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的人情味---你所不知道康生的另一面

康生的人情味---你所不知道康生的另一面

死前是权倾一时，死时是哀荣备至，死后却被鞭尸的中共高级领导人本来应该有四个。康生，谢富治和肖华。无奈，肖华最后一刻投到了老邓的怀里，得以逃过此劫，柯庆施是最后一刻被原谅。谢富治是老邓钦点的，而康生则是是陈云定的调子。 陈云熟知康生，不仅共同发迹于中共的情报系统，而且是和王明一起从苏联回来的。

陈云在1978年说过流传很广的三句话：毛泽东不是神，刘少奇不是狗，康生不是人。当然，后来传来传去就成了刘少奇是人不是鬼，康生是鬼不是人了。从早期的“抢救运动”中，四万人的延安被康生挖出了上万名特务，后官拜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在文革中直接诬陷和迫害的干部约达八百三十九人之多，其中查明被康生点名迫害致死的有彭德怀、贺龙、陶铸、张闻天、王稼祥、林枫等党政要员和知名人士八十二人。可见，康生确实是恶迹累累。

但就是这么一个人，师哲在《师哲回忆录》中提出疑问，“康生干了一辈子坏事，在党内数十年，一直干着危害党的勾当，然而几乎件件、事事都能得逞，”这是为什么？当然这同我们党的制度有关系。但人都是有两面性。我们就来继续看看康生的人情味。

在毛新宇的《我的伯父毛岸英》（长城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出版）中就透露了很多康生与毛泽东和毛岸英也就是与毛家的关系，直接点出来了毛岸英从小即是由康生带大的。毛新宇在书中写到，康生当年从法国把我伯父毛岸英接到莫斯科，通过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驻地的生活与交往，我伯父对康生的印象不错。他自小缺少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康生对他嘘寒问暖，出于人的自然本能，一种亲和力便从心底油然升起。这可是1937年初的事情。老毛还不是整风之后的老毛，王明等一干大员俱还在。

后来在1947年，康生到临县后，与晋绥分局商定到郝家坡搞土改。他组成了一个土改小组，包括晋绥分局的副书记张稼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钱伯城 关于康生]。毛岸英也来到这个山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康生便把毛岸英也要到这个组，化名为小曹，对外称是曹轶欧的侄子以此表明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师哲(老毛的俄文秘书)在岸英参加郝家坡的土改时，出差路过那里，见到毛岸英。师哲回忆说：我离开时，岸英送我，我们边走边谈。岸英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他跟着康生学到了很多知识，真好，真有趣。我问他同父亲有无联系？他说，康生要他每周给爸爸写一封信，主要谈他参加农村的土改工作，即康生这个组的工作。到后来，毛岸英更是随康生到山东渤海整党。

康生的政治功力自不待说，始终处于得宠不败之地。除此之外，更是才艺双绝。 １９６１年，《人民日报》创学术版，报头学术二字即由康生题写。 康生说过用脚趾头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得强，更是流传于一时。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印《宝晋斋法帖》，亦请康生题署书名，颇见别功。被李锐称之为是党内高层秀才中最有才气、最具正义感的一人---田家英，平生少所许可，但对康生独致敬佩之意（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更是尊之为“东海圣人” 。更见康生的书画之功力的是李敏曾经学过画，而她的辅导老师就是康生。

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先生在1962年春广东省政协开会时认识了康生。 是周扬介绍的。 后来康生把亲笔署名的几十封介绍信给了容庚，为父亲北上搜集古铜器资料提供方便。两个人一度成了密友。 当然后来两个人终因陈寅恪一事反目，这就是后话了。

康生自己曾经说过，田家英是党内少有的好笔杆子，说田编辑毛泽东的文章有如小学生描红模子一样准确。而且，两个人确实有很多共同的爱好，例如在收藏方面。 50年代，康生听说田家英乐事于藏书，便将自己校补的一套明代冯梦龙编纂的《醒世恒言》赠给了他。康生在这部书中共补写七十余处，约三千六百余字。

50至60年代初期，康生不断地把自己的“杰作”送给田家英，有其亲书的人生格言，有其自镌的座右铭刻，有时还做些“割爱”，将自己收藏的清人墨迹转赠田家英。一次，康生患感冒，卧床不起，告凡有来访者一律拒之门外。田家英购得一幅金农的字，打电话给康生，他一听马上坐了起来[陈烈 田家英同陈伯达康生的交往《商品评介》1999年第11期]。

在高层中，除了田家英同康生关系密切之外，康同陈毅的交往也很深。陈毅的儿子陈晓鲁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最令我感慨难忘的是父亲和康生的关系。解放后，康生一直‘不得志’，经常住院，据说神经也不太正常。父亲素来为人宽厚，认为他是个相识多年的老同志，虽然有错识，但不应过于冷落他。在他‘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时候，父亲常去看望他。那时康生对父亲真是感激涕零。”　陈毅不避嫌，还与康生谈史、谈诗，还对儿子晓鲁说：“他们都是大学问家，学识渊博，你要好好向他们学习。”又对康生说：“我这个儿子比较迟钝，拜你为师如何？” 康生当然满口答应[陈晓鲁 回忆父亲陈毅] 。

当然，康生在周恩来生命垂危的时刻还念念不忘澄清“伍豪事件”一事上最能体现康生的另一面。当然在文革中康生也多次帮过周恩来。

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忽地在旧报纸上查到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是谁？有人告诉他们惊人的答案：“伍豪”是周恩来！ 于是，天津红卫兵赶紧把那启事影印件在五月十三日送给江青。江青一看，如获至宝，本来就对周不满的江青有了至宝。 江青在收到天津红卫兵送来的启事的第四天——五月十七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写了一封信，附上了启事。 周恩来当即作出坚决回击，于五月十九日连夜写信给毛泽东，说明了事情的真相。 老毛看了周恩来的信、材料后，作了批示： “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一九八○年一期《党史研究》] 值得提及一句就是送文革小组存含义深远。

康生得到江青写的关于伍豪启事的信后，积极为周恩来提供线索，寻找资料，并且亲自说明此事是假的[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修正版] 。固然，因为此时老毛还不想整老周，所以亲自作了此事的说明。特别是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八日，康生作为唯一的在京知情人，口授一份记录： “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 ( 重要的另当事人之一陈云，在“文革”中“靠边”。自一九六九年起，陈云被“下放”到南昌)

当然，厚道的周也没有忘记对康表示感谢，在康临去世的日子里，多次看望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