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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雄的百色》一书的意见

(2005-02-17 13:00:08) 下一个

[转帖者按: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可是在中国人的历史上,因为了英雄,也往往会造出一些时势来。例如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本来是中国革命史上规模不是很大,但组织颇为成功的两次起义。而且由于参与起义组织者的高素质,原始文献的保存也最为完整(陈和邓都先后在中央从事秘书工作),研究清楚并不困难。特别是由于邓小平曾参预其事,该两次起义的历史,就变得十分的轰轰烈烈、和语焉不详起来。            

    

下面转贴的是不久前看到的一篇读者来信,涉及百色起义领导人排序中的一些问题和红七军老战士的回忆录。很赞赏其中的一句话,即:当回忆材料和与当时的文件发生矛盾时,应以当时的文件为依据。        

      

其中的陈豪人,是五大代表,早于邓小平在中央秘书处工作,后赴福建发动闽北农民起义,任福建代理省委书记,1929年被中央调派广西、任广西政府秘书长并主持广西军委工作(邓小平名为广西政府秘书,实为中央代表,负全责),曾和邓小平、张云逸一起领导百色起义,1930年代初在上海转入地下,和梅龚彬、宣侠父一起受中央特科潘汉年的派遣,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动员李济深、陈铭枢和19路军反蒋抗日,动员叶挺将军组新四军,都居功甚伟,后任新四军军长秘书和新四军驻汉办事处主任和国民党第70军干部培训班主任等。            

      

1950年代,陈因受潘汉年案牵涉,被诬为叛徒,其组织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领导工作,就算是白做啦。正如信中所指出了的,陈在百色起义中的排名,因了政治的需要,从有到无,又从无到有,一会儿调前,一会儿又调后,是一大景观。            

      

小平百年纪念时,关于百色起义,南宁党史办最新发文的排名是: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算是贴尽了点真实。]            

      

      

对《英雄的百色》一书的意见

 

《英雄的百色》编辑部:                

我们是烈士陈豪人的子女。拜读了您编写的《英雄的百色》一书,该书记载了百色起义这一伟大的光辉战斗历程,以求实的精神,撰写了著名烈士简介,包括对陈豪人烈士的简介,为之深为感动。但对该书编写百色起义的历史过程中,如实反映陈豪人在百色起义中的作用不够,并多处有误,我们提出下列问题与您商榷。

一、邓小平离开百色时,陈豪人为前委书记,而不是“代理”书记

《英雄的百色》一书第99页有误。书中写道:“陈豪人又名昭礼、导民、希同”,应为“希周”而不是“希同”。书中第100页写“7月底又回到福建工作”。实际陈为8月回到福建,因父亲是中央“五大”代表和“八七”会议记录员,回福建恢复党组织,部署闽北暴动。

      

该书还写道:“陈豪人代理前委书记”。“代理”有误。

根据1929年12月广东省委给邓小平和陈豪人发出的《粤省对七军前委的信》中指出:成立红七军前委,“小平、昭礼、云逸为常委”。如果邓小平离开百色,前委书记由陈豪人担任。1930年3月2日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的指示中正式批准:红七军前委中指定“小平、昭礼、云逸”为常委。百色起义前,中央电召邓小平同志回中央汇报工作,陈豪人等同志苦留邓小平,他在《七军前委报告》中写道:“平兄前得中央电召,此间同志因工作关系苦留,彼硬要去,在龙变前一天已行。故中央走(来)电阻之回去已不及”。

1930年1月,陈导民即陈豪人在《七军前委报告》中写道:“军中前委之组织,现由导民、云逸、XX手工人、李谦、韦拔群X人组织之,导民任书记”(第163页)。从1929年12月到1930年5月期间,陈豪人挑起了主持前委全面工作的重担。根据当时有关文件,从未提到“代理”二字。顺便说一下,由上述文件可知当时陈豪人在党内职务一直排在邓小平之后,且中央及省委发的函,接函人只有小平和昭礼。听友人说百色纪念馆照片的排列,前几次陈豪人均列第三位,最近挪至第五位了。

从陈豪人向中央汇报的文件《七军前委报告》、《七军工作总报告》中,可以证实陈豪人当时在红七军的重要地位,他对军队的组织情况、活动情况及问题了解得最全面,所以才能写出这样的报告。并对许多重大问题向中央提出重要建议,如1930.1月《七军前委报告》中,陈要求中央“请派党的责任同志及大批政治工作同志赴龙州工作。切切”。及对红七军、红八军的建制等等提出建议。这些报告现已成为红七、八军历史重要依据之一,如广西军史资料丛书《红七、八军史略》中引用陈豪人《七军工作总报告》达21处之多,引用其他同志均少于8处。

从百色起义前后史实可看出,百色起义前夕,前委书记陈豪人及前委们对起义前的准备工作,都做了全盘的考虑及周密的安排,陈豪人在《七军前委报告》中写道: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转变过来“肃清军中反动动摇的军官,用各种方法撤换”。“在政治上动员广大群众参加转变工作”,“加紧党的组织工作,教育同志,使深切了解转变的意义,并推动同志们积极工作”,“各种宣传品、政纲的拟定”,“经济的酬措…(第159页)”。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前委的部署,决定起义由十月革命节延期到广州起义两周年举行起义。

      

起义前一天,即1929年12月10日,前委在百色分别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全军士兵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大会都通过了举行武装起义和建立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议。当天晚上,还采取措施,有效地控制了百色县县长等各种危险分子,同时还迅速地收缴了百色公安局、禁烟局、那坡、平马、果化等城镇大商团的枪支,完成了起义前最后的准备工作。

12月11日,这一天正值广州起义两周年的纪念日,我党举行百色起义,成立中国红军第七军。

红色政权的建立并不是一番风顺的,就在百色起义和红军建立不到一个星期,12月中旬,百色城内外的地主豪绅、土匪等反动武装2000多人,趁红军主力离开百色之机,突然从西南面向百色城进攻,并占据了城内部分街道。当时,政委邓小平已去上海汇报工作,张云逸军长随主力在隆安、果化未归,驻百色的红军只有500多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又是文职人员。当时,军领导人只有陈豪人留在百色,情况十分危急,他经受住了考验,临危不惧,与许卓、叶季壮等人迅速有效地组织反击。分别给军部直属队、机枪连、教导队下达战斗任务。由于指挥正确,指战员奋不顾身,英勇作战,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将数倍来犯之敌全部击溃,保卫了百色山城,这史实在红七军红八军英烈传均有记载。

根据纪念馆某人研究,红七军起义指挥部不在粤东会馆(七军军部),而在陈豪人住地“清风楼”,在此创立了《右江日报》,许多决策、命令、标语、文告从清风楼传向右江两岸,又有许多胜利捷报从千山万岭飞向清风楼,这里成了百色起义的神经中枢。

红七军成立后,陈豪人领导的政治部就公布了《实施纲领》。确定了红七军发展方向,纲领第四条中写道:“扩大红军割据区域,迅速与朱毛会合”,宣布红七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劳苦民众自己的武装”,“红七军是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

1929年12月18日,《右江日报》发表“目前主要的任务”的评论员文章,贯彻红七军政纲,陈豪人主持前委在文章中规定了目前的主要任务:(一)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二)扩充工农赤卫队;(三)深入土地革命;(四)工农群众组织的扩大……。这些任务的提出,对于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的开展都是非常重要的。还制定和发出“红七军前委通告(第二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 确定“地方党部与所在当地军队中最高党部发生平行关系,但受前委的指挥”,保证了党指挥枪;提出建立支部,健全支部生活;坚持集体指导,实行民主集权制度和具体做法,防止极端民主化,严格纪律。特别提出共产党执政后,对怠工、表现不好、贪污、破坏党的信誉者开除党籍。注意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员。对党的干部要“施以基本理论训练”。这文告是红七军组织建设与思想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和具体工作章程。同时还发布了“前委通告”第六号、第七号、“党员须知”等文件。上述文件有着重要历史义意及现实义意,与同年12月古田会议精神相一致。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陈豪人作为百色起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是当之无愧的。

二、关于争取李明瑞入党和建议李明瑞担任总指挥

      

《英雄的百色》一书提到李明瑞,是“邓小平和张云逸非常热情而又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李明瑞终于投入革命队伍”。

其实,李明瑞投入革命,许多共产党员都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他的表弟共产党员俞作豫对李明瑞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此外陈豪人1929年一到广西就注意影响、帮助、争取李明瑞同志,陈送给他《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等革命书籍,经常与他推心置腹的交谈,在交谈时李表示了”殊途同归”的宿愿。中央及陈豪人特别信任及重用李明瑞同志,调李明瑞到红七军,以扩大红七军的政治影响。

1930年1月,陈豪人在《七军前委报告》中写道:“自平兄(注:小平)到龙(州)后,后方曾来两电,其一点拟四大队即第一师,五大队改为第二师,以明(李明瑞)为第七军军长,逸〔张云逸〕为一师长,作(俞作豫)为二师师长,但我们接受此消息后,几次讨论决定四大队仍为七军,五大队为八军,明兄任总指挥,在七军方面统不致改名称而生影响,在明兄方面,据过去我们通电说明(明瑞)兄少住百色指挥,他必能  我军的影响及其势力之更大也(第165页)”。

      

中央军委和立三同志接受了陈豪人的建议,维持七、八军的建制,任命李明瑞为总指挥。由于陈正确的贯彻党的统战政策,使李明瑞认识了共产党的性质、宗旨。

1929年11月,在百色李和邓小平同志“他们第一次相见”(“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第218页)交谈,更坚定他革命信念,他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明瑞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铲除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实现党的纲领,肝脑涂地在所不辞”。1930年初,经陈豪人、张云逸介绍,他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此可见,李明瑞投身革命,陈豪人做了大量的工作。

    

三、陈豪人宣布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成立。

      

关于红七军的成立,《英雄的百色》一书第47、第53页写到:军长张云逸宣告:“中国红军第七军成立了”。然而第47页前后有矛盾,前面写军长张云逸宣告红七军成立,后面写“大会由陈豪人主持,他首先宣告中国红军第七军光荣诞生,宣布中央任命:张云逸为红七军军长,邓斌即邓小平为中共红七军前委书记……”。

      

实际上大会是龚楚主持,由陈豪人代表前委在大会上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光荣诞生了! ”

根据30年1月前委书记陈导民(陈豪人)“七军前委报告”中写:“我及云逸同志,宣布就政治部主任及军长职”(第160页)。1931年3月9日陈豪人向中央汇报的“七军工作总报告”(第363页)中写道:“当转变前一日百色工人代表大会及第四大队士兵代表大会,热烈的通过要求第四大队转变为红军,并拥护张云逸为军长,陈豪人为政治部主任(当时未有政治委员制度)的决议。”“十二日在平马开群众大会,并由军长,政治部主任布告就职。”      

      

据史料记载,中共中央任命政治委员是在1930年3月2日(《广西通志-军事志.广西状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篆委员会》第164页),而不是1929年12月。为此我们认为回忆材料与当时的文件发生矛盾时,应以当时的文件为依据。

四、关于陈豪人率领红七军主力转战黔桂边

      

关于这个问题,《英雄的百色》一书第100页写到:陈豪人“1930年4、5月间,随红军主力转战黔桂边”。史实证明,陈豪人是率领红军而不是“随”红军主力转战黔桂边。

首先,1930年2月,红七军主力撤出隆安战斗,又经过平马、亭泗等遭遇战后,于3月初到达盘阳休整。陈豪人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会议决定:为了扩大红军影响,解决补给,决定留下第三纵队等待红八军前来会合外,第一、第二纵队到桂黔边游击。

      

其次,这两个纵队在对外游击过程中,在环江遭敌袭击,一二纵队分开活动。4月下旬,才在贵州的板寨会合。陈豪人在这里又召开前委会议,讨论攻打榕江战事。会议认为:榕江城是座古城,城池坚固,但贵州军阀王家烈正与湖南军阀何健进行一场撕杀,无暇后顾,红军又是出敌不意,进行奇袭,获胜把握较大。榕江城又是王家烈的老巢,物资丰富,打下该城,便于补充自己。因此,会议决定攻打榕江城。由此可见陈豪人当时在军中的领导地位。

五、关于榕江大捷的口号

      

关于榕江大捷,《英雄的百色》一书第70页中写到:“张云逸军长提出攻下榕江城,纪念五一节的口号”。

根据史料,攻打榕江城前第一次攻城没有凑效,下午3时,李明瑞、陈豪人、张云逸等召开紧急会议,分析情况研究对策,对攻城作了新部署和动员。陈豪人在简短的战地动员中指出:明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攻下榕江城,用实际行动纪念“五一”节,是非常有意义的。于是“攻下榕江城,纪念五一节”成为响亮的战斗口号,传遍了每一个指战员。

      

在李明瑞、陈豪人、张云逸等人正确军事部署和指挥下,在强有力的政治宣传的激励下,指战员们士气高昂,奋勇冲杀。这次战斗,歼敌600多人,缴获大批物资。这次胜利,是红七军创建以来获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5月1日晨,军政治部在榕江城召开了万人大会。

      

陈豪人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带有明显福建口音的普通话,生动地宣传纪念五一节和榕江战斗胜利的意义。

我们之所以给您写这封信,主要是感到陈豪人作为百色起义的领导者组织者,而该文在写百色起义的事件中,避而不谈陈豪人的作用,即使是他领导制定的纲领性文件多处被引用,也回避提到陈豪人的名字,我们对此深感遗憾。我们希望党史工作者撰写历史要尊重史实,尊重历史文件,如实地、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事件及革命烈士的功过,以教育后人。

上述意见供你们参考。

      

      

1999.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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