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房限制更严格 外籍人士租屋难？

沈越(2013-03-25)

 

今年1月，政府推出2009年以来的第七轮房地产降温措施，非公民及购买第二套房子的新加坡公民受到最大冲击。

　　　事隔两个月，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本月8日在国会宣布，建屋发展局会对非公民租组屋设立更多限制。消息经两周的沉淀，《新汇点》访问了包括永久居民在内的外籍人士，看他们如何看待这次租房限制的调整。

新闻背景组屋租房新限制

　　本月生效的租房新限制规定，组屋房东今后出租整间组屋给非公民时，每次最多获批一年半。此前，每次申请可获批准出租的时间最多为三年。此外，房东若是出租房间给非公民，须向当局申报，租约最多一年半。

　　非公民指的是持各种准证的外籍人士及永久居民，马来西亚籍租户则不受影响。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的解释是，马来西亚人在融入方面问题不大，因此不受新限制影响。

　　另一方面，国家发展部也将探讨为每座组屋的外籍租户比率设限。

胡美霞说，本地施行居民种族比例政策多年，但缺少限制组屋外籍租户人数的规定。（档案照片）

 

　　西海岸集选区议员胡美霞提议，我国应采取类似种族比率限制的做法，将每座组屋可出租给外籍租户的单位限制在10％，防止个别地区的组屋聚集太多外国人。许文远回应说，将探讨这个限制是否合理，过后才公布更多详情。

　　消息传出后，在网上引起热议。有新浪微博用户指出，本地许多低收入者和年长者依赖租金收入，质疑新调整是否会打击到他们的生计。

　　也有网民希望，当局解释和界定外籍人士住组屋的融入问题，因为较短的租约可能令他们更难融入。

外籍租户比率设限的考虑

　　西海岸集选区议员胡美霞受访时说，有居民曾向她诉苦，指一些租组屋的外国工人把环境搞得乌烟瘴气，周末还会带许多朋友来聚会，造成邻里关系紧张。

　　她指出，新加坡施行居民种族比例政策（Ethnic Integration Policy）多年，确保组屋区有不同族群共住，以落实国民融合的目标，但规定组屋外籍租户人数的政策却不足。

　　胡美霞说，她并不知道目前各区组屋的外籍租户比率，虽然她曾在国会中询问过几次。

　　她对外国工人的贡献表示感谢，不过担心有些外国工人把组屋当成宿舍，里面住满人。

　　她与基层研究后，建议把每座组屋的外籍租户单位限制在10％。不过，对于国家发展部最后会引入什么比率，她会“保持开放的态度”。

　　针对建议是否具有排外性，胡美霞断然否认。

　　她说：“这肯定不是我的意图。新加坡的每一个居民，包括外国人，都应知道我们有积极的居民种族比例政策，即使是新加坡人也要遵守，避免种族圈居地的形成。”

　　至于比率限制是否应包括永久居民及持就业准证的白领外籍人士，胡美霞表示这让政府来决定。

“外籍租户比率”如何实行？

　　来自台湾的朱俐（25岁，营业代表）来新工作近三年，已先后租过三个单位。

　　她先在百胜楼组屋租房6个月，接着在滑铁卢街租了一整个组屋单位15个月，目前和朋友合租东海岸的一个私宅单位。

来自台湾的朱俐认为，外国人要融入本地，与住什么样的房屋无关。（受访者提供）

 

　　朱俐认为，组屋租约获批的最长年限减至一年半，不会对外籍人士造成太大影响，反正“大多数外国人不会在同一处住太久。”

　　然而，政府要探讨为每座组屋的外籍租户人数比率设限，让持就业准证的她有些顾虑。

　　首先，朱俐疑惑当局要如何计算外籍租户人数的比率。她认为，当局或许要以先到先得的方式进行限制，即最先获批的外籍人士才能入住。

　　她说：“组屋一开始的供给对象是家庭。10至15年前，政府应该没考虑或预见到外籍人士也会住组屋，而很多外国人负担不起整个单位的租金，只能租一间房。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要判断谁先谁后就很困难。”

　　朱俐认为，许多本地屋主出租房间给非公民，新限制若要依据房间来计算外籍租户人数，将是“疯狂”的做法。

　　其二，朱俐指限制会影响一部分的外籍人士。

　　她说：“比率限制肯定会影响我们选择租组屋的决定，因为它意味着租赁市场会出现等候名单及许多其他的行政工作……相信这对外国人、屋主和经纪而言都是相对混乱的情况。

　　“限制应该不至于影响白领外籍人士，因为他们大部分每月支付1500多元的租金，多半住在私宅。但限制肯定会影响收入较少的外国人。”

　　最让朱俐担心的是，非公民租组屋出现更多限制，会导致租金全面上涨，因为“私宅屋主知道市场对他们屋子的需求会增加”。自2010年夏季来新以来，她观察到本地的房租增长显著，涨幅至少有15％。

　　不过，朱俐总结说，政府做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她说：“组屋原本的目的是让本地人买得起房子，过稳定的生活，而不是一种收入来源。”

导致租金上扬？

　　橙易产业（OrangeTee）研究与咨询部主管李敏雯受访时说，建屋局若为组屋外籍租户比率设限，一些受欢迎地区的组屋租金会上扬。

　　她说：“在供应受限的情况下，需求可能抬高，更多租户争夺这些组屋单位。”

　　针对组屋房租的潜在涨幅，她说：“租金增幅很难讲，但幅度不会很大，因为这些组屋租户对租金很敏感，若上调幅度稍高，他们可能就会搬到较偏远的组屋区或选择其他组屋单位。”

　　有人认为，新限制会鼓励想省事的外籍人士改而租私宅，从而推高私宅的租金。

　　李敏雯认为，新限制对私宅方面的影响不大，加上接下来郊外会陆续涌现大批私宅，私宅房租反而会下跌。

　　她说：“现在愿意租组屋的外籍人士，绝大多数都是和本地员工获同等薪金待遇的人，没住屋津贴或津贴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增加预算去租私宅的可能性不高，除非他们愿意接受一房或两房式的小型公寓。

　　“即使如此，他们的预算也会比目前的来得高，因为组屋租金不到3000元，私宅的则至少要3000元。他们宁可在一年半租约届满后，搬往另外一个组屋单位。”

租房是迫于无奈的选择

租房政策的调整，让来自上海的邬莺婷更关注今后的买房政策。（受访者提供）

 

　　来自中国上海的邬莺婷（27岁，学生）最近刚结束组屋租约，搬进丈夫购买的私宅。

　　她来新五年，目前持学生准证，在南洋理工大学修读硕士学位。同乡的丈夫则是获得“原则上批准”（Approval-In-Principle）的准公民。

　　她说：“我来新五年，已搬了至少六次家，大部分是因为房东加房租，或是住得不开心。这次新政策出现，让我觉得很庆幸自己已买好房子，不用再频繁地搬家。”

　　租房政策的调整，让邬莺婷更关注今后的买房政策，因为对她而言，租房实在是迫于无奈的选择。她说：“我是穷学生，若光靠父母接济，完全买不起公寓，况且现在外国人购屋的额外买方印花税是15％，还是老公比较有能力。”

住组屋是融入方式之一

　　来自上海的永久居民郑照惠（36岁，设计师）本来没听说刚宣布的新限制，听记者描述一番后，她直呼“很惊讶”。

　　2007年来新定居后，她先在一家马来家庭的五房式组屋单位租房两年，近四年则是单独租一整间的三房式组屋。她2009年获得永久居民权，目前正考虑入籍新加坡。

　　郑照惠说，自政府推出影响永久居民买房的措施后，她就感到困惑。现在对非公民租组屋也设更多限制，无非让外籍人士的“生存空间更加缩小”。

　　她认为，针对非公民的买房政策变得苛刻可以理解，因为那是为了调控房地产市场；但租房政策也变得苛刻，就等于向外国人示意他们“没事可以走了”。

　　她说，非公民不能在本地稳定地安居，会跟新加坡成为国际城市的愿景背道而驰。

　　郑照惠也觉得，自己能融入本地社会，与她过去愉快的租房经验脱不了关系，而当局的设限，将“不利于新移民融入，也不利于新加坡人了解外来移民。”

　　她回忆说，那马来房东家庭待她如女儿，哈芝节时还帮她换上传统马来服装；房东亲戚结婚时会邀请她与女眷共处一室；她搬家时房东还出动家里男生开车接送，为她的新家接线等，给她留下极好的印象。

　　她说：“我在马来房东家闹了很多笑话，但他们十分包容我。譬如，刚来时我的英文不好，有一天回家，看到客厅有一只蟑螂，就吓得把家中杂志都铺在上面。等到他们回家，看到这番情景就问我发生什么事，我脱口而出说，杂志下面有crocodile（鳄鱼），害他们也紧张起来。他们后来发现那不过是只蟑螂，便大笑起来，还纠正我说蟑螂的英文是cockroach。”

　　为方便上班，郑照惠搬到现在的住所，觉得周围的新加坡邻居也待她很好。

　　她说：“有一次，客家人邻居为我做了我以前从没吃过的算盘子，作为回礼我就为他们做饺子。农历新年时，他们又送我本地的过年糕点，我就回送自己写的春联。”

　　又有一次，她屋外的晾衣竹竿断裂，差点掉到楼下，所幸楼下邻居帮她把断竹竿收回，化解了一场危机。

　　她说：“住组屋这么久，我觉得大家都很善良，有守望相助的精神。”

　　郑照惠认为，外籍人士住组屋，周围都是本地人，既有观察也有互动，若住私宅就无法直接理解本地文化，也就不会产生归属感。

　　对此，其他非公民则有不同看法。台湾人朱俐认为，外籍人士租组屋，并不是要融入，主要是组屋房租较便宜。

　　她坦言，住在滑铁卢街时，同屋和邻居很多是外国人，与本地邻居根本没交流。她说：“组屋最多是让你窥看本地人的生活，譬如当你经过邻居单位时，或是附近有一些社区活动时。”

　　朱俐认为，外国人要融入本地，与住什么样的房屋无关，本身的生活态度和文化意识才是关键。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