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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昔日保姆看人间真情

(2011-01-13 14:31:44) 下一个
       《大娘》
   
文/一堆孩子的妈

 记忆中,我做梦从来都没有梦到过大娘,可偏偏元旦节那天夜里,大娘闯进了我的梦。
      
        
我站在马路边的一个车站上,一辆红黄相间的公共汽车开进站停了下来,只见大娘坐在车门口的台阶上,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微笑着,看着我。惠玲姐,大娘的小女儿也站在车站上,好像是我在和她一起送大娘去什么地方,没说是哪里,反正是个挺好的地方。那汽车停了片刻又开走了,车门没关。大娘就那么坐着,坐得很稳,笑眯眯的,很安静,没说话。
       

醒来后,梦中的情景还是非常清晰。已经很久没跟大娘一家联系了,诧异怎么会突然做这样一个梦,于是我便把这梦说给母亲听。母亲说,正好是新年,咱也该给大娘一家打个电话去问个好了。于是把电话打给了我惠英姐,大娘的大女儿。惠英姐说,大娘就在几天前仙逝了,无疾而终。大娘走得很安详,没有任何痛苦,走后双唇还是红色的,像睡着了一样。大娘高寿,活过了九十六岁。
     

大娘是我小时候的保姆,大概在我三岁左右时来我家的。刚来的时候是保姆,但很快大娘就成了我家的成员,以后,又成了我家永远的朋友,我们两家也成了永远的亲戚。
      

大娘是北京郊区人,刚解放时跟着她的丈夫进了北京城。大爷姓池,在天桥附近的鸿兴饺子馆里当跑堂,大娘便给人当保姆看小孩。我不知道我是她照看的第几个小孩,但后来听大娘说,她看过的孩子有十多个,我是最乖最听话的那一个。
      

大娘是小脚,不识字,穿大襟,梳髻儿,满口没有一颗牙,还有一只眼睛是半瞎。大娘三十岁时害了牙病,没钱治,满口牙掉得一颗不剩。先是没钱镶假牙,等想镶牙的时候牙床已经变形,不能镶了。没了牙人就显得老,所以年轻轻的就被人们喊成“大娘”,大人这么喊,小孩也这么喊,“大娘”就成了她的名字,以至于没人关心她到底姓什么叫什么。后来大娘告诉我,她娘家姓孙,十六岁嫁到池家后有了个大名:池孙氏。土改的时候,大娘嫌池孙氏不好听,就自己给自己起了个顺耳的名字,叫孙秀英。名字虽是自己起的,但大娘却不知道怎么写。 “可我能认得,” 大娘曾骄傲地对我说:“别人把我名字写错了我能看出来。” 大娘也不识数,但会算算术,买东西钱找少了她会去讨回来,找多了她一准儿给人送回去。大娘大襟褂子兜里有两个手绢,一个包着自己的钱,一个包着主人给的买菜钱,从来不会搞错。
       

大娘的眼睛是哭坏的。那年大娘生了孩子,可没几天孩子就死了,月子里哭,把眼睛给哭坏了。刚巧村子里有个地主家添了个儿子,可孩子的娘没有奶,饿得哇哇直哭,于是人家把那没奶吃的孩子给她抱过来,求她给孩子喂口奶,大娘便成了那孩子的奶妈。没多久,那孩子的亲娘又死了,大娘可怜那孩子,又哭,硬是把眼睛给哭成了半瞎。
       

大娘刚到我家的时候,我妈发现她眼睛总是红红肿肿的,还不停地流泪,见她老是不停地揉眼睛,便带她去了同仁医院。大夫一检查,说不但有严重的结膜炎,还有严重的倒睫,必须手术治疗。妈二话没说,掏钱为大娘做了手术,保住了眼睛。以后的几十年里,大娘不知对多少人说了多少次:“要不是小沙沙她妈带我去瞧大夫开刀,我这眼早就瞎了。”
       

我小名叫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出生的孩子叫莎呀、娜呀、宁呀、维呀的特别多,都是受苏联老大哥的影响。可大娘对我的名字有她自己的说法:“叫个什么不好?给个女孩子起名儿叫‘沙’,爹妈还知识分子呢。不过 “沙” 好,沙呀土呀的不起眼儿,好养活。” 
      

大娘是把我当成她的心肝宝贝来带的,“大宝贝儿”、“小宝贝 ”、“宝贝蛋儿” 都是她对我的称呼。跟着大娘没多久,我就被养的白白胖胖的,身体也不那么娇弱了。那时我家住在二里沟朝阳庵,马路对面就是中国进出口大楼,是外国人常常出入的地方,街边有花园和绿草地,洒水车天天都要过一遍。在六十年代初期,那片地方算得上是北京市里的高尚住宅区了。大娘喜欢那环境,喜欢花,就天天带我到花园去玩,我玩土、玩沙子、玩泥巴,还有那些树叶子、小木棍儿、石头子儿、土坷垃,大娘都让我玩。大娘的育儿经就是:小孩儿就得接地气,就得晒太阳,病都是捂出来的。大娘老说:“我们乡下孩子整天在野地里跑,没见谁家孩子没事儿就闹病的。” 在带孩子的问题上,我妈完全把权力下放,大娘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
        
       
大娘疼我、爱我、护着我,但也揍过我。一天雨后,马路边积满了水,我好路不走偏要趟水,弄得鞋袜和衣服全湿了,大娘越阻止我我越来劲,哪儿水多就故意往哪儿走。大娘说:“你再趟水我就揍你了啊!” 我狗仗人势,说:“你又不是我妈,你敢打我我就告诉我妈去!” 这下可是我自找挨打,大娘拉过我照着我屁股就是“啪啪”两下子,并厉声道:“今天我就打你了,去告诉你妈吧!就说大娘打我了,看你妈怎么说!” 我大哭,等着援兵的到来。可我万没想到,我妈回家后不但不同情我,反倒逼着我向大娘赔礼道歉。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跟大娘顶牛了。
     
       
大娘喜欢打扮我,可我不喜欢大娘给我梳小辫,她老是把小辫扎得特别紧,揪得我头发直疼。有一回我妈跟单位下乡参加支农劳动,回来的时候大娘带我去火车站接她。出门前大娘想把我打扮漂亮让我妈看着高兴,就一遍又一遍地给我梳小辫,又是红头绳又是绿头绳,把两个小辫扎得翘翘的,冲天开花。最后还用小手指头沾上红药水,在我的脑门心上点了一个红点点,和那闹海的哪吒一个模样。大娘捧着我的小脸儿看不够地看:“瞅瞅这小乖模样儿,画儿似的,多俊哟!” 大娘一路上不让我摸头发,生怕我把小辫儿弄散了。我妈一下火车看到我,用现在的形容词说就是:狂晕!后来我听我妈说:“那天看到你我吓了我一跳,土得没法儿看。”
      

大娘会做针线活,尤其是做鞋,她全家五口人的鞋都是她做的。有时候我自己安安静静地玩,玩洋娃娃,搭积木,看小人书,大娘就坐在我身边纳鞋底。她好像永远有纳不完的鞋底,以至于我后来一想到她,眼前就会出现她正在纳鞋底的样子:左手握着鞋底,右手拿着针,先用锥子扎,再把针从锥眼儿穿过去,然后把线绳在手指头上绕一下,使劲拉,拉得紧紧的,接着用针尖挠挠头,又拿起锥子扎鞋底。大娘还喜欢做虎头鞋,花花绿绿的,也不知道做完了都送给谁。大娘做完针线习惯顺手把针往脑后的髻儿上一扎,那髻子就像个刺猬似的,而且每根针眼里都留着一截线头儿,红的蓝的白的什么颜色都有,就像那小刺猬刚从乱线头里爬出来。我妈对大娘什么都放心,就是不放心她那一脑袋的针,生怕针掉在床上或枕头上。可大娘总是说:“不碍事,掉不了,扎不着我的小宝贝蛋儿。” 大娘还会剪窗花,一把剪刀一张纸,三弯两扭地就能剪出两只头对头的小飞鸽,还有金鱼和鸳鸯。大娘讲一口京郊话,说起童谣来特别有韵味,记忆中大娘只会说两首童谣,一首是:“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吗呀?点灯,说话儿,吹灯,做伴儿,清早起来梳小辫儿。” 另一首是:“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接闺女,请女婿,小外孙,也要去。不听话,不让去,哭着闹着跟了去。” 后来才知道,这两首童谣可谓是北京地区最古老的童谣了,清朝的小孩都会唱。
       

小时候的事儿能记住的不多,有些是大人们反复讲才知道的,比如有一件事儿,大娘见我一次说一次,都不知道她一共说了多少次了。我家有个小邻居,比我小一点儿,有段时间大娘带我的时候也同时带着她。我们两个都特别喜欢大娘,都把大娘当成自己最亲的人。有时玩着玩着我俩就吵起来了,我说大娘是我的,她说大娘是她的,吵到最后两个人都哭着大喊:“呜呜,大娘是我的!” “呜呜,大娘是我的!”  “那是我的大娘!哇-----!”  “那是我的大娘!哇-----!” 大娘哄好这个那个不干了,哄好那个这个又不干了,最后大娘说:“要不,把大娘切成两半,你俩一人一半吧。” 说着用手比划了一下。 那小邻居破涕为笑,连声说好。我一听赶紧把大娘往她那边推:“大娘我不要了,给你吧,都给你吧。” 大娘问我:“你怎么又不要我了?” 我抽泣着说:“把大娘切两半大娘就死了,别切了,我不要了。” 这件事我不记得了,可大娘记了一辈子。直到我最后一次见到大娘大娘还在说呢。“我们小沙沙从小就心眼好,从小就仁义。” 大娘特别爱用“仁义”这个词夸人,其实,大娘才是最最仁义、最最善良的人。

       
文革前不久,我进了幼儿园,大娘经我妈介绍去了另一家人家。
      
       
1969年,我刚上二年级的时候,轰轰烈烈的干部下放运动开始了,我的父母都被下放到了河南“五七干校”,我成了全北京几万名留守儿童中的一名。当时北京的一些部委成立了下放干部留守儿童部,不少留京的孩子们过起了集体生活,住宿舍、吃食堂,跟孤儿院差不多。我被寄养到了大娘家,因为只有把我交给大娘我妈最放心。记得我妈学院是先下去的,过了没几天我爸也跟着部里下去了,当年干部下放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大娘住在西直门外的榆树馆胡同,是个典型的大杂院。家只有小小的一间屋,租的,每月三块钱。屋里没什么家具,一张大木床占了半间屋,床边有一个做饭兼取暖的煤球炉子,炉子上的水壶是我妈临走前给大娘留下的,里面厚厚的一层水碱。别的事儿我都记不清了,但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一天,我煤气中毒了,头疼,恶心,腿软得不能走路。大娘吓坏了,把我抱到大爷的背上,让大爷背我出去透气。记得那天特别冷,天黑黑的,我穿着棉猴儿,带着帽子,有气无力地趴在大爷的背上。大爷背着我走啊走,一直走到动物园对面的百货商场。商场还没打烊,大爷走进水果店,跟卖水果的售货员说:“同志,这孩子煤气中毒了,恶心想吐,吃点儿什么水果好?”  售货员说:“吃个酸苹果吧。” 大爷转头问我:“想吃甜苹果还是酸苹果?” 我想了想,说:“甜的。” 大爷对售货员说:“那就来一个甜的,来一个酸的。” 那售货员告诉大爷,有一种苹果特别甜,但价钱很贵。我听见大爷说:“多贵我也给孩子买,甜就行,给挑两个大个儿的。” 大爷把苹果装进衣兜,又买了串糖葫芦递给我,说:“先吃糖葫芦,又酸又甜。等回家让你大娘把苹果洗洗削给你吃。” 大爷又背着我往家走,一路走一路跟我说话,叫我千万别睡着,说睡着了会感冒。这一趟来回,大爷没让我走半步路。记忆中,那甜苹果特别甜,一点儿酸味儿都没有,可皮却是碧绿碧绿的。几年后我去了大连,才又吃到过那种苹果,叫 “印度苹果”,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这种苹果很少见了,在美国没见到过,听说大连也很难买到了。现在想来,那三个苹果一定花掉了大娘家好几天的饭钱。
     

还有一件关于大娘的 “事迹” 也非常有趣。文革时有人请大娘去做忆苦思甜报告,说大娘出身贫农,苦大仇深,从前给地主家当过奶妈。如果她把受剥削、受压迫的事儿讲出来一定会起到教育作用。大娘欣然接受,可大娘讲的却是那个孩子没奶吃如何如何可怜,那孩子的妈死得有多么多么的惨。说了半天,既没有愤怒的声讨也没有血泪的控诉,净去同情那地主家的狗崽子和地主婆儿了。然后大娘又讲起了自己进城当保姆的事儿,说有个姓庞的东家,对她非常不好,大娘给他们家炖土豆,可他家女主人竟不让她吃土豆,让她吃削下来的土豆皮。大娘说的竟然是解放以后的事儿,那姓庞的是一个革命老干部。本来可以从政治觉悟和阶级立场上给大娘扣上个大帽子的,无奈大娘出身太好了,人缘也太好了,大家只能哈哈一笑,拿大娘没办法。
     

不久,我离开了大娘,跟着第二批家属团也去了河南干校。

       
再次见到大娘是1973年暑假,在北京火车站站台上,来接我的大娘一看见我就把我搂进了怀里,只喊了声:“我的宝贝儿哟!” 就开始抹起了眼泪。“我看了那么多孩子,就数小沙沙最懂事儿。我一择菜,你就给我端板凳,我一做活儿,你就帮我穿针,走了那么多年,还想着回来看大娘。”
     

1978年,我回北京备考,辗转了几个住处,最后住到了大娘家。有一天大娘的干儿子来了,就是那个吃大娘的奶水长大的孩子,好像是和媳妇闹了别扭。我听见大娘跟他说了一番话,这番话,我记了一辈子。大娘说:我给那么多人家干过,见得多了。见过两口子好的,也见过两口子闹的。啥叫感情?感情是俩人谦让让出来的。啥叫爱?爱就是别老挑人家的毛病。人干嘛要结婚?那就是搭伴儿过日子,就是你累了我给你倒碗水,我病了你给我熬碗粥。别老觉着自己委屈,人家还委屈呢。谁没有点儿毛病?就你什么都好?让着点儿,担待着点儿,过日子不容易,这路,俩人走总比一个人走强。
       

谁说我大娘没文化? 我大娘说出来的话句句是真理。

         我上大学那些年当中,常常于周末去看望大娘,大娘还住在那个大杂院里,还在给人看孩子。那时大娘六十多岁了,不再住在别人家里当保姆了,“老啦!不能夜里带孩子了。” 大娘说,“我早上去人家上班,晚上下班,逢年过节和礼拜天都休息,跟国家干部一样。” 大娘早已经是朝阳庵社区的大红人了,谁都知道大娘带孩子带得好,什么样的病秧子到了她手里都能变成小牛犊子,以至于有的人家刚娶了媳妇就跟大娘打招呼:等我家孩子出生了,您可得到我家来啊!从大娘家到朝阳庵社区少说有五里路,可大娘从不坐车,每天跩着一双小脚,一扭一扭的走路上下班。
       

有一次,我去看大娘,大娘正坐在床上解绑脚布准备洗脚,见我来了,大娘忙着往回缠。大娘从不当着别人的面洗脚,所以我从来没见过大娘的小脚长得是什么模样。我说:“大娘,您受那么大罪裹了个小脚,可又不让人看,那不是白裹了嘛。” 大娘笑了:“你这是什么理儿啊?不过说得也是,那就给你瞧瞧,看这骨头,都断了,那罪受的。” 我要给大娘洗脚,大娘不干,我逗大娘说:“怎么?还怕人摸呀?不就是个三寸金莲吗?您这脚可不止三寸,没那么金贵。” 大娘还是不让我动手,我说:“不让洗拉倒,早知道小时候我也不让大娘给我洗脚。” 我给大娘洗了脚,还给大娘剪了脚指甲,把大娘的一双小脚整理的干干净净、滑滑溜溜的。我给大娘剪指甲的时候,大爷端进屋来一盆热水,还拿来一块香皂。“剪完快洗洗手,孩子。你大娘命真好,碰上你这么个好孩子,真没白疼你啊!” 大爷说这话的时候,一定忘了他背着我去买苹果的事了。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大娘又重复叨唠着老街坊们听了不知多少遍的话:“我看了那么多孩子,就数我们小沙沙最懂事儿,我一择菜,她就给我端板凳,我一做活儿,她就给我穿针。你瞧瞧,这都当上大学生了,还没忘了她大娘。” 
       
      
我当然不会忘了大娘,出国后,我给大娘写过信,但大娘家那片地方拆迁了,那封信过了大半年才转到大娘手里。
       
       
91年底,我第一次回国,带着两个女儿去看望大娘和大爷,老两口那个高兴啊,忙着包饺子给我吃。临走的时候大娘说:“你可得再回来啊,大娘好好活着,大娘等着你。” 那时大娘不穿大襟褂子了,可还梳着髻儿。
      
       
2000年,我带着四个孩子去看大娘,那时大爷已经不在了,大娘搬到了通县的女儿家。见面时,还是一声:“我的宝贝儿哟!” 便把我揽在了怀里。那次我在惠英姐家住了两天,听大娘讲那些她已经讲了无数遍的往事。临走时,大娘对我说:“大娘一定好好活着,等着你下次回来。”
      
       
2007年我回国时,大娘已经九十三岁了,在老家跟儿子住一起。我去看大娘之前惠英姐没告诉大娘,怕大娘太兴奋睡不好觉。但大娘一看见我就说:“哎哟我的宝贝儿,你这是打哪儿来啊?你不是去美国了么。” 接着又说:“我看了那么多孩子,就数我们小沙沙最懂事儿,我一择菜,就给我端小板凳,我一做活儿,就过来给我穿针。你瞧瞧,这都去了美国了,还没忘了她大娘。” “我这眼啊,多亏了你妈,要不是你妈带我瞧大夫开刀,早就瞎了。” 此时大娘的一只眼睛已经完全失明了。
       
       
大娘从来不说自己对别人的好,可永远记着别人对她的好,哪怕那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2009年夏天,我们全家六口人一起回国,却偏偏赶上全国大防”甲流”,回北京后的第一个星期被要求自觉隔离,我没能去看望大娘。后来去了西安、杭州、大连等地,等从大连回到北京,我又不小心摔伤骨折。那次,我没能去看望我的大娘。
       
        
大娘等不到我下次回去看她了,她走了。那个梦,一定是大娘托给我的,大娘是来告诉我,她去了一个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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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评论 (20)
评论
晓青 回复 悄悄话 谢谢大家留言评论!谢谢堆妈好文!
晓青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我是一个小海狸' 的评论 : 太感人了。
我是一个小海狸 回复 悄悄话 老子哭了
loonlinda 回复 悄悄话 谢谢晓青的转载。
蠢蠢女孩 回复 悄悄话 有情有意很感人。我都流泪了。
tigerwei21 回复 悄悄话 看得眼泪都出来了!你也是有情有意的人,每次回国都去看望老人家!
天涯过客- 回复 悄悄话 哈,ZT的,不过很好,谢谢!
尘极 回复 悄悄话 Very good story.
多得ta 回复 悄悄话 太感人了!
爱地球 回复 悄悄话 你们家里人也很好的,就像你妈带她去做眼睛手术,有几人做得到呢?
人都是相互的。
好人一生平安。
德州渔夫 回复 悄悄话 人间真情呵!
BeijingNative 回复 悄悄话 北京郊区是有这样的保姆.我的一个朋友也有这样一个保姆,母亲把孩子交给保姆就不再介入,任凭保姆教育管理,建立保姆的威信.现在的母亲有几个这样的.
京城曼城一线牵 回复 悄悄话 人间自有真情在
忘记你忘记我 回复 悄悄话 你家请的保姆真好,我小时候家里也请过几个保姆,但是后来有常来玩的也只有一个,这家也是,女的命很苦。
秃尾巴 回复 悄悄话 真的很感人,也很让人欣慰的故事。
墨农 回复 悄悄话 真好! 美丽人间情。

nightrose 回复 悄悄话 很有真情
cookie她爹 回复 悄悄话 I love this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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