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转贴]被气的多次大口吐血 胡适给蒋介石祝寿惹风波
蒋介石一生极其重视过生日，而且每年的生日花样翻新，劳民伤财。195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70岁生日。他别出心裁，搞了一个“婉拒祝寿贡献建议”的花招，并令“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以“总统府”的名义下发到各机关团体。
10月中旬，蒋介石的《婉辞》出笼，要求台湾各界人士从六个方面向他提建议：一、建立台湾为实现“三民主义模范省”的各种应兴应革的要政急务；二、增进台湾四大建设（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与革除旧有官僚政客习气之具体意见；三、推行战时生活，革除奢侈浪费等不良风气，造成蓬勃活泼的“民族复兴基地”之应有措施；四、团结海内外反共救“国”意志，增强反共复“国”战力，不尚空谈，方求实效的具体办法；五、贯彻“反共抗俄”之具体实施计划与行动的准则；六、盼对中正个人平日言行与生活，以及个性等各种缺点，作具体的指点与规正。
蒋介石发表这个由别人代笔的《婉辞》，不过过是沽名钓誉，玩弄民众。因此台湾各界及舆论单位，大多保持沉默，打算到了31日那天，只象征性地举行一下庆祝活动了事。
10月17日下午，台湾民社党常委蒋匀田到《自由中国》杂志社，建议《自由中国》出一“祝寿专号”。次日《自由中国》专门开会研究，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蒋这种做法，系封建君主作风，态度不对；另一种意见认为，无论蒋出于何种目的，应抓住此机，率直对“国事”表示意见。大家还认为，以往对蒋介石说真话、直话有危险，这次是蒋自己叫人提建议，而且还要求对他本人的“个性等各种缺点，作具体的指点与规正”，说错了不会有什么危险，这样的进言机会太难得，千万不要错过了。最后决定《自由中国》在场的人每人一稿，各有则重点，尽量不雷同，25日截稿，社论由编委会研究。
胡适当时在美国，10月19日收到《中央日报》社社长胡健中发来的电报，要求他依据蒋介石的《婉辞》内容坦诚发表意见，赶写成短文，寄《中央日报》发表。胡适遂于10月21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赶写了《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用快件寄给胡健中；又由于他是《自由中国》首任发行人、重要编委，于是同时寄了一份给《自由中国》杂志社，并在文中附言说，希望全文照发。
1956年10月31日，给蒋介石“祝寿”的《自由中国》第15卷第9期提前上市了。在社论《寿总统蒋公》中，一共谈了三个蒋介石难以接受的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提到，根据1946年制定的“宪法”第47条的规定，“总统”、“副总统”任期为6年，可连选连任一次。蒋介石的第二任期还只有3年，再过3年任期满了怎么办？社论希望蒋介石像美国华盛顿那样，只任两期就不要再任了，并向蒋提出两点建议：其一，由执政党来扶持在野党；其二，在执政党内来扶持反对派。
《自由中国》的书生们为了“中华民国”的长治久安，提出了这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但是蒋介石虽然在40年代搞了个“宪法”，那只不过是欺骗世人的，他当上了“总统”，就要一任到底，然后由他的儿子来接班。他怎么会去按“宪法”上说的连任一次呢？怎么会去扶持反对党，或在党内搞反对派、培养领袖人才呢？
胡适在《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是此期的重头文章。他述说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个故事，是艾氏就任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后，同意该校的副校长的建议，每天约各院系的负责人3人来谈。但他见了十几个人就感到很累，得知需要见面汇报的有63人后大叫道：“天啦，太多了，太多了！
你知道，我过去做盟军统帅时，只接见我直接指挥的3个将领，其他的就由他们管，我完全信任他们。如果63人个个来谈，既浪费双方的时间，又有许多是我不懂的，加上我又无法细心听，作用不大。你帮我定的那个日程，是不是取消呢？”副校长觉得艾森豪威尔讲得很有道理，中断了各院系负责人的汇报活动。
胡适讲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个故事旨在告诉蒋介石：作为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应将主要时间、精力放在考虑大事方面，不要对下面管得太死、太多、太细，管细管多了反而管不了。要充分信任自己的部下，发挥大家、特别是直接部下的积极性，放手让部下去做事。
胡适在文中讲的艾森豪威尔的第二个故事是：一次艾氏正在高尔夫球场打球时，白宫总统助理亚丹士突然送一急电给艾森豪威尔批示。亚丹土当时拟了两种意见，一种是总统许可，一种是不许可。艾森豪威尔看了后，一时拿不定主意，在两种意见上都签了同意的意见。之后，艾森豪威尔觉得这样不妥，又加上一句话：“请狄查（副总统尼克松）替我挑一个罢。”艾森豪威尔批了之后，叫人将急件马上送回白宫，他则在场上继续打球。
胡适写这个故事的目的是告诉蒋：个人的智慧毕竟有限，不懂、不会干的事情，要让那些有智慧、懂行、会干的人去干，“总统”虽然高高在上，并不是圣人，世上的事情不一定样样都懂，样样都会，不能什么事情都过问，都包揽，更不能认为自己什么都比别人强，自己考虑的都对，对手下、别人，要信任、放心。
胡适在文中还写道：我在25年前第一次写信给他（指蒋介石），就劝他不可多管细事，不可躬亲庶务。……要能够自己绝对节制自己，……这才是“守法守宪”的领袖。20多年的光阴轻轻地飞过去了。蒋先生今年70岁了，我也60岁了。我在今天要献给蒋先生的话，还只是《淮南王书》里说的“积力之所举，则无否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要救令日的“国家”，必须要努力做到“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
怎样才能够“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呢？我想来想去，还只能奉劝蒋先生要彻底想想“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来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4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 “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大势”的元首呢？
这一期的“祝寿专号”还在封面上用红色套印了“恭祝总统七秩华诞”，再加上胡适等人的文章切中时弊，指蒋要害，精彩无比，故31日杂志上市后，很快销售一空，以后又增印11次之多，印数达到数万册。11月上旬的那段时间，台湾各城市里的大街小巷，农村的村村寨寨都在谈论胡适等人的“祝寿”文章。不少家庭还出现了全家争读“祝寿专号”、争论“祝寿专号”的盛况，杂志社内每天都收到大批的读者来信。
10月31日蒋介石生日那天，台湾各机关、团体都举行了“祝寿”活动，门口还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各商号的蜡烛、鞭炮均销售一空，耗费的钱财难以估计。更令人可笑的是，“国大代表”和“政府”高官，从上午8点起，都到“国大联谊会”去签名“祝寿”；“反共救国团”在“总统府”门前举行的“祝寿”活动，又喊又唱，又跳又闹，致使公共汽车被迫改道而行。
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做得更为恶心。蒋介石生日的头两天，中央党部就通知全体中央委员31日务必到中央党部设立的“寿堂”签名祝寿。中央党部在“寿册”上还写了吹捧得令人肉麻的《寿序》，来祝寿的中央委员都要默读《寿序》后再签名。《寿序》约200字，全文如下：
天生圣哲，应五百年名世之征；民有依归，慰亿兆人来苏之望。维我总裁，聪明睿智，领袖群伦，作革命之枢机，为党国之柱石。声名洋溢于世界，事功彪炳于人寰。当去邪之际，乱怜维殷，广兴夏之谋，自强不息，生聚教训，宵旰矢勤，扫荡澄清，瞬息可睹。光华明亮，呈元首之麟祥；叱咤风云，待大人之虎变。欢呼颂稀龄之寿，寿并河山；签寿表同德之心，心坚金石。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体敬献
据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31日这天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祝寿的国民党高官达千余人，领头的有陈诚、张群、俞鸿钧等人。这千余人都在《寿序》后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提建议和“直率抒陈所见”的却一个也没有。
11月5日，《自由中国》杂志社将国民党的《寿序》寄给了胡适，胡适看了后，心里颇不是滋味。他认为，国民党、蒋介石的这种做法，如同历史上的帝王，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对“国家”及蒋介石个人并没有任何好处。
而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看了《自由中国》“祝寿专号”后十分愤怒。蒋介石对胡适的文章特别注意，他对一位亲信说：“胡适要我做‘三不’、‘三无’ 的‘总统’，我反复想了，‘三不’是‘不革命、不负责、不反共抗俄’；‘三无’是‘无政府、无组织、无主义’。要真的像胡适之说的那样，我们都去向共产党投降算了！”
蒋氏父子精心谋划了反击胡适与《自由中国》的活动。对《自由中国》杂志，他们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三个：第一是在其控制的报刊上，连篇累续地发表围剿《自由中国》“祝寿专号”的文章；第二是组织专人编写在内部进行批判的宣传材料《向毒素思想进行总攻击》；第三是指使特务恐吓承印《自由中国》的印刷厂，使《自由中国》的印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对杂志用公开的办法，对胡适的批判、围剿，则在内部进行。
据原《自由中国》经理马之骕说，1956年11、12两个月，国民党控制的党报党刊，几乎都参与了围剿《自由中国》“祝寿专号”的行列，而首先发难的是蒋经国主持的“反共救国团”办的《幼狮》月刊。
此刊以《揭穿“**”战术，防止思想走私》为题发表社论，攻击“祝寿专号”上的文章，不是给蒋“总统”祝寿，是共产党思想在台湾的走私，呼吁台湾各界人士要防止这种思想走私。
此社论发表后，蒋经国主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办的《国魂》月刊第103期及《青年战士报》马上转载了《幼狮》月刊上的社论。除此以外，《国魂》月刊还另发了两篇社论《消除毒素思想》、《事实俱在，不容诡辩》。上述3篇社论文字虽然不同，内容都一样，攻击《自由中国》“祝寿专号”有三大问题：其一，为共产党的思想“走私”；其二，争取自由、民主就是破坏团结反共；其三，追求言论自由就是不爱“国”，不革命、不反共。
12月24日，国民党的大报《中华日报》在显要位置上发表了一篇署名“老兵”的文章《蛇口里的玫瑰》，对《自由中国》“祝寿专号”进行大肆攻击。
此文以《伊索寓言》里的一个故事，攻击《自由中国》“祝寿专号”：《伊索寓言》里有一段故事：宙斯神结婚时，所有的动物都送了礼，有一条毒蛇用它的口含着一朵玫瑰，也爬进了礼堂，宙斯神说：“所有的礼物我都收下了，但从你的口里，我不敢收任何东西。”这真是毒蛇口里流出的东西，无比的腥臭，也无比的恶毒！
政府现在极力维护言论自由，对这种毒液的流播，似乎不会采取什么行动了；我们老百姓是不是可以想点办法呢？这里有个美国的例子。在华盛顿总统退休的那天，费城《晨报》写了一篇文章说：“这位万恶之源的独夫，今日退而与平民并处了；他再也不能凭借权力，为非作歹了。我们应该把今天写为美国的国庆。”这篇恶意文章发表的当天，费城群众砸了《晨报》报馆，把主笔巴哈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富兰克林后来说到这件事时说：“在言论自由的国家，要政府来取缔恶意的谩骂和不负责任的言论，总是缓不济急的，倒是群众激于义愤，直接了当，给这些文氓一点教训，反能收制衡之效。”我们老百姓不要忘记了自己所能发生的制衡的作用，对于这些毒蛇、黄鼠狼，必须迎头痛击，他们才不敢为害社会。
《中华日报》是国民党的党报，社长是国民党大员曹圣芬，明眼人一看这篇专论显然是国民党高层精心策划的。国民党发表此文的目的是警告《自由中国》：你们在批评蒋介石和“政府”方面不要做过了头，不然的话，要当心台湾的“群众”自发起来揍你们的人，砸你们的杂志。
此后，《政论》周刊、《军友报》、《革命思想》、《中兴评论》及其他有官方、军方背景的报纸、刊物纷纷转载。一时间，辱骂、攻击、批判胡适及《自由中国》的阵阵恶浪，甚嚣尘上。
《自由中国》编委们见国民党对“祝寿专号”攻击、围剿之声不绝于耳，气涌如山，感到再不能沉默了，于是在1957年1月16日第16卷第2期上又发表了《我们的答辩》一文，一再指出，胡适与《自由中国》全体同仁在“祝寿专号”上的建言，是响应蒋介石的号召而提的，是好心，没有任何恶意。然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在2月7日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的社论《共产主义破产以后》，对胡适及在台的《自由中国》人士大肆进行丑化、攻击。
这篇社论发表后，《自由中国》人士更为愤怒，他们认为不能沉默，对这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言论不加驳斥，就是懦弱无能。2月16日，《自由中国》发表了一篇《对构陷诬蔑的抗议》，对《中央日报》的胡言一一进行了驳斥。在文末，《自由中国》人士大声抗议道：“我们要代表在‘自由中国’谈自由民主的人们，向《中央日报》及发表类似论点的刊物与报纸，抗议这种含血喷人的构陷与诬蔑！”
《自由中国》因出“祝寿专号”受到官方的攻击、丑化，远在美国的胡适很快就知道了。尽管他没有直接表示意见，但认为，蒋介石公开在报上叫人民提建议、献良策，怎么建议一提，良策一献，“政府”就进行大反击大围剿大谩骂呢？这样子搞法，今后有谁相信你“政府”？谁还信任蒋介石“总统”？他还知道，他的文章已在台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官方既对《自由中国》杂志进行公开的围剿，对他个人也不会放过的。
1956年12月，蒋经国以“周国光”的名义，炮制了一个“极机密”的第99号“特种指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下发到全岛各军种各部队。此秘密指示编了号码，每个收件人的号码还登了记。《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特种指示”一共9条，对台湾各级党部、各部队今后一个时期开展批判《自由中国》 “祝寿专号”的步骤、方法，作了详细的安排。据台湾有关人员研究、考证，“周国光”就是蒋经国主持的三军特种党部的化名。
1957年1月，一本长达61页、计2.4万字的宣传小册子《向毒素思想总攻击》下发到了各部队。这本小册子共有4章，第一章为《毒素思想危害 “反共抗俄”大业》；第二章是《毒素思想产生原因的分析》；第三章为《对毒素思想的批判》；最后一章是《向毒素思想总攻击》。这本小册子对胡适及其文章《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作了重点丑化与攻击。小册子中说：
长居国外的所谓知名学者，他说这种话，目的在散播和推广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好叫人们尊崇他为自由主义者的大师，由他领导来批评现实，批评时政，批评当政者，促进所谓的政治进步，造成与自由民主的英美国家一样。这是他不了解中国当前革命环境，完全近乎一种天真的妄想。同时，他还受某些失意的官僚政客的包围利用。因此，就更故作高论，以为他们摇旗呐喊，助长声势。
这两份机密文件下发不久，《自由中国》杂志社就在一国民党要人处得到了。编委雷震觉得，这是一份难得的官方打击胡适和《自由中国》的证据，当即叫人将“特种指示”拍照下来，送给《自由中国》各编委传阅。
大家看了这两份机密文件，都觉得国民党如此对待政治上长期支持蒋介石集团、并为蒋集团做了“民主”门面的学人胡适，太要不得！既然蒋氏父子将胡适当敌人，他们今后举行的任何活动，胡适就不应参加了。此文件还告诉世人：蒋氏父子平时礼遇、尊重、宣传胡适，全是假的。
3月29日，是台湾的“青年节”。这一天，蒋介石特地发表了一个文告。蒋在文告中告诫台湾青年：要提高警觉，勿为伪装的民主所欺骗。蒋介石的这句话，显然是有所指的，意即叫青年不要上胡适和《自由中国》的当。
4月4日，国民党在台北举行了七届八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作了报告。在报告中，蒋介石对胡适与《自由中国》又进行了一番攻击，他说：“最近有个刊物，不断散布毒素思想，对反共抗俄及国家民族有着严重的危害。党为了消灭这股思想的流毒，曾严正指示各级党组织要正视思想上的敌人，勿上其当。”其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在第98期《工作通讯》上，全文刊载了蒋介石的这个报告，并发到了各级党部。
对蒋氏父子的做法，胡适尽管在公开场合没有任何意见，但心里很痛苦：他的文章，还有在《自由中国》“祝寿专号”上写文章的那些朋友们，均是为了蒋介石好，才提了那么多诚恳的建议和意见，没有想到反而惹出这么大的麻烦。
2月7日，胡适收到香港一家报纸的剪报《台湾的可忧现象——论《自由中国》杂志被排挤事件》，文中以《自由中国》第16卷第2期上发表的《我们的答辩》为例，谈到《自由中国》自出了“祝寿专号”后，受到很大的压力，遇到了很多麻烦，甚至还有恫吓，对这种现象表示了极大的忧虑。胡适当时不知道这份剪报是何报，便在旁边批注：“《香港时报》（？）”，并将此剪报贴在2月7日的日记上。2月7日这一天，他没有写日记，这张剪报便成了他的日记。
2月中旬，胡适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又看到两条消息，一条是8日的《我国报纸杂志均有言论自由》，另一篇是2月11日的消息《总统主持国父纪念会，阐释民主自由真谛：遵宪法轨道发扬民主，循法律范围维护自由，为国民革命一贯奋斗之目标》。胡适看了这两篇报道，便知道当局的报纸写这两篇报道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反驳香港舆论批评蒋氏父子打压《自由中国》，另一方面由蒋亲自出面教训他及《自由中国》人土什么叫自由民主。
当时，胡适还没有看到蒋氏父子搞的那两份机密文件，如果看到了，他心里恐怕更难受，更痛苦。胡适对蒋氏父子的做法颇气愤，但又不便公开说。所以，那段时间，他是愤懑、恼火，健康受到很大的损害。
祝寿风波过去不久，胡适的肠胃病发作，并多次大口大口地吐血。1957年2月19日，他在医院做了手术，20多天后才出院。胡适此次住院新闻不少，但没有一篇说他是因怄蒋氏父子而得病的。直到他回台湾后，他才悄悄地将内情透露给《自由中国》的雷震：他这次吐血、做手术，是被蒋氏父子气的。
蒋介石一生极其重视过生日，而且每年的生日花样翻新，劳民伤财。195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70岁生日。他别出心裁，搞了一个“婉拒祝寿贡献建议”的花招，并令“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以“总统府”的名义下发到各机关团体。
10月中旬，蒋介石的《婉辞》出笼，要求台湾各界人士从六个方面向他提建议：一、建立台湾为实现“三民主义模范省”的各种应兴应革的要政急务；二、增进台湾四大建设（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与革除旧有官僚政客习气之具体意见；三、推行战时生活，革除奢侈浪费等不良风气，造成蓬勃活泼的“民族复兴基地”之应有措施；四、团结海内外反共救“国”意志，增强反共复“国”战力，不尚空谈，方求实效的具体办法；五、贯彻“反共抗俄”之具体实施计划与行动的准则；六、盼对中正个人平日言行与生活，以及个性等各种缺点，作具体的指点与规正。
蒋介石发表这个由别人代笔的《婉辞》，不过过是沽名钓誉，玩弄民众。因此台湾各界及舆论单位，大多保持沉默，打算到了31日那天，只象征性地举行一下庆祝活动了事。
10月17日下午，台湾民社党常委蒋匀田到《自由中国》杂志社，建议《自由中国》出一“祝寿专号”。次日《自由中国》专门开会研究，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蒋这种做法，系封建君主作风，态度不对；另一种意见认为，无论蒋出于何种目的，应抓住此机，率直对“国事”表示意见。大家还认为，以往对蒋介石说真话、直话有危险，这次是蒋自己叫人提建议，而且还要求对他本人的“个性等各种缺点，作具体的指点与规正”，说错了不会有什么危险，这样的进言机会太难得，千万不要错过了。最后决定《自由中国》在场的人每人一稿，各有则重点，尽量不雷同，25日截稿，社论由编委会研究。
胡适当时在美国，10月19日收到《中央日报》社社长胡健中发来的电报，要求他依据蒋介石的《婉辞》内容坦诚发表意见，赶写成短文，寄《中央日报》发表。胡适遂于10月21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赶写了《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用快件寄给胡健中；又由于他是《自由中国》首任发行人、重要编委，于是同时寄了一份给《自由中国》杂志社，并在文中附言说，希望全文照发。
1956年10月31日，给蒋介石“祝寿”的《自由中国》第15卷第9期提前上市了。在社论《寿总统蒋公》中，一共谈了三个蒋介石难以接受的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提到，根据1946年制定的“宪法”第47条的规定，“总统”、“副总统”任期为6年，可连选连任一次。蒋介石的第二任期还只有3年，再过3年任期满了怎么办？社论希望蒋介石像美国华盛顿那样，只任两期就不要再任了，并向蒋提出两点建议：其一，由执政党来扶持在野党；其二，在执政党内来扶持反对派。
《自由中国》的书生们为了“中华民国”的长治久安，提出了这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但是蒋介石虽然在40年代搞了个“宪法”，那只不过是欺骗世人的，他当上了“总统”，就要一任到底，然后由他的儿子来接班。他怎么会去按“宪法”上说的连任一次呢？怎么会去扶持反对党，或在党内搞反对派、培养领袖人才呢？
胡适在《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是此期的重头文章。他述说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个故事，是艾氏就任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后，同意该校的副校长的建议，每天约各院系的负责人3人来谈。但他见了十几个人就感到很累，得知需要见面汇报的有63人后大叫道：“天啦，太多了，太多了！
你知道，我过去做盟军统帅时，只接见我直接指挥的3个将领，其他的就由他们管，我完全信任他们。如果63人个个来谈，既浪费双方的时间，又有许多是我不懂的，加上我又无法细心听，作用不大。你帮我定的那个日程，是不是取消呢？”副校长觉得艾森豪威尔讲得很有道理，中断了各院系负责人的汇报活动。
胡适讲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个故事旨在告诉蒋介石：作为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应将主要时间、精力放在考虑大事方面，不要对下面管得太死、太多、太细，管细管多了反而管不了。要充分信任自己的部下，发挥大家、特别是直接部下的积极性，放手让部下去做事。
胡适在文中讲的艾森豪威尔的第二个故事是：一次艾氏正在高尔夫球场打球时，白宫总统助理亚丹士突然送一急电给艾森豪威尔批示。亚丹土当时拟了两种意见，一种是总统许可，一种是不许可。艾森豪威尔看了后，一时拿不定主意，在两种意见上都签了同意的意见。之后，艾森豪威尔觉得这样不妥，又加上一句话：“请狄查（副总统尼克松）替我挑一个罢。”艾森豪威尔批了之后，叫人将急件马上送回白宫，他则在场上继续打球。
胡适写这个故事的目的是告诉蒋：个人的智慧毕竟有限，不懂、不会干的事情，要让那些有智慧、懂行、会干的人去干，“总统”虽然高高在上，并不是圣人，世上的事情不一定样样都懂，样样都会，不能什么事情都过问，都包揽，更不能认为自己什么都比别人强，自己考虑的都对，对手下、别人，要信任、放心。
胡适在文中还写道：我在25年前第一次写信给他（指蒋介石），就劝他不可多管细事，不可躬亲庶务。……要能够自己绝对节制自己，……这才是“守法守宪”的领袖。20多年的光阴轻轻地飞过去了。蒋先生今年70岁了，我也60岁了。我在今天要献给蒋先生的话，还只是《淮南王书》里说的“积力之所举，则无否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要救令日的“国家”，必须要努力做到“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
怎样才能够“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呢？我想来想去，还只能奉劝蒋先生要彻底想想“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来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4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 “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大势”的元首呢？
这一期的“祝寿专号”还在封面上用红色套印了“恭祝总统七秩华诞”，再加上胡适等人的文章切中时弊，指蒋要害，精彩无比，故31日杂志上市后，很快销售一空，以后又增印11次之多，印数达到数万册。11月上旬的那段时间，台湾各城市里的大街小巷，农村的村村寨寨都在谈论胡适等人的“祝寿”文章。不少家庭还出现了全家争读“祝寿专号”、争论“祝寿专号”的盛况，杂志社内每天都收到大批的读者来信。
10月31日蒋介石生日那天，台湾各机关、团体都举行了“祝寿”活动，门口还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各商号的蜡烛、鞭炮均销售一空，耗费的钱财难以估计。更令人可笑的是，“国大代表”和“政府”高官，从上午8点起，都到“国大联谊会”去签名“祝寿”；“反共救国团”在“总统府”门前举行的“祝寿”活动，又喊又唱，又跳又闹，致使公共汽车被迫改道而行。
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做得更为恶心。蒋介石生日的头两天，中央党部就通知全体中央委员31日务必到中央党部设立的“寿堂”签名祝寿。中央党部在“寿册”上还写了吹捧得令人肉麻的《寿序》，来祝寿的中央委员都要默读《寿序》后再签名。《寿序》约200字，全文如下：
天生圣哲，应五百年名世之征；民有依归，慰亿兆人来苏之望。维我总裁，聪明睿智，领袖群伦，作革命之枢机，为党国之柱石。声名洋溢于世界，事功彪炳于人寰。当去邪之际，乱怜维殷，广兴夏之谋，自强不息，生聚教训，宵旰矢勤，扫荡澄清，瞬息可睹。光华明亮，呈元首之麟祥；叱咤风云，待大人之虎变。欢呼颂稀龄之寿，寿并河山；签寿表同德之心，心坚金石。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体敬献
据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31日这天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祝寿的国民党高官达千余人，领头的有陈诚、张群、俞鸿钧等人。这千余人都在《寿序》后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提建议和“直率抒陈所见”的却一个也没有。
11月5日，《自由中国》杂志社将国民党的《寿序》寄给了胡适，胡适看了后，心里颇不是滋味。他认为，国民党、蒋介石的这种做法，如同历史上的帝王，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对“国家”及蒋介石个人并没有任何好处。
而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看了《自由中国》“祝寿专号”后十分愤怒。蒋介石对胡适的文章特别注意，他对一位亲信说：“胡适要我做‘三不’、‘三无’ 的‘总统’，我反复想了，‘三不’是‘不革命、不负责、不反共抗俄’；‘三无’是‘无政府、无组织、无主义’。要真的像胡适之说的那样，我们都去向共产党投降算了！”
蒋氏父子精心谋划了反击胡适与《自由中国》的活动。对《自由中国》杂志，他们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三个：第一是在其控制的报刊上，连篇累续地发表围剿《自由中国》“祝寿专号”的文章；第二是组织专人编写在内部进行批判的宣传材料《向毒素思想进行总攻击》；第三是指使特务恐吓承印《自由中国》的印刷厂，使《自由中国》的印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对杂志用公开的办法，对胡适的批判、围剿，则在内部进行。
据原《自由中国》经理马之骕说，1956年11、12两个月，国民党控制的党报党刊，几乎都参与了围剿《自由中国》“祝寿专号”的行列，而首先发难的是蒋经国主持的“反共救国团”办的《幼狮》月刊。
此刊以《揭穿“**”战术，防止思想走私》为题发表社论，攻击“祝寿专号”上的文章，不是给蒋“总统”祝寿，是共产党思想在台湾的走私，呼吁台湾各界人士要防止这种思想走私。
此社论发表后，蒋经国主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办的《国魂》月刊第103期及《青年战士报》马上转载了《幼狮》月刊上的社论。除此以外，《国魂》月刊还另发了两篇社论《消除毒素思想》、《事实俱在，不容诡辩》。上述3篇社论文字虽然不同，内容都一样，攻击《自由中国》“祝寿专号”有三大问题：其一，为共产党的思想“走私”；其二，争取自由、民主就是破坏团结反共；其三，追求言论自由就是不爱“国”，不革命、不反共。
12月24日，国民党的大报《中华日报》在显要位置上发表了一篇署名“老兵”的文章《蛇口里的玫瑰》，对《自由中国》“祝寿专号”进行大肆攻击。
此文以《伊索寓言》里的一个故事，攻击《自由中国》“祝寿专号”：《伊索寓言》里有一段故事：宙斯神结婚时，所有的动物都送了礼，有一条毒蛇用它的口含着一朵玫瑰，也爬进了礼堂，宙斯神说：“所有的礼物我都收下了，但从你的口里，我不敢收任何东西。”这真是毒蛇口里流出的东西，无比的腥臭，也无比的恶毒！
政府现在极力维护言论自由，对这种毒液的流播，似乎不会采取什么行动了；我们老百姓是不是可以想点办法呢？这里有个美国的例子。在华盛顿总统退休的那天，费城《晨报》写了一篇文章说：“这位万恶之源的独夫，今日退而与平民并处了；他再也不能凭借权力，为非作歹了。我们应该把今天写为美国的国庆。”这篇恶意文章发表的当天，费城群众砸了《晨报》报馆，把主笔巴哈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富兰克林后来说到这件事时说：“在言论自由的国家，要政府来取缔恶意的谩骂和不负责任的言论，总是缓不济急的，倒是群众激于义愤，直接了当，给这些文氓一点教训，反能收制衡之效。”我们老百姓不要忘记了自己所能发生的制衡的作用，对于这些毒蛇、黄鼠狼，必须迎头痛击，他们才不敢为害社会。
《中华日报》是国民党的党报，社长是国民党大员曹圣芬，明眼人一看这篇专论显然是国民党高层精心策划的。国民党发表此文的目的是警告《自由中国》：你们在批评蒋介石和“政府”方面不要做过了头，不然的话，要当心台湾的“群众”自发起来揍你们的人，砸你们的杂志。
此后，《政论》周刊、《军友报》、《革命思想》、《中兴评论》及其他有官方、军方背景的报纸、刊物纷纷转载。一时间，辱骂、攻击、批判胡适及《自由中国》的阵阵恶浪，甚嚣尘上。
《自由中国》编委们见国民党对“祝寿专号”攻击、围剿之声不绝于耳，气涌如山，感到再不能沉默了，于是在1957年1月16日第16卷第2期上又发表了《我们的答辩》一文，一再指出，胡适与《自由中国》全体同仁在“祝寿专号”上的建言，是响应蒋介石的号召而提的，是好心，没有任何恶意。然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在2月7日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的社论《共产主义破产以后》，对胡适及在台的《自由中国》人士大肆进行丑化、攻击。
这篇社论发表后，《自由中国》人士更为愤怒，他们认为不能沉默，对这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言论不加驳斥，就是懦弱无能。2月16日，《自由中国》发表了一篇《对构陷诬蔑的抗议》，对《中央日报》的胡言一一进行了驳斥。在文末，《自由中国》人士大声抗议道：“我们要代表在‘自由中国’谈自由民主的人们，向《中央日报》及发表类似论点的刊物与报纸，抗议这种含血喷人的构陷与诬蔑！”
《自由中国》因出“祝寿专号”受到官方的攻击、丑化，远在美国的胡适很快就知道了。尽管他没有直接表示意见，但认为，蒋介石公开在报上叫人民提建议、献良策，怎么建议一提，良策一献，“政府”就进行大反击大围剿大谩骂呢？这样子搞法，今后有谁相信你“政府”？谁还信任蒋介石“总统”？他还知道，他的文章已在台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官方既对《自由中国》杂志进行公开的围剿，对他个人也不会放过的。
1956年12月，蒋经国以“周国光”的名义，炮制了一个“极机密”的第99号“特种指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下发到全岛各军种各部队。此秘密指示编了号码，每个收件人的号码还登了记。《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特种指示”一共9条，对台湾各级党部、各部队今后一个时期开展批判《自由中国》 “祝寿专号”的步骤、方法，作了详细的安排。据台湾有关人员研究、考证，“周国光”就是蒋经国主持的三军特种党部的化名。
1957年1月，一本长达61页、计2.4万字的宣传小册子《向毒素思想总攻击》下发到了各部队。这本小册子共有4章，第一章为《毒素思想危害 “反共抗俄”大业》；第二章是《毒素思想产生原因的分析》；第三章为《对毒素思想的批判》；最后一章是《向毒素思想总攻击》。这本小册子对胡适及其文章《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作了重点丑化与攻击。小册子中说：
长居国外的所谓知名学者，他说这种话，目的在散播和推广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好叫人们尊崇他为自由主义者的大师，由他领导来批评现实，批评时政，批评当政者，促进所谓的政治进步，造成与自由民主的英美国家一样。这是他不了解中国当前革命环境，完全近乎一种天真的妄想。同时，他还受某些失意的官僚政客的包围利用。因此，就更故作高论，以为他们摇旗呐喊，助长声势。
这两份机密文件下发不久，《自由中国》杂志社就在一国民党要人处得到了。编委雷震觉得，这是一份难得的官方打击胡适和《自由中国》的证据，当即叫人将“特种指示”拍照下来，送给《自由中国》各编委传阅。
大家看了这两份机密文件，都觉得国民党如此对待政治上长期支持蒋介石集团、并为蒋集团做了“民主”门面的学人胡适，太要不得！既然蒋氏父子将胡适当敌人，他们今后举行的任何活动，胡适就不应参加了。此文件还告诉世人：蒋氏父子平时礼遇、尊重、宣传胡适，全是假的。
3月29日，是台湾的“青年节”。这一天，蒋介石特地发表了一个文告。蒋在文告中告诫台湾青年：要提高警觉，勿为伪装的民主所欺骗。蒋介石的这句话，显然是有所指的，意即叫青年不要上胡适和《自由中国》的当。
4月4日，国民党在台北举行了七届八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作了报告。在报告中，蒋介石对胡适与《自由中国》又进行了一番攻击，他说：“最近有个刊物，不断散布毒素思想，对反共抗俄及国家民族有着严重的危害。党为了消灭这股思想的流毒，曾严正指示各级党组织要正视思想上的敌人，勿上其当。”其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在第98期《工作通讯》上，全文刊载了蒋介石的这个报告，并发到了各级党部。
对蒋氏父子的做法，胡适尽管在公开场合没有任何意见，但心里很痛苦：他的文章，还有在《自由中国》“祝寿专号”上写文章的那些朋友们，均是为了蒋介石好，才提了那么多诚恳的建议和意见，没有想到反而惹出这么大的麻烦。
2月7日，胡适收到香港一家报纸的剪报《台湾的可忧现象——论《自由中国》杂志被排挤事件》，文中以《自由中国》第16卷第2期上发表的《我们的答辩》为例，谈到《自由中国》自出了“祝寿专号”后，受到很大的压力，遇到了很多麻烦，甚至还有恫吓，对这种现象表示了极大的忧虑。胡适当时不知道这份剪报是何报，便在旁边批注：“《香港时报》（？）”，并将此剪报贴在2月7日的日记上。2月7日这一天，他没有写日记，这张剪报便成了他的日记。
2月中旬，胡适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又看到两条消息，一条是8日的《我国报纸杂志均有言论自由》，另一篇是2月11日的消息《总统主持国父纪念会，阐释民主自由真谛：遵宪法轨道发扬民主，循法律范围维护自由，为国民革命一贯奋斗之目标》。胡适看了这两篇报道，便知道当局的报纸写这两篇报道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反驳香港舆论批评蒋氏父子打压《自由中国》，另一方面由蒋亲自出面教训他及《自由中国》人土什么叫自由民主。
当时，胡适还没有看到蒋氏父子搞的那两份机密文件，如果看到了，他心里恐怕更难受，更痛苦。胡适对蒋氏父子的做法颇气愤，但又不便公开说。所以，那段时间，他是愤懑、恼火，健康受到很大的损害。
祝寿风波过去不久，胡适的肠胃病发作，并多次大口大口地吐血。1957年2月19日，他在医院做了手术，20多天后才出院。胡适此次住院新闻不少，但没有一篇说他是因怄蒋氏父子而得病的。直到他回台湾后，他才悄悄地将内情透露给《自由中国》的雷震：他这次吐血、做手术，是被蒋氏父子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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