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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 | 我的轮椅

(2018-10-29 09:01:34) 下一个

 

我的轮椅   

史铁生

坐轮椅竟已坐到了第三十三个年头,用过的轮椅也近两位数了,这实在是件没想到的事。1980年秋天,“肾衰”初发,我问过柏大夫:“敝人刑期尚余几何?”她说:“阁下争取再活十年。”都是玩笑的口吻,但都明白这不是玩笑——问答就此打住,急忙转移了话题,便是证明。十年,如今已然大大超额了。

那时还不能预见到“透析”的未来。那时的北京城仅限三环路以内。

那时大导演田壮壮正忙于毕业作品,一干年轻人马加一个秃顶的林洪桐老师,选中了拙作《我们的角落》,要把它拍成电视剧。某日躺在病房,只见他们推来一辆崭新的手摇车,要换我那辆旧的,说是把这辆旧的开进电视剧那才真实。手摇车,轮椅之一种,结构近似三轮摩托,惟动力是靠手摇。一样的东西,换成新的,明显值得再活十年。只可惜,出院时新的又换回成旧的,那时的拍摄经费比不得现在。

不过呢,还是旧的好,那是我的二十位同学和朋友的合资馈赠。其实是二十位母亲的心血——儿女们都还在插队,哪儿来的钱?那轮椅我用了很多年,摇着它去街道工厂干活,去地坛里读书,去“知青办”申请正式工作,在大街小巷里风驰或鼠窜,到城郊的旷野上看日落星出……摇进过深夜,也摇进过黎明,以及摇进过爱情但很快又摇出来。

1979年春节,摇着它,柳青骑车助我一臂之力,乘一路北风,我们去《春雨》编辑部参加了一回作家们的聚会。在那儿,我的写作头一回得到认可。那是座古旧的小楼,又窄又陡的木楼梯踩上去“嗵嗵”作响,一代青年作家们喊着号子把我连人带车抬上了二楼。“斯是陋室”——脱了漆的木地板,受过潮的木墙围,几盏老式吊灯尚存几分贵族味道……大家或坐或站,一起吃饺子,读作品,高谈阔论或大放厥词,真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所以,这轮椅殊不可以“断有情”,最终我把它送给了一位更不容易的残哥们儿。其时我已收获几笔稿酬,买了一辆更利远行的电动三轮车。

这电动三轮利于远行不假,也利于把人撂在半道儿。有两回,都是去赴苏炜家的聚会,走到半道儿,一回是链子断了,一回是轮胎扎了。那年代又没有手机,愣愣地坐着想了半晌,只好侧弯下身子去转动车轮,左轮转累了换只手再转右轮。回程时有了救兵,一次是陈建功,一次是郑万隆,骑车推着我走,到家已然半夜。

链子和轮胎的毛病自然好办,机电部分有了问题麻烦就大。幸有三位行家做我的专职维护,先是瑞虎,后是老鄂和徐杰。瑞虎出国走了,后二位接替上。直到现在,我座下这辆电动轮椅——此物之妙随后我会说到——出了毛病,也还是他们三位的事;瑞虎在国外找零件,老鄂和徐杰在国内施工,通过卫星或经由一条海底电缆,配合得无懈可击。

两腿初废时,我曾暗下决心:这辈子就在屋里看书,哪儿也不去了。可等到有一天,家人劝说着把我抬进院子,一见那青天朗照、杨柳和风,决心即刻动摇。又有同学和朋友们常来看我,带来那一个大世界里的种种消息,心就越发地活了,设想着,在那久别的世界里摇着轮椅走一走大约也算不得什么丑事。于是有了平生的第一辆轮椅。那是邻居朱二哥的设计。父亲捧了图纸,满城里跑着找人制作,跑了好些天,才有一家“黑白铁加工部”肯于接受。用材是两个自行车轮、两个万向轮并数根废弃的铁窗框。母亲为它缝制了坐垫和靠背。后又求人在其两侧装上支架,撑起一面木板,书桌、饭桌乃至吧台就都齐备。倒不单是图省钱。现在怕是没人会相信了,那年代连个像样的轮椅都没处买;偶见“医疗用品商店”里有一款,其昂贵与笨重都可谓无比。

我在一篇题为《看电影》的散文中,也说到过这辆轮椅:“一夜大雪未停,事先已探知手摇车不准入场(电影院),母亲便推着那辆自制的轮椅送我去……雪花纷纷地还在飞舞,在昏黄的路灯下仿佛一群飞蛾。路上的雪冻成了一道道冰棱子,母亲推得沉重,但母亲心里快乐……母亲知道我正打算写点什么,又知道我跟长影的一位导演有着通信,所以她觉得推我去看这电影是非常必要的,是件大事。怎样的大事呢?我们一起在那条快乐的雪路上跋涉时,谁也没有把握,惟朦胧地都怀着希望。”

那一辆自制的轮椅,寄托了二老多少心愿!但是下一辆真正的轮椅来了,母亲却没能看到。

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能够存在么下一辆是《丑小鸭》杂志社送的,一辆正规并且做工精美的轮椅,全身的不锈钢,可折叠,可拆卸,两侧扶手下各有一金色的“福”字。

除了这辆轮椅,还有一件也是我多么希望母亲看见的事,她却没能看见:1983年,我的小说得了全国奖。

得了奖,像是有了点儿资本,这年夏天我被邀请参加了《丑小鸭》的“青岛笔会”。双腿瘫痪后,我才记起了立哲曾教我的“不要脸精神”,大意是:想干事你就别太要面子,就算不懂装懂,哥们儿你也得往行家堆儿里凑。立哲说这话时,我们都还在陕北,十八九岁。“文革”闹得我们都只上到初中,正是靠了此一“不要脸精神”,赤脚医生孙立哲的医道才得突飞猛进,在陕北的窑洞里做了不知多少手术,被全国顶尖的外科专家叹为奇迹。于是乎我便也给自己立个法:不管多么厚脸皮,也要多往作家堆儿里凑。幸而除了两腿不仁不义,其余的器官都还按部就班,便一闭眼,拖累着大伙儿去了趟青岛。

参照以往的经验,我执意要连人带那辆手摇车一起上行李厢,理由是下了火车不也得靠它?其时全中国的出租车也未必能超过百辆。树生兄便一路陪伴。谁料此一回完全不似以往(上一次是去北戴河,下了火车由甘铁生骑车推我到宾馆),行李厢内货品拥塞,密不透风,树生心脏本已脆弱,只好于一路挥汗、谈笑之间频频吞服“速效救心”。

回程时我也怕了,托运了轮椅,随众人去坐硬座。进站口在车头,我们的车厢在车尾;身高马大的树生兄背了我走,先还听他不紧不慢地安慰我,后便只闻其风箱也似的粗喘。待找到座位,偌大一个刘树生竟似只剩下了一张煞白的脸。

《丑小鸭》不知现在还有没有?那辆“福”字牌轮椅,理应归功其首任社长胡石英。见我那手摇车抬上抬下着实不便,他自言自语道:“有没有更轻便一点儿的?也许我们能送他一辆。”瞌睡中的刘树生急忙弄醒自己,接过话头儿:“行啊,这事儿交给我啦,你只管报销就是。”胡石英欲言又止——那得多少钱呀,他心里也没底。那时铁良还在“医疗设备厂”工作,说正有一批中外合资的轮椅在试生产,好是好,就是贵。树生又是那句话:“行啊,这事儿交给我啦,你去买来就是。”买来了,四百九十五块,1983年呀!据说胡社长盯着发票咋舌。

这辆“福”字牌轮椅,开启了我走南闯北的历史。其实是众人推着、背着、抬着我,去看中国。先是北京作协的一群哥们儿送我回了趟陕北,见了久别的“清平湾”。后又有洪峰接我去长春领了个奖;父亲年轻时在东北林区呆了好些年,所以沿途的大地名听着都耳熟。马原总想把我弄到西藏去看看,我说:下了飞机就有火葬场吗?吓得他只好请我去了趟沈阳。王安忆和姚育明推着我逛淮海路,是在1988年,那时她们还不知道,所谓“给我妹妹挑件羊毛衫”其实是借口,那时我又一次摇进了爱情,并且至今没再摇出来。少功、建功还有何立伟等等一大群人,更是把我抬上了南海舰队的鱼雷快艇。仅于近海小试风浪,已然触到了大海的威猛——那波涛看似柔软,一旦颠簸其间,竟是石头般的坚硬。又跟着郑义兄走了一回五台山,在“佛母洞”前汽车失控,就要撞下山崖时被一块巨石挡住。大家都说“这车上必有福将”,我心说我呀,没见轮椅上那个“福”字?1996年迈平请我去斯德哥尔摩开会,算是头一回见了外国。飞机缓缓降落时,我心里油然地冒出句挺有学问的话:这世界上果真是有外国呀!转年立哲又带我走了差不多半个美国,那时双肾已然怠工,我一路挣扎着看:大沙漠、大峡谷、大瀑布、大赌城……立哲是学医的,笑嘻嘻地闻一闻我的尿说:“不要紧,味儿挺大,还能排毒。”其实他心里全明白。他所以急着请我去,就是怕我一旦“透析”就去不成了。他的哲学一向是:命,干吗用的?单是为了活着?

说起那辆“福”字轮椅就要想起的那些人呢?如今都老了,有的已经过世。大伙儿推着、抬着、背着我走南闯北的日子,都是回忆了。这辆轮椅,仍然是不可“断有情”的印证。我说过,我的生命密码根本是两条:残疾与爱情。

如今我也是年近花甲了,手摇车是早就摇不动了,“透析”之后连一般的轮椅也用着吃力。上帝见我需要,就又把一种电动轮椅泊来眼前,临时寄存在王府井的“医疗用品商店”。妻子逛街时看见了,标价三万五。她找到代理商,砍价,不知跑了多少趟。两万九?两万七?两万六,不能再低啦小姐。好吧好吧,希米小姐偷着笑:你就是一分不降我也是要买的!这东西有趣,狗见了转着圈地冲它喊,孩子见了总要问身边的大人:它怎么自己会走呢?据说狗的智力相当于四五岁的孩子,他们都还不能把这椅子看成是一辆车。这东西才真正是给了我自由:居家可以乱窜,出门可以独自疯跑,跳舞也行,打球也行,给条坡道就能上山。舞我是从来不会跳。球呢,现在也打不好了,再说也没对手——会的嫌我烦,不会的我烦他。不过呢,时隔三十几年我居然上了山——昆明湖畔的万寿山。

谁能想到我又上了山呢!

谁能相信,是我自己爬上了山的呢!

坐在山上,看山下的路,看那浩瀚并喧嚣着的城市,想起凡·高给提奥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我是地球上的陌生人,(这儿)隐藏了对我的很多要求”,“实际上我们穿越大地,我们只是经历生活”,“我们从遥远的地方来,到遥远的地方去……我们是地球上的朝拜者和陌生人”。

坐在山上,看远处天边的风起云涌,心里有了一句诗:嗨,希米,希米/我怕我是走错了地方呢/谁想却碰见了你!——若把凡·高的那些话加在后面,差不多就是一首完整的诗了。

坐在山上,眺望地坛的方向,想那园子里“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想那些个“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想那些个“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想我曾经的那些个想:“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

有个回答突然跳来眼前:扶轮问路。是呀,这五十七年我都干了些什么?——扶轮问路,扶轮问路啊!但这不仅仅是说,有个叫史铁生的家伙,扶着轮椅,在这颗星球上询问过究竟。也不只是说,史铁生——这一处陌生的地方,如今我已经弄懂了他多少。更是说,譬如“法轮常转”,那“轮”与“转”明明是指示着一条无限的路途——无限的悲怆与“有情”,无限的蛮荒与惊醒……以及靠着无限的思问与祈告,去应和那存在之轮的无限之转!尼采说“要爱命运”。爱命运才是至爱的境界。“爱命运”既是爱上帝——上帝创造了无限种命运,要是你碰上的这一种不可心,你就恨他吗?“爱命运”也是爱众生——设若那一种不可心的命运轮在了别人,你就会松一口气怎的?而凡·高所说的“经历生活”,分明是在暗示:此一处陌生的地方,不过是心魂之旅中的一处景观、一次际遇,未来的路途一样还是无限之问。

史铁生与母亲 

“文革”初期,史铁生(右二)和清华附中的同学们在教学楼前

轮椅上的史铁生为人们留下众多震撼心灵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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