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顺长江，水流残月——泪祭罗隆基（中）
大中小2007-04-28 21:25:36转发TwitterFacebook打印投搞
【多维新闻】（续前）那时的民盟是有风骨的，也是有样子的。联合政府尚未成立，像罗隆基这样的民主人士有所预见。预见什么？预见民盟极有可能在一种虚假的“联合”与“平等”中，丧失自主性。信件言辞峻厉，峻厉的后面是忧惧。信件是托吴晗带的，但还没交到沈钧儒、章伯钧手里，就遭到楚图南（中共、民盟交叉人员）等人激烈反对而搁浅。通过上述例子，我们可以作出判断——张澜倚重罗隆基是对还是错？我们可以作出掂量——张澜倚重罗隆基是光彩还是耻辱？需要说明的是，张澜自己就是个很有政治主张的人。要不然组建民主政团同盟时，三党三派也不会让他来出任主席。比如一九四八年外国记者访问张澜。张澜说：中共与苏联共产党不同，希望毛泽东做铁托。采访文章发表后，有人觉得张澜的话需要更正。于是，罗隆基立即另写了一篇文章，找到张澜。张澜瞥了一眼稿子，道：“讲了就讲了，更正啥子！”一口川腔。 如今，所有的民主党派都靠中共养着。我为了写父辈的故事，曾到民盟中央寻找材料。人家告诉我，由于定期及时上缴中央统战部，民盟早就没有自己的档案了。惊骇万分：一个政党的历史居然由另一个政党管着。说穿了，就是不要民主党派有自己的历史和记忆！一个熟悉内情的朋友告诉我：“像你父亲和罗隆基这样的顶级人物，在统战部的档案是单独存放，均以名字标出。材料也多得吓人，令尊大人的档案大概有一人高。”我想，罗隆基档案也该有五尺多厚吧，因为他一辈子写日记，一日不缺的日记。反右过去五十年了，章罗也去世四十多年。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三十年解密之规定，反右档案早已过了保密时效性，该解密了。可至今为何依旧密封？请告诉我们一个理由，一个可以说得过去的理由。你说不解密吧，偏偏去年（二○○ 六）文物市场拍卖章伯钧写给中央统战部的信函，被我的好友购得。朋友拿出，让我一辨真伪。看着父亲清淡的行书字体，看着“扣”在上面的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的血红大印，眼泪再也止不住了。今年年初（二○○七）黄苗子从香港回来，也对我说：“你父亲的字，好贵呀。”父亲不习书法，肯定又是他的信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依据我六十年的人生经验，遇事决不可往好处想。我的初步判断是：上边从东欧的颜色革命获得了启示，开始有步骤处理（即销毁）档案了。统战部管理的民主人士绝大部分是名家、大家。比如叶恭绰，郭沫若，张伯驹，沈尹默，启功等。于是，有人在“处理”的时候，也就“藏匿”了一些——它们太值钱了！卢梭说：“时间能揭开种种帷幕。”时间能揭开当代中国的种种帷幕吗？ 现在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其实都是中共党员。他们原来不过是一个部的副部长、一个省的副省长、一所高校的校长、一家医院的院长罢了。也不知道他们对民主党派有多少认识、又有多少感情就来当头头，从前捞不到的诸多名利和众多实惠，轻而易举捞到了。干个三五载，谁个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且一当就是十年。为了官位长久，还献媚统战部，打击本党人。“自己的人生，别人说相关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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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说明的一九四九年前某些被中共怀疑的问题。比如自己和美国人的关系。他说自己从未拒绝与美国人见面。以前见面是劝美不要援蒋，后来见面则是希望中共不要靠近苏联。他还告诉于刚，司徒雷登想来北京，托他带话周恩来：假如不“一边倒”，新政权可以从美国得到大批借款。 他与于刚的谈话，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民主党派如何存在？罗隆基从昆明时期就认为中国有三个政党就够了，一个国民党，一个共产党，一个民盟，取消小党派。罗隆基后来还向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做了“合并小党派”的建议。李维汉说：“这些问题你不要担忧。我们有政策。”说毕，与罗隆基拉拉手。罗隆基很奇怪，这个话题怎么就不能讨论呢？连我也听罗隆基劝父亲：“伯钧，你那个农工党就别搞了，全放进民盟算了。”后经过打听，罗隆基才弄清楚了——原来 “小党派不要合并”是毛泽东的意见，毛说：“既然开销（指民主党派）差不多，为何不多挂几个招牌。看来也火热。”继而，罗隆基在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又提出新的要求，要求盟内的中共党员应该公开身份。毛泽东立即说：“你不要清党！”俨然领袖语气、帝王口吻了。有了这样一句，罗隆基还能反驳吗？他只能检点自己，遂向于刚解释，道：“当时我不了解形势，不知道要有领导党的党员来作为盟的骨干。”中共是领导党，民盟哪能与之并立？罗隆基的心，可能凉了半截：自己被骗了！民盟被骗了！这里，我们不难感受到一个以践行西方政治思想为职志的人，必须承当又难以承当使命的严峻性、严酷性。是的，严峻又严酷。可见，五星红旗尚未升起，毛泽东对民盟便已刀剑相逼、一脸的无情无赖了。才几年呀，中共与民主党派的蜜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那一刻，就结束了，永远地结束了。 罗隆基同于刚谈得最多的内容是民盟中央领导权的问题。长期以来，罗隆基备受指责的是他拉小圈子、闹宗派，将矛头指向把持大权的沈钧儒、章伯钧。这是为什么呢？事情并非像人们所言，纯属权力之争。罗隆基认为民盟从一开始就是集体领导，但一九四九年后民盟的集体领导就没有了。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四日召开的民盟一届四中全会上，章罗两大派别即为设立几个副主席而争执不休。后经周恩来建议，设立十一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争论才平息下来。结果也还算满意：主席张澜，副主席沈钧儒。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张澜、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黄炎培、马叙伦、罗隆基、史良、彭泽民、周新民、周鲸文。可会议到了闭幕的时候，楚图南突然提出要设中央政治局秘书长，由主管组织工作的章伯钧担任。罗隆基立即表态反对，张澜也不同意。周恩来闻讯立即邀请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罗隆基等人，到中南海西花厅夜谈。罗隆基和张东荪拒绝出席，让周恩来一等再等，等到半夜十二点。周（恩来）大怒，派人把罗（隆基）、张（东荪）叫来，并当面申斥。这事在当时极为轰动，一九五七年也成了罗隆基反党的一大罪状。此事我在“一片青山”一文中有所叙述。但是，当相关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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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基开门见山，道：“民盟是有派系的团体。过去是与反动派系民（即民社党）青（即青年党）二党作斗争。现在明明是左派联合起来对付右派了，却偏要说这是进步与落后之争。”“我在家里请张东荪、潘光旦谈谈盟内的事，就说我搞宗派。章伯钧一个月请七百人客饭就不说。如此下去，盟内任何会议都会变成若干人对付若干人。组织宣传会议主持者胡愈之、辛志超完全是有计划有布置地斗争我，布置人来如何对付我的发言。要知道我是无组织，无布置的。张东荪、潘光旦又不是搞斗争的人。开会不是帮助我们，而是打倒、斗争、打倒。因此，我是相当消极。盟员说我代表宗派，代表落后。无党派的朋友则同情我，说我怎么不如一九四九年前了。几年来，在宣传委员会我是没做很多工作。我建议写盟史，无人理会。胡愈之、周新民（中共、民盟交叉成员）却到处作报告，报告盟史。这是宣传工作，至少应与我商量。《光明日报》说是政治局领导，宣委会指导，实际上是章伯钧社长，胡愈之总编，萨空了（中共、民盟交叉成员）秘书长，我无从过问。说起办报，我的经验不比章伯钧少。《盟讯》也是这样，说是宣委会管，可总编辑是章伯钧。章伯钧走后，就交给了胡愈之。” “城头鼓声，江心浪声，山顶钟声，一夜梦难成，三处愁相并。”罗隆基谈及民主党派的生存状态、民盟的派系斗争和自己的被动处境，不正是“三处愁相并”吗？一生的民主梦不也是“一夜梦难成”吗？最后，他心情沉重地说：“我有个人主义，盟闹得这样，我有责任，但责任是双方的。请问统战部。我今后如何自处？我的存在对民盟有无好处？没有好处，我就想退出民盟。这几年，驳白皮书，各党派的联合宣言等文件都是推我起草，而又总说我落后。我认为从一九四九年后，我在政治上的大方向是对的，如果说我有思想问题，那就请统战部设法来领导。”——这次谈话，中央统战部高度重视。整理后的书面记录，直送李维汉和其他几个副部长；接着，呈送周恩来；周恩来阅后，呈送毛泽东。 不错，罗隆基是个人主义者；罗隆基想做官，想做高官。他在于刚面前、也在其他人面前，常抱怨自己的职务要比章伯钧，黄炎培，史良少多了，很不服气。但是，这些都不是罗隆基的基本追求和最终理想。罗隆基一九一二年就读于清华学校。一九一九年，是他最早点燃清华园“五四”之火的，被李大钊赞誉为：“一个江西粗布土衣的学生把清华园掀开了。”一九二一年，罗隆基留学美国，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再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做研究，师从拉斯基。一九二八年回国，先后任教于上海中国公学，光华，南开，西南联大。他归国后第二年，就在《新月》杂志上刊出了《论人权》。这篇长文和以后几篇文章里，把人权理论说得个浅白透彻。他不依托以往的人权理论，靠自己的功力提出了人权的三个基本点：（一）维持生命；（二）发展个性，培养人格；（三）达到人群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目的。的确，罗隆基不像现在的研究者把人权问题写成书，洋洋万言，喋喋不休，叫人越读越糊涂。他的一个极具价值的理论贡献，是论证了——为什么说“言论自由是人权”。他认为：是一个人，就有思想；有思想就要表达。表达思想就非要说话不可。他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说旁人要他说的话。说他要说的话，这就是发展个性、培养人格的道路。我有了言论自由，才可以把我的思想贡献给人群。这是人向社会的责相关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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