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锡禹：牟宗三先生论基督教

虽然牟宗三先生以现代新儒家的身份闻名于世，但他其实是一位贯通中西的大家。他创立的道德形上学，的确是以儒家为根基，但并不局限于儒家。他博采中外各家各派哲学之所长，在各种思想的相互砥砺中自成一家之言。

 牟先生最看重的是传统的形而上学，而且对这一传统思想形式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指出，中外哲学中有五种形而上学的形态。他说：“你要了解中西哲学中形而上学的五个形态，从柏拉图开始，然后了解基督教、儒家、道家、佛教。”从此即可看出，牟先生在阐述其思想时，并不局限于某家某派，而是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因此，在他的著述和演讲中，常常举各种思想来说明同一个道理，其中也包括基督教。我在阅读之余，随手抄摘了牟先生论到基督教的文字，并稍作补注。现抄贴于后，以供参考。

觉悟，照基督教耶稣的说法，就是人必须重生，重生这话可以到处应用。照《中庸》讲就是诚体之呈现，诚体永远在那里，但你不觉悟，诚体则不显，当下觉悟，当下呈现，就有好开始。照佛教讲就是发菩提心，当下发菩提心，当下那些成佛的修行统统出来。尽管天地宇宙早就有，那不算什么。哪里有光明透露，哪里才有开始。没有光明，这个宇宙早就存在也不管用，漆黑一团的宇宙，存在也没有用。中国古时候形容孔子，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圣人，这个圣人代表这个民族的光。西方人一定要靠有耶稣出现，耶稣不出现，西方世界早已存在也没有用。中国人一定要靠有孔子。

 《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记载了耶稣与一位犹太人的谈话。其中谈到了重生的问题，就是牟宗三先生提到的“人必须重生”。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作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无人能行。”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
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希奇。风随著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那里来，往那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三位一体（trinity）是基督教神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说基督教的上帝有三个位格（persons），即圣父、圣子和圣灵。是三个位格，不是三位神，他们是一体的。这个问题在基督教历史上曾经引起极大的争论，甚至导致教会分裂。

牟宗三先生不是神学家，不需要老老实实讲三位一体。下面抄摘的这两段文字，一段是在讲周易哲学的时候，讲到三位一体，另一段是在讲《老子》的“三生万物”时讲到三位一体。

 天主教讲三位一体，圣父就代表乾的身份，因为上帝代表创造万物之理，这就是中国讲乾的意思。耶稣是圣子，圣子也代表道德实践，不过基督教不说他是人，他是神的化身。照儒家看，耶稣是个圣人，圣人就要通过道德实践。为什么叫上帝是父呢？因为它代表创造之理，还是尊乾的意思。光尊乾还不够，一定要有圣子出来才成，没有圣子，那个上帝没有用。这个体会，东方西方是相同的。虽然词语不一样。

 牟宗三先生非常喜欢讲《易传》中的这句话：“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认为这是中国儒家的本体宇宙论（ontocosmology）。

“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为什么不说三生四，四生五等等呢？一定要到三停止，说“三生万物”，这是一个界线。一、二、三成一体，这跟基督教三位一体一样。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三”这个地方才说明万物，就等于道生万物，一、二、三，是对于道本身的一种体会。就好像通过三位一体来体会上帝一样。说“三生万物”，就等于说道生万物。

牟宗三先生根据王弼注，用《庄子·齐物论》中的思想来解释“三生万物”。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不知道牟先生的这个解释，对基督教的神学家会不会有所启发？

基督教有两个信经有关于三位一体论的。第一个信经名为《尼西亚信经》，产生于公元325年，经381年修订后，成为基督教信条。

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

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一体，万物都藉着他造的；他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着圣灵，并从童女马利亚成肉身，而为人；在本丢彼拉多手下，为我们钉于十字架上，受难，埋葬；照圣经第三天复活；并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有荣耀再降临，审判活从死人；他的国度永无究尽。

我信圣灵，赐生命的主，从父和子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他曾藉众先知说话。
我信独一神圣大公使徒的教会。
我认使罪得赦的独一洗礼。
我望死人复活；并来世生命。

第二个信经名为《卡尔西顿信经》，产生于公元451年。

 我们跟随圣教父，同心合意教人宣认同一位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性完全人性亦完全者；他真是上帝，也真是人，具有理性的灵魂，也具有身体；按神性说，他与父同体（substance），按人性说，他与我们同体，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按神性说，在万世之先，为父所生，按人性说，晚近时日，为求拯救我们，由上帝之母，童女马利亚所生。

是同一基督，是子，是主，是独生的，具有二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各性的特点反得以保存，会合于一个位格，一个实质（hypostasis）之内，而并非分离成两个位格，却是同一位子，独生的，道上帝，主耶稣基督；正如众先知论到他自始所宣讲的，主耶稣基督自己所教训我们的，诸圣教父的信经所传给我们的。

神学与道德的学关系，是基督教神学中一个重要课题。牟宗三先生通过康德来阐述这个问题，认为神学要建立在道德学之上，而不能反过来，把道德建立在神学之上。

康德本人站在西方的传统，只讲道德的神学（moral theology），不能讲神学的道德学（theological ethics）。神学可以讲，康德是从道德建立神学，从道德把神学撑起来，他的支持点是morality，拿道德来支持神学，把道德拉掉，神学就没有了。其他那些建立，统统不对，建立不起来的。康德的思路是中国的思路，所以尼采讥讽康德是德国的中国式圣人。

康德反对神学的道德学，天主教是地道的神学的道德学。对于基督徒，道德律从哪里来？从上帝来，道德建基于神学。康德正好反过来，神学建基于道德。道德建基于神学，是他律道德。所以天主教反对康德，把康德的书看成是禁书，只准读亚里士多德，因为亚里士多德是实在论。但是，亚里士多德的精神跟基督的精神正好相反，因为耶稣的精神是希伯来的精神，是宗教的精神，亚里士多德是希腊哲学，这两个是相反的。有一次我问一位牧师：你们为什么根据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一套来建立神学，不根据耶稣的生命来讲神学呢？亚里士多德那一套跟耶稣生命不相干，你根据耶稣的生命、耶稣牺牲上十字架这个高度的道德精神来讲神学不是很好吗？

有关基督教的名称，在中国十分混乱。本来，基督教（Christianity）一词是一个大的概念，包括所有以耶稣基督为救赎主的信仰者。一般而言，基督教包括三个大的教派，一个是牟宗三先生文中提到的天主教，就是有一位教皇的那一个基督教；一个是东正教，是中世纪时从拉丁化的罗马教会中分裂出来的希腊化基督教；一个是新教，16世纪通过宗教改革从天主教中分裂出来的基督教。

这三者其实是一种宗教，是一个大家庭中的三弟兄，虽然吵吵闹闹，但还是三弟兄。奇怪的是，到了中国以后，这三弟兄就被完全分开为三家人了，中国政府承认的五大宗教中，把天主教与基督教（即新教）并列，俨然是两种宗教。这种情况使得不少人以为，天主教信仰的是马利亚，基督教信仰的是耶稣。这实在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这种认识上的混乱给学术研究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因为在基督教历史上，不同的历史阶段，上述三大派别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即便是今天，在世界不同的地区，他们仨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且，这三大派别在信仰和神学上，共同的东西多于不同。

无奈之下，有聪明人想出了一个词：基督宗教。用这个词来表示Christianity的意思。

看来我们的基础教育中，这些常识性的东西需要加强。

 把基督教从西方的历史和哲学中抽离出来，西方还有完整的历史和哲学吗？

耶稣到底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从地域上看，耶稣出生在巴基斯坦地区，属于东方。从思想上看，耶稣没有古希腊那种形上之思，他强调的只是如何认识上帝，如何成为上帝的儿女。一句话，他只是告诉人们，应该如何爱上帝，如何爱人。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 22:37-40）

但是一千多年来，基督教被涂抹上过分浓厚的希腊色彩，使基督教成为西方的思想形态，以至于人们都忘记了基督教的东方之根。牟宗三先生认为“耶稣是儒家的精神”，不一定有很多人接受，但是，耶稣的思想具有强烈的东方色彩，恐怕是无疑的。

这个基督教怎么讲呢？耶稣是儒家的精神，你要通过耶稣才能了解上帝。有一次耶稣在传教，一个听者问：你天天讲天上的父，你能拿天上的父给我看看吗？耶稣说：你天天跟我一起，还没有见到上帝吗？当然，耶稣说的这个话不如孔子的话典雅，这话说得不太客气，但这话是对的。你离开耶稣这个生命，到哪里去看见上帝呢？上帝是个什么东西呢？你天天跟我一起，你还没有了解上帝吗？上帝是pure love，这个只能通过耶稣来了解。你离开耶稣，怎么能证明上帝是pure love呢？谁知道上帝什么意义呢？只有通过耶稣上十字架这种高度的爱的精神、牺牲的精神，才能证明上帝是纯粹的爱，这就叫做道德的神学。神学的道德学不然，它反过来。

牟先生提到的耶稣那句话，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8节。

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

另外，《约翰福音》1章18节也有类似的话：“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关于“上帝是pure love”，《约翰壹书》中有这样两段话。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4:8）
上帝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4:16）

东方人的哲学，只需要去做，去行，在做与行中思。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在儒学体系中，学与行密不可分，学就是行，行就是学。真正的基督教应该是这样的。而西方不同，西方人从事思是一种职业，不一定是人生的需要。

宗教要思，但更重要的是行，是在自己的生命中找到上帝的形象。

附注：谢谢网友羽毛乱飞的批评与提醒。根据他(她)的提醒，我及时改正了文中的错误。希望继续得到批评指正。我觉得这个时候引用保罗说的一句话可能比较合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腓 3:13)这句话可以运用于人生的任何方面。

 创造论是基督教的重要概念。圣经开往就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1：1)上帝创造世界，而不是制造世界。英文中的两个词被用来做这种区分：to create，to make。对此，牟宗三先生讲得也十分清楚。

最好了解的是基督教的形态，上帝创造万物就使万物存在，上帝的创造是从无而造，上帝不是根据任何已有的东西来创造一个东西，这是讲创造的意义。木匠制造桌子，木料是原有的，把form加在matter上成个体物，那是制造，不是创造，上帝不是利用已有的材料来制造一个东西，上帝创造就是使个体存在。上帝创造是个典型的创造的意义，那是宗教上的创造的讲法，儒家是个典型的意义，那是哲学的讲法，从道德上讲的，道德意志（moral will）是创造的原则。

 谈到上帝的创造，圣经中的论述实在太多了，这里引圣经中一位诗人的话来说(诗 33:6-9)：
诸天藉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藉他口中的气而成。
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深洋在库房。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
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上帝是超在的，还是内在的，这大概是一切宗教所要关注的问题。

 我的理解，牟宗三先生认为，西方的上帝观是向外的，向外的极至就是超在。所以西方的上帝要有位格(person)。

东方的上帝观是向内的，向内的极至就是内在。如儒家所说的“性”，即是天之所以赋予人的那种纯然之性，也即《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这样，东方(具体说是中国)的上帝没有位格，也无需位格。

所以，儒释道三教跟西方文化比较，就是跟西方的基督教传统相对，基督教不是一个实践的智慧学，它是一个信仰学。那么，现在西方所依以支持其为西方的那个命脉在哪里？上面有一个上帝，下面靠科学与民主政治。……从这个地方看，就看出西方的好处，它下面有科学与民主政治，上面有上帝，上帝代表信仰，那是西方文化的方向。中国不如此，中国把上帝那个信仰吞没吸纳到实践智慧学里面，化掉了，没有了，成一个特别的形态。东方儒释道三教都是如此，把寄托在上帝那里的那个信仰吸纳到实践智慧学里化掉。所以中华民族没有人格神（personal God）的观念。这是儒家成立，道家出现，后来佛教吸收到中国来，所必然演至的。

有位格的上帝需要去认识。托马斯·阿奎那用理性的推理来认识。也有不少人借超理性的智慧来认识上帝。

无位格的上帝不靠认识，而靠感受，在个人的良知中去感受，感受人身上那种先天就有的超然性。

东西方宗教的差异在于神与人之间的界限，一个泾渭分明，一个浑然一体。

佛教也是个大宗教，你不能说佛教不是个宗教。但是菩萨、佛不是上帝不是神。菩萨、佛是人修行到的一个境界。佛教向往菩萨、佛，儒家向往圣人，道家向往天人、真人、至人。这都是通过修行而达到的境界。因为是通过修行而达到的，所以说这是属于实践的智慧学的。上帝不是通过实践而有的，耶稣不是通过实践而至的，这是基督教的特色。基督教并不说耶稣是圣人，他一定说耶稣是神，耶稣不是修行到的，耶稣是上帝派遣的，是神，这样把耶稣抬高了。但中国听起来很难接受，中国人不大欣赏这一套，当然，在宗教信仰上可以这样讲。耶稣明明是个人，木匠的儿子，你怎么说他是个神，是上帝派遣的？再古一点还好一点，耶稣的时代到现在才一千九百多年，是汉朝年间，对中国来说，你是汉朝的人物，晚辈后生。你说耶稣一定是神，中国的关公不也是神？

照基督教，耶稣是当作一个信仰的对象看，不是可学而至的。因此，基督教不是实践的智慧学。它只教人信仰、祈福，名罪，却不教人做工夫，以使自己的生命理性化、纯洁化。人的理性无处用，只好转成科技的理智计算。

西方宗教神与人之间泾渭分明，神就是神，人就是人。就像圣经中所记载的那样，当摩西问向他说话的那位上帝的名字时，上帝说：I AM WHO I AM。中文圣经翻译为“我是自有永有的”，直译应为：“我就是我。”(事见《出埃及记》第三章)上世纪欧洲神学家卡尔·巴特也说：“世界就是世界，上帝就是上帝。”(Welt ist Welt. Aber Gott ist Gott)

 东方宗教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通的，人可以通过内在的修炼，进入超越界，成为圣人、真人、菩萨、佛。中国民间有句熟话：神仙也是人学的。佛教唯识宗讲“转识成智”，大概就是指从经验的层次上升到超验的层次，即上升到神的层次。孔子的“下学而上达”，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都是立足于人生、人性来谈神的。

其实，西方宗教中，神与人的关系也并非全是如此泾渭分明。东正教就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上帝之所以要道成肉身，目的就是要人肉身成道。道成肉身是下达，肉身成道就是上达。

“洋教”一词，是基督教（新教）进入中国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的特殊符号，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词是贬义的。但是，如果不带情绪地来看，这个词多少反映了基督教在中国的状况。

你知道，犹太人就不相信基督教，耶稣是犹太人，但犹太人就不相信基督教，基督教靠离开罗马，通到世界来，靠欧美人来宏扬，靠罗马世界那个圣保罗的功劳，圣保罗把基督教从犹太那个历史社会限制拖出来，世界化，这就是基督教说的普世。这个话也不能拿宗教是普世的来唬人。所以我说，上帝是普世的，宗教不是普世的。宗教一定在历史文化阶段中产生出来。上帝是普世的当然没有问题，但宗教是讲上帝，回教不是也讲上帝吗？有些人最反对说他是洋教，他说宗教是普世的，无所谓洋不洋。你不是洋教是什么？说洋教就是说你在西方的历史文化发展中出现。

基督教相信独一上帝，这就意味着，世界上只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普世的，所有人都可以认识、理解、接受。但是，由于基督教是从西方文化背景中发展起来的，人们就往往以为，只有借着西方人的眼睛看到的上帝才是真的，中国人、印度人、日本人等等非西方人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上帝是假的。这实在是一个悖论，是对基督教所坚持的独一上帝观的挑战，因为，根据这种观点，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西方，统治西方以外的世界的，不是这位上帝。

启蒙运动以前的基督教神学，基本上还没有走出欧洲的大门。因此，哲学与神学始终在欧洲这个圈子中打转。就神学而言，它受到的哲学的影响，远远超过圣经对它的影响。对神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家，追溯到最后，一个是柏拉图，一个是亚里士多德。

 宇宙论是哲学的讲法，最后的创造根源一定讲到上帝。柏拉图没有达到上帝创造万物的境界，但他讲造物主（Demiurge）。这个造物主只是制造万物，并不是创造万物。制造只是把形式加在材料，如木工之造桌子。创造一定是从无而造。柏拉图是制造说，并不是上帝创造说。至于亚里士多德，则是从“四因”说明万物之 “成为”过程。从动力因与目的因说明宇宙之向纯形式（上帝）而趋，亦并不是上帝创造万物。后来自基督教成立，始根据创世记而有上帝造万物是从无而造之说。这是西方宇宙论之大略。

两位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不仅影响到“正统”的基督教神学，也影响到许多被斥为异端的神学。这一点在创造论上也不例外。

其实基督教的创造论非常简单，就是圣经所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1：1） 

希腊文中哲学一词的意思是“爱智慧”。照中国人的理解，最高的智慧总是简单的，所以《周易·系辞传》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欤！”

圣经拥有最高的智慧，这个智慧不需要论证，只需要宣告。

佛教讲众生成佛，佛是所有人都可以修得的。佛祖只不过是第一个修成佛的人。这是肉身成道的理路。中国的道教中的情形也大体相当，普通人，通过各种修行，可以达到成仙、成道的境界。儒家强调“内圣”，不追求成仙、成道，但是儒家也要在修行中达到“内圣”，从而可以“外王”。

基督教的理路不是如此，上帝与人虽然相通，但也存在着存在差别。人无法通“天”，甚至无法认识上帝。因此，人只有借助自上而来的启示，方能认识上帝，道成肉身就是最大、最高的启示。

 大乘佛法要跟众生在一起，有一众生不成佛我誓不成佛。这跟耶稣一样，你光是神之子，谁跟你在一起呢？人之子就好多了，我来是为了替人类赎罪。《圣经》上只说耶稣是上帝派遣的，并没有说耶稣是神，耶稣是神的化身，并不是神，最多说是神之子，但耶稣也是人之子，他是木匠的儿子，为什么说他不是人呢？

使徒保罗曾经这样说过：“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著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歌罗西书》2章8至10节）

耶稣成了人，实实在在是一个人，所不同的是，“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

这是基督教道成肉身的教义。因此，基督教强调的是被救，而不是自救。在基督教看来，人根本无法依靠自己超越自己，人的自我超越，必须借助外力，这个外力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

贝克莱说：“存在就是被感知。”长久以来，在我们接触到的教科书中，据此把贝克莱的哲学划归为主观唯心主义。牟宗三先生有不同看法。他不是在某种既定的哲学框架内理解贝克莱，而是在西方哲学的理路中解读。西方哲学的理路，就是要证明世界的合理性。

理性主义从知识上证明上帝，理想主义大体从道德宗教可以接触到上帝。上帝有种种不同的讲法，所以，我提到主义的几种形态。就贝克莱那个主观的觉象论，他讲的上帝不是观念，是基督教那个创造万物的上帝(personal God)。贝克莱的“觉象”是具体而现实的可看见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客观的、有条有理的，不是心理学的观念。觉象虽然离不开心，但并不是心。贝克莱把 matter拉掉，那么，谁把这些具体而现实的东西呈现到我眼前呢？就是上帝。所以他后面的保障是上帝，上帝来保障，这个世界就可理解。西方人总要想着使这个世界可以理解，就是要把这个世界的最后归属归到上帝。

中国哲学不大这样看问题，因为中国哲学不关心自然的问题，不追求对外在世界的理解。中西上帝观之不同亦在于此。

西方人在人之外寻求上帝，中国人在人之内寻求上帝。

基督教的上帝观正是向外求的代表，传统神学中，向外求的必然结果是对人的否定。因此，到了启蒙运动的时候，西方人要把这种上帝观扭转过来，康德就是一个代表。康德指出，寻求上帝一定要在人的道德上。

中国人的上帝是向内求的，其必然结果是对人的肯定。

基督教思想体系中的智（或称智慧），很多时候是一超越之存在。加尔文强调，若要研究神学，必须从“真智慧”着手，所谓“真智慧”，即对上帝的认知和对人的认知。除此以外，无智慧可言。

 智的直觉照字面应该译作“纯智的直觉”，康德的原意就是纯粹的由智发的直觉。不管是道家玄智的智，佛教般若智的智，或是儒家仁智知虽，它可以发出一种直觉的作用，那个直觉作用就是从智而发。我们科学认识的直觉是从感性发，康德说我们人的直觉都是从感性而发的，只有上帝才有智的直觉。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就是把智的直觉划归给上帝，上帝代表无限心，圣心才是无限心，发智的直觉者一定是无限心。

牟宗三先生在其它地方详论过佛教唯识宗的“转识成智”，就是把“智”视为一种超越的状态。佛教的修行，即是达到智的超越。牟先生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基督教的上帝，理解上帝的无限心。照儒学看来，心是人之根本，由心直达于智，不借助识，甚至是抛开一切的识，是为直觉。

 人能否真正认识上帝，先天具有的心性纯然以否，至关重要。以纯然之心性直达上帝的无限心，就能认识上帝。否则，只能推论上帝，想象上帝。

 在东方思想形态中思考基督教神学，思考基督教的上帝观，似乎比西方人的思想更玄，比西方神学传统中一切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更玄。牟宗三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的根在生命，西方哲学的根在自然。一个向内，一个向外。因此，中国人的宗教观中没有超然之位格神的地位。

这个地方就看出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的分别。中国人把无限心看成是个本体，这个本体在人的生命中最容易显现，所以只靠人的生命把它体现出来，因此重视实践的智慧学，而并不把这个本体人格化。譬如儒家讲天命不已，《中庸》说：“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那个创生万物的天地之道，《易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的乾元，《中庸》说的诚，孔子说的仁。说诚也好，说仁也好，说乾元也好，都一样，这都是当本体看。人是体现这个本体，体现的最高境界是要全部体现。如何能全部体现呢？在我们现实人生里面永远不能全部体现，所以体现过程无限拉长。但它又假定说你可以全部朗现，全部朗现一定有全部朗现的根据，所以东方一定讲圆顿之教，就在这个意思上讲顿教、圆教。

……

基督教的形态是把那个本体客观化，不但客观化而且要实体化、人格化。经过三化才能讲三位：父位、子位、灵位。它一定要把那个本体看成客观的实体，而且还要拟人化，拟人化就是人格化。人格化以后，人格神(personal God)才出现，这是信仰，以信仰为中心。典型的信仰就是基督教，这是信仰的形态。东方智慧学不向这个形态发展，它是向康德所说的实践的智慧学发展，发展到最后一定承认无限心，无限心是个本体，它不把它人格化，不是我们祈祷崇拜的对象。它一定把它内在化，视之为人的生命本体，人的生命的唯一现任义务就是体现无限心，就是要把“诚”、“仁”、“乾元”、“天命不已”代表的那个本体体现出来。从现实看，这个体现的过程可以无限拉长，你永远不能全部体现，但你要一下朗现也可以，在这个地方讲圆顿之教。

牟先生文中提到的人格神（personal），按照基督教神学的习惯，翻译为位格神。“位格”一词源自拉丁文，本意为面具。据说最早使用该词的是被称为拉丁神学之父的特土良，他用这个词来解释三位一体的上帝观。

 神学与道德之意的关系，向来是基督教神学家所关注的问题，但又是主流神学中所不易处理的问题。牟宗三先生儒学的特征是创建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牟先生在《心体与性体》一书中谈到，所谓道德形上学，就是由道德进入形而上学，这种进路是儒家传统的进路，即孔子“下学而上达”的进路，即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进路，即《中庸》的“致中和”的进路，亦即王阳明“致良知”的进路。……

照康德的讲法，metaphysics有两层，就是超绝形上学（transcendent metaphysics）和内在形上学（immanent metaphysics）。我们能够有知识的是在“内在形上学”处，超绝形上学处我们不能有知识，假定从超绝形上学这个地方想一个名词，那就是神学，道德的神学。康德有道德的神学而没有神学的道德学。基督教、天主教、圣多玛都是神学的道德学，站在康德的立场这是不可以的。

 按照这个思路，神学与道德学的关系十分清楚。西方传统神学从神学进入道德学，牟先生认为这是行不通的，只有自道德学而入神学，才是可以真正建立起来的。因此，牟先生十分推崇康德的道德神学，他自己的道德形上学就是在此思路中建立起来的。

要在中国思考神学，牟先生的道德形上学的进路的确是值得借鉴的。中国人的思维特征是由内及外，自下而上，而不似西方的由外及内，自上而下的“光照论”。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许会成为中国基督教界及学术界的一个永恒主题。在今日的中国基督教界，把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放在一个平等地位上来对话的人，可能还不太多。当然，极端排斥中国文化的人也仅在少数。更多的人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待中国文化。牟宗三先生的建议也许不是如此，他认为，必须进入到中国文化的血脉里面，抓住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在此基础上来建立中国的基督教神学，这种神学才是与耶稣的精神生命相关联的。

 基督教决不能传至中国而为中国文化生命之动力。谢扶雅先生谓基督教入中国机会太坏，缘分太差。此决不只是机会问题，缘分问题。洪秀全、帝国主义、商人、大炮等障碍，只是表面。基本关键是在文化生命之形态不同。基督教若接不上中国之文化生命，决进不来。自利玛窦以来，直至今日，已有五六百年。试想基督教传教者儿曾能接上中国之文化生命？若孤立言之，一个人受洗、祈祷、做礼拜、唱圣诗，凡此诸种，皆是外部之事件，皆可为之。然此决不相干。接不上中国之文化生命，决不能进来作为中国文化生命之动力。而若接上中国之文化生命，则基督教决必改其形态。

基督教之为宗教绝非已臻尽美尽善之境地。自其历史而言之，中世纪之形态固有病，近代之形态尤有病。自其本质而言之，其形态亦非发展至尽美尽善者。此中根本关键，唯在其神学之未能如理建立。中世纪之神学乃照古希腊哲学为根据而建立者，而古希腊哲学却根本与耶稣之精神相隔相违而不相即，是即不啻耶稣之精神与生命根本无学问之以明之。中世纪之神学根本不能担负此责任。于此，吾希望基督教中高明之士，能虚心以观佛教中之“转识成智”以及宋明儒之“心性之学”（以哲学玄谈视宋明理学全错）。基督教根本缺乏此一学问。其未能至尽美尽善之境，关键在此。

我觉得，牟宗三先生的话，值得基督教界人士深思。基督教的核心是福音，是好消息。它之所以是好消息，是因为它报告的是关于救赎、成全、和好、爱的信息，而不是惩罚、破坏、敌对、仇恨的信息。福音不仅是对人而言，也对文化而言。

基督教对中国文化来说，是福音还是祸音，需要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