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将《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兴起》(约翰·斯蒂尔戈登著) 与《大牡蛎——半个壳上的历史》(马克·库尔斯基著)两本书穿插阅读，就能在时间长轴的交叉点上挖掘出更多的纽约。牡蛎是一个被忽视的纽约历史见证者。
牡蛎，在中国俗称海蛎子，鲜食熟食均可，海蛎煎、炸蛎黄、海蛎子酸菜火锅是中国人钟情的吃法。
古罗马视牡蛎为财富，甚至发行一种货币，币值相当于一个牡蛎的价格。据说公元1世纪的罗马皇帝一次可以吃掉1000个牡蛎，史学家认为罗马帝国的衰败与这种暴殄天物、贪得无厌不无关系！
同样具有传奇色彩的金融帝国纽约也曾经大啖特啖牡蛎，很难想象在美国汉堡可乐快餐文化的发源地──纽约曾经推出近百种烹调牡蛎的方法。
在纽约这片玻璃混凝土的森林中，在如藤蔓延伸交错的公路上，蚂蚁般的人组成了单一的生物群落。
4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牡蛎曾是带来美味与财富的生物。哈德逊河里懒洋洋躺着数以亿计的牡蛎，路上垒着白花花的牡蛎壳大雪堆和用牡蛎壳烧制的石灰建造的房子。大街小巷敲砸声吮吸声不绝于耳，穷人站在路边大快朵颐，富人在奢华的餐厅里饕餮不已。现在的纽约人则要花大把的票子购买异地的牡蛎，而哈德逊河里的牡蛎可以当毒药廉价卖了。
17世纪初期至中叶纽约是荷兰人的新阿姆斯特丹。这些吃奶酪、喝牛奶、用蜂蜜漱口，以酒精代替饮水的人在伊甸园大吃牡蛎的同时，狂热寻求发财的机会。这些“郁金香泡沫”投机分子的后裔们，在对哈德逊河的牡蛎不能产生珍珠的短暂失望之后，发现了快速发财之道。
他们轻松制造并控制贝壳串珠，用这种货币而不是金币银币与印第安人进行最赚钱的皮毛交易。
新阿姆斯特丹像巨大的磁铁石，吸引了欧洲各国商贾，在那里金钱是唯一的语言，牡蛎是共同的美味。与其不同的是新英格兰地区，早期的定居者是英国的清教徒，更注重宗教、教育和法律。所以，当阿姆斯特丹耀武扬威的强盗不小心跑到波士顿时，他就被毫不客气地逮住斩头。
波士顿的龙虾也不像新阿姆斯特丹的牡蛎那样登上大雅之堂，只限于贫民囚犯奴仆的饭桌，最终这些人通过抗议获得了“一周吃龙虾不超过三次”的法律保障。
1664年，英国殖民者占领了新阿姆斯特丹，改名为纽约。那个时候荷兰人的赚钱意识、商业精神、投机文化已经像牡蛎的匍匐幼虫在哈德逊河床的礁石上安家落户，休养生息。英国人除了继承荷兰人的风车、水渠、自由、精明，还继承了垃圾、贪婪、狡诈。荷兰人花24美刀从印第安人那里买来的曼哈顿已经变成散发甜甜气味的垃圾场，被用作纽约唯一的屠宰场。英国人还将不光鲜的东西像垃圾一样扔到河里，填河造陆，以荷兰人为榜样。
如果说吃牡蛎是在尝海水，那么纽约人的舌头裹着层厚奶油，还没有尝出牡蛎的异味。纽约依然像只巨大的贪吃的甲壳虫呆在自己的排泄物中一动不动，等着食物、金钱送到嘴边。
在独立的美国百业待兴之际，在工业化进程之中，纽约凭着它秉赋的冒险投机精神，开始谱写传奇色彩的金融发家史。在伊利水渠、铁路、黄金、电报通讯等一次次股市浪潮中，纽约伸着舌头不断“舔食美国商业和金融业蛋糕上的奶油”。
早期的纽约股市更具西部的野蛮色彩，发大财者是那些狡猾的、卑鄙的欺诈者，在光明正大的幌子下将别人口袋里的钱暗抢到自己的腰包里。股民们则像定居在同一块礁石上的牡蛎群，为了争夺生存的空间和食物，相互挤压，自相残杀，在一次次大的股市浪潮过后，优胜者会将弱小者置于死地。夜晚纽约暗流涌动，股民们大啖牡蛎，畅饮酒精，那是股市上欲望的延续和情绪的发泄。
1859年野生大牡蛎聚集区的新发现仿佛是纽约股市热潮的一个映象，兴奋的淘金者的船只在哈德逊河上首尾相接，几天时间大牡蛎就告罄。事实上，19世纪初，纽约人就像古罗马人一样开始大面积养殖牡蛎，控制牡蛎的繁殖和生长。随着纽约人口剧增，经济繁荣，纽约的牡蛎跟它的金融地位一样变成了世界的牡蛎，年消耗量近7亿只。
纽约股市如日中天，一次次跌荡起伏的浪潮将投机的泡沫挤到岸边，股市的自我修正和股民利益的相互牵涉使股票市场走向规范化、法律化。牡蛎生物却在人类贪得无厌的胃口和肆无忌惮的排泄之下无回天之术，哈德逊河里的垃圾和化工污染使纽约的牡蛎养殖场在1930年全部关闭，纽约的牡蛎走下了餐桌，退到了历史的后台。
纽约考古工作者挖出了大量的牡蛎壳堆，提醒着世界大都会──纽约是有历史的。这段历史跟纽约一样，是华美与肮脏、自律与贪婪、精明与愚蠢、慷慨与自私的杂糅。
(发表在<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