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3G通讯的十大关系 (旧文新帖）

论中国3G通讯的十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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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w.net.cn 2005年3月28日 15:09 通信世界

孙安

    如果将中国3G比喻为一场大戏、牌照发放比喻为拉开帷幕的话，无疑这是一出精彩的大戏。帷幕尚未拉开，观众已经呼声震天，国内外“演员”跃跃欲试，专家、学者争得面红耳赤，作为总导演的政府，则不紧不慢着。毕竟，中国3G可是13位数（万亿元）的大市场，而且还肩负电信体制改革、通信强国、经济强国等多重使命，3G体系是庞大复杂的系统，3G决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复杂、影响最重大的产业决策，能不慎重吗？

    对其中错综盘结的关系和矛盾，本文期望站在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视角，归纳和分析3G的关键考究变量，以期对3G决策有所助益。笔者认为，要做好3G的决策，首先需要在如下十个关系上捋清思路和透彻研究，否则3G大戏有可能在个别章节演砸。限于篇幅、也限于实际情况，这里只是侧重问题的提出和必要说明，以期验照一句哲言：“很好地提出了问题，就是解决了一半的问题”。

    1. “尽快”与“谨行”之争的本质是什么？

    目前各方争论的焦点，比较集中于“尽快”或“暂缓”上面，典型的如“胡阚之争”。胡派观点是“尽快启动，以免贻误战机”，阚派观点是“市场尚未成熟，开放造成的损失要实行问责制”，政府的表态是“适时提出决策建议，适时开放”。

    其实各方都隐含一个前提，就是“只要时机成熟、条件成熟，就开放”。问题在于对“成熟”的判断，各方并不一致。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必然有不同的结论。

    也许，现在应当把对“快慢”的争论，转移到“条件或时机由哪几条界定”、“中国3G定位、目标的界定”上。只有这些更高层的概念捋清楚了，“公理”、“婆理”才能得到统一。如政策出台的同时或者之前，政府、学者和业内人士应当讨论清楚诸如“中国对3G的期许是什么、3G对中国当前或者潜在利益是什么、3G的代价、3G的风险”等，之后才是怎么做的问题，如牌照的发放时机、数量和形式等。

    2. TD－SCDMA与WCDMA/CDMA2000标准之争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目前中国的3G战略是围绕TD-SCDMA展开的。通俗地说就是，TD优先于另外两个标准。这是从知识产权、培育民族企业、未来持续发展角度考量。但是，中国3G的目标可能不只有这些。比如还可以包括“人民生活品质的提高、进军国际市场”等。从这些角度，可能另外两个标准的价值就不一样了。

    其实，中国标准也好，欧美标准也罢，都只能界定为工具，工具不同，价值也会不同。睿智的3G标准对策，应当能化解和组合直至能够满足上述种种要求。比如对TD标准的合理应用，对WCDMA和CDMA2000标准的中国化改造等。捋清3G标准的工具概念，对避免拔高和忽视其价值应有助益。用好3个3G标准，有助于体现国家3G的战略意图。

    3. 牌照数量与重复建设矛盾的解决之道有哪些？

    中国现在有4大运营商和若干中小运营商。从运营商角度看，独立运作、从而需要自己的支撑网络和业务体系，最具合理性；从竞争角度，也需要适当的多主体、多网络，这些因素要求4张甚至更多张牌照（网络）。但是，从避免重复建设角度出发，重叠的网络越少越好。所以，笔者提出牌照数量应为“2+2=3”，两旧加两新，两张全网，两张半网，共3张全网。“2+2=3”模式，显然比6张牌照、4张全牌照方式，节省基础建设资金。同时要鼓励铁通、卫通等中型运营商采纳非当今主流模式，如WiFi，WiMAX等，作为现有主流体系的战略竞争或现实补充以及未来的战略储备。

    重复建设问题、竞争不足问题，一直困扰着通信业。以往的经历是，要么竞争过渡导致重复建设，如过去的宽带最后一公里建设，要么就是竞争不足导致服务质量和效率低下，如过去的电信。也许还应当有更加具有创意、从更加根本的手法，来解决牌照数量、竞争数量和重复建设等问题。

    4. 尽快到位与未来持续创新发展矛盾的拿捏需要哪些模式和技巧？

    牌照一旦到手，运营商本能的愿望和社会舆论的压力，都要求运营商以最快的速度，“为全国人民提供优质的3G服务”，将网络建设的密度和档次，尽快做到位。

    但是，越是先进的东西，升级换代往往越快。3G在国外才刚刚开始铺设，已经有了增强3G标准（如3倍速及9倍速于标准的3G）等，以后还会有3G后，4G等。还包括诸如3G支撑采纳NGN的问题，WiMAX替代3G的问题，固话支撑向NGN转移的问题，软交换变成电信心脏的问题，移动终端与PC融合的问题，移动内容与互联网融合的问题等。而且，后面的投资，一般也是很昂贵的。

    解决好“尽快到位”和“未来持续创新发展”的矛盾，将能够极大地减少重复建设、保持发展后劲。这种“既参与竞赛又保持体力”的技巧拿捏，考验的是运营商的智慧。但是，国家3G战略的宏观层面应当设计出良好的宏观环境，使运营商有足够的运作空间。如果认定“小灵通”属于临时性的过渡服务，属于“超生”性质的话，那么小灵通的“疯长”，就属于宏观环境设计有欠妥当，导致宏观环境逼迫运营商大量投资小灵通。应当能够明确的是，国家3G战略所构造出来的良好宏观环境，对中国3G投资的“尽快到位”、“保持后劲”、取得“整体动态投资绩效比最大”的效果，将是非常大的。但是，对这些问题的深谋远虑和炉火纯青的手法，我们都已经具备了吗？

    5. 电信运营与内容运营的产业链需要得到充分效益化的设计。

    为什么中国手机总数量只有全世界的1/5，但是中国短信流量却占全世界50%以上？关键的原因在于中国的短信产业链设计的比较合理，将产业链设计成了利益链。

    3G产业链中，运营商占有绝对的控制权，因此就有了绝对的权利、而且常常伴生出相关的欲望，控制和限制内容商的利益和发展，包括内容方面的垄断行为或者至少是不公平的强势行为。

    国家3G战略不仅应当设计好3G产业链的技术链、业务链，也应当设计好利益链，使中国的3G，全链都均衡发展。3G内容产业的充分发展，不仅直接带动3G用户的数量成长和提供良好服务，还具有很强的文化性和意识形态性。如果中国3G内容产业成为世界的移动内容中心之一，尤其是全球移动华语中心，那么就可以提升到文化输出、甚至意识形态输出的境界。内容产业的战略价值不言而喻，其重要性不一定输给传输层面的产业，实际上有可能会更加重要、更加庞大。

    中国2G的短信，总体是非常成功的，但也有一些问题，如短信管理的问题。初期相对放任不良SP“疯长”，导致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坑蒙拐骗时有发生，之后矫枉过正，至少是方法不当，导致正常的“单向发送”功能都被取缔。类似的行为，管理不足和管理过当，也需要有一定的机制予以补救和纠正。

    国家3G战略在促使3G技术链完善方面，无疑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促使3G产业链完善方面，是不是力度足够？整套好的机制设计完成了吗？从许多角度看，是应当由技术链适应业务链条，再由业务链条适应利益链。如果业务链、利益链等没有事先充分设计好，后面的技术链必然不断返工修改、耗费时日。如果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准备不充分，万亿规模的产业敢启动吗？

    从社会普遍关注的知识人士的就业角度看，开放式、非垄断式的产业链，将能够最大效用地吸收就业人员，产生最多的实际就业岗位。

    6. 国内产业与国际巨头较量的导向性政策合理性和充分性问题。

    毫无疑问，目前国际通信巨头实力雄厚、优势明显，中国通信业者相对弱小。这次3G牌照运作的话外音就是：中国要利用在自己土地上的买方优势，转化成中国通信制造业的产业利益，扶助中国制造产业的发展；TD-SCDMA标准将使这种效益取得最大值。

    这样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不过进一步思考可以发现，将TD－SCDMA锻造成为强力工具的行动是完全必要的，如果措施不当，可能导致不理想结果，如工具本身没有如愿地被设计或制造至完善、不成熟的工具可能带来各种后遗症等。另外除了TD工具，还有其它工具可以利用；其它工具也有可能被改造，被改造的工具，其利用价值也可能大幅度上升。

    所以，笔者建议不要将“宝”都押在TD－SCDMA上，也不要忽视其它工具的打造。比如其它两大标准的中国化、欧美标准智慧产权的谈判落实、其它技术体系（如LAS）的吸收和培育等。另外，如果TD体系成功，将其转化成上下游产业联动的宏观环境设计，也是现在就应当做好预案的事情。

    7.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需要并举平衡。

    到2G为止，中国还主要着眼于如何多占一点在自己土地上的市场。系统支撑基本上还是人家的天下；终端虽然大有斩获，突破了50％的市场占有率，但是最近阵地有所丢失，下降为43%。

    如果3G时期TD取得成功，有可能使中国制造在系统支撑和终端方面取得一个大的突破。TD－SCDMA体系的意义大体就在这里。

    但是，从全球市场看，中国如果在WCDMA和CDMA2000体系着力不够，将导致国际市场的竞争不力。比如华为、中兴通过WCDMA和CDMA2000的体系已经在欧美、东南亚等地取得超过数十亿美元的突破，但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却至今没有一个市场示范基地，是不是属于支持未到位的状态？如果经过努力，华为、中兴的设备体系积累了超过1000万的用户基数，毫无疑问，它们（也带动其它品牌厂家）在世界各地将更加容易攻城略地。虽然中国总人口是全球的1/4，但是比照手机数量，中国市场只占全球的20%，如果按照金额计算，中国总市场则有可能占不到15％，虽然中国依然是全球最重要的3G市场。设备体系打开市场后，后续服务和增值业务的效益比例，也是相当大的。所以国际通信市场是非常重要的领域，如何应对国际市场，政府应当有充分的规划和措施。

    如果说3G是中国通信制造业在中国市场大幅度提升的一个战略机遇的话，那么国际市场同样也是。华为、中兴的突破，证明了这种可能性是现实可及的。

    中国3G在国内市场着力是毫无疑问的，在国际市场中国也应当及时有力，国内一手，国际一手，两手都要硬。

    8. 3G产业与3G消费的天平取向取决于理念走向。

    通信产业的利益体现了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一般没有疑问。但是，消费者利益是否也体现了国家利益？如果说不是，逻辑上说不通；如果是，那么为什么消费者希望降价、移动运营商也希望降价，而政府不让降？难道运营商的利益比消费者的利益更代表国家利益？消费者额外的捐辑，有多少转移成国库收入或者产业建设资金？相当的比例恐怕是转移成奖金和福利。中国消费者的通信费占总收入的比例系数在全世界是居高靠前的。如果说小灵通的存在是因为体现了消费者的实惠，那么手机降价或者单向收费不也是同样体现了消费者的实惠，为什么就不行呢？当然，消费者的利益，还不仅仅体现在使用费率上，还体现在质量、功能、可靠性、方便性等效能参数上。

    通信业和消费者孰轻孰重，本质上可能还是一个理念问题。谁的利益应更优先？如果说“运营商的目标就是在提供服务的时候取得尽可能多的利益”，可能是很有问题的，因为通信运营即便在目前的“竞争”格局下，也还是准垄断行为。如果定位成“运营商的目标是可持续发展地向尽可能多消费者提供尽可能好、尽可能丰富的通信服务，通信业是着眼于普遍和彻底地为老百姓提供通信服务”，这样，可能有些做法就可以改变了。

    9. 技术中立，政策也中立吗？

    胡鞍钢教授在《中国3G世纪报告》中鲜明地提出“技术中立”的理念，强调技术使用者的收益程度与技术的发明者没有关系。如果技术中立，那么好技术面前是不是人人平等？还有，政策是不是也必须中立？如果中立，中国是不是失去了在自己领土上的话语权？如果不中立，依据是什么？这些问题似乎也是应该在3G牌照和政策出台前，得到透彻回答的问题。也许无论如何，3G战略机遇的话语权，都不能丧失，而且必须尽一切可能用好、用足。

    10. 3G市场的“鸡与蛋”。

    阚凯力教授提出中国3G市场不成熟，认为目前不能开放3G。中国3G的现状是既无运营环境也无业务客户。按照一般产业规律，只要有强烈的市场需求，技术支撑提供到位，市场早晚能上来。好的技术需要大的市场承载，好的市场需要好的技术支撑。对中国近期上3G，“需求”和“技术”，哪个是鸡，哪个是蛋，似乎应当有所明确。

    3G的技术支撑应当算有了，但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技术支撑尚未成熟；按照需求分析，3G本质的优势是提供流媒体。典型的应用如可视对话、电视电影及其它与图像有关的应用，涵括2G的语音、短信和图片等。如果用户一次性和持续成本不高，比如与现有2G相当，而且内容服务丰富，毫无疑问，用户过渡到3G平台的需求将十分强烈。当然实际使用3G新增服务需要用户的培养和适应过程，这个过程可能相当长。

    如果技术支撑环境和内容服务不存在，如果没有用户体验的培养过程，庞大的3G用户群永远不会成长起来。即便现有的最好3G技术，实际上也并不能很好地满足群体客户的潜在需要，必然存在带宽不足、不够稳定、功能相对不丰富、使用不够方便的状况。从这些角度讲，3G市场本质上还是技术相对滞后,不能很好地满足广大客户的广泛的潜在需求。

    所以最合理的模式应当是，在尽力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激发用户的同步跟进；在客户大量成长起来的同时，技术环境（包括内容）应当及时满足客户。技术环境应当稍微超前一些，但与客户成长状况大体匹配。这种模式的体现，应当最后落实和化解在3G宏观环境的设计和微观事务的运作上。

    中国3G上述十大关系问题的捋清和取得社会共识，必然有助于中国3G的规划和发展。此外，如下一些特点或特征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3G市场是有历以来最大的单一市场，达万亿元之巨；也是最复杂、最先进的产业之一；3G决策是可能对中国的“强国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技术决策。

    3G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机会在自己的领土上、大规模地实施全球最先进的技术，而且具有全程性话语权的机遇。所以，中国完全有可能、也绝对有必要将话语权用好用足。

    3G进程是中国通信体制改革的绝好时机。一方面是技术因素，如通信向IP转移、向无线转移等；另外一方面也是3G这个大产业，将导致的大升级、大变动，这些必将引发各方高度重视和大讨论。

    3G进程要快，但更要首先保证正确。

    另外，笔者参加过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深刻体会到，其实有些东西是完全可以拿到社会上讨论，取得广泛的智慧和共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