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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批判之六：口许桃源，志在终南 （浅谈钱先生的“养誉”）
在《小聪明还是大智慧》一文中我曾提到钱先生的善于“养誉”，在此我们就着重讨论一下钱先生善于“养誉” 的有关问题。所谓“养誉”，从字面理解就是鞠养护持自己的声誉，它有两个方向上的潜在含义，换而言之，也可以说有两种实现的途径：其一是“养正”，即修养正道；其二是“养望”，即矫饰招名。“养正”一词出自《易~蒙》中的“蒙以养正”，意指以蒙昧隐默自养正道；而“养望”一词则多次见于《晋书》，是当时人对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士林末流的通谓。那么钱先生的“养誉”究竟是属于“养正”还是“养望”呢？这要从钱先生一向的行止进行判断，而不能仅仅通过钱先生的言论判断，否则恐怕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孔子的“听其言，观其行” 的告诫。
钱先生关于谦退守拙的言论有很多，比如他曾赠诗给一位名叫舒展的后学：“凋疏亲故添情重，落索身名免谤增。”再比如接受彦火的访谈时，钱先生表示：“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在这段话的前面，钱先生还表示：“一个作家不是一只狗，一只狗拉了屎，撒了尿后，走回头路时常常要找自己留下的痕迹的地点闻一闻、嗅一嗅。至少我不想那样做。”凡此种种，均从各个侧面表现了钱先生的淡薄名利的隐士气，而且其中还夹杂一些对种种争名夺利、自我标榜等陋风的书生气的愤慨。仅从这些言语中，我们见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清高典雅、洁身自好、淡薄名利、勤于进取的钱钟书先生。
但是钱先生的作为都是怎样的呢？钱先生在世时，已有传记行世，并且还有人在传记中很不理智地誉之为“学界昆仑”，直接冒犯甚至违背了钱先生“落索身名”的主张，但钱先生这一次却远比追究盗版那次显得大度，就象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坦然地接受了。并且，钱先生生前将《管锥编》、《谈艺录》等著述一再增补，难道钱先生对旧作的增补不是——借用钱先生的那个刻薄得有些出格的比喻——循着自己以前留下的痕迹边闻边嗅边增补的吗？至于自传，钱先生倒是言出必践地果真没有写，可偏偏《围城》“火爆”不久，杨绛先生却写了《写〈围城〉的钱钟书》一文，及时填补了这一空白，同时还特别轻易地将人引到“夫妻店儿”之类联想上来。如果钱先生竟会断言自己的生活伴侣笔下的自己与他所讥刺的自传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么恐怕钱先生不是在指鹿为马，就是在掩耳盗铃。
由此看来，至少在上面三个方向上，钱先生均完全没有做到言行相符，而且是特别消极的意义上的言行不符。
遗憾的是，凡此种种均被据钱先生自己讲与其初衷甚相背离的钱先生越来越大的名声遮蔽了，以至于得了钱先生赠诗的舒展竟对“落索身名免谤增”信以为真并在以该句为题的署名文章中表示：“他（指钱先生）是我国最甘寂寞的大学者之一。”钱先生自己恐怕也在此方向上做了努力，以至于不接受《东方之子》的采访，记者排照时将头蒙住等等轶事象晚春的柳絮一样漫天飞舞，遗憾的是为时太晚了，当时的钱先生已声名鹊起，似这等举措只能令钱先生特别“不情愿”地在“落索身名”的相反方向上越走越远。此时，我们回想一下《围城》中对翰学愈、陆子潇等人沽名钓誉、欺世盗名之种种伎俩的入木三分的刻划，我们不难想象，以钱先生对人心的洞察力，绝不会不清楚自己的不接受《东方之子》的采访，记者排照时将头蒙住等行为势必使自己走得离“落索身名”的境界越来越远；我们其实也不难想象，最甘寂寞的钱先生既然知道自己的行为势将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为什么还不及时和光同尘，随遇而安，反倒坚持以近乎粗鲁的强硬姿态坚持特立独行，特别绝望地使自己的声名越来越大。但钱先生已辞世一载，在先生身后，我们又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说，钱先生一生的“养誉”可概括为八个字：口许桃源，志在终南。
所谓“口许桃源，志在终南”其实是自陶潜以来的一种相当普遍现象。桃源作为陶潜对世外的真诚深切之向往的寄托，是真超俗、真隐逸的象征，它是建立在对自然的挚爱之上的，而非建立在对俗世的厌恶之上的，当然也就更不是建立在对俗世的向往与躁竞的隐晦而巧妙的寄托之上的，它代表着“养正”一脉的传统；而终南山，则是唐代卢藏用避世隐居，沽养高名之地，并且这避世隐居，沽养高名是直接以日后的征辟台阁，尊名崇位为目的的，正因为此，卢藏用的隐居当时即被司马承祯刺为“终南捷径”，并由此成为 “养望”的另一个代名词。陶潜身后，想象其高致，追慕其遗风，争相仿效者前仆后继，但大多对陶潜生前的际遇心存忌惮，因此只好在嘴上大大的推许桃源，（其实卢藏用自己也是倾向于把终南山说成桃源的）而心中却念念不忘何时得践终南捷径得脱贫寂，显耀声名，这在一个很低的层次上恐怕也可以名为“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吧”？
当然，我们不能苛责钱先生以“养望”的方式“养誉”，我们也没有必要苛责钱先生志在终南却偏偏要口许桃源的口是心非，一介书生，天付聪明，百无一用，名利心重，我们不妨设身处地地想象，如果换了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钱钟书批判之七：飞扬跋扈为“钱”雄? (浅谈钱先生的狂)
“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是杜甫对李白的善意劝告，同时也是对李白其人的真实写照。“为谁雄”一问秉心质朴、寄意委婉，并且直指“狂”的关键所在——狂的前提与方向。我们通常所谓的“狂”是指“纵情任性或放荡骄恣的态度”，因此虽然其表现万殊，但根本上讲狂是一种特别自我的状态，其共同的前提便是自我中心，唯其如此，狂者很难具备自我克制的能力而使自己不沦入傲慢的渊薮，熊十力先生是近现代的狂勇之士，犹有“流于我慢而不自知”之嫌。正因为此，孔子才取狂之际，复界以狷，以“有所不为”限制“进取”的有可能的滥觞，“有所不为”的狷就是自我中心的最良好的解毒剂之一——自我克制。当然，傲慢只是真诚的狂者的流弊，因此“狷”也只能成为真诚的狂者的自我中心的解毒剂，对于那种更大程度上把狂当作一种性格点缀的人而言，我们倒正可以从他的“不为”中洞见他的“狂”的本质。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钱钟书先生的“狂”。
钱先生的狂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有两件事。其一是他在清华毕业之际，誉他为“人中之龙”的吴宓先生曾挽留他继续在校深造，据后来的传记作者讲，当时钱先生表示全国之内没有人配做“钱某人”的老师，并为此毅然游学海外；其二是前些年适逢钱先生诞辰，钱先生的一个学生写文章庆贺老师寿辰，文中提到钱先生不为重金所动拒绝了赴英国讲学的邀请，当时钱先生表示那些英国人不配做“钱某人”的学生。这两组文字行世之时钱先生尚在人世，且正在坚持《管锥编》后半部分的著述，因此应该是可以看到这两组文字的，既然钱先生未予反驳，我们至少可以大体上断定这两件事是真实的。并且由于这两件是一出自早年，一出自晚年，因此也恰可成为钱先生的“狂”在一个动态过程中的完满写照。
钱先生早年横扫清华图书馆，被誉为年轻一辈的“人中之龙”，加之少年人恃才傲物，认为全国之内没有人配做“钱某人”的老师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但是钱先生年逾古稀，功成名就，海内宗仰，声闻异域，自己已成了权威宗师，却又转而认为有人不配做“钱某人”的学生，恐怕就有些不伦不类了。从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意义上讲，任何人也不配认为别人不配做他的学生，特别是那种听讲学的而非耳提面命的学生，因为讲学毕竟不是武林高手收徒弟，文化传播也没有武林高手之间那撕扯不脱的狭隘的门户观念。如果说钱先生早年的“没有人配做‘钱某人’的老师”的狂言只是少年人不知天高地厚的反权威意识；（别说当时国内比钱先生高明者大有人在，即便钱先生已独领风骚，海内一人，但闻道先后，术业专功，恐怕放言无人配为老师也是不知天高地厚吧？）那么钱先生晚年的“有人不配做‘钱某人’的学生”却充分说明了钱先生因缺乏最基本的情怀的苍白冷漠而突现出的最具破坏性的傲慢。
那么钱先生的傲慢是否是“狂”而不“狷”的躁进所致呢？事实恐怕令人遗憾地并非如此，至少我们有证据表明，钱先生的“狂”并非恣意胡为，不知谦退。钱先生在《宋诗选注》的港版前言的末尾写道：“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结果就象在两个登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我个人的学识和偏狭也产生了许多过错，都不能归咎于那时候意识形态的严峻戒律，……”言外之意，似乎《宋诗选注》的不尽如人意与钱先生自己的一屁股坐空总是或多或少与当时的时势有关。但是杨绛先生在《写〈围城〉的钱钟书》中写道：“一九五七年春，‘大鸣大放’正值高潮，他的《宋诗选注》刚脱稿，……”也就是说，钱先生一再强调的“大气压”竟是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时期，是知识分子畅所欲言、励精图治的“早春”季节，从气候上看并不存在必须让钱先生坐到凳子间隙间的外在压力。
这种时间上的细微的但却至关重要的出入正可使我们对钱先生的“狂”有个较为清醒理智的认识。如果钱先生的《宋诗选注》脱稿于六七年，那么他的坐空我们可以理解为身不由己；如果钱先生的《宋诗选注》脱稿于七七年，那么他的坐空我们可以理解为心有余悸；如果钱先生的《宋诗选注》脱稿于八七年，那么他的坐空我们可以理解为力不从心。可钱先生的坐空恰恰是在全国上下的知识分子均以饱满的热情各抒己见的五七年初，对此，既然我们不能说钱先生心机深邃，狡猾异常，在繁荣的热情中发现时运的危机而坚持未卜先知地“识时务、守规矩”，那么我们就只能认为钱先生的性情如此。但无论是见机颇早还是性情如此，恐怕与狂者之气都是从根本上相悖相左的吧？！熊十力先生临终之际（1968年）曾向天哭号：“国学亡了！”才是那个特定时代一个狂者“不识时务”的心声，恐怕从意愿上看，熊十力先生未必不愿意象钱先生那样“识时务”，而是同样由于性情如此吧？
坦率地讲，正是由于钱先生性情上习惯于坐在凳子间隙，因而钱先生的“狂”便失去了真诚的支撑而成为性格点缀，于是，钱先生既没有老师也不要学生的“飞扬跋扈”恐怕也就只是为“钱某人”自己而雄了。
钱钟书批判之八：为了忘却的批判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断言：“我们的时代在特别程度上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一切都必须受到批判。……只有受得起自由和公开的考察与考验的东西，理性才给以真诚的尊敬。”在前文中，我们对钱钟书先生展开了系统的批判，或者更客观地说是对钱先生的“自由和公开的考察与考验”，结论是：钱先生很难得到理性的真诚的尊敬。现在，当我们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身的认识惰性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尝试着对钱先生落实更为理智、更为中肯的认识了吧？
尽管杨绛先生在文字中一再着力刻划钱钟书先生的“痴”，但钱先生的确相当聪明，我们在此前上万字的批判中，归根结底我们的落脚点就是钱先生的聪明。说到钱先生的聪明，钱先生自己的一段文字最说明问题，在《读伊索寓言》一文中，钱先生有这样一段话：“蝙蝠碰见鸟就充作鸟，碰见兽就充作兽。人比蝙蝠就聪明多了。他会把蝙蝠的方法反过来施用：在鸟类里偏要充兽，表示脚踏实地；在兽类里偏要充鸟，表示高超出世。”仅就“聪明”这一角度来看，钱先生的这段文字几乎可以看作他的“夫子自道”，钱先生不正是向读国学的人讲外语，再向说外语的人谈国学，在小说家中是“博大精深”的学者，在学者当中又是妙喻层出的小说家，忽而脚踏实地，忽而高超出世。在这一起一伏，一出一进之间，钱先生独特的“热潮”便蔚然而兴了。
钱先生的聪明并非是自作聪明，但坦率地讲，钱先生的聪明由于其顽固的自我状况而永远地告别了智慧、勇气等更为优秀的东西。无论如何，钱先生在学术气氛比较宽松的五七年春在《宋诗选注》中完全自主地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事后又企图暗示凡此种种或多或少与当时的时势有关，这件事现在看来应该算是钱先生人格上的耻辱。我们不妨追想一下钱先生的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在白话文已风起云涌的时代，钱老先生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在书中对白话作家一字不提，虽所守非道，但这种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历史地看哪怕这主张是错的——的勇气不更使人钦佩吗？尽管面对别人时钱先生可以用种种诙谐机智的比喻解嘲消窘，但面对他的父亲钱老先生的执着的愚痴，钱先生的商人一样的灵活与精明难道不正是对自己人格乃至于钱老先生遗风的一种诬蔑吗？孔子曾说：“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这可及与不可及之间，不正摹画出父子二人人格、学格、品格，以及对学术、对人生、对自我的态度的迥异吗？
恐怕也正是由于钱先生的聪明派生的活跃，钱先生很多时候显得不是一个很严肃的人，至少是一个不够严肃的人。从学术上讲，将不相干的资料草率地罗列在一处、将良莠不齐的内容排列在一起均属此类；从生活上讲，杨绛先生在文字中给我们提供了相当详实的资料，例如和自己女儿弄的一些顽童把戏等，其中最说明问题的还是钱先生帮自己家的猫与林徽因女士家的猫打架的事，据杨绛先生讲：“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杨绛先生恐怕是把这件事作为钱先生的情趣公诸于世的，但我们看到的只是钱先生志趣的无聊以及由此表现出的精神状况的苍白。试想，那一时期应该是与钱先生“迫于”学术界的大气压而“不得不”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相前后的时期，可钱先生在深受学术界大气压的“压迫” 而不能一抒胸臆之余，竟每天忙于帮猫打架，其专心致志的程度不象是消遣，恐怕我们只能名之为生活上的不严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没正形儿吧？只是我们无从知道，钱先生在著述治学之际，是否也会在听到猫儿叫闹之后，马上放下写了半句话的笔冲出去帮自己的猫打架。如果是这样，那么与猫相比钱先生把学术放到什么位置上了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钱先生何以就不能等被窝凉了再出去帮猫打架呢？
所有这一切，均是关于钱钟书先生的神话的有力注脚，也是“钱钟书热”当中钱先生本人灿烂光环的盲点。这些盲点，公平地讲，倒不能完全归咎于钱先生，因为我们在《小聪明与大智慧》一文中已经谈到，所谓的“钱钟书热”其实是人们的认识水平在某些关节点上的停滞，是由理智的休眠引发的偶像意识，它不但是对“自明” 的遮蔽，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不经他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的蒙昧状态，总而言之它是人之认识惰性萌生的幻觉与梦境。因此这些盲点绝不仅仅是钱先生的能动性造成的，它们还是一些“文化追星族”在主观上将对钱先生的认识与主观意愿相连接的必然结果，这些盲点充分说明钱先生丝毫没有得到理性的真诚的尊敬，反倒得到不少非理性的崇拜。如果我们现在的批判还有一个现实目的的话，那就是希望能借此忘却被崇拜的钱钟书先生。
可是这漫长的批判终于可以结束时，我们将对此寄予怎样的期望呢？平心而论，这样的批判并非想揪起钱先生的纰漏不放，而是为了忘却钱先生的纰漏以及对这些纰漏的遮蔽引发的幻觉与梦境，为了摆脱禁锢我们的蒙昧状态，为了揭示“自明”。可面对历史，我们的努力恐怕终将是徒劳的，因为任何努力也不可能象历史自身的规律一样强有力。如果钱先生注定将成为历史上的巨人，那么这次为了忘却的批判就无非蝉噪蛙鸣，轻薄为文而已，不能损钱先生于万一；如果钱先生注定要以他本来的面目在历史上回归自己的恰当位置，那么即便没有这样一次为了忘却的批判，历史也将忘记所有它应该忘记的东西。面对历史，具体人的批判显得太脆弱了。
但我还是要把这批判进行下去，倒不是出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而的确只是想不惴浅见，钩沉发微，仅以我乡之陋石，聊期他山之璞玉。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综合)
还是前面我讲过的，写这种文章的人，对钱钟书本人和他的家庭实际一点也不了解。 钱钟书的性格在他们家根本不是什么特别的。 作者连钱的本人都没见过吧？真要想写出有论据的文章来，先去研究一下钱的家庭和他的生长环境 （比如“无锡时代的钱基博和钱钟书”）。钱家这几十年出的卓越的学者教授根本不止钱钟书一个，这个作者实在没见过世面，一副翻身农奴当家做主状，可算是识字啦。。。
感动中国的作家：钱钟书
——玩转中西文化魔术师
文/越鹏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
??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有能力和耐心做那些事呢？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序
????钟情于书??两耳不闻窗外事
??有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钱钟书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
??其实如果没有《围城》，也许多数人并不知道钱钟书，但知道的人中又有谁真正了解他和他的文字？有人甚至认定他是一个爱吊书袋的学究，或把他的绝俗看成老式的清高。
??然而面对《管锥编》却有人惊叹：“其内容之渊博，思路之开阔，联想之活泼，想像之奇特，实属人类罕见。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记得古今中外如此浩瀚的内容？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
??他文风恣意幽默，充满智慧与哲理以及对世俗的笑骂与揶揄，他以一册仅仅十篇的散文集就位列现代散文大家，而其为数不多的几篇短片小说更是风格迥异，寓意深刻，令人惊叹叫绝。
??他去世之后，一个热爱他的读者曾在报纸上撰文纪念，标题是《世界上惟一的钱钟书走了》，这句话，可以代表所有对钱钟书有一点点或更多了解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他潜心读书研究，不好拜客访友，也讨厌、憎恨别人拜访，客来常以病谢，积函多不作复。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的形象便越加扑朔迷离，如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时露一鳞半爪，令人想像、神往。钱钟书非故作高深，故弄玄虚，大学者惜时如金，不借口舌而扬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此其一；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此其二。胡思乱想是别人的事，于钱钟书却无关。
????童心苍老??不幸成为神话或靶子
??钱钟书的性格很独特，他有一般才子恃才傲物的性格，也有一般才子不具备的童心，然而面对一系列相继而来的风雨，他的童心不得不跟着变得苍老，虽然他的才气仍不减当年，但他的热情与欲望却在逐年递减，钱钟书一度开始沉默。在许多年间，他似乎没有什么新作问世，放下手中犀利的笔，他开始由创作走向研究，用半辈子寒窗的寂寞，默默地为世界文化奉献着自己的智慧。
??也许正是由于当年的《围城》和后来的《管锥编》，他不幸成为了神话或靶子。迄今为止，钱钟书被学界关注评论的历史，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来，许多中外著名人士，都对钱钟书作了极高评价，称之为“二十世纪人类最智慧的头颅”。
??偶有文章涉及如何评论钱钟书的议题，亦歧见旁出，也有一些人认为，钱钟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应该给他过高的评价。一位博士生曾发表《我看钱钟书》一文，声称：“在钱钟书身上体现着中国现当代学人的根本欠缺：缺乏体系性建构的能力。”表示要给钱钟书“上课”；1997年1月《羊城晚报。新闻周刊》上也有人撰文，批评钱钟书不行，钱学有病。
??无论别人如何褒贬，钱钟书却等闲视之，1989年《钱钟书研究》编委会成立，他对这事却极力反对，曾向发起人之一、学者舒展抗议：“昆仑山快把我压死了。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又说：“读书人如叫驴推磨，若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亦复踏陈迹也。”
????横扫清华??风华绝代的幽默才子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立即名震校园，不仅因为他数学只考了15分，更主要的是他的国文、英文水平使不少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到清华后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
??孔庆茂的《钱钟书传》中曾写到一则趣事：同学中一位叫许振德的男生爱上了一位漂亮女生，在课堂上就不住地向女生暗送秋波，钱钟书本来上课就不听讲，他把许的眼睛向不同方向观看的眼神变化都画了下来，题为《许眼变化图》，没等下课就把画传递给其他同学，一时在班上传为笑谈。直到若干年后，居住在美国的许振德每提起旧事，还禁不住哈哈大笑，传为美谈。这也许是钱氏最得意的绘画作品。
??1933年钱钟书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亲自告诉他要破格录取他留校，陈福田、吴宓等教授都去做他的工作，想挽留他，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他一口拒绝道：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率真狂傲可见一斑。
????痴气率真??未将直气折王侯
??虽然是学者，但钱钟书处理起平常的事情也并不是一个“道貌的儒者”，生性率真的他反而有某些学者所不具备的痴气，甚或是“凶玩”。
??有一种说法是在“文革”期间钱钟书为了夫人杨绛与一对年轻夫妇打架，杨绛在《干校六记》中亦有记载，但后来那对年轻夫妇又站出来说杨绛之说不实。一时间，学界也被搅得沸沸扬扬，许多学者也都卷入了这场纷争，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也许我们并不关心个中曲直，但钱老先生以年迈之驱为妻子与年轻人拼力相殴，其率真痴气反倒让我觉的真实与纯粹，天下又有哪个女子可以接受一个不敢为妻子出头的男人呢？也许正是钱氏曾被神话，当我们看到他平凡的一面时反而会觉得“可爱”。
??有句老话：不为雄名疏贱野，惟将直气折王侯。但在钱钟书，也许连折王侯也不必了。
??据黄永玉先生讲“文革”期间，某天忽然有部门通知学部要钱钟书去参加国宴。钱钟书道：“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结果钱先生没有出门。
??又一次黄永玉要写一个有关“凤凰涅槃”的文字根据，但一点材料也没有。《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人民日报》资料室，北京城的民族学院、佛教协会都请教过了，没有！
??忽然想起钱先生，连忙挂了个电话，钱先生就在电话里说了以下的这些话：
??“这算什么根据？是郭沫若1921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这样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结果马上找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力行不倦??打造中西文化园林
??钱钟书的涉猎广泛与博闻强记是出了名的，有大量的报道说他过目不忘，有着照相机的记忆功能。但说起他的文学成就，真正为人推崇的当属《管锥编》。
??对于《管锥编》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从夏志清到司马长风，从柯灵、舒展到李洪岩，见仁见智，不胜枚举。
??我第一次读到《管锥编》，却已是1994年了，在此之前也只是读过《围城》和他的部分散文及短篇小说，虽然喜欢得不得了，但真正在书店里翻动他的《管锥编》时却大有窒息之感，也许是出差在外的心情所致。当时在济南的一个古籍书店，我终于将一套五卷本的《管锥编》捧回了旅馆，连夜拜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五册。其中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前四册从先秦至隋代以来的经史子集1158页内容的增订，而第二部分是对前四册及增订内容进行的再增订。钱氏六十五岁做《管锥编》，七十二岁出版《管锥编增订》，而年近八十又做《管锥编增订》之二，以如此之高龄对自己已经功业垂成的巨著作如此缜密繁琐的订补，且旁征博引涉及中西，仅引文就包括中、英、德、法、拉丁等数种语言。其治学精神着实让人感动且叹服，似在学界未有第二人。
??将自己一生饱学之识汇于一册，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有人称钱钟书为文学宝库、昆仑或是大海，但在我看来，《管锥编》更像是匠心别具的文化园林，将世间文化精华移天缩地，巧妙陈置，相映成趣，打造成立体的风景，让人流连其中，惊异忘返。我曾顺着他的目光，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片“文化风景”，而钱钟书正是这座“文化园林”的向导和打理者。
??黄谨曾有言：当代学人，最不可思议者，当数钱钟书。他不仅有惊人的渊博和睿智，更有无与伦比的文化包容力；他能够像魔术师一般，把种种本不亲和甚至相互排斥的东西，不落痕迹、天衣无缝地融在一起。此言极是。（完）??
1953年转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新时期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还曾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钱先生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民国时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文论及诗文评论《谈艺录》。其中《围城》有独特成就，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谈艺录》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1949年后，钱先生出版有《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槐聚诗存》等。钱先生还参与《毛泽东选集》的外文翻译工作。主持过《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他的《宋诗选注》在诗选与注释上都卓有高明识见，还对中外诗学中带规律性的一些问题作了精当的阐述。《管锥编》则是论述《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传》、《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外传》、《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学术巨著，体大思精，旁征博引，是数十年学术积累的力作，曾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钱先生的治学特点是贯通中西、古今互见的方法，融汇多种学科知识，探幽入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文化大家。60年来，钱钟书先生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淡泊名利，甘愿寂寞，辛勤研究，饮誉海内外，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
钱钟书先生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对于我们建设中国新文化，特别是在科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钱钟书先生给予中国文化的主要影响：一是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在精熟中国文化和通览世界文化的基础上，钱钟书先生在观察中西文化事物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头脑和一种深刻的洞察力。他不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也不盲从任何一个权威。
他毕生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从而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学艺术的总的格局中去。为此，他既深刻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既批评中国人由于某些幻觉而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横扫了西方人由于无知而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钱着对于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对于使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学术，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二是以一种新的学术规范发展和深化中国学研究。中国是诗书礼义之邦，中国的学问源远流长，中国学早已蔚成世界之显学。在这个领域，一方面是勤谨笃实，硕果累累，另一方面却是陈陈相因，难以出新。思想方法上的僵化固守和学术方法上的划地为牢，极大地阻滞了前进的速度。在这种亟待变革的形势下，钱钟书先生的治学方法应运而生。他数十年间所实践的“打通”、“参互”、“比较”的方法，努力使中国学自觉地成为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从而获致一个更深、更广、更新的发展。三是以一种现代意识统领文学创作。钱钟书先生生活在一个农业国，但是，他却没有小生产所固有的狭隘保守观念；他的术业专攻是中国古代文学，但是，他却没有三家村学究的陈腐迂阔做派。钱钟书先生的创作贯注着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并不多见的，有别于同时代的一般作品而与世界文学潮流颇为合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的文学创作都不是那种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具有真正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人也为外国人所喜爱的作品。四是以一种高尚的形象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人格上的榜样。在三、四十年代，钱钟书先生不向恶势力俯首，用文学作品辛辣地嘲弄了那个黑暗社会。1949年以后，钱钟书先生虽然“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文革”中更是受尽凌辱和折磨，但是，智者是不可征服的。钱钟书先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学者，要为祖国和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的历史使命。他不走冷门，不投热机，不计利钝，不易操守，反对树宗立派，只是一心一意地搞研究、出成果。在当今之世，这种品格更其难能可贵。
《管锥编》是钱钟书先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本书用典雅的文言写成，引用了大量英、法、德、意、西原文，是一部不可多得、必然传世的多卷本学术著作。三联书店版4册（中华书局版5册）近130万字，是作者研读《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种古籍时，所作的札记和随笔的总汇。本书考论词章及义理，打通时间、空间、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障，其间多有新说创见，皆发前人之覆者，颇能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书中引述四千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所论除了文学之外，还兼及几乎全部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本书未刊部分尚有考论《礼记》、《庄子》、《全唐文》、《杜少陵诗集》、《玉溪生诗注》、《昌黎集》、《简斋集》等十种书的札记。显而易见，这部高品位的著作是钱钟书先生数十年心血的结晶。本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尽管出版者中华书局起初并没有为该书申报“国家图书奖”，然而，博学的评委们还是公正地将其列入了首届获奖名单。
《谈艺录》是中国最后一部集传统诗话之大成的书，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方人文、社科新学来诠评中国古典诗学诗艺的书。全书45万字，古来诗家作品多所评骘，唐以后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更被重点论列。本书征引或评述了宋以来的诗话近130种，中国诗话史上的重要著作几乎都被涉及。举凡作者之心思才力、作品之沿革因创、批评之流敝起衰等等，都包容其中。各节论述具体入微，多所创见，行文则或兼综、或条贯，或评点、或专论，长短自如，不拘一格。采二西而反三隅，引述西方论着500余种，内容包括曾作为思想理论界显学的佛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新批评和较新起的流派如超现实主义、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等。本书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必读书。
《七缀集》是文艺论集。本书基本上是《旧文四篇》和《也是集》的合编。收入本书的是七篇被钱先生戏称为“半中不西、半洋不古的研究文章”。此书当与《管锥编》参互而读。集中每篇文章就是管锥编》中某一节之铺张扬厉、充类至尽；《管锥编》中每节札记则如本书各篇之缩略提纲。
《宋诗选注》是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卷首之序为钱钟书先生多年潜心研究宋诗之后写成的一篇重要诗学论文。文中不仅对宋诗的历史地位及其成败得失见解独到，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理论多所建树，而且对诗文选政颇有创见。钱先生素喜以小说家自居，故往往以小说家笔法勾勒形象、点染轶事；语虽简约，人物却活脱跳出。其论评皆警醒显豁，深入浅出，具体落实，常常别出心裁。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唯一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现代文学经典，有论者认为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围城》内涵充盈，兼以理胜于情，是小说中的宋诗。所谓“围城”，如书中人物所说，是脱胎于两句欧洲成语。英国人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法国人的说法是：结婚犹如“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本书的主人公方鸿渐本来不知道有“围城”之说，然而，当他听人说到“围城”，并且经过后来的坎坷，便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想法。”“围城”是对一种人生情境的形象概括，也是对一种心理意态的巧妙把捉。“围城”所描绘的，乃是人类理想主义和幻想破灭的永恒循环。古往今来，多少人都是从自以为天佑神助开始，而从意识到造化弄人结束。《围城》中时起时伏，处处申说的，都是理想的不断升腾和一再破灭。经常是事将成矣而毁即随之，浪拋心力而已。许多人终身处于“围城”境遇而不察，因此，“围城”完全可以作为人类身处困境、屡遭挫折的象征。钱钟书先生旁观浮生，思虑沉潜；指点世态，寄慨遥深，以形而下示形而上，使读者对人生恍然如有所知。本书风格幽默，妙譬可人，读之颇可领略汉语文字的丰赡粹美。
《人·兽·鬼》是短篇小说集。共收作品四篇。其中，《上帝的梦》描写了人的孤独和人际关系的疏离；《猫》讽刺了一群无聊的知识分子，可以看作《围城》的雏型；《灵感》所表现的是自作自受和精神产品的异化；《纪念》则是写家人、夫妇间无法弥合与沟通的疏隔。
《写在人生边上》是散文集。收入《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等十篇。
作者带着“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以旁观者的姿态对世道人心发表看法，博闻善说，睿智幽默，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算得上一个独特的品种。
《槐聚诗存》是钱钟书先生自己选定、并由杨绛先生抄录保存下来的旧体诗集。钱先生自幼读书学诗，几十年间所作我看至少也有上千首。但钱先生自觉比较满意而收入本集的，却尚不足三百首，足见其标格之高。
书中言志、抒情、感时、论诗之作，应有尽有，殊耐吟咏。其中古意、无题诸章，最具李义山风致。作者在序中自叙少年学诗门径以及编定本书之原则与经过，引起读者极大兴趣。
像钱钟书这样才华卓绝的人要做的只是超越自己，怎能要求他取悦像作者这样蠢得像猪一样的小人。
此人还不断侮辱别人的智慧，真是恶心透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