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前苏联截然不同的民族政策(zt)

山哥按语：民族问题始终是这个世界战争和动乱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国
21世纪难题之一。下面这篇摘录文章的思考有一定价值，值得我们深思。

在如何将拥有不同的文化传统的多族群的人民，构建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问
题上，美国和前苏联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
美国的策略可称之为“大熔炉”政策，而前苏联的策略则是“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所谓“大熔炉”策略是指，在政治层面上，国家平等地对待各族群
的个体，完全无视各族群之间的差异，而给予每个人绝对相同的政治权利。
而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是基于宪政民主主义的政治哲学：
国家是建基在它和每个公民之间关于平等保护个体权利的基本政治契约──宪
法之上，而基本政治权利又是基于超验的人性和人与人之间先天存在的法理
关系，与人们在经验世界中在文化和生理特征上的差异毫无关系；在文化层
面上，则让所有个体在宗教信仰、语言使用和生活习俗上，在不侵犯他人权
利的前提下，保持自由。
 

“大熔炉”政策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是在最危险的，必须要垄断暴力的政治
领域，通过塑造每个个体作为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以及公民与公民之间
的相互认同，构建起一个建筑在人们的自觉认同基础上的统一和均质的共和
国；另一方面，在文化和社会的领域则保持着多元化和丰富性，不同的群体，
可以通过相互间不同的文化认同，来构成不同的族群。在精神上，个体可以
将自我看作是耶和华的子民、安拉的信徒或者灵魂不断转世的佛教徒，但是，
在世俗世界里，在政治上，每个人都作为完全同质的公民认同一个统一的共
和国，同时认同别人和自己拥有相同的权利。
 

我们之所以将这样的策略称为“大熔炉”政策，是因为采取这样的政策的共
和国具有包容和融合异质的族群的巨大的能力。这“大熔炉”里面的熔剂，
就是上述的以公民的权利认同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一个新的异质的族群，可
以自由地保持自身的个性，但是，它想要融入这个国家的前提是，它的个体
必须学习和接受这一政治文化，因此，假如一个族群的传统习俗中有着与上
述公民文化相抵触的东西，它就必须通过自我调整和改革来适应这一公民文
化。而一旦它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以带有自身个性的方式融入“大熔炉”
中，和其它族群和谐相处。

前苏联的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是另一种在多族群的前提下构建统一
国家的制度性对策。这一政策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它的理论和实际之间存
在着严重的分裂。在理论上，这一制度是源于近代欧洲产生的“民族国家”
理念，同时，它赋予了“民族自决权”以最为宽泛的解释：即任何一个群体，
只要拥有相互认同的共同的文化特征而自认为是一个民族，它就有权利在其
长期居住的一块领地上实行自治，同时，还有权利通过“全民公决”来决定
是否要在这一领地上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4]不难想象，按照这样的以
最大限度解释的民族自决权，人们根本无法在多民族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
统一的国家，而只可能像近代以来的欧洲一样，形成多国林立，战争不断的
局面。因此，当苏联共产党夺取政权，从造反党变为执政党，狂热地想要在
多民族的前提下，构建一个强大的超级大国时，在实际上的政治操作上，决
不可能允许各少数民族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从苏联的版图中
分离出去。

因此，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成为这么一种政治实践，它一方面对
各少数民族进行尽量明细的划分，在其长期居住的地域内，建立起以民族为
单位的各种政治共同体，并在口头上承认其拥有完全的自治权，乃至退出苏
联的权利；另一方面，则又构建起一些强有力的“绑带”，从外部将这些以
民族为单位构建起来的政治共同体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使它们非但不可能脱
离苏联，而且必须宣称自己是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自愿留在苏联之内的。
这些“绑带”主要有以下三条[5]：

第一条也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党的一元化统治。高度集权的列宁主义政党
的各级负责人都是由上而下地任命的，而党组织又建到每个最基层的行政
单位和社会组织之中。党还直接控制着军队、警察和秘密警察等所有暴力
工具。由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严格的政治纪律组建起来的一个
无所不管的极权主义政党，是将各个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单位，紧紧地捆
绑在联盟之内的一条最强有力的“绑带”。 

第二条“绑带”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领袖崇拜。即苏联共产党力图通过
宣传灌输，将党的意识形态，转变为每个苏联人的信仰，从而在精神上塑
造每个个体超越于各个民族认同之上的同质化的政治信念和共同的领袖崇
拜。第三条“绑带”则是经济上实行计划体制而形成的依存关系。由于前
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彻底废除了市场，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经济
活动完全是在一个统一的计划指令体系下进行的，当各地区按计划指令形
成产业上的分工协作之后，任何一个地区想要脱离苏联，而在经济上保持
自足，已变得难得想象。

在苏联的全盛时期，这三条“绑带”将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捆绑得
如此紧密，以致于苏联共产党一度自信地认为，民族问题已经被彻底解决
了，即各个民族，在这一制度下，已一劳永逸和不可逆转地自愿融合成一
个统一的苏联民族。在苏联早已解体的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不难发现，
苏共当时的这种自信，是一种多么自大和可笑的政治错觉。

这二种不同的民族政策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有
如此之多的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种族，但却并没有不同的民族，通过培育
每个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美国成为了一个成功地融合不同的种族、族
群和文化的大熔炉。在美国立国200多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一
个民族或种族要求划土自治而导致的分裂危机，唯一一次分裂危机──南北
战争──也是由于政治理念的差异，而非族裔认同的不同引起的。

反观前苏联的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理论上，将国家内的每个族群都
看作是有着自决权的民族，并且将这种民族自治和特定的地域联系在一起，
因而，制度性地强化了少数族群国民的族属认同，并将这种认同高度地政
治化。在一党专政的外部“绑带”十分强大的情况下，由于政治上和思想
上的高压，少数民族的自治共同体都纷纷宣称“自愿”联合成一个苏联民
族，而只有到这种外部的捆绑完全松懈，人们才会发现少数民族在外部强
制状态下所表的忠心，和其内在的真实愿望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摘自许允仁 ：从西藏问题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