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地立人：全球化中的中日关系

 

德地立人是我的老朋友。他和他的父母、哥哥、姐姐一家人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在中国工作，即便是在文革动乱时期也未曾离开。我小时候在北京外国语学校上学时，德地的母亲是那里的日语教师。所以德地一直跟我们一帮同学一起玩，可谓发小，德地与中国的渊源和感情，以长期担任中信证券公司董事会主席一职便足以证明。他现在还任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执行理事、研究员。最近我托我的老同学带给德地我写的三本书。为了回谢，他把下文发给我。我转发给大家共享。 

演讲人：德地立人

2019年4月12日 于扬州

      王石是同志

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在扬州参加王石先生主办的深浅学院论坛和大家交流。

我称王石为同志。为什么？因为他是坚定的中日友好的使者。讲两个例子：第一个、本世纪初，由于小泉首相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出现紧张时期，他作为中方的主讲人毅然决然参加在北京由日方组织的中日金融交流大会，大讲中日交往的重要性。我在会上见到他，我说他很勇敢。他说，“是啊，我家人也说，‘什么时候啊，还讲日本！’但，我不能不讲实话。”

第二个例子，同样时期，王石和中信集团的孔丹董事长一道吃饭，我陪同。他说，“日本有很多东西值得中国学习”，举了很多例子后说，“日本古代派过遣隋使、遣唐使，现在我们应该派遣日使向日本学习先进经验”。在中国敢讲这种话的人很特别，何况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

难得的是，王石不仅讲还要做到，他每一年组织万科的年轻人，带头访问日本，到大大小小的日本公司去取经。他感受力很强，在日本只要他看见有一点闪亮东西他很快有感觉，感觉了他马上要和大家共享。相信在座的人对王石都有同样的感受。

不管中日关系好与坏，他都能坚持己见、付诸实践、持之以恒。作为我真诚希望中日友好的人来说，王石该不该是我的同志?

 讲点家史

讲到我希望中日友好，我不能不讲一点自己的家史。我出生在日本东京，一直到11岁小学六年级住在日本横滨。在日本，我和一般的淘气的日本男孩儿没有两样。可是到了1964年春天，我们兄弟三人随着父母到了北京。这件事改变了我后来的整个人生。两年后文革开始，整个文革10年，我是在北京度过的。

我父母为什么要到北京呢？我父亲早年日本陆军航空士官学校毕业。还是个首席毕业。太平洋爆发之后作为参谋被派到新几内亚与美国打仗。新几内亚是太平洋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区之一。日本军队前后派了20万人之多，但死者高达93%，绝大部分不是病死的就是饿死的。他九死一生，战后当了俘虏一年后回到日本。

回到日本看到天上飞的是美国飞机，街上跑的是美国吉普，他看了实在忍不住。同时产生疑问，“日本不是天皇的神国，永不被打败吗？我们打仗不是为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正义战争吗？我们怎么就输得这么惨呢？”于是他开始看书，接触马列文献。

通过学习和了解被暴露的战时事实，他慢慢明白，原以为解放亚洲人民的大东亚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身为职业军人，他对那场侵略战争感到有责任，于是开始组织旧军官开展到中国向中国人民道歉的运动。由于当时右翼军人和日本政府的极力反对，组织旧军人工作很艰苦，但上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组织了两次日本原军人代表团访问了中国。

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几次会见了代表团。团长远藤三郎中将赠送毛主席一把传家宝日本古刀，以示友好，中日永不再战。毛主席写了亲笔信回赠了齐白石一幅竹画。回国后，我父亲他们又组织了中日友好原军人之会，开始了长期和中国的友好交流活动。1964年，我父母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到北京工作。

我在此讲家史的目的，是想告诉大家日中友好是我家的传家宝，不能动摇。

 

 谈点最近的中日关系

我认为中日良好关系将可以延续较长时间。理由：

1，中美地缘政治的冲突已成为长期化；它本质上是个世界霸权之战；

2、全球地缘政治紧张时候，中日双方都需要在经济上，政治上保持良好关系；最近中国决定更换驻日大使，决定派日本通、负责北朝鲜的孔铉佑副部长就是证明；

3、人民之间，尤其中国老百姓每一年超过800万人次大规模地访问日本，说明在中国已经出现了“感知日本”新的潮流。

这三条决定，没有提别情况，我认为中日关系应该有条件较长时间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

 古代中日往来史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日关系史。讲到中日关系，很多人马上想起15年中日战争（抗日战争）。但回顾近两千年的中日往来史，虽明朝时有过倭寇，也在朝鲜打过几次战役，但绝大部分是积极友好的关系。从1200多年前，日本通过大化革新在奈良建立古代中央集权国家到迁都京都后的一千多年主要是向中国学习了包括中国汉字在内的先进文化、制度和科学技术。此地扬州，著名的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大家知道，1200年前鉴真和尚是从扬州出发到奈良的。他试渡东瀛五次失败，最后双眼失明，但他不放弃初衷，最后公元754年第六次东渡成功定居奈良。鉴真和尚给日本带来的不仅仅是戒律佛学，还有医药学、建筑学、书法艺术等，给与早期日本很大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我陪同周培源北大老校长访问过唐招提寺，当时唐昭提寺的老管长特意安排我们到平时不开放的安放鉴真和尚脱胎漆坐像处。老管长跪在榻榻米打开坐像门时，边打开边向鉴真和尚导像说，“和尚您看谁来了，您的家乡有人看您了”，活像给家里的老人说话。

这尊日本国宝鉴真和尚像闭目坐禅，其宁静的表情非常传神，使我们心里也得到平静。据传，这座像是鉴真和尚的弟子们察觉和尚临近寿终而在世时开始做的，因而应该逼近真人。感人的是，1200多年来奈良唐招提寺的和尚们给鉴真和尚烧香供佛没有一天断过。

      再举一例，这次日本新的年号【令和】虽直接取之于日本1200多年前的日本第一个诗集《万叶集》“初春令月、气淑风和”。但此句本身又是来自东汉张衡《归田赋>中一句：“仲春令月，时和气清”。更早的先秦的《黄帝内经》里还有句：“气可令和，和气之方”。可见中日文化密不可分，所以今天过分的强调取自于哪里，是日本或中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仍有不少人认为，日本是中国文化的简单COPY（复制品），但事实不是这样的。比如，日文和中文的语法完全不同，日本引进了汉字可怎么和日文兼容呢？日本很早就从草书和偏旁发明了平假名和片假名解决了以日文读汉字和语法不同的问题。尤其平假名非常实用也漂亮。汉字和平假名和着用，对于小孩认字也很方便。日本创造平假名和片假名意味着，日本吸收中国文化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日本化的过程。

这种影响一直到150年前，在明治维新时期也是如此。虽然明治维新的研究比较复杂，仍有不少本质上的争议，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即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儒家“改革派”思想给了早期的维新志士以深远影响；如果没有王阳明恐怕日本维新和实际历史不一样。

总之，明治维新之前，虽然中日的交往是双向的，但绝大部分来说主要日本向中国学习和引进了中国的优秀文化、制度和技术。

       明治维新后的中日交往

明治维新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从明治维新后到今天为止，中日交往有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甲午战争之后，清朝突然发现日本厉害了，为什么？维新使日本变为富国民强的国家。中国人恍然大悟，于是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中国派了很多留学生到日本。从早期的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黄兴、廖仲恺、鲁迅、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蒋介石、郭沫若、廖承志真是举不胜举。

他们从日本学了什么？他们主要学的不是自然科学，而学习了维新的道理，并为中国革命做准备。大家知道同盟会，就是在日本成立的。顺便说，孙中山的中山就是日本的匿名（很有意思，日本人不讲孙中山，只讲孙文，反而在中国用孙中山）。

第二次高潮是在1972年田中角荣访问中国恢复了邦交之后一直到90年代。由于当时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经济发展落后，通过贸易、引进投资以及各种研修，中国向日本引进了先进的技术、人才和资金，学习了先进的经济管理思想。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靠的是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努力奋斗，但公正地说，日本也有一份功劳。

第三次往来高潮的出现就是最近几年。前些年，中国到日本访问人数一年还不满100万人，近几年每一年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去年已经到了830万人次以上! 日本政府所希望的2020年时到1000万人次访日中国游客已经不再是梦想。他们之中很多是回头客，你要问他们对日本的印象，回答最多的是“日本干净，物价便宜”“日本饭好吃、安全”“日本是和谐社会”等等，不再是上世纪70、80年代的“日本彩电又好又便宜”“日本工业先进发达”“物价贵但工资也高”等等。

我认为，这次中日交往高潮最突出的特点是，历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中日双方相互比较平等地相互学习的时代。当然，这与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的两三倍成为世界第二，科技快速发达，实现民富国强无不关系。

 日本应向中国学习什么？：战略思维、快速反应、试错精神、摸着石头过河、创建人脉能力等；具体行业上，互联网行业的创新以及商业、互联网和AI结合等有很多地方值得学习。

中国应向日本学习什么？：执行力、团队精神、注重细节、注重信用价值。日本是发达国家中挑战课题最多的国家，比如超超高龄少子化社会、负债最大国家、自然灾害多发国家等等。日本如何面对这些挑战？通过什么办法来克服这些困境？以我来看，日本只能通过正确的制度安排和执行力强的各级政府和区域大众一道来解决。日本已经积累了各方面不少经验中国可以借鉴。

中日往来能走到哪里？

中日往后往来几十年，但能走到哪里呢？很遗憾，我自己也是没有答案的。但我知道，这和两国人民到底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有着紧密的关系。换句话说，到底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土的有关。这就带来了，中日两国以什么样的世界观彼此交往的问题。不同的世界观的人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变社会。国与国的往来也如此，因此，我们需要带有共同价值观的人互相勉励支持，互相影响。但这里需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均可接受的制度和理念框架。

说到大家可以接受的理念和框架，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这里有经济利害问题，但我认为最困难的还不是经济利害问题，因为经济问题，最终可用win-win(双赢)来解决，最难磨合的是各文明通过自己的历史形成的不同习惯，不同性格、不同价值观的路径依赖性（“路径依赖”是经济学用语，即今天的制度是由人们在历史中选择、积累形成的，因而存在路径依赖性）。

这种路径依赖性很难改变，从负面地去说，比如多数日本人墨守成规的保守性格很难改变；比如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鲁迅痛恨的大众奴性问题，在现实中国人际关系中仍然存在；再如文革，外国人是最不能理解中国为什么搞文革，但现实中文革的幽灵还在徘徊。我们知道，几千年历史形成的一个民族性格，是和一国的长期形成的制度紧密相关，它需要很长时间去克服。这个问题后面还要提到。

 中日之间，有无担心的事？有：

第一、美国的压力。中美在打贸易战时，川普不愿意看到同盟国太靠近中国。尤其在高科技设备和零件的出口的问题上美国已经开了个很长的名单，要求同盟国不许向中国出口，如果违反要惩罚；

第二、突发事件。岛屿问题，、渔船问题、军舰军机问题、海上石油问题等都有可能爆发突发事件。如何管控？；

第三、中日双方都有反对中日接近的人。石原慎太郎购岛事件是最好的例子，把愿意中日友好的人给绑架了，高兴的是反对中日接近的人；

第四、民意。在上次购岛事件后，中国发生了大规模反日游行，有些地方还出现打砸抢现象。日本民众对此感到十分恐怖。事件发生以后的民意调查，中日双方出现对对方的好意降到最低点。而随着访问日本国人的增加和两国政府之间的和解，中方民意有明显的改观，而日本民意至今在低位徘徊，而且今后未必马上改观。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多了，大大小小的摩擦也会增加，有的可能成为挚友甚至夫妻，但如果碰到难搞的，可能变成终身仇人。

中国人还好，有什么想法一般可以说出来，而日本人就不同了，日本人一般先憋着，久了可能用脚投票避而不见，再者突然爆发。这点王石先生在日本朋友很多，大家可以向他多请教。（笑）

      多文明下的健康未来

最后回到大主题。多文明下的健康未来。关键词是：多文明和健康未来。什么是人类的健康未来？首先是要做到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威胁我们的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是什么呢？地球温暖化、环境破害、科技的恶用、两极分化、人口膨胀、少子老龄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AI等高科技的恶用等。目前的情况，如用马克思的思想框架去说，就是经济基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上层建筑已经跟不上经济基础的发展需要，因此面对和克服这些挑战需要由上层建筑的改革来解决。

美国哈佛大学已故亨廷顿教授在1990年代写了一本名著《文明的冲突》，他认为冷战结束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成为全球的主要矛盾。他还请他的得意门生法朗西斯、福山在它的书上写评语，福山在充分肯定的《文明的冲突》的学术价值的同时，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后来福山写了《历史的终结》，他认为人类到了今天，从政治制度上来看，人类已经到了终点，即法治和民主制度社会。后来他在《政治的起源》和《政治的腐朽》的著作里，全面分析和概括了人类和政治的起源，进一步阐明了历史终结的观点。

他认为，人类利己和利他性的本性决定了，人类能够最终建立的政治体系只能是统一的中央政府、法治和民主相结合的社会制度。他认为美国，由于建国的条件所决定，在法治和民主方面很强，但是中央政府比较弱；而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了庞大的中央极权制度，一直延续今天，而法治和民主方面明显弱。

我是基本上同意他的观点的。也就是说，不同文明之间，只能以人类本性相符合的中央政府、法治和民主这大家能够接受的法宝来克服人类面临的挑战和文明之间的冲突。

信奉“Balance of Power”(力量的均衡)的超现实主义者基辛格，在他的《On China》和《世界秩序》两本书中，对于美国的普世意义的法治和民主制度也给与了肯定。他认为“一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一国内政治在国际关系中的反映”，“美国以民主与法治为宗旨的外交政策总体上取得了成功”。

 思考文明冲突的亨廷顿不可能不考虑文明背后的精神问题。他在去世之前写的最后一本书《我们是谁？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National Identity》米国民族的特性（Identity）的挑战中提出，“美国开国以来一直信奉的美国精神，即虔诚、勤劳、尊法、尊重个人权利等基督新教为基础的美国精神正在被大量进入的非法移民所侵蚀”，感叹这样下去，“国将不国”。

美国之所以美国，是因为所有来自海外成为美国的人，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不仅要首先要接受还要坚决捍卫这种美国精神，因此所谓美国精神从一开始就是带有普世性质的。但目前带着普世性的美国精神被简单的“多样性”所取代。作为写《文明的冲突》的作者来说，我能理解他的担心。今天在美国出现的民粹主义也是他早已预见的结果。

去年5月在日本见到福山，他说他正在写有关美国人的 Identity（特性认同）的书。我也期待能够看到福山对此问题的看法。

 以上所述，我想强调的是，第一、经济和社会基础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正在给与人类加大对美好未来的希望的同时正在毁灭性的打击着“旧世界”，要实现多文明下的健康未来，必须尽早改革全球上层建筑，使上层建筑符合经济社会基础变化；

第二、新的上层建筑的改革，必须要充分肯定个人，民族，种族、宗教等个性或特性的基础上，必须追求普世性理念和制度。这才是实现多文明的健康未来的起码的前提。

 大学篇里的名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句告诉我们要想解决天下大事，首先从自己做起。但遗憾，这句话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修身、如何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没有告诉我们应该修成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家、国、天下。相信今天的答复，不是也不该是2000多年前孔夫子教导的简单重复。这就需要我们自己去思考了。为实现多文化的健康未来，今天已经轮到我们自己思考、学习和行动的时候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