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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使蒋介石信仰基督教间接改变中国历史

(2011-12-24 10:51:54) 下一个

本文摘自《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蒋宋美龄书

《约翰福音》3：16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宋美龄，显赫的宋氏三姐妹之一。祖籍广东文昌(今属海南)，1899年3月23日生于上海。1910年去美国，后在威斯理女子大学就读。1920年回国后，参加基督教女子青年活动。后与蒋介石相识。

　　婚礼分两次进行：先举行基督教式的婚礼，后举行中国式的婚礼。基督教婚礼在宋宅会客厅中举行，客厅布置华丽。婚礼原请宋家老友、卫理公会教堂牧师江长川主持，但江认为蒋介石不是自由再婚，拒绝主持，乃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主持，而余并非牧师。

　　下午3时婚礼开始，证婚人余日章，介绍人谭延恺、何香凝、王正廷、李德全，主婚人蒋锡侯夫妇、孔祥熙夫妇。外宾有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银汉夫妇、美国审判长普台及英军总司令邓坎等。蒋介石由刘纪文陪同先进入礼堂，后宋美龄挽着宋子文的手臂，在女嫔相郭主珠等人前导下步入礼堂。蒋先为宋戴戒指，并宣读誓词说：“我蒋中正情愿遵从上帝的意旨，娶你宋美龄为妻。从今以后，无论安乐患难康健疾病，一切与你相共，我必尽心竭力的爱敬你、保护你，终身不渝。上帝实临鉴之，这是我诚诚实实的应许你的，如今特将此戒指授予你，以坚此盟。”接着宋美龄宣读誓词说：“我宋美龄情愿遵守上帝的意旨，嫁你蒋中正，从你为夫。从今以后，无论安乐患难康健疾病，一切与你相共，我必尽心竭力爱敬你、保护你，终身不渝。上帝实临鉴之。这是诚诚实实应许你的。如今特将此戒指授予你，以坚此盟。”仪式过后，两人赴戈登路大华饭店出席中式婚礼。

蒋介石日记解读

　　众所周知，日记能最好地反映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因此在人物研究中日记的重要性就不必多言了。最近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公开了蒋介石日记，据此能够相当程度地探视到蒋介石的内心世界，从而引起众多人注目。当然，对蒋介石在日记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真实记录自己的内心世界会有一定的争议，但其日记中记录了大量不宜公开的日常生活内容。仅从这一点看，这些日记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蒋介石的内心世界，这应该是没有异议的。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读解》，香港三联书店，2008，前言。

　　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有关宗教信仰的问题是属于最为基本的部分。对于个人来说，作为存在的根本的生命和死亡的问题，以及包括精神领域的对灵魂安息的希望等，这些与伦理生活的准则一起，构成人生所必需的成分。如果就1930年以后的时期而言，基督教可以说是构成蒋介石内心世界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众所周知，1927年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婚是其成为基督教徒的契机，之后，基督教成了构成蒋介石内心世界的重要因素。

　　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蒋介石与基督教在以前的研究中，有关蒋介石的基督教信仰的讨论不多。而且，一些相关研究也集中于政治性的解释，中国有学者认为，蒋介石是为了接近英美帝国主义的势力，而与亲美派代表宋氏家族联姻的，并因此接受了基督教。参照张庆军、孟国祥《蒋介石与基督教》，《民国档案》1997年第1期。令人遗憾。从政治家的角度去理解蒋介石虽然是重要的，但是单纯地认为他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目的而选择了基督教的观点是很难站住脚的，除非首先假设宗教信仰的出发点与个人的内心世界的变化无关。

　　本文从这种观点出发，首先利用蒋介石的日记，考察蒋是如何接受基督教的，以及之后基督教对其内心世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宗教信仰在其日常生活中如何体现等问题。这种工作可以考察作为凡人的蒋介石的内心世界，可以说是理解作为政治家的蒋介石所必需的基础性工作，同时通过其宗教生活，反映其内心世界，从而具有相当的意义。

　　蒋介石与基督教接触的契机是与宋美龄的结婚。按照蒋介石的话，他最初与宋美龄相见是1922年在广州孙中山的家里，之后有数次书信来往，最后于1927年8月宋美龄接受了自己的求婚。另外1927年9月中旬，通过宋美龄的姐姐宋霭龄，他们的结婚计划第一次公布于众，同年10月初，他去日本神户附近的有马温泉，见到在那里疗养的宋的母亲倪桂珍并得到了许婚。《蒋介石日记》，1927年10月3日；李勇、张仲田编《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第158~160页。本文所引蒋介石日记均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不再注明。作为许婚的条件，倪桂珍要求蒋介石接受基督教，蒋介石答应首先研读一下圣经和教义书。后来他遵守诺言，接受了基督教。宋美龄:《我的宗教观》，《国父、总统蒋公暨夫人宗教言论辑要》，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6，第142页。

　　但是宋母倪桂珍作为许婚条件，要求蒋介石接受基督教的事实在蒋介石的日记中没能得到确认。另外，在有马温泉蒋介石拜见倪桂珍时，宋美龄并未同席，因此把接受基督教作为许婚条件是宋美龄的主张，这种说法也可能是后日的解释。

　　但是在他们结婚后不久的1928年1月的日记中，数次记有蒋介石阅读了教义书《信仰之意义》的事实。《蒋介石日记》，1928年1月6、7、10、11、13日。《信仰之意义》是英国人佛斯蒂克(H E Fosdick)所著的基督教说明书，1921年上海青年协会翻译出版。参见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宗教)》，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第162页。1929年12月的日记中也有数次阅读圣经的记录，特别是12月25日和29日的蒋介石日记中有关于得到来自岳母倪桂珍的基督教教义的内容。另外1930年2月，其岳母和夫人宋美龄邀请上海慕尔堂的江长川牧师来南京，江长川牧师作为卫理公会南方教区执事，是慕尔堂视务牧师。参见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第227~228页。并劝蒋介石接受其洗礼。最初江牧师劝其先入教，再慢慢领悟教义。但是蒋介石却说首先要明确教义，然后才会接受洗礼，并要求给予三个月的时间来研究教义。《蒋介石日记》，1930年2月21日。那之后可以确认蒋已履约，对圣经和教义进行了研究，即在其8、9月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其通读了《新约全书》。《蒋介石日记》，1930年8月15日、9月4日。从这种角度来看，虽然宋母倪桂珍提出的接受基督教作为许婚条件的事实不十分确定，但在结婚前后，倪桂珍有过劝其入教的事实，蒋介石也可能开始学习初步的教理或圣经了。因此，也可以明确地认为蒋介石之接受基督教是自宋太夫人倪桂珍的劝告而开始的。

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

　　另外，宋美龄对蒋介石接受基督教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蒋日记中不难找出，宋美龄从结婚之后就开始对蒋介石起到何等深刻影响的内容。比如蒋介石新婚后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与宋两地分居。可以看出蒋介石对此非常心痛，《蒋介石日记》，1928年1月13日，2月19日，4月1、9日，6月19日；1929年1月28日，2月6日，等等。思之心切。特别是为宋的身体健康劳心焦虑。《蒋介石日记》，1928年1月8日、4月25日、5月9日、8月4日，等等。另外日记多处记有蒋介石对宋美龄优秀人品的感叹，以及虽然是宋美龄轻微的指责，蒋对不能改变自己急躁易怒的脾性而深深自责的内容。《蒋介石日记》，1928年1月2、14日，2月5日，3月29日，4月23日，6月7、8日，等等。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宋美龄既爱慕又尊敬，并通过对其依赖寻求心理安定的情形。

　　当然对妻子的这种爱恋和尊敬在夫妻之间并非鲜见，因此人们也可能会认为这并不特别值得一提。但是众所熟知，与宋美龄结婚前，蒋介石已有两次以上事实上的婚姻。蒋介石的婚礼日期发表之后，1927年9月28日的《民国日报》刊登蒋介石与原配毛氏(福梅)正式离婚启事，与其他二氏（姚冶诚、陈洁如)原本即非正式的婚姻关系。从原配毛福梅和其他配偶那里，很难发现他对宋美龄的那种爱慕、尊敬和和睦等态度。因此虽然有人认为这一婚姻具有政治目的，但从蒋介石个人的角度来说，通过与宋美龄的结婚，他获得了可依赖的良妻和可以安息的家庭，从而通过婚姻生活获取新生的活力。从这一点来看，从结婚开始，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力比任何人都大也就毫无疑问了。

　　蒋介石对宋美龄的爱情和信赖之深切，从西安事变时蒋介石写给经国、纬国二子的遗书中也可以得到确认。在遗书中，蒋介石叮嘱道: 我一生唯有宋女士为我唯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即宋女士亦即为两儿之唯一之母，我死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嘱。这一遗嘱实际写于1936年12月20日。《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13日。另外，在1938年8月的日记里可以读到，蒋介石虽然在政府内拥有无数的文武官僚，但除了妻子之外没有一个人可以信赖的内容。《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3日。宋美龄在后来曾回顾说，在结婚前后，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够笃诚，未能对蒋介石起到深刻的宗教上的作用，而对蒋介石的宗教观念影响至深的人是自己的母亲。宋美龄:《我的宗教观》，第142~143页。虽然如此，如前所述，考虑到宋美龄对蒋介石起着决定性影响这一点，宋本人对蒋介石入教的作用之大不言自明。

　　蒋介石结婚后，其岳母和夫人宋美龄就不停地劝其入教。他正式接受基督教洗礼是1930年10月下旬的事。当时，正在上海的蒋介石看到岳母倪桂珍病情严重，感动于岳母对女婿的担心就如同母亲对儿子的担心，又想到自己的母亲虽然去世，但应该祈祷岳母长寿，所以答应实现岳母的愿望，以使其安心，早日康复，从而决定接受洗礼。《蒋介石日记》，1930年10月23日。由此可见，蒋介石的入教是出于儒教性质的对岳母的孝顺。因此他的入教行动可以说是含有儒教态度和归依基督教的双重意义。他在接受洗礼的第二天日记中写道: (三民)主义为余政治行动之信仰，(基督教)教义乃为余精神唯一之信仰，愿从此以后，以基督为余模范，救人救世，永矢勿怠也。《蒋介石日记》，1930年10月24日。因此可以看出，他接受洗礼和入教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确立了自己的宗教信仰。

　　前面所提到的给蒋介石洗礼的江牧师曾说，1928年或1929年蒋介石接受基督教的契机，是在开封附近的军事作战中被军阀军队包围，蒋介石向上帝祈祷后战势得到逆转。祈祷的第二天，下了一场不期而降的大雪，敌军无法行动。就在这时南京的援军到来，战势突然逆转。蒋介石把这归功于上帝的帮助。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0，第119~120页。这一故事所说的可能是指1929年11月初，与冯玉祥的军队作战时，蒋介石去开封附近的禹县督战的事情。《蒋介石年谱》，第180页。此事在其日记中并没有记录，因此这种祈祷应验的经验促使其接受基督教的说法到底有多大可信度很难得知。但是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可以看出，他接受基督教，是在其岳母积极劝告的基础上，加上一部分本人亲身的宗教体验的结果。

　　正如蒋介石自己所承认的，他确切地得到宗教的体验，并明确信仰基督教，是通过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才开始的。众所周知，西安事变发生之后，被禁锢于西安的蒋介石，遇到了直接威胁生命的危机，因而心绪极度不安。当时，蒋介石一直想着耶稣在客西马尼园(Gethsemane)进行的最后的祈祷，及其在法庭所受到的凌辱，蒋是借此而挺过来的。

蒋介石基督教信仰心路历程

　　蒋介石:《民国二十六年耶稣受难节证道词》，《国父、总统蒋公暨夫人宗教言论辑要》，第52~53页。也就是说，蒋介石把自己所遭到的磨难，认为是上帝赋予自己的不可避免的牺牲，自己也就像耶稣在忍受自我牺牲一样，克服着当时的困境。他在日记中记有鼎釜在前刀锯在后，人生死亡不过五分钟而已，十字架之受难余不取辱谁获取受我无愧受洗礼矣。《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9日。

　　12月22日，宋美龄亲自前往西安时，蒋介石记录了与奋不顾身、前来营救的宋美龄相见时的悲痛心情，同时记录了那日早晨祈祷后读圣经时偶然读到了耶利米书(Jeremiah)第31章第22节，《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22日。并引用了其中的内容。这一小节为: 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一般解释为为了恢复背道的以色列民族的灵性，并使之悔改，上帝如同母亲保护自己的孩子一般在维护以色列民族。蒋介石把这段文字解释为上帝派宋美龄（女子）来保护自己（男子）。但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每天早上进行祈祷，诵读圣经，并认为这是上帝对他的启示这一事实。可以说在西安事变过程中，蒋介石把自己所处的境遇和命运托给了上帝去主宰，并通过上帝保护的经验，对耶稣基督明确产生了信仰。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明确地把基督教作为自己的信仰的事实，通过当时的日记也可以得到确认。1937年以后，其日记中对基督教信仰的内容日渐增多，他以读经和祷告为中心的信仰修养，在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深入。比如1937年3月7日到11日，每天日记的开头都是以十诫中的一条开始。是年的耶稣受难节，他公开发表了证道词。《蒋介石日记》，1937年3月27日。后来几乎每天在日记中都记下给予他圣灵启示的圣经章节，比如，1937年8月1日的日记里记有以赛亚书(Isaiah)第62章第7节、1938年10月23日的日记里记有罗马书第1章是上帝为了那一天而赐予的内容。从而可以看出他当时是经常阅读圣经的。

　　另外，他每天进行两次祷告，《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24日。在其自身道德修养方面下工夫。这种宗教修养生活在日记中的课程表也可以得到确认。1938年12月末做的课程表中，星期日和星期六早?各有一次祷告，星期一早晚各有一次静坐，星期二早晚各有一次读经，星期三是早晚各有一次反省时间。《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31日。这一日程到了1939年3月末有了一些变化。星期二早上有一次读经，星期三、四早晨各有一次祷告，星期五、六早晨各有一次静坐，星期六晚上有一次反省。《蒋介石日记》，1939年3月30日。究竟静坐和反省的内容是什么，它们与祷告的区别是什么等，还都不太明确，但是大体上可以认为与祷告类似，因此可以认为蒋的日常生活是围绕着读经、自省和祷告等进行的。到了1940年代，蒋介石的圣经知识和修养水平可能已经相当高了，达到了可以帮助翻译圣经的水准。蒋介石直接修订过吴经熊翻译的《新约全书》和诗篇（圣咏），并于1949年11月在香港出版。吴经熊所藏的蒋的修订本原稿中，详细记录了蒋介石的修订意见。参见秦孝仪编《蒋中正先生手改圣经圣咏译稿》（1~6），台北，1986年影印本；《蒋介石日记》，1945年10月31日、11月8日、12月11日等。1938年底前后，蒋介石已经把祷告和读经作为其基本生活的一部分，其健康的宗教修养已经生活化。

　　结果，蒋介石开始确信自己的人生不是由自己的力量而是由上帝主宰的，并把这作为对宗教的真诚信仰。在1939年初的日记中，蒋介石在回顾1938年一年的时候记道: 记一年中之回忆录完，自觉苦尽乐来之机将不远矣，冥冥之中自有上帝之主宰也。《蒋介石日记》，1939年1月1日，本月大事预定表

　　对于基督徒蒋介石来说，除了个人的得救、平安和人生的修养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信仰目标就是民族的得救。特别是在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一段时期的日记中，常常出现蒋介石为了民族的得救而向上帝祈求或祷告的内容。比如1937年8月，对驻扎在鲁南的韩复榘的不逊态度，蒋介石非常担心，在日记中记道: 惟愿上帝佑我中华，抗倭时期内不发生叛变而已。几天以后的日记中也记有深信上帝必不负余夫妻之苦心也。《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1、10日。即他相信上帝会保佑中华民族，挽救国家免受战争的涂炭。

　　随着中日战争的展开和日军的侵略日益加深，蒋介石对民族得救的宗教性期待也日益加强。1938年10月初，因日军的进攻，武汉处于危机之中。他在日记里写道: 布置已毕，兵力已尽，时间亦已到，凡能人为之事已尽，我此后自当宁静淡泊以完成上帝之使命。《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2日。

基督教信仰对蒋介石的影响

　　10月中旬，日军在广东登陆，危机进一步加剧，蒋介石记载在武汉东湖散步时的感想: 江山依然，风景如古，战况国情凄怆万千，深信上帝必佑我中华，转危为安也。《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16日。又于11月中旬，保卫长沙的中国军队因判断失误，火烧闹市区，造成了烧死万余人的惨案。蒋介石担心这件事不但在军事上甚至可能在政治上也会造成巨大影响，他在日记中记道: 希望增加信仰上的力量，从而增强对信仰的希望。《蒋介石日记》，1938年11月16、18日。在12月1日的日记里他记道: 上帝微妙作用即能发现于极危极迫之最后时间所为转危为安者，亦在于此最后之一时间也能显现神妙之作用也。

　　另外，蒋介石也认为这种民族危机是由于自己的罪恶引起的，因而表现出忏悔的态度。1938年12月12日的日记云: 惟祈上帝能早日赦免余罪恶，而余国之民族速即脱离压迫实现独立耳。蒋介石的这种悔过之情，当然是由于基督教的出发点即原罪意识，从而体现出认证自己罪恶的一般基督教徒的立场。也就是说，蒋介石在这一民族危机中，请求过上帝的保护，通过这种请求，希望使民族得救。这种宗教性的期待越是在战况险恶的时候，现实情境越是希望渺茫的时候，体现得越是殷切。进而可以看到，这种宗教性的希望发展到了把民族的危机归咎于自己的罪恶的这般宗教性的忏悔。

　　蒋介石的这种祈求上帝帮助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并通过这种祈求来寻找希望的态度，在抗战结束前后仍然可以看到。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前的1945年8月13日的日记里，蒋介石记下了最近战争形势的好转全都是因为上帝恩惠，并对此表示感激的内容。同年10月末，记下了战争胜利后，自己的信仰和体力倍增，这都是因为上帝的恩惠的字句。特别是10月末这天的日记里，详细记录了梦见宋美龄失足坠于河泥之中，自己跳入河中扶其起立，醒后又继续入睡，梦见一轮明月的故事。蒋介石说这与前一年其生日前一天梦见的圆月相同，认为这是上帝预示将赋予自己光明前途的征兆。这一天阳历是蒋介石的生日。

　　蒋介石对于民族安危的这种祈愿，从另一个方面看，是强调了基督教的核心内容之一，即牺牲自己的思想。例如，1937年4月14日的日记中记有具有基督教的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按自己的信仰，为人类而牺牲自己，奉献服务，这才是人生唯一的希望和最高的荣耀的内容。1937年5月11日的日记里有为了得到真正的快乐，要为人类牺牲自己的一切，不应害怕背负十字架等字句。他如此强调牺牲精神，很自然地联系到发扬革命精神上，因此他主张我以为今日基督教徒不仅要信奉基督教的博爱教义，而且更要发扬基督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我们整个的国家，需要基督革命的信仰，需要崇高的道德标准与基督的牺牲精神。《民国三十三年耶稣圣诞节告全国教会书》，《国父、总统蒋公暨夫人宗教言论辑要》，第54~56页。

　　蒋介石在希望民族得救的同时，又往往把对中国的民族弱点的批判及其改造与之联系起来。1937年5月27日的日记里，他认为，中国民族目前所最急需的是劳动、服务、纪律、彻底的团结、整洁和简朴、虚心和虔敬，并认为其中最为紧要的是牺牲的劳动和彻底的纪律。

　　众所周知，蒋介石对中国民族的弱点的批判和改造的主张，与1934年开始的新生活运动一脉相承，反映了他关于国民是需要改造的认识。不过，不同的是，在新生活运动中，他更多地侧重于礼、义、廉、耻等儒教伦理，而国民弱点的改造则更强调类似于牺牲等基督教的思想。从蒋介石的立场来看，儒教和基督教是中国所应该拥有的最基本的思想。蒋介石所言对于中华民族，孔子的地位是伦理思想的正宗，是政治哲学的鼻祖，而与之相反，宗教，即耶苏的服务和牺牲的精神则应该成为中华民族的教条，《蒋介石日记》，1937年4月18日。这句话充分反映了蒋的这种观点。

　　就是这样，蒋介石在中日战争这一民族危机中，为了民族的得救祈求上帝的帮助和保护，同时也表现了自己的罪恶导致民族危机的宗教性的忏悔。之后，他又把基督教的牺牲精神和革命家为革命牺牲的精神一体化，从而强调自己作为政治指导者乃至革命家的牺牲精神，进而主张以这种基督教的思想来改造中国的民族精神的观点。

　　综上所述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蒋介石是以与宋美龄的被称为政治性婚姻为契机而接触到基督教。具体说来，蒋介石接受基督教为本人的信仰，其结婚前后宋太夫人倪桂珍的劝告是最初契机，但是在此基础上，结婚后宋美龄对蒋的积极而强大的影响又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这种影响的基础则应该是蒋对夫人宋美龄的依赖和完全的信任。另外蒋介石入教最直接的原因是对其岳母的孝顺。从这一点看，其入教同时反映了他本人的儒教态度和皈依基督教的双重性。最后，在开封附近的战事中祈祷得到应验的经验，也对其入教可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是，蒋介石正式体验基督教信仰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的20余日间，即在西安被监禁的日子开始的。在当时的日记里，蒋介石记下在生死攸关的危机状态下，心里默想着耶稣的牺牲和所受到的凌辱，克服着自身困境的内容，并把宋美龄来西安相救一事与读到的圣经章节联系起来。也就是说，蒋介石通过西安事变，开始正式地相信上帝的存在和上帝的帮助。后来，到了1938年前后，蒋介石开始进行了以读经和祷告为中心的规则性的宗教生活。经过这种宗教修养，到1940年代，他已具备了相当高的宗教修养水平，以至于能够帮助进行圣经翻译的修订工作了。

　　蒋介石成为基督徒以后，其宗教的目标不仅在于追求个人的得救和修养，而且在于寻求民族的得救。特别是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处于亡国的危机之中。蒋介石的祷告主要集中于对中华民族得救的问题上。随着战争的连连失败，中国的未来变得越发不明朗，蒋就越发依赖于上帝的帮助，恳切祈求民族解放和独立。同时，蒋在日记中还写到是自身的罪恶导致了民族的苦难，并为之忏悔。蒋这种对民族得救的祷告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以后。不仅如此，蒋还通过强调基督教的牺牲精神，强调作为领导人不惜牺牲自我的态度和革命家的牺牲精神，同时主张以牺牲、服务、团结等基督教思想为基础，来改造中华民族。因此，对于政治家蒋介石来说，不但在其个人得救和修养方面，同时也在拯救和改造中华民族方面，基督教都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

　　作为政治领导人乃至政治家，蒋介石的行为如何具体表现出基督徒的信仰和修养，这是我们要回答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例如，西安事变之后第二年1937年3月末，在耶稣受难节发表的证道词中，蒋介石在介绍事变情况时，提到对以张学良为代表的叛乱者的事后处理意见时说: 余遵主耶稣饶恕人七十个七次的训诫，应予以自新之机。《民国二十六年耶稣受难节证道词》，第52页。在此蒋介石引用的是《马太福音(Matthew)》第18章第22节内容。但是对事变的处理和对张学良的惩罚，是不是出于基督教精神，或者说蒋介石是否是根据基督的教义来决定自己的政治行为，这一点就不那么容易说明了。不过有一点需要强调，基督教这一宗教信仰和教诲，无论对蒋介石个人来说，还是对政治家蒋介石的思想和行动来说，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同时也是以后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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