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之水清兮

屈原既放, 游于江潭, 行吟泽畔, 颜色憔悴, 形容枯稿。       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既放, 游于江潭, 行吟泽畔, 颜色憔悴, 形容枯稿。       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 众人皆醉我独醒, 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 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 何不氵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 何不   哺其糟而其酾？何故深思高举, 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 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 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 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 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用现在的话来说：       屈原已遭到放逐，浪游江边，吟咏湖畔，面容十分憔悴，身体骨瘦如柴。       渔父看见他，就问道：您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何落到这种地步？       屈原说：世人都浊我独清，众人都醉我独醒，因此被放逐了。       渔父说：圣人不可拘泥于外物环境，而能够与世俗共同变化。世人都混浊不清，你为何不搅泥沙扬波澜？众人都醉生梦死，你为何不吃酒糟喝薄酒？为何要忧国忧民举止清高，自己弄得被放逐？       屈原说：我听说，刚洗了头，定要弹弹帽子；刚洗完澡，定要抖抖衣裳。怎么能让洁净的身子，蒙受肮脏之物的玷污？我宁可投赴湘江碧流，葬身在鱼腹之中，怎能让莹洁的身躯，去蒙受世俗的尘埃？       渔父听后微微而笑，摇起船橹顺流而去，唱道：沧浪之水清啊，可以洗我的帽缨；沧浪之水浊啊，可以洗我的双脚。于是径自离去，不再与屈原说话。   这位渔夫所唱就是“沧浪歌”，见于《楚辞·渔父》。      “沧浪歌”在《孟子》中称“孺子歌”。       《孟子·离娄上》：“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 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 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我缨, 沧浪之水浊兮, 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 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 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 犹可违；自作孽, 不可活。’此之谓也。”       意思是说：“不仁的人难道可以同他商议吗？他们眼见别人的危险无动于中；利用别人的灾难来取利；把荒淫暴虐这些足以导致亡国败家的事情当作快乐来追求。不仁的人如果还可以同他商议，那怎么会发生亡国败家的事情呢？从前有个小孩歌唱道：‘沧浪的水清呀，可以洗我的帽缨；沧浪的水浊呀，可以洗我的两脚。’孔子说：‘学生们听着水清就洗帽缨水浊就洗脚这都是由水本身决定的。’所以人必先有自取侮辱的行为，别人才侮辱他；家必先有自取毁坏的因素，别人才毁坏它；国必先有自取讨伐的原因，别人才讨伐它。《尚书·太甲》篇说过：‘天给造作的罪孽还可以逃开，自己造作的罪孽逃也逃不了。’正是这个意思。”（杨伯峻《孟子译注》）       “沧浪歌”和“孺子歌”，歌唱的都是我与沧浪之水的关系：水清时我该如何，水浊时我当怎样？水浊时是随波逐流，还是逆流而上？这实际上是一个人生哲学问题：作为生命主体的个人应当如何处理与水、与自然、与社会乃至与客观外部世界的关系？       水与人生的关系十分密切。《老子》哲学中，水“几于道”。老庄的守柔处下、不满不盈、清心寡欲、心如“止水”等，都来自水的启示。孔子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更是千古名句。       水是哲学思维的重要对象。《周易》号称“群经之首”，八卦中的坎卦为水，兑卦为“泽”，也是水。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经国大计，以水为五行之首。古代中国和西方的哲学家在追寻世界的本原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水。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把“水”作为世界的本原，《管子·水地篇》也提出“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的命题。       河水日夜奔流，触发多少哲人灵感。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因为在第二次踏进河流时，人已不是上一次的人，水也不是上一次的水，人和水都变了。他认识到，无论是“人”还是“河”都处在不停的“永恒”的变化之中。流动、贯通、永恒，恰是河流文化生命的深刻内涵。       “沧浪水清，可以濯缨；沧浪水浊，可以濯足”，孔子以此警示弟子：水是水，人是人，无论水清水浊，也无论濯缨濯足，“皆自取也”。孟子强调的是自己、自我因素的主导和决定作用：“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屈原的态度和行动更坚决：面对浊水，既不遂波逐流，更不同流合污，“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       古代哲人对人水关系的论说，言简意赅、语重心长，警示、启迪、教育、引导着万代子孙。那么，沧浪之水在哪里？       《尚书·禹贡》：“嶓冢导漾, 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意思是“从嶓冢山开始疏导漾水, 向东流成为汉水；又向东流，成为沧浪水……”一般认为汉水发源于陕西省宁强县五丁关、陈家大梁一带的嶓冢山，把嶓冢山的泉水称为漾水, 东南流至沮口, 以下称沔水, 到汉中称为汉江。由此可知，汉江在汉中以上称沔水，到汉中称为汉江。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沔水“又东北流，又屈东南，过武当县东北。县西北四十里，汉水中有洲，名沧浪洲。庾仲雍《汉水记》谓之千龄洲，非也，是世俗语讹，音与字变矣。《地说》曰：水出荆山，东南流，为沧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渔父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余按《尚书·禹贡》言，导漾水，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不言过而言为者，明非他水决入也。盖汉沔水自下有沧浪通称耳。缠络鄢、郢，地连纪、鄀，咸楚都矣。渔父歌之，不违水地，考按经传，宜以《尚书》为正耳”（陈桥驿点校《水经注》）。       显然，对沧浪之水的位置，《尚书》说的很笼统。郦道元《水经注》一方面认为“宜以《尚书》为正”，一方面又引《地说》“沧浪之水，是近楚都”即鄢、郢、纪、鄀等楚都的附近。但更多的历史记载是，沧浪水在武当山东南、武当县西北四十里之处。       《武当山志》：被丹江口水库淹没的古代建筑中，有建于“沧浪水北岸石壁上”的“沧浪亭”。（清）王船山《楚辞通释》：“汉水东为沧浪之水，在今均州武当山东南。”（唐）李泰《括地志》：“均州武当县有沧浪水。庾仲雍《汉水记》云武当县西四十里汉水有洲名沧浪洲也。”       如果“沧浪之水在武当县西北四十里”可以肯定，那么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屈原是否到过这个地方？       当代著名楚辞学专家林庚先生在《民族诗人屈原传》中考证，在屈原受到排斥、不受重用后，有一次“远渐自疏”汉北之行。“汉北”是什么地方呢？“按江陵乃楚之故郢，自郢北行即为汉南，越汉水即是汉北了。汉水经襄阳之东始折为南北流，襄阳以上原为东西向；襄阳在其南，樊城在其北，隔岸相峙，即所谓汉北之地了。又《史记·楚世家》：‘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按上庸今湖北郧阳以南，即《史记》所谓‘汉中之半’（按另一半在陕西境），与汉北接壤，在樊城以西；故所谓汉北即正当故樊城一带也”。       在这个问题上，著名学者钱穆先生在《〈楚辞〉地名考》中则旗帜鲜明地说屈原被放逐在汉北。       “余读《楚辞》，意屈原被谗放居，乃在汉北，非至湘南也。”       为什么呢？《抽思篇》：“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望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兮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此指屈原居汉北最显。       《湘君篇》：“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水经》：“涔水出汉中南郑县东南旱山北，至安阳县南入于沔。”沔即汉水，涔阳即汉之阳也。《招魂》：“路贯庐江兮左长簿”，“与王趋梦兮课后先”。今考《汉志》南郡有中庐县，《水经》：“沔水东过中庐县东，维水自房陵县维山东流注之。”中庐县即春秋庐戌之国也。中庐正在今宜城县北。        两位学者的观点距离很大，但都肯定有了屈原到过“汉北”。在这个基本前提下，屈原到过武当山东南之“沧浪之水”、武当县西北之“沧浪洲”乃至汉江北岸之“沧浪亭”，而且听到渔夫所唱的“沧浪歌”，是完全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