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AB团事件.
1930年,AB团事件有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他们不是死于当时与共产党争斗的蒋介石和国民党，而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要负相当大责任。
一, 事件的起因：
１９３０年，毛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毛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为江西苏区最高领导机构，毛于是成为江西根据地的 最高领导人.当时苏区草创,各类矛盾众多,其中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矛盾最为突出. 李文林是赣西南党和红军负责人, 赣西南方面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土改政策。赣西南方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关于“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 定，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二,军队及地方党机构的归属及人员配置问题。这类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到１９２９年１１月底，毛泽东提出合并赣 西、湘赣合并成立新的赣西特委，并决定将李文林领导的红 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另成立红六军。赣西南方面则认为此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才能生效。但从毛泽东角度认为,他是当时为此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他有这个权务决定本地区的一些事务.在没有勾通到位情况下,１９３０年１月，毛泽东任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为新赣西南等地特委领导人，但是却受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
毛泽东于１９３０ 年２月６～９日，在赣西特委所在地吉安县陂头村召开了由红四军前委 和赣西南方面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后来史称“二·七”会议），在“二·七”会议上，发动了一场对赣西南地方红军的斗争.毛泽东等列举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一系列错误,并扣上“富农份子”的帽 子，宣布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离出主力部队，转任地方工作。２月１６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 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
这份通告乍一看,还有点象小文革的意思,,也是很浓的毛泽东味儿.
二,升级为AB团事件.
“打倒机会主义领导”在此前还是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也就是被打倒的同志,还会是党内同志.但毛泽东这一次却上升到敌我高度.他宣布机会主义就是领导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份子.打倒他们,打击他们应毫不留情,就象打击敌人一样.这就是所谓的镇压有据，消灭有理.也为消灭机会主义领导人提供了理论依据.
１９３０年春，在苏区内已流传国民党“ＡＢ团”进行渗透破坏，其组织已被陆续破获的消息，根据地的对敌警惕气氛空前高涨，在这样的形势下，毛完全可以用“镇压反革命”来要求红军和根据地的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全力支持和服从镇压“ＡＢ团”的政策。
１９３０年“二·七”会议后，革命恐怖的气氛在江西苏区已逐渐形成。赣西南特委在书记刘士奇的领导下，遵照红四军前委《第一号通告》的精神，率先发动“肃ＡＢ团”的宣传攻势。６月２５日，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ＡＢ团宣传大纲》，命令各级组织：
＃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份子，应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出来生疏的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赤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
＃工农群众只有阶级之分，不要顾至亲戚朋友关系，凡是来到自己家里或发现其他地方有行动不对的人不论亲戚朋友，应报告苏维埃拿办。
1. 地方先行.
１９３０年７、８月间，“肃ＡＢ团”迅速从基层清洗转移到上级机关。８月，李文林出任根据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在“打ＡＢ团”的积极性方面，李文林并不输于前任特委书记刘士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赣西南特委在１９３０年９月
２４日印发的《紧急通告第２０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ＡＢ团》文件中宣布：“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ＡＢ团的小组……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的赣西南政府的ＡＢ团份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了。”
这份《紧急通告》还详细规定了“肃ＡＢ团”的审讯方法和处决人犯的基本原则：“ＡＢ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ＡＢ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
一经发现“ＡＢ团”份子，下一步就是枪毙。《紧急通告》要求：
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ＡＢ团杀无赦。……工农份子加入ＡＢ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赣西南特委厉行“肃ＡＢ团”，到了１０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清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消灭了一千多“ＡＢ团”。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１/４被打成“ＡＢ团”，也大多被杀。
1. 毛泽东把AB团事件扩大到军队中.
在赣西南特委大张旗鼓“肃ＡＢ团”时，毛因忙于主持军中事务，并没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ＡＢ团”，进入１０月后，毛的态度发生转变。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１４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县城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通报他对赣西南党的状况的看法及准备采取的措施。毛在这封信中继续发展了他对赣西南党团机构的基本观点，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ＡＢ团份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ＡＢ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毛申明，为“挽救这一危机”，决定进行一场以“打ＡＢ团”为号召的肃反运动，以对赣西南的党团机构“来一番根本改造”
毛在率军退出吉安后，于１１月下旬至１２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 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份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４,４００余名“ＡＢ团”份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ＡＢ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毛泽东的“根本改造”的利刃终于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所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此次行动更因李文林等坚持执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线，反对弃攻南昌的主张而更加惨烈。
９３０年５月，赣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李文林返回后，于８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精神。“二全会”不指名地指责了毛的一系列的观点和做法，撤销了拥护毛的主张、被毛派至赣西南特委任书记的刘士奇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这一切惹起毛的极大愤怒，毛早已习惯以中央在江西苏区最高代表行事，岂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拥护中央为名反对自己？此时毛尚不知“立三路线”这个词语，于是认定“二全会”是“ＡＢ团取消派”的会议。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张据称是李文林的地主父亲用真名签字的便条，虽然这张字条究竟内容如何已不得而知，然而将李文林与“ＡＢ团”联系在一起已经有了所谓证据。１０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上公开反对毛提出的“诱敌深入”的军事作战方针，主张执行李立三有关攻打大城市的指示，与毛的冲突全面激化，由此毛认定李文林就是“ＡＢ团”首领。１９３０年底１１月底，李文林在宁都县黄陂被拘押，紧接著一批与李文林有工作联系的人相继被捕。毛泽东根据犯人被刑讯后的口供，于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３日写信给改组后的江西省行委，认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李白芳（省行委秘书长）等为“ＡＢ团”份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毛在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后“务必会同李同志（即李韶九）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对“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份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ＡＢ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
李韶九携著毛泽东指示信于１２月３日前往富田，５日毛又派两位红军战士将第二封指示信送给已出发的李韶九和省行委。毛在信中指示彼等要从已被捉人的线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为了督促贯彻两封信的指示，毛又派出总前委秘书长古柏赶往富田“协助肃反”。
１２月７日下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代表总前委，到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向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负责人面交了毛泽东的指示信，随即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周冕、谢汉昌、马铭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对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同志“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1２月８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ＡＢ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在惨酷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等“是ＡＢ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ＡＢ团”。对于这次刑讯逼供，萧克将军在１９８２年曾回忆道，“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
１２月７日至１２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时间里，李韶九等坐镇富田，厉行肃反，抓出“ＡＢ团”１２０多名，要犯几十名，先后处决４０余人，其中李韶九在未动身前往东固前亲自布置将２５人处决。李韶九等的残酷行动终于引发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２日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的爆发，造成江西苏区内部的严重危机，对毛泽东的声誉损害极大，毛亲自出马，毫无愧怍，于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２０日草写《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在这封答辩信中，毛坚持“肃ＡＢ团”均是有根有据的。他说：红军中“ＡＢ团”要犯的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ＡＢ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为其首要”。毛认定段良弼等为“ＡＢ团”首犯乃是证据确凿，他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清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他的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
段、李、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重责的，为什么可以呢？”毛坚持“肃ＡＢ团”不仅无错，反而是对革命的巨大贡献。他说：“ＡＢ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ＡＢ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毛声称富田事变将“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号召对事变进行坚决镇压。 最后, 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就是这样死在自已人的屠刀之一.
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之一大过也.
1930年,AB团事件有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他们不是死于当时与共产党争斗的蒋介石和国民党，而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要负相当大责任。
一, 事件的起因：
１９３０年，毛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毛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为江西苏区最高领导机构，毛于是成为江西根据地的 最高领导人.当时苏区草创,各类矛盾众多,其中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矛盾最为突出. 李文林是赣西南党和红军负责人, 赣西南方面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土改政策。赣西南方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关于“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 定，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二,军队及地方党机构的归属及人员配置问题。这类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到１９２９年１１月底，毛泽东提出合并赣 西、湘赣合并成立新的赣西特委，并决定将李文林领导的红 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另成立红六军。赣西南方面则认为此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才能生效。但从毛泽东角度认为,他是当时为此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他有这个权务决定本地区的一些事务.在没有勾通到位情况下,１９３０年１月，毛泽东任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为新赣西南等地特委领导人，但是却受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
毛泽东于１９３０ 年２月６～９日，在赣西特委所在地吉安县陂头村召开了由红四军前委 和赣西南方面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后来史称“二·七”会议），在“二·七”会议上，发动了一场对赣西南地方红军的斗争.毛泽东等列举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一系列错误,并扣上“富农份子”的帽 子，宣布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离出主力部队，转任地方工作。２月１６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 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
这份通告乍一看,还有点象小文革的意思,,也是很浓的毛泽东味儿.
二,升级为AB团事件.
“打倒机会主义领导”在此前还是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也就是被打倒的同志,还会是党内同志.但毛泽东这一次却上升到敌我高度.他宣布机会主义就是领导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份子.打倒他们,打击他们应毫不留情,就象打击敌人一样.这就是所谓的镇压有据，消灭有理.也为消灭机会主义领导人提供了理论依据.
１９３０年春，在苏区内已流传国民党“ＡＢ团”进行渗透破坏，其组织已被陆续破获的消息，根据地的对敌警惕气氛空前高涨，在这样的形势下，毛完全可以用“镇压反革命”来要求红军和根据地的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全力支持和服从镇压“ＡＢ团”的政策。
１９３０年“二·七”会议后，革命恐怖的气氛在江西苏区已逐渐形成。赣西南特委在书记刘士奇的领导下，遵照红四军前委《第一号通告》的精神，率先发动“肃ＡＢ团”的宣传攻势。６月２５日，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ＡＢ团宣传大纲》，命令各级组织：
＃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份子，应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出来生疏的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赤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
＃工农群众只有阶级之分，不要顾至亲戚朋友关系，凡是来到自己家里或发现其他地方有行动不对的人不论亲戚朋友，应报告苏维埃拿办。
1. 地方先行.
１９３０年７、８月间，“肃ＡＢ团”迅速从基层清洗转移到上级机关。８月，李文林出任根据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在“打ＡＢ团”的积极性方面，李文林并不输于前任特委书记刘士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赣西南特委在１９３０年９月
２４日印发的《紧急通告第２０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ＡＢ团》文件中宣布：“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ＡＢ团的小组……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的赣西南政府的ＡＢ团份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了。”
这份《紧急通告》还详细规定了“肃ＡＢ团”的审讯方法和处决人犯的基本原则：“ＡＢ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ＡＢ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
一经发现“ＡＢ团”份子，下一步就是枪毙。《紧急通告》要求：
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ＡＢ团杀无赦。……工农份子加入ＡＢ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赣西南特委厉行“肃ＡＢ团”，到了１０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清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消灭了一千多“ＡＢ团”。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１/４被打成“ＡＢ团”，也大多被杀。
1. 毛泽东把AB团事件扩大到军队中.
在赣西南特委大张旗鼓“肃ＡＢ团”时，毛因忙于主持军中事务，并没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ＡＢ团”，进入１０月后，毛的态度发生转变。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１４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县城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通报他对赣西南党的状况的看法及准备采取的措施。毛在这封信中继续发展了他对赣西南党团机构的基本观点，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ＡＢ团份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ＡＢ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毛申明，为“挽救这一危机”，决定进行一场以“打ＡＢ团”为号召的肃反运动，以对赣西南的党团机构“来一番根本改造”
毛在率军退出吉安后，于１１月下旬至１２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 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份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４,４００余名“ＡＢ团”份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ＡＢ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毛泽东的“根本改造”的利刃终于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所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此次行动更因李文林等坚持执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线，反对弃攻南昌的主张而更加惨烈。
９３０年５月，赣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李文林返回后，于８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精神。“二全会”不指名地指责了毛的一系列的观点和做法，撤销了拥护毛的主张、被毛派至赣西南特委任书记的刘士奇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这一切惹起毛的极大愤怒，毛早已习惯以中央在江西苏区最高代表行事，岂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拥护中央为名反对自己？此时毛尚不知“立三路线”这个词语，于是认定“二全会”是“ＡＢ团取消派”的会议。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张据称是李文林的地主父亲用真名签字的便条，虽然这张字条究竟内容如何已不得而知，然而将李文林与“ＡＢ团”联系在一起已经有了所谓证据。１０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上公开反对毛提出的“诱敌深入”的军事作战方针，主张执行李立三有关攻打大城市的指示，与毛的冲突全面激化，由此毛认定李文林就是“ＡＢ团”首领。１９３０年底１１月底，李文林在宁都县黄陂被拘押，紧接著一批与李文林有工作联系的人相继被捕。毛泽东根据犯人被刑讯后的口供，于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３日写信给改组后的江西省行委，认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李白芳（省行委秘书长）等为“ＡＢ团”份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毛在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后“务必会同李同志（即李韶九）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对“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份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ＡＢ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
李韶九携著毛泽东指示信于１２月３日前往富田，５日毛又派两位红军战士将第二封指示信送给已出发的李韶九和省行委。毛在信中指示彼等要从已被捉人的线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为了督促贯彻两封信的指示，毛又派出总前委秘书长古柏赶往富田“协助肃反”。
１２月７日下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代表总前委，到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向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负责人面交了毛泽东的指示信，随即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周冕、谢汉昌、马铭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对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同志“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1２月８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ＡＢ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在惨酷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等“是ＡＢ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ＡＢ团”。对于这次刑讯逼供，萧克将军在１９８２年曾回忆道，“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
１２月７日至１２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时间里，李韶九等坐镇富田，厉行肃反，抓出“ＡＢ团”１２０多名，要犯几十名，先后处决４０余人，其中李韶九在未动身前往东固前亲自布置将２５人处决。李韶九等的残酷行动终于引发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２日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的爆发，造成江西苏区内部的严重危机，对毛泽东的声誉损害极大，毛亲自出马，毫无愧怍，于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２０日草写《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在这封答辩信中，毛坚持“肃ＡＢ团”均是有根有据的。他说：红军中“ＡＢ团”要犯的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ＡＢ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为其首要”。毛认定段良弼等为“ＡＢ团”首犯乃是证据确凿，他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清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他的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
段、李、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重责的，为什么可以呢？”毛坚持“肃ＡＢ团”不仅无错，反而是对革命的巨大贡献。他说：“ＡＢ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ＡＢ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毛声称富田事变将“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号召对事变进行坚决镇压。 最后, 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就是这样死在自已人的屠刀之一.
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之一大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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