　就在沈子渝寻访李汉俊住所的同时，杨重光也通过上海教育局，从解放前的文献档案中了解到博文女校几经变迁的情况，并通过寻访老居民，初步认定太仓路一栋二层的青砖楼房即是当年的博文女校。 　　当毛主席和董老看了由上海市委专程送京审定的多张兴业路76号和太仓路的那栋二层小楼图片时，都认定博文女校就是“一大”召开期间代表住宿的地方，开会地点就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至此，“一大”会址基本确定。 　　建党纪念日的提出 　　1938年春天的延安，似乎格外温暖。在经过多年动荡之后，在延安这块土地上，党中央终于迎来相对稳定的环境。这个时候，的确需要做一些事情来进一步扩大党的影响，并凝聚全党。经过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商讨，毛泽东决定组织建党纪念日活动，并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定为党的正式诞生日。 　　但是，要确定党的“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在当时并不容易。当时在延安参加过“一大”的代表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其他代表如张国焘其时已叛逃到武汉，陈潭秋当时还在苏联，李达在国统区教书，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则在国民党中任高官，还有四人当时就已不在人世。由于手上没有历史资料，毛、董二人靠回忆只记得是7月间到上海开的会，无法确定具体日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党中央决定取7月1日为建党纪念日。 　　后来，党史研究者发现在1938年5月召开的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一篇讲稿中，毛泽东首次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的纪念日。”1941年中央决定在各解放区隆重庆祝建党20周年，一些宣传材料的撰写者在理解毛泽东的讲话时，错把“纪念日”当成“诞生日”。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国内的书籍中讲到党的“一大”召开时间，都写成1921年7月1日。 　　“七一”作为党的纪念日，首次见诸中央的正式文件是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这个文件提出：“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 　　从此，每年都有纪念“七一”的活动和报道，“七一”成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例行节日。 　　从一桩命案查证“一大”召开日 　　通过分析代表行踪，党史研究人员初步确定“一大”于7月下旬召开，但具体是哪一天开幕的，还是个谜。后来，研究人员在深入细致地考证中，发现了一个不太为人关注的细节，正是对这一细节的考证揭开了谜底。 　　当年参加过“一大”的陈公博和周佛海，后来投奔了国民党，并当了汉奸。陈公博、周佛海都回忆说，“一大”在上海召开最后一次会议的当天夜里，陈公博夫妇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孔阿琴被杀案。 　　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写道：“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在睡梦中忽然听到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而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那案子直到下午六点多钟才被发觉，凶手早已逃走。”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也提到过这件事：“公博当时正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哪知他隔壁的房中，当夜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 　　陈的文章中最为关键的7月31日这个准确日期让研究人员怦然心动，如果能证实这个日期，就能据此推断出“一大”的准确召开日。于是，研究人员就此展开调查，他们很快找到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的《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的消息，以及8月2日的后续报道《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后面这则消息称：“日前有一男子，挈一妇女在南京路英华街大东旅社投宿，该男子自称姓张，当赁定四层楼32号房间，迨至昨日(即7月31日)上午，张只身出房外……至夜十时，犹未归来，茶役乃起疑心，设法将32号房门开启，进内见妇人已被谋毙。”上海《申报》1921年8月1日第十四版则是这样报道这件案子的：大东旅馆被害者为一华丽少妇，名叫孔阿琴，起因并不是奸杀，而是带有情杀的性质。原来这个孔阿琴是同一个洋老板的跟班私奔，因二人感到无出路，便决定双双殉情。男人带了一支手枪和她住进旅馆后，在凌晨先开枪打死了孔阿琴，自已却突然又不想死，于是离房逃走。 　　《新闻报》和《申报》的报道，虽然在对案件性质的判断上有些出入，但就案件发生的时间为7月31日凌晨这一点来看，两则消息还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从这一命案日期往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当然，对这个日期的确认，研究人员还从其他一些渠道进行了考证。比如对法国巡捕搜查会场事件的调查以及对解放后来自国外，特别是来自前苏联的重要文献的考证。当研究人员将这一研究成果上报到中央后，得到了当时主管中央宣教工作的胡乔木的称赞，中央书记处还专门讨论了是否修改建党纪念日的问题。但中央考虑到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再加上当初毛泽东只是确定“七一”为建党纪念日，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不予改变。不过在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正式将党的诞生日确定为7月23日。 　　巡捕搜查“一大”会场 　　1921年7月30日晚，党的“一大”第六次会议在位于上海市望志路李汉俊的家里继续召开。晚上8点多钟，会议刚开始不久，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陌生人的出现，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当即有人问道：“干什么的？”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来人含糊地回答。 　　接着，来人又说是找错了地方，表示抱歉后，匆忙退了出去。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时就十分机警地说，这个人一定是个“包打听”，并当机立断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会场，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人。 　　现在，研究人员已经查清当年闯入“一大”会场的中年男子名叫程子卿。因与黄金荣结拜过把兄弟，得以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先任巡捕，后升为政治探长。1956年在上海病逝。 　　程子卿闯进“一大”会场看似是偶然事件，其实并非偶然。原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莫斯科绕道欧洲来上海，他的一举一动早已被几个国家的警方掌握，并相互致函通报，载入档案。几乎是从马林一进入上海开始，租界巡捕就进行了跟踪，尤其是7月下旬马林频繁出入李汉俊寓所，引起了巡捕房的警觉。程子卿闯入会场当然不是偶然。 　　果然，十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两辆警车便在望志路停下，车上冲出十多人包围了李汉俊的住宅，并开始搜查。 　　巡捕问：“你们在这里开什么会？那两位外国人来这里干什么？” 　　李汉俊回答：“没开会，我们邀请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和学生，在此商谈编辑《新时代丛刊》问题。两位外国人来自英国，是北大的外籍教授，暑假来上海交流学术。” 　　巡捕又问：“为什么家里会有社会主义书籍？” 　　李汉俊坦然回答：“我是教师并兼任商务印书馆翻译，必须要有大量图书作研究参考之用。” 　　接着巡警又问了陈公博的职业、籍贯和来此事由，陈公博也一一作了回答。最终，巡捕房没有发现政治活动的证据，又得知此处是李汉俊的哥哥，曾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的李书城将军的公馆，紧张气氛才有所缓和。 　　当晚12时左右，多数代表集中在老渔阳里二号李达的住处，商讨下一步大会如何进行。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虽然未造成直接的损失，但是会议已不能再在上海继续开了。 　　“一大”闭幕日是哪天 　　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考证，党史界对于党的“一大”召开的日期和7月30日是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这两点，取得了一致共识；而对嘉兴南湖的闭会日期则存在较大分歧。综合起来，大体上有四种观点：一是7月31日说；二是8月1日说；三是8月2日说；四是8月5日说。 　　第一种观点，也是最为流行和最具说服力的一种观点。支持这种观点的文献资料很多，比如多位“一大”出席者均回忆，7月30日，在上海召开的第六次会议，因法租界巡捕房搜查而被迫中断后，第二天即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董必武在1971年回忆：“第二天会议就改在嘉兴南湖继续召开，是由李达的老婆王会悟租了两只船开的。”包惠僧在1953年回忆：“大家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明天到嘉兴南湖尽一日之长来结束这个会。次日黎明，我到了火车站，约10点左右我们到了南湖，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 　　不赞成此观点的研究者的主要理由是：第二天开会，时间太仓促，来不及安排。但有研究人员分析认为，这条理由站不住脚。因为据查1921年7月沪杭铁路行车时刻表，早上7时35分上海有快车至嘉兴，10时25分到达，而且在上海开会的代表所住地点相距都不远，当晚完全来得及会商第二天开会事宜。总之，与会代表完全有可能于第二天在嘉兴南湖开会。 　　第二种观点主要来源张国焘等人的回忆，“在上海第六次会议受到搜查后，第二天即停会，隔了一日再到南湖将会开完。”有研究者据此认为大会闭幕日期为8月1日。但据1921年8月3日《申报》报道，8月1日下午嘉兴南湖曾是阴云密布，狂风大作，南湖中游船有四、五艘被吹覆。显然，这样的气象条件不适合在湖面游船上开会，此种观点难成立。 　　第三种观点来源于李达爱人王会悟的回忆，但持此观点的研究者并未能提供出令人信服的印证材料来，所以，这一观点也存在疑问。 　　第四种观点的来源是据苏联公布的《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件》。但由于斯穆尔基斯并不是与会者，当时他本人也不在中国，因此，这封信件的资料来源本身就成问题。 　　党史研究人员经过分析后认为，在未发现新的确凿的原始文献之前，仍应以7月31日为党的“一大”闭幕日为宜。 　　对出席人数的考证 　　长期以来，有关出席党的“一大”的人数问题，一直有不同说法。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有12人和13人这两种说法，其中争论最多的是包惠僧是否为“一大”代表，另外也有人对何叔衡的代表资格提出过异议。 　　研究人员在考证中得知，“一大”出席者中的多数曾对出席“一大”的代表人数和代表姓名作过回忆，这些回忆一致肯定包惠僧的确参加了会议，但对他是否为会议代表有不同看法。如1971年董必武在一次谈话中说：“‘一大’代表，上海、济南、湖南、湖北、北京各是两个人。广州是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当时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因此，‘一大’代表有的讲是12人，有的讲是13人。”后来，李达和刘仁静的回忆，也说出了同样的看法。 　　但也有代表回忆认为包惠僧是“一大”代表，如张国焘1966年回忆说：“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周佛海在1943年回忆说：“汉口(代表)是陈潭秋、包惠僧。”毛泽东1936年在同斯诺的谈话中也说过，出席“一大”的人物中有包惠僧。陈公博在1935年的回忆中说，他是在出席“一大”时与包惠僧认识的。 　　研究人员在分析了包惠僧的简历后认为，从包的初期经历来看，他参加了党的发起工作，是一个地区负责人，又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党的发起骨干有着多方面的联系，所以，他是有可能以“一大”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的。至于包政治立场不坚定，后来还脱离了党，那是另一回事。 　　至于何叔衡的代表资格问题，只有张国焘一人在《我的回忆》一书中拒不承认。但由于张国焘提出的理由并不充分，而且其说法也无其他当事人回忆或当时文字记载的印证，因此，研究人员认为应予以否定。最终，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认为，党的“一大”的国内出席者有：李汉俊、李达、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陈公博、包惠僧13人；另有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共计15人。(本文主要文献资料由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提供) 　　注：7月30日晚，中共一大会议因遭法租界巡捕的搜查而中断。代表们分散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结束了最后一次会议。 　　《中国教育报》2001年6月24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