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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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渊鹏，1965年出生，杭州余杭人。
来源：丑故事
讲述 王渊鹏
主笔 牛牛
我这辈子开过很多会，就是没开过同学会。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班里接连发生的两件怪事，吓得同学都逃光了。班级彻底解散，而我也因为那件事，再也没有进过一天学校。
12岁之前，我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孩子，健壮得就像一头小牛。和小伙伴一起爬树摘果下河摸鱼，无忧无虑，直到五年级的冬天。
那一天，天气很冷，寒风呼呼地从窗户缝里钻进来。
晚上，我刚钻进被窝，突然感觉颈椎一阵刺疼。我裹紧被子，躺了一会，疼痛并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强，我疼得在床上呻吟。
父亲以为我白天调皮了，问我，是不是掏鸟窝从树上掉下来了？
我想说没有，但是根本没力气回答他，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想穿衣服，但手一点力气都没有。
母亲把我从床上扶起来，帮我穿好衣服。
我下了床，还没走几步，眼睛一黑，昏过去了，重重摔在地上。
父亲找来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摆摆手说，这病治不了。
我家在余杭仁和，那个年代，交通主要是划船，走水道，家家户户都有船。
父亲把我抱上船，他奋力摇着船，把我送到塘栖中医院。塘栖中医院的医生看了这情况摇摇头，你们还是赶紧送杭州吧。
父亲焦急万分，连夜摇船，沿着运河，把我送到拱宸桥边的市二医院抢救。
我发着高烧，迷迷糊糊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但我睁不开眼。
我们班还有个女同学，情况比我更糟。
她是我老师的孩子，在我生病的第二天也病了。老师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让她在家好好休息，自己上课去了。
等老师下午放学回来，孩子已经重度昏迷，再送医院已经来不及了。
村里也不知道什么病，就传是瘟疫。同一个班，一个礼拜内，突然发病，一个半死不活，一个死了。同学们都吓死了，书也不读了，作鸟兽散。
医院诊断我是“小儿麻痹症”，在医院抢救了两个月，花了6000多块钱。
那个年代，这笔钱几乎是一笔巨款。家里掏空不说，父母把能借的亲戚都借遍了，还欠了信用社的贷款。
实在借不到钱了，父亲只好把我背回家，放在阁楼的小床上，找村里的兽医给我治病。
我和村里的猪是用同一根针头的病友。兽医是个哑巴，打针不用酒精消毒，用过的针头，放开水里烫一烫，就拿出来给我用了。
我整日躺在床上，头部以下都动不了，只有眼睛睁着。和植物人唯一不同的是，我还有意识。
父母要去干农活，奶奶七十多岁了，每天在床前照顾我。
奶奶有白内障，眼睛看不清，喂我吃饭，一勺子过来，鼻子里多，嘴巴里少。
家边的小桥
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父母都是农民。
为了给我治病，家里卖光了粮食和所有值钱的东西，还欠了一屁股债。
我整日躺在阁楼的床上，也能听到父母的唉声叹气。我知道，这辈子我可能都站不起来了，只能在这张小床上度过一生。
可我才十几岁啊，我越想越难过。
这年的腊月，家家都在置办年货，只有我们家在发愁，还能到哪里去借点粮食，度过这个年关。已经实在没有地方可以借了。
家里唯一值钱的，可能就是我被窝里的铜暖壶了。冬天，寒风呼啸，天寒地冻，我躺在阁楼上不能动，体温很低。母亲担心我冻坏，便把家里唯一的暖壶塞进了我的被窝。
寒风吹着木门板吱呀地响，父亲母亲愁云惨淡地坐在屋里，信用社主任突然上家里来了。
信用社主任50多岁，满头白发，穿着中山装，胸口还别了只钢笔。
看见他，母亲低下头去，眼泪就出来了。信用社的贷款，早就到期了，可是一直还不上，她觉得对不起，却又实在没办法。
母亲流着泪爬上阁楼，把铜暖壶从我被窝里抽出来，用围裙擦了擦，从后门出去了。
父亲很奇怪，怎么客人来了，母亲不给客人泡茶，还不见了。
过了很久，母亲才回来，把30块钱交到信用社主任手上。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实在对不起，只能先还这么多。
原来，母亲出去把铜暖壶卖了，卖了30块钱，但这笔钱也只够还利息。
信用社主任一愣，一拍大腿，哭笑不得地说：“我不是来讨债的呀！”
他说：“我知道你们日子难过，所以我以个人的名义，向信用社借了50块钱，你们可以去买头母猪，慢慢发展起来。剩下的钱，留着过个好年。日子虽然艰难，总是要往前看，会好起来的。”
他又爬上阁楼，来到我床边，摸摸我的手，说：“慢慢养，会好起来的。”
很多年后，农村信用社征文比赛，我写了这个故事，拿了第一名。
我在文中写道：铜暖壶卖掉了，被窝是冷的，但心头是热的。
我的家乡余杭仁和
我在床上躺了整整10年。屋顶上有一片“亮瓦”，可以看到天空。透过亮瓦看云，是我唯一能干的事。
下雪子的时候，雪子会从瓦缝里漏进来，落到脸上。下雨的时候，屋顶漏水，家人在我身边摆上几个脸盆。
之前有记者采访我，聊到我为什么自学，他说：“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你一定想到了保尔柯察金！”
我说：“我连生产队长都不认识，哪知道什么柯察金？”
我开始自学，完全是被一句话刺激的。
我长期卧床，头发又长又乱。夏天快到了，父亲想找人来给我理发。
那一天，天气很闷热，父亲从镇上回来，一句话不讲。
我躺在阁楼上，听到父亲在楼下抽烟，一根接着一根，一边抽烟，一边叹气。
母亲回来，看见满地的烟蒂，问发生什么事了？
父亲开始不说，在母亲再三追问下，父亲才终于开口。
父亲说，他今天去镇上找人给我理发。没想到，镇上的理发师说：给你们家猪剪毛，我高兴的，但给你儿子理发，还是算了吧！
我的心被深深刺痛了。
我问自己：我已经在这个小阁楼上，从12岁躺到22岁，难道，我愿意一生都躺在这个小阁楼上吗？这样的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父亲爬上阁楼，对我说：“儿子，你要活出个样子来。”
我说：“我要看书，我要自学。”
母亲从柜子里拿出我的书包——一个斜挎的黄色布包，我生病以后，再也没有打开过这个包，母亲一直帮我保管着。
母亲拿出语文书，翻开第一页，放到我的眼前。
我傻眼了，我完全不认识上面的字了。又翻了几页，还是一个字都不认识。
我彻底绝望了，嚎啕大哭，哭得撕心裂肺，肝肠寸断。
难道我这辈子，注定是一个废人了吗？
傍晚，我的小学语文老师来了。老师姓钱，五十多岁，留着平头。
钱老师说，他下午在学校（学校和我家隔一条河）上课，听到我的哭声了。他很奇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哭得那么伤心？
母亲把我想读书的事和老师说了。
钱老师爬上阁楼，来到我床边，对我说：“你不要哭。字不认识了也没关系，我们重新学，我从拼音开始教你。”
那天以后，钱老师每天下了课就来我家，到阁楼上教我拼音。
我生病以后，记忆力下降很多，老师讲过一遍，第二天我又忘了。老师只能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我给讲解。
花了一个月，我才重新学会了拼音。
钱老师老家在塘栖，几年后，钱老师60岁退休，父亲为了感谢他，划船送老师回了老家。
学会拼音后，我开始认字。
父亲给我买来《新华字典》，墨绿色封面的，五毛七分钱一本。
每天早上，父亲把我抱到八仙桌边的靠背椅上。
虽然我躺了十年，但生长发育没有停止，22岁已经1米87的个头，只有父亲抱得动我。
刚坐起来很不习惯，头晕目眩，感觉要昏过去一样。
手和脚还是不能动，我就用舌头翻字典，一页一页舔，一页一页学。《新华字典》一共700多页，我每天学习两页，刚好一年学完。
一年下来，我舔破了五本《新华字典》，学会了新华字典里的所有汉字。
父亲说：“你是在看书，还是吃书呀？”
在阁楼上，用借来的收录机学习
慢慢的，我试着让自己动一动。坚持一段时间后，我的手可以动了，但手指还是僵硬的。
我尝试写字，用嘴巴把笔咬起来，再用两只手掌把笔用力夹住，在纸上移动。刚开始，手夹住笔一用力就四肢抽搐，掉笔。
母亲每天坐在我边上，帮我捡笔，一天要捡上百次，很辛苦。
这样练了两年，我写的字，终于有点模样了。
生产队只有一份报纸，村民们都很善良，大家商量说，王家儿子每天在家，就把这份报纸放在他家吧，这样他每天还能看看报纸。
在大家的支持下，我又多了个学习的机会。
我每天看报纸，一段时间看下来，新闻报道要怎么写，有点感觉了。
我开始给乡广播站投稿。乡里发生哪些事，哪个生产队产量高，父亲了解完回来告诉我，我写成文字稿，父亲再帮我送去广播站。
村口有个大喇叭，挨家挨户有个小广播。
在家听到广播里念自己的小稿子，很有成就感。
广播站的编辑也常来看我，每次都给我带许多稿纸让我写。
我越写越来劲。散文、小说，也开始尝试写了。
我还给杭州广播电台投稿，写一篇广播稿，稿费有五毛钱。
自从我可以坐起来后，坚持每天康复训练，身体的活动能力也开始慢慢好起来。我能坐轮椅了，部分身体也慢慢有了感知。
双手夹笔写字
我的故事陆续被很多广播站和杂志报道，我也因此交了很多笔友。
TA是我第一个笔友，但TA是男是女，几岁，哪里人，我都不知道。
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
TA在信中写道：我知道你身体残疾，在自学。我刚报了黑龙江大学的青年文学函授班，你想不想学？想学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学。
我回信说：当然想学。
TA给我寄了报名表，学费也帮我交了，交了四年，要1000元。
我没有TA的地址，只知道TA的学号。通信来往，都是通过学校，我把信夹在作业里，寄给学校，学校再转寄给TA。
四年后，我拿到毕业证书。我在黑龙江《诗林》杂志上发表了诗歌——《残破的珍珠》，这是我第一次在刊物上发表作品。
我第一时间和TA分享这个好消息：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TA给我回信，淡淡地说了句：祝贺你，你终于走出了黎明前的黑暗，希望你继续努力。现在，我也要退出你的视线了……
我特别诧异，不知道什么情况。TA也没再来信了，我们就此失去了联系。
写作有一定收入了，但还是不够。我写一篇广播稿，五毛钱，发一首诗歌，一块钱一行，买书、看病就花得差不多了。
我又想，如果有人买我的字，那收入就能提高一些了，我靠一本新华字典学会了认字，靠两只手，我一定能成为书法家。
村里有些人笑话我，说：筷儿都不会拿，还想拿毛笔写字。
只有父母永远无条件支持我，买不起毛笔，父亲找来杨柳的枝条，皮刮掉，给我当毛笔。没有墨水，母亲铁锅上刮一刮，拿开水一搅，给我当墨汁。
村里小卖部有很多报纸，都是老板攒起来包东西用的。我去借来，在上面练字，写得黑糊糊的，再还回去。
看到报纸的“文学版”，我还要剪下来，自己留着。
有一次，我在《浙江日报》上看到书法家金吕夏的故事。他从一个木工，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知名书法家。
我给他写了封信，向他求学，又寄了一些我的作品。没有信封，我找来几张旧报纸糊在一起，写上地址，贴上邮票。
过了一个星期，金老师给我回信了：
“读了你的信，我非常感动，你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还坚持学习。”
“我创办了朝晖书法艺术专科学校，如果你愿意学，我邀请你来，不用学费，但有个条件，三年毕业以后，你必须发表作品。”
我胆子也大的，立下军令状：只要给我机会，我保证发表作品。
三年以后，我写了“青年之友”和“文化生活”两幅字，发在浙江日报上。
1991年，浙大团委的朋友来看我，给我带了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看完之后，很受触动。我了解到，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也是残疾人，他抱着残体，仍能写下影响全世界的巨著。
浙大团委朋友来看我，给我带来很多书
我突发奇想，能不能用小楷把这本作品抄下来？
我买来一批宣纸，开始抄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没有社交，每天就是写字、吃饭、睡觉。
只要有一个字写错，我就整张纸扔掉，重新来过。
写字很需要安静的，像算账一样，第一遍算错了，第二遍更容易算错。有时候，我一个礼拜都写不出一张，很懊恼。
父母会在边上安慰我：没事的，慢慢来。
花了18个月，我用小楷抄写了32万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解放军报》报道了我的故事，被苏联驻华使馆看到，来联系我。
1993年夏天，俄罗斯奥斯特洛夫斯基文化纪念馆，收藏了我的作品。
纪念馆馆长彼得洛夫给我寄了一封信，称赞我是中国的保尔，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最好最优秀的读者。
后来，我又花了四年时间，抄写了300米长卷《西游记》，被浙江博物馆收藏。
上门求字的人越来越多，朋友们送了我一个雅号“江南残子”。还有不少单位请我去分享自己的经历。
主办方很热情，每次都会在我面前摆一些糖果、巧克力。
我喜欢开玩笑，和大家说：我什么糖都不想吃，就想搞两颗“糖丸”吃吃。如果我出生的那个年代就有糖丸吃，会少很多悲剧。
1997年冬天，有笔友来看我。
她叫张秀英，山东人，大学是中文系的，毕业后来杭州工作。
我们都在“打工者文学社”，大家知道了我的故事，说好一起来看我，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只有她一个人来了。
进门的那一刻，我就被她吸引了，她一头黑色的长发，很漂亮。
因为早就知道我的故事，所以看见我的样子，她并没有惊讶。还送了我一本墨绿色的相册。
她说，她从艮山门坐公交车过来，口袋里30块钱被偷了。
回去以后，她又写信给我说，自行车停在公交车站，也被人偷了。
后来我们谈恋爱了，她说，她是拿一辆自行车和30块钱，换了一份爱情。
1998年，我们结婚了，在临平买了房子。我搬去临平和她一起生活，我全部家当就两个纸板箱，一箱装衣服，一箱装书，还有一辆轮椅。
结婚一年后，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2003年，我们在临平开了个报刊亭，每天一起看书，看报纸。
我爱人很辛苦，她不光要照顾我，还要带着孩子进货，背上被着孩子，手里要提100多斤的报刊。
卖一份报纸赚一毛钱。中午吃盒饭，7块钱一份，我们舍不得花，就两个人吃一份快餐，红烧肉，我吃瘦的，她吃肥的。
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出去吃饭，都是两个人吃一份。
我的头发，结婚前，都是母亲帮我剃。结婚后，头发都是爱人帮我剃的。
我是几世修来的福气，才娶到这么善良完美的妻子。永远任劳任怨，里外一把手。
锁有万能钥匙，家有全能妻子
还有她第一次见面送我的那本相册，我一直保留着，我们俩的照片都放在里面。这本相册，成了我们甜蜜爱情的见证。
2017年，我们又搬回余杭仁和，回到农家小院里生活。
我每天坐在电动轮椅上，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我们在院子里种了很多花，还养了一条大狗，许多金鱼和乌龟。
今年3月，仁和街道暴发疫情，我们村3300多位村民一起去酒店集中隔离。
村里有80多位老人，不会看健康码，不会用烧水壶，而且都是讲方言的，防疫人员的普通话他们听不懂，出了很多问题。
我和爱人做起服务工作，在隔离酒店里，给老人们打电话，帮他们解决问题。
在隔离酒店，为大家服务
老人们基本都认识我，我爱人还学过心理咨询，两个人搭配得很默契。
上个月，我们因为这件事，被评为“杭州好人”。作为一个残疾人，还能为社会做点贡献，我感到非常荣幸。
2021年9月，亚组委征集书法作品。我写了“满陇桂雨 冠军之梦”八个字，后来初选过了，又写了“桂冠”两个字。
10月9日，杭州亚残运会火炬“桂冠”正式发布，我才知道自己的字被选上了。
有朋友对我说，如果没有这些变故，你会成为一个大作家，或是著名书法家。
我说，如果没经历这些事，我一定还在开拖拉机。一路走来，我得到了太多人的帮助，没有他们我也走不到今天。
为了给我治病，父亲借了5000块钱，还了20年才还清。
每年务农赚的钱，要安排一家人的生活，剩下的钱只够还利息。父亲也从来没说起，他欠了多少钱，怕给我们心理压力。
这个秘密，他藏了20年。直到钱还清，他才告诉我们。
还有，我当年躺在阁楼上，夏天热得中暑抽搐，口吐白沫。父亲卖了早稻谷，咬咬牙给我买了一台电风扇，也是家里唯一的电风扇。
父爱如同凉风吹拂着我。
当我写字赚钱时，第一个问父亲想要什么，父亲又如电扇，一个劲地摇头。
40年过去，这把电扇我还舍不得换
还有那位帮我报文学函授班，帮我交了四年学费的神秘笔友。
虽然TA从此不和我联系，但是我一直忘不了TA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找到TA，当面表达我的感谢。
2006年，我和爱人通过各种办法，终于找到了TA。
二十多年里，我想过各种可能，TA可能是个老师，很注重学习，或是大城市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有钱有闲的人。当我真的找到TA时，还是大吃了一惊。
在嘉兴桐乡的一个农村里，我见到了她。
她戴了顶草帽，推着三轮车，在村口卖水果维持生计。她比我大两岁，有两个女儿。
我含着泪问她：“为什么帮助我？”
她说：“你不要有太多想法，其实，这也是帮我自己。”
当年，她初中毕业，梦想是当初中老师，但因为家庭成分是“富农”，失去了机会。后来，她从别人那听说了我的故事，决定帮我圆梦。
她当时在企业打工，工资只有三十多块，但帮我交了四年的学费——1000块。
她说：“再苦再累，我也要帮你走出困境。你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
她又说：“其实，我并不喜欢文学的，当年和你一起学习，纯粹是想陪你走一程，我怕你一个人坚持不下去。你学成了，我就退出了。”
前几年，我还去找了当年镇上的理发师，就是说“给猪剃毛”的那位。
我和爱人一起去拜访他，爱人拿了两条烟送给他。
我说：谢谢你当年说的那句话，不然我走不到今天。
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只有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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