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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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进元:《永定门记忆》

(2017-09-07 07:54:51) 下一个

 

 

一:那时候     

永定门内大街东坛根胡同!

     除去我之外,我的兄弟姐妹都出生在那里;父母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成人,然后他们又相继在那里去世。那里虽然不是我的家乡,但那里是我记忆中最温暖的地方。可是在2003年到2004年,她彻底从北京消失了……

我出生在长白山深处、鸭绿江畔的一个小县城,两岁时,为了躲避朝鲜战争的战火,跟着父母来到北京,住进了东坛根。对于出生地的两年生活,我曾经搜遍了记忆,一点点印象都没有找到。我的记忆是从东坛根这条胡同里开始的。

 

北京人管城门里面的那条街叫“门脸儿”。永定门内大街就是“永定门脸儿”,这一带人把它简称为“门脸儿”。永定门北面正对着正阳门,也就是前门。前门里面是内城,建成于明朝永乐年间;前门外面是外城,建成于明朝嘉靖年间,前后差着一百多年。两座城门都在北京的南北中轴线上,一个是内城的主城门,一个是外城的主城门。老年间,如果有人问你住城里还是城外,十有八九,他不是问你住北京的城里还是城外,而是问你住以前门为标志的内城以里还是以外。因为,在嘉靖年没有修外城以前,后来的永定门一带确实是城外,是北京的郊区。重要的标志就是天坛,这座世界最大规模的“坛”就在这里。中国自周朝以来,凡大型祭祀活动,诸如祭天、祭地、祭日月等,都在都城的郊区举行,即所谓郊祭。嘉靖年修了北京的外城,把天坛圈到了城墙里面,弄得住在前门以外,永定门以里的人跟别人说起自己的“身份”很是尴尬,不知道是说城里人好呢,还是说城外人好。

 

老北京讲究的是东富西贵,南贫北贱。永定门在南城,穷人居多,因此,住在永定门一带的人,身份自然就比不上住在内城的人。永内大街东西各有一片居民区。西边的居民区挨着先农坛,叫西坛根;东边居民区挨着天坛,叫东坛根。因此,住在这一带的人也管先农坛叫西坛,管天坛叫东坛。如果到前门以里,要是跟别人说起东坛西坛,大概听者会不知所云。
      然而,东坛根这条胡同并不古老,我查过光绪年间刊印的《京师坊巷志稿》,上面没有它的名字。这说明它的历史只能从民国算起。小时候模模糊糊听人说过,这片房子的最初房产权,是吴佩孚的一位亲戚兼副官的。

东坛根也好,西坛根也好,居住的穷人居多,胡同勾连,各有六七十个院落,住有几百户人家。然而,这一百多个院子当中,只有在也属于东坛根这一片儿的三益里这条胡同里,有一座黑漆蛮子门的像模像样四合院,可它还不是独门独院。这个院儿是三家合伙开买卖的人合住的。正房和耳房住着大股东,姓侯;东西厢房住着小股东,也姓侯,和大股东是乡亲;倒座儿南房住着另一个小股东,姓李。他们的儿子和我是小学同学,一块儿边上学边玩儿着长大的。其他那些院子都是不规整的大杂院,住着各色人等。

 

   先说永定门内大街。
 
我小的时候,老北京还古貎犹存,虽然年久失修,可永定门城门楼还在(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瓮城和箭楼的模样了),两侧的城墙也还在。城门楼三层飞檐,凌空翘起,楼顶绿琉璃瓦剪边,画栋雕梁,油漆剥落。它是那样高大,像一个庄严的老爷子注视着在它周围生活着的人们,以致我后来在想起它的时候,都要抬起头来。城门洞里两扇大门永远贴着墙,好像从来也没有关上过。夏天的时候,门洞里总是有许多人或站或坐,享受着飕飕的凉风。

站在城门向北看去,一条笔直的马路经过天桥、珠市口、大栅栏,通向前门。马路中间铺设着四根铁轨,过一会儿就有一辆电车响着当当的脚铃,轰轰隆隆地从这里驶过。永定门是电车的终点站。城外,护城河上从西北向东南斜架着一座铺着铁轨的木桥,不远就是电车厂。小孩子们过河,如果没有大人跟着,往往不走对着城门的大桥,而走这座供进出厂电车通行的窄桥,因为它没有护栏,没有整块的桥板,只有支撑铁轨的枕木,能够看到桥下面流淌的河水——哪怕只有一点点危险,对孩子们的吸引力也是巨大的。一个比我大的孩子曾在这座桥上摔倒,正好这时有电车通过,他的一条胳膊被轧断了,成了残疾人。

 

大街两边有住户也有店铺,以店铺居多。油盐店、香店、纸店、粮店、鲜果店、菜籽店、猪肉铺、羊肉床子、皮子铺、成衣铺、修车铺、黑白铁铺、铁工厂、小银行、小饭馆、早点铺,一应俱全。还有一家小医院,叫刘达仁诊所。永定门小学在马路东,是这一带最具规模的“单位”,我刚上小学的1956年,只有两进院子,十个教室。两年以后,大跃进年代,又征用了邻居的两个小院儿,增加了四个教室。又过一年,马路斜对面的寺庙的正殿偏殿也被征用,成了学校的一部分。这座庙有一个大门,但看不出是寺庙山门的样子,院里的前一半的南边放着许多腌咸菜的大缸,归副食店管;北边是居民住房,里面的一半有一座正殿和两座偏殿,殿前有一棵大槐树。老师和学生们管佛殿的教室叫“大庙”,究竟是什么庙,好像没有人知道。直到2004年秋天,被拆的永定门修复,我到那里去怀旧,看到本来正在拆除的“大庙”佛殿被保护下来了,殿前立着一块清咸丰十年重修观音寺的石碑。碑文上说,因为寺庙年久失修,殿堂颓败,信士王均瑞等人出资重修了观音寺。我这才知道“大庙”原来叫观音寺。观音寺初建于何时,碑文上并没有说明。我想,既然咸丰年间因年久失修而重修,这说明观音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远,也许能到清中期或者早期,甚至到明朝。不过,没有文献记载,不好妄断。咸丰十年是1860年。就是在这一年,英法联军攻打北京,熊熊的兵火烧了圆明园。之后不久,英国人从离永定门不远的南苑掠走了“美丽的动物”——麋鹿。

 

刚解放没几年的永定门一带,陈旧,规矩,缓慢。除去有轨电车之外,很少有汽车通过。偶尔有一两辆长鼻子的汽车,还不是烧汽油的,它的背后背着一个炉子,里面烧着通红的木炭。倒是经常有马车在大街上行走,每匹马的屁股后面都带着一个粪兜子。那时,大街上还能见到拉骆驼的。骆驼们昂首阔步,气势非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拉骆驼一般不会只拉一两头,而是七头骆驼前后穿在一起,这是“一把儿”。西坛根有几家大车店,我有时会一个人过马路来这里,站在大车店门口,看那些高傲的骆驼闭着眼睛倒嚼,一看就是好长时间,就跟逛了一趟动物园一样。
      1957年春天,正是鲜花盛开的时候,永定门迎来了也许是它历史上最盛大的一个场面。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到南苑机场迎接。由南苑机场进城,永定门是必经之路。欢迎的人们早已经挤满了街道两旁。我刚刚八岁,少不更事,这几天却把“伏罗希洛夫”这个绕口的名字说得滚瓜烂熟。我和小伙伴们在人堆前后跑来跑去,自己也不知道忙些什么。终于,有人喊:来啦!来啦!人们开始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一队摩托车开道,黑色的敞篷汽车出现在城门楼前,后面紧跟着长长的车队。汽车开得很慢,人群开始涌动,我的个子小,怕看不清,于是跑到了一堆拆下来的电车铁轨前,爬了上去。刚站好,敞篷车就开了过来,我看到毛泽东和一个白头发的外国人站在汽车上,微笑着向道路两旁的人群招手。欢呼声更加热烈了,汽车从我面前开过去,我赶紧跳下铁轨堆,钻过人群,和其他孩子一起追着汽车跑了起来。我一边跑,一边跳,一边嘴里还“噢噢”地叫着,一直追到先农坛体育场大门那里,跑不动了,才停了下来。街坊光启兴奋地对我说:“毛主席穿的是红皮鞋!陈毅坐在汽车里,还戴着墨镜哪!”这些我都没有看到。后来,我为没有看到毛主席穿红皮鞋和陈毅戴墨镜而遗憾不已。

 

东坛根像一条屈成九十度的胳膊,南高北低,南边紧靠城墙,一溜儿漫坡向北,到第四根电线杆子,拐向西,通到永定门大街。拐向西的这一段胡同,人们习惯上叫它“大口儿”。这条胡同不算窄,可以顺顺当当地过一辆卡车。为了便于人们通行,东坛根有四条小胡同和大街相连,从北到南,分别叫头条、二条、三条和税局子(文革之后改叫四条)。顾名思义,税局子这条小胡同里,一定曾经有过一个税务机关,只不过年代久远,我这一辈人里没有人知道它究竟在哪里存在过。胡同南北两头儿各有一个自来水管子,除去三条当中一个住着几十户人家叫“铁门儿”的大杂院,另有自己院中的水管子之外,几乎所有人家都到这两个水管子来挑水。公共厕所也是南北各有一个。因此,吃南边水,上南边厕所的人叫“南头儿的”,吃北边水,上北边厕所的人叫“北头儿的”。孩子们也以南北划分,各成一个小集团,一般来说,玩儿不到一起去。
          胡同南头儿有好几家的院儿里拴着马车,做运输的营生,因此,他们为人行事便更豪放粗犷,或者说带有一些野气。北头儿虽也有两户拴着马车,但以买卖人和手艺人为主,还有几户是读书人,因此,为人行事就文雅细腻一些。这种区别外人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在这条胡同里住时间长了,才能体会出来。

 

我家住在胡同中间,可是离北边的水管子近一点儿,属于“北头儿的”,不过,我也有时和“南头儿的”孩子一起玩耍。

那时的胡同里人不多,一天到晚多数时间是静静的,只有在傍晚时分,大人下班了,孩子放学了,各院儿都升起了炊烟,胡同里的人才多起来。北头儿的人们集中在律家门口,那儿有一个两间房那么大的平台,两边砌着可供人坐的大石块儿;大家聊着天儿,喝着茶,有些吃饭早的人则端着一碗面条,一边听着别人说话,一边呼噜呼噜地吃得满头是汗。律家老爷子拄着拐棍,靠在墙上,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孩子,听他说那些谁也没见过的事:“前清的时候,城根儿底下扎着兵营,那些吃兵粮的,一个个的那叫精神!留着这么粗的辨子,跟胳膊似的,往城门那儿一戳,嘿,笔管条直……”南头儿的人们则集中在城墙马道旁的大槐树底下,那儿有一个空场,可以摆开架势说话;这些多是家里拴马车的主儿,说起话来嗓门儿高,还连说带比划。他们的孩子大都上了城墙,单等家里叫,然后飞奔下来,回家吃饭。

 

胡同里一年四季都有串街作买卖的,不时会传来嘹亮悠长的叫卖声。卖花儿的:“茉莉花儿哎,把儿兰花儿——”把儿兰花大约就是白兰花。买花儿的多是没有孩子或者孩子少的主妇,她们买几朵花儿,回到家中,过一会儿出来,头上或衣襟上就插上了刚买的花儿,走到哪儿都带着一股隐约能闻到的清香。卖金鱼的:“大小——小金鱼儿来——”很少有人买金鱼,倒是有不少年轻的母亲从院儿里出来买“蛤蟆骨朵儿”,也就是蝌蚪。买蛤蟆骨朵儿并不是为了养,好让孩子知道它们是如何变成蛤蟆的,而给孩子喝。据说,蛤蟆骨朵儿能清凉败火。我喝过这东西。从家里端一碗凉水,给了钱,卖主儿用抄子给碗里抄上十几二十个蛤蟆骨朵儿,然后,我就一仰脖喝了下去。不能嚼,蛤蟆骨朵儿一破皮儿,有一股苦味儿。磨剪子磨刀的有”响器”,他们或者是抖动手里前后穿成一串的铁片,哗啷哗啷作响,或者吹号,只有两个音:嘟,嘟——,前短后长,前低后高,他们同时也吆喝:“磨剪子来——戗菜刀——”打鼓儿喝揉的,也就是收旧货的不吆喝,背着一个包袱,一只手拿着一个银元大小的皮面小鼓,擎在肩头上,另一只手拿着一根细竹子做的鼓键子,不停地敲打,小鼓发出“梆梆梆”的清脆响声。收破烂儿的总大声地叫嚷:“有破烂儿的我买——”胡同里还常有算卦的,一般都是盲人,他们不吆喝。有的胳肢窝底下夹着马杆,一手各执一块硬木板儿,一下一下地敲打着发出响声;有的右手拄着马杆探路,左手横着一根竹笛放在唇边,反复吹着一个曲子:“咪哆—来咪哆,咪咪来咪多—”只吹这几个音,用一只手摁笛眼儿就够了。淘气的孩子们爱给盲人起哄,把算卦的惹急了,他便翻着白眼珠原地转圏儿抡起手中的马杆,孩子们吓得跑回自家的院儿里。胡同里的生意更多的是卖菜的,卖零食的,卖冰核儿的,卖时令鲜果的,卖针头线脑儿的,还有剃头的,打竹帘子的,弹棉花的……
      
在静静的胡同里,叫卖声一响起,就像奏起了动听的音乐。

 

 

二:天坛是我的后花园     

     那时,我在永定门小学读书。

 学校小,学生多,高年级上整天课,一到四年级只上半天课,另外的半天参加家庭学习小组。学习小组的主要内容就是写作业。那时的学生可不像现在的学生,哪儿有那么多作业呀,最多两个钟头就可以完成,其他时间就是玩儿了。

        我玩儿的地方主要是以下几个地点:天坛,东坛(也就是天坛的外坛),天坛医院,护城河边,城墙上,后街,还有西坛(先农坛体育场)。

         我总觉得,现在的天坛不好玩儿了。这并不是年龄问题。的的确确,现在的天坛没有我小的时候好玩儿。

 

 

 天坛是我的邻居。

        那时我们进天坛,从来也没有买过票,孩子们进天坛各有各的招儿。归结起来,其径有二:一是飞檐走壁,二是土遁隐形。天坛的南墙外与城墙之间是天坛的外坛,我们叫作东坛,一片巨大的空地,野草连绵,杂树丛生,常能见到野兔和黄鼠狼出没其间。坛墙边长着许多树,我们这帮孩子便在外边顺树攀援而上,踩着四五百年前烧制的琉璃瓦,虎步龙行,在墙内再找一棵树,顺势而下。这是飞檐走壁。不知是何人所为,坛墙内外有一些曲曲弯弯的地道,是水泥构筑的,想必不是明朝建坛时的遗迹。空中来去腻了,我们便找一个隐匿在野草中的洞口,潜入地道,时而匍匐,时而弯腰疾走,常会产生一种当“特务”的神秘快感。

 

   

 祈年殿、皇穹宇、回音壁、圜丘台和斋宫,不用别人讲,时间长了,我自然也就领悟到它们那种代表“天”的神秘与庄严;因此我也不和它们多做亲近。我常去亲近的是树——不是那些四季苍绿的古柏,它们实在是太粗太大了——而是那些普普通通的榆树、桑树和杜梨树们。春天,榆树枝上长出了一串串的榆钱儿,鹅黄嫩绿,煞是好看。我们手脚并用,爬上树去,在树杈上一骑,开始撸榆钱儿吃。以现在孩子们的标准,这榆钱儿决不是什么好吃的东西,可是,那股带着春天气息和野味儿的清香微甜,也是现在孩子们所享受不到的。

          天刚来,桑葚就熟了。天坛里几乎没有白桑葚,都是紫桑葚。我和我的朋友们等不到桑葚变紫成熟,只要一红,早已经一有空儿就“长”到树上了。红桑葚是酸甜的,更适合我们的口味;当变紫熟透以后,太甜,吃多了容易腻。当然,我们仍然是骑在树上吃,吃饱以后,才会再摘一些,带回家去,献给母亲,以避免因为上树剐破了衣服而挨打。杜梨熟和不熟都是一样的,不好吃,又酸又涩,但因为它有“味儿”,可以刺激那时经常寡淡的嘴,我们也会硬是吃两个,我至今难忘那种难受的滋味。

照片来源:作者

 

 

 树上还有鸟,各种各样的鸟:黄雀儿、“老西儿”、红靛壳儿、蓝靛壳儿、喜鹊、乌鸦、猫头鹰……我和我的朋友们,人手一个弹弓,在树林里转来转去,见枝头有鸟,便乱弹齐发。我的弓法不好,从来没有打下过一只鸟,因此,现在每逢爱鸟护鸟活动,心里并不十分忐忑。

我最喜欢的是逮蚂蚱。几个孩子一起逮,那简直就是一场比机智、比速度、比体力、比勇敢的较量。蚂蚱分好几种,有土蚂蚱,有青克楞,有挂搭扁儿,有的会飞,也的只会蹦,大小悬殊不少。蚂蚱逮到手之后,它会从嘴里吐出一种液体,有些发粘,让人不好受。在草丛中摸爬滚打一天,迎着五彩斑斓的晚霞,手里提着几串用草茎穿起的战利品,回到家里,交给母亲。油炸蚂蚱的味儿,真是天下第一!

照片来源:作者

 

 

稍稍长大一点儿,夏天,我开始跟更大些的孩子学着粘季鸟。季鸟学名叫知了,更“文”一些叫蝉。在这之前,我见到季鸟想抓只有一个办法:上树用手捂。用手抓季鸟的成功率非常低。有时,还正在爬树呢,季鸟就飞了;还有时,好容易爬到能够着季鸟的地方了,它突然发现了你,呲啦一声飞走了不算,还撒下一泡尿来,弄得满头满脸都湿乎乎的。粘季鸟要用胶,到南庆仁堂药铺就能买到。在家里的炉子上熬好胶,装到小盒里备用;找一个长竹竿,顶端再绑上一根细细的小竹竿或者木棍儿,再拿一个铁纱做的小笼子装战利品就行了。

 

 

 天坛里树多,季鸟就多,一到盛夏,几乎每棵树上都有。北京城里的季鸟分三种:刚入夏就开始叫的,名字就叫“季鸟”,天再热一些才开始拼命叫、体型比前者大的,名字叫“大麻季”,进入伏天出现的,根据它叫的声音,名字叫“伏天儿”。西山一带有一种季鸟叫起来声音小,而且断断续续,城里面没有见过。

          粘季鸟的孩子一般都是三五成群,人手一竿。来到天坛深处,在一片蝉鸣声中,大家开始抬头在树上寻找。发现目标,便打开小盒,在竹竿的顶端处抹上胶,然后小心翼翼地用一只手举起竿来,让竹竿从树的枝杈中慢慢上升,达到还在鸣叫的季鸟背后。这时,手要快,让竹竿头儿迅速地向前轻轻一点,季鸟就被胶粘住了。然后,双手捯着收回竹竿,被擒的季鸟正在竿头儿上死命挣扎。把季鸟放到小笼子里,再在竹头儿上抹点儿胶,便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了。
     每次粘季鸟,别人收获颇丰,可我总是粘不到几个。后来才知道原因,那时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做不到眼疾手快。

 

 

那时天坛管理不善,荒草堆里到处是古砖古瓦,现在说起来,这些都是文物。我就曾经“盗窃”文物回家。在天坛南门外面,我发现了一块四四方方的大砖,上面有砖文“嘉靖伍年窑户**造”的字样。我决定把它背回家里去,刻成一个棋盘。那时我只有十岁,几十斤的大砖压在背上,像压着一座山,可我硬是咬着牙把它背到了家中。然而,回到家中,我心里那股想学下棋的念头一下没有了,棋盘便没有刻成,也因此我至今不会下棋。

        那块砖被母亲派上了用场,用它垫铁炉子,真是再稳当不过了。现在我想,那块大方砖不是用来砌墙,而是用来铺地的,它或许是一块金砖。要知道,天坛的祈年殿、皇穹宇和斋宫里的寝殿也是金砖墁地呀。现在我保存着两块蓝色的琉璃筒瓦,应该就是那时顺手拿回家的。一块的背后有一行阳文款识:“十五年敬造”,另一块的款识是阴文的“亁隆辛未年制”。辛未年是亁隆十六年,亁隆十七年曾经重修天坛,提前准备好建筑材料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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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暑假前,天坛是学生们复习功课的好去处。那时的游人很少,森森古柏像一顶顶巨伞,遮住了如火的骄阳, 学生们或“ This is  a  book”,或“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或“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读书声如春蚕咀嚼桑叶。我和我的朋友们不是爱学习的好学生,我们到处扔土块儿,大呼小叫,给好学生们捣乱。现在我心中有一丝丝忏悔,如果那时用功的学生而没有成材,我是要负一些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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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斋宫是一处独特的建筑,它像一座小城堡,外面被深深的壕沟围着。那个时候壕沟里有很深的水,夏天常常有各种蜻蜓在壕沟的外面飞来飞去。我们或用网,或用蒿草到处追着扑打,时有所获。那时,我们管逮蜻蜓叫“捎蚂蠊”,“捎”要读成“勺”,意思是快速地扑打捕捉。我在这种玩耍当中,得到了许多关于蜻蜓的知识。蜻蜓分好多种,黄色的叫老黄儿,红色的叫红辣椒,绿色的叫老仔儿,蓝色的叫老钢儿,灰色的叫逼灰,褐白相间的叫膏药……老仔儿、老钢儿和膏药被抓之后,会挣扎着咬人,甚至能把孩子的小手咬破皮,沁出一点儿血来。正在交配的蜻蜓,一前一后平飞的叫“架排(读第三声)”,一上一下的叫“推轱辘车”。见到“推轱辘车”的蜻蜓,孩子们边挥动着手里的蒿草或网子,边在嘴中唱着“推轱辘车,呀依呦”,好像这样就可把那两个正在“推轱辘车”的蜻蜓招来似的

 

 

在壕沟的里面,围绕着斋宫四面都有长长的廊子,公园在廊子前面安装上窗户和门,这里成了少年之家,有阅览室,科技室,还有娱乐室。我在阅览室里看过小人儿书,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娱乐室里打康乐棋。

        斋宫里虽然有皇帝祭天时斋戒期间的寝殿,有侍卫和太监住的值班房,可它们不对我们的口味,我们常去的地方是钟楼。钟楼在斋宫的东北角,绿瓦红墙,四角攒尖的顶子,楼中吊着一口巨大的铜钟。钟楼可以随便出入上下,没有人管。见周围没有人时,我们会拿起一块砖头砸向铜钟,然后十分得意地倾听悠长的钟声。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钟楼下搭起了一座舞台,南面摆放了一片灰色的长椅,这里成了露天剧场。我在那里看过无数场电影,印象最深的是法国片子《勇士的奇遇》。片中的几句话给我少年无色的记忆,增添了些许色彩,男主人公方方指着女主人公半祼的胸部说,两座小山中间有一条小河,我要到那小河中去游泳。

照片来源:作者

 

 

 看露天电影的可不只是露天剧场一个地方。那时,春夏秋三季,每逢周末,天坛里都有电影晚会,同时放好几部片子。这里的空地多,随便找两棵古树,用绳子一拉,就可以挂起银幕。晚饭后,人们踩着夕阳的余晖,花一毛钱进门,找一部自己想看的片子,或坐或站,就可以欣赏电影了。当然,我们这些孩子是不用买票的。虽然公园加强了管理,却挡不住我们空中地下的进来“看蹭儿”。同时放映的电影一多,多好看的片子也不能把孩子们拴在一个地方,我们这儿看一会儿,那儿看一会儿,结果哪部片子也没看明白。  

慢慢的,不知不觉中,我知道了天坛的建筑为什么都跟“九”有关,知道了回音壁为什么可以回音,知道了七星石为什么是八块石头,知道了天坛的建筑都是蓝琉璃瓦,而为什么独独斋宫是绿琉璃瓦。

三:消失的东坛

就方位而言,相对于叫“西坛”的先农坛,天坛就是“东坛”;对永定门那一带的人来说,真正的“东坛”是特指天坛的外坛。原因不详,也许是由于天坛是公园,一般人要买门票才能进去,而外坛(东坛)是一片野地,任由人们自由出入的关系。东坛也有坛墙,也是由几百年前明朝特制的砖砌成的。虽然残破,有几处豁口,但我们这些孩子进入东坛,总是借助从坛墙里伸延出的一根水管子爬墙而过。

墙内地势较高,跳下去就可以了。一进坛墙,眼前就是另外一番景色,到处是野树荒草,一望无际。据说,早年的东坛也像天坛一样,几百年树龄的古柏遮天蔽日,一片森森然。但它遭受了三次刧难。第一次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为了便于把掠夺到手的东西运走,侵略者把原本到只到马家堡的火车线,顺着城外的护城河向东,到天坛的东南角又折向东北,修到东便门,再向西,延长到城里的前门箭楼的东边,东坛的那些大树被就地取材伐倒,做了铺设铁轨的枕木;第二次是张勋复辟,辫子兵占了这里,古树成了烧柴,待那个辫帅逃到外国使馆,复辟被粉碎,那些用古树燃起的篝火也就熄灭了;第三次是日伪时期的1943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应付经济危机,搞“勤劳俸仕”,强迫中国劳工和学生在这里开荒种地,把剩余的古树几乎一扫而光,只剩下几棵老槐树和一些榆树,孤零零地留在空旷野地的边边角角。国民党时期,东坛修了一座临时飞机场,飞机起起落落,东坛根一带的民房上落满了厚厚的黄土。后来,国内战争形势日紧,国民党守军把飞机场改到了东单体育场,几年的工夫,这里就彻底地荒芜了。

 

 

东坛也有一个类似斋宫里的钟楼,只不过早已经颓败不堪,楼下到处是丢弃的琉璃瓦和断砖,楼梯也没有了,大钟从楼顶掉下,歪斜在地上。后来,也许是考虑它随时会倒塌,怕伤及人,政府组织人在几天之间把钟楼彻底拆除,那口大钟也移走了。

钟楼的对面是天坛医院的太平间。那时的天坛医院,也许是北京占地最大的医院,门诊部及各科的病房都相距很远,掩映在一片花草树木之中,简直就是一座优雅的园林。它的西南方向是一所护士学校,医院的太平间就设在护士学校的西南角。人生来对于生死充满了兴趣,而孩子们对于死更是充满了好奇。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奓着胆儿,顺着墙边的树爬到太平间的房顶上,静静地谛听脚下有没有动静,任何一点儿响声都会使人心惊肉跳,可我们还假装若无其事地坚持着,生怕别人说自己胆小。我从来没有看到有死人被推到太平间里去,却好多次看到有死者从太平间里被抬出来,装进棺材,然后在亲人的哭声中离去。那时,我的心就被一种强烈的悲哀所包围,胸中涌起莫名其妙的忧愁,人从哪里来?死了又到哪里去?太平间好像阴阳界,连接着人们的生和死。扭头看着身边的荒草野树,我想到了自己和伙伴们……

 

 


     对于少年儿童来说,忧愁毕竟是短暂的,我们有东坛这块充满了欢乐的乐土!

我第一次独自一个人进入东坛,大概是在1953年或者1954年。那时,东坛里举办了一个盛大的交易会,北京人好像都集中到这里来了。我被来来往往的人群吸引,跟着他们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东坛。到处都是卖东西的摊点,到处都是买卖东西的人。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可以伸缩的玩具蛇,对它充满了好奇。顺着草间的路,我一直向东走下去,来到天坛南门前的空场。

那里人山人海,我从人缝中钻进去一看,眼前的情景让我目瞪口呆。空场上尘烟滚滚,有许多人骑着马,一会儿飞奔,一会儿搅成一团,马上的人手里执着一根长木杆,抢着击打一个在地上滚动的木球。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看到的马球比赛。我一直看完了比赛,然后才恋恋不舍地走回家去。母亲早已经因为我的丢失而急得发疯,到处喊着我的小名,充满绝望又漫无目的地找来找去了。真是奇怪,四五岁的我在荒郊野地和人群当中漫游了半天,竟然没有走丢,还一个人回到了家里!

交易会后,荒草萋萋,野树孤零,东坛一下子又恢复了寂静。

 

 

突然有一天,一阵阵急促的枪声打破了东坛的寂静,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枪声对于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也是神秘的,除去前两年在西边城墙根当临时法场,枪毙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时听过枪声之外,我们还没有如此真切地听到过枪声。第二天,东坛里又传来了枪声,然后有人说,那是解放军在打靶。有人就说,走啊,咱们捡子弹壳去呀!于是,一群孩子翻过坛墙,顺着枪声向东坛的深处走去。快到天坛南门(正式的名字叫昭亨门)时,我们被站岗的战士拦住,不让再往前走了。大概等了一个多钟头,枪声停止了,一队解放军战士从城墙底下的草丛中走出。没有人再阻拦,我们一窝风地冲向刚才响枪的地方。在一排土堆前面,散落着许多红黄色的子弹壳,一个个有一根根手指大小。我们拼命地捡着,往自己的衣袋儿里面装。一会儿的工夫,所有的衣装儿都满满登登的了。

 

从那以后,我们几乎天天都去捡子弹壳,有人还捡到过完整的子弹。终于,解放军不再来这里打靶,子弹壳也被我们捡干净了,孩子们的心里充满了惆怅。不知道是谁那么聪明,说,东边坛墙里有子弹头!于是,我们又来了精神,冲到坛墙边,用随手可得的瓦块和树枝在坛墙的黄土里一阵乱挖,还真挖出许多子弹头。那些子弹头被我们拿回家,和子弹壳堆放在一起,成了东坛根的孩子们的玩具。终于有一天,这些子弹头被一个孩子发现了新的用途,它们可以化成铅,冷却之后的铅块可以拿到废品站去卖钱!于是,孩子们用家里的铁锅开始化铅,一把把的子弹头被倒进铁锅里,一双双眼睛注视着火舌舔着锅底,注视着子弹头在锅里慢慢地熔化;然后铅水被倒进已经在地上挖好的小坑儿,待它冷却之后,孩子们把铅块送到了废品收购站。我想,那时我们这些孩子每个人都卖了有十几斤铅吧。几乎就是眨眼的工夫,换回的钱就变成了各种洋画儿和零食。

那是我们的一段好日子!

 


 东坛里最好玩儿的莫过于逮蛐蛐儿。东坛很大,而且一片荒凉。它的东西北三面是坛墙,南面是城墙,到处是荒草野树,断壁残垣,烂砖破瓦。一到秋天,各种草虫就开始鸣叫起来。我们也进入了逮蛐蛐儿的季节。一般草虫的鸣叫声对于我们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孩子们喜欢的是蛐蛐儿的咬架。蛐蛐儿有好多种,区别好像主要是在它们的头上。有的头和全身一样漆黑发亮,有的头发黄,有的头发红;好的蛐蛐儿的头应该是浑圆的,两根须子挺拔灵活,两只后腿粗壮有力;有一种蛐蛐儿的头是扁方形的,不会用牙咬架,只用头撞来撞去,我们管它叫“棺材板子”;还有一种蛐蛐儿,空长着一对浅白色的大牙,看样子很凶,却根本没有一点儿战斗力,我们管它叫“痨眯”。这两种蛐蛐儿没有人要。母蛐蛐儿也没人要,不会咬架,却有一个威风凛凛的名字:三尾儿大扎枪!蛐蛐儿的好坏还要看个头儿,所谓“七厘为王,八厘为宝”。但是太大的就不是蛐蛐儿了,那是“油葫芦”。逮油葫芦主要是为了听它的叫声。夜深人静,油葫芦叫起来非常好听:嘚儿呦呦呦……

东坛胡同老照片(作者提供)
 

 


 

黎明时分,天还没亮,孩子们就悄悄起床,拿上头天晚上就准备好的工具:铁钎子、小铲儿、手电筒、装满水的玻璃瓶子,还有铁丝编的蛐蛐儿罩子,瞒着大人向东坛出发了。逮蛐蛐儿是禁止喧哗的,大家都屏住呼吸,高抬腿,轻落脚,趟着露水在草丛中潜行。听到蛐蛐儿叫了,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更加小心翼翼地向叫声靠近。蛐蛐儿当然也发现了我们,立刻停止了鸣叫;于是,我们便站住,保持身体不动,生怕弄出一点儿微弱的响声。蛐蛐儿以为没有危险了,又开始鸣叫起来,我们便循声再次靠近。当终于确定它的位置之后,找到洞口,一场紧张的大战就开始了。这时,我们已经没有任何顾忌,掀开砖头瓦块,用小铲和钎子在洞口挖了起来。手电筒打开,一道光柱射出,几双眼睛都死死地盯着地面,蛐蛐儿一露面,罩子就飞快地罩过去。蛐蛐儿蹦开了,几双小手和罩子就一起跟了过去。当蛐蛐儿被逮住之后,抓住它的人就会拿出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飞快地卷成一个纸筒儿,把蛐蛐儿放进去,夹到耳朵上。有时,虽然洞口被挖开,但蛐蛐儿却躲在洞里不出来,我们就会往洞里面灌水,逼着蛐蛐儿出洞。如果带的水不够,几个孩子就会扯开裤腰,一齐往洞里撒尿,热尿飞溅,如同瀑布一般,直到呛得蛐蛐儿出来为止。

东坛胡同老照片(作者提供)
 

 


 东坛里遍地长着“拉拉秧”和“激灵狗子”——其实应该叫“蒺藜钩子”,一个早晨的“狩猎”行动,裤子剐破了,衣裳撕开了口子,腿上、手上、胳膊上到处是伤,可孩子们却兴高采烈。大家都有所收获,回到家里,把蛐蛐儿放到早已经准备好的澄浆罐里,放上点儿嫩豆瓣儿,然后背着书包上学去了。这一天的学肯定上不好,心里老是惦记着家里的蛐蛐儿呢。好容易盼到放学,回到家中,大家都把“宝贝”拿出来,开始蹲在胡同里斗开蛐蛐儿了。

那时,孩子们斗蛐蛐儿不带赌博,只是看着好玩儿。把两只蛐蛐儿放到一个罐里,好斗的马上就开始掐起架来,不好斗的要用“探子”探蛐蛐儿的“尾儿”。正规些的探子是用一根细棍儿绑上马尾儿做的,孩子们用的探子,则多是把一种草从中间小心地劈开,剔除硬的草茎,留下又细又软的须毛做的。两只蛐蛐儿在罐里跳闪腾挪,举着两双大牙厮咬拼杀,不分胜负决不罢休,孩子们看得心惊肉跳。终于分出胜负了,一只蛐蛐儿一掉身败下阵来,或在罐里乱跑,或干脆跳出罐外,胜者刚站在原地不动,抬起头,振动双翅,高奏凯歌。败阵蛐蛐儿的主人如果不服输,这时就会给自己的蛐蛐儿“打瓜”——把蛐蛐儿放到左手心上,用右手外缘一下一下地切打左手腕部的内关穴位处,把蛐蛐儿不停地在手心里颠上颠下,以此来激发起败将的斗志,然后再次开始战斗。

蛐蛐儿咬架真是舍生忘死,一场恶战下来,咬得缺须短尾儿者不在少数,甚至有的能被咬下“大夯”(后腿)来。伤者未必就是输者,胜者则必振翅高唱,那叫声清脆悦耳,充满了骄傲。

如今,在北京城里很难听到蛐蛐儿叫了。

东坛胡同老照片(作者提供)

 


 突然又有一天,东坛的几个路口都设了岗,由解放军战士把守着。没几天,好多坦克开了进来,东坛从早到晚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马达轰鸣。人们传说,为了搞好国庆阅兵式,坦克在这里训练队形。慢慢的,岗哨放松了,孩子们可以到东坛里去了。就这么些日子,坦克已经在东坛里轧出了一条环形跑道,几十辆坦克编着队形在土道上飞奔,扬起了遮天蔽日的烟尘。在天坛南门的对面还修起了一座检阅台,我们登到台上,看着在眼前来来往往的坦克,心里充满了向往。后来听说,有一天,彭德怀元帅还在这座检阅台上检阅过坦克训练。

1958年夏秋之际,东坛里面到处搭起绿色的帐篷,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其中的一部分志愿军战士就住在这里。那一天,我顺着水管子爬到坛墙上,刚一露头,就被一只大手给抓住了。我吓了一跳,抬头一看,一个背卡宾枪的战士站在我面前。我吓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那位战士却一把把我抱了起来,用他的硬胡子茬儿蹭我的脸。50多年过去了,我已经记不起当时我们相互说了些什么话,可我记着他姓温,是山东人。我们成了好朋友,我每天都爬进东坛去找他,他总是拿一些桃啊葡萄啊给我吃。现在,这位温叔叔应该有80岁出头了。

拆掉的东坛胡同(作者提供)
 

 


 再以后,志愿军走了,坦克也不在这里训练了,东坛先是成了果品公司仓库,后来又被当成苗圃,种上了树苗,再以后,把刚长成的小树刨掉,那里盖起了一片楼房。

东坛就此消失了……

四:城墙往事

以永定门城门楼为界,西边的城墙叫西城墙,东边的城墙叫东城墙。我几乎没到西城墙上去过。原因有二。一是西城墙根当过镇压“反革命”的法场,在那里枪毙过不少人,想起来就阴森可怖。在一次行刑之后,我就看到过城墙上残留的鲜血和白花花的脑浆子。二是西城墙下不远就是先农坛体育场,外面有一道完整的围墙,里面又没有什么野趣,不合我的口味。而家旁边的东城墙却是我每天必要去流连的地方。

 

自城门往东,一直到现在的玉蜓桥那里,那一段城墙是我一生当中美好的记忆。再往东,为了便于火车通行,城墙扒了一个豁口,下面是龙潭湖的苇塘,孩子们过不去了。城墙在一个孩子的眼里非常高大,用雄伟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我没见过箭楼和瓮城,它们早已经拆除,在城门的旁边的城墙上扒开一个豁口,便地车辆通行,高耸的门楼孤傲地挺立在北京中轴线的南端。豁口旁有一条马道,人可以毫不费力地登上城墙。可是,我很少使用马道,总是抠着砖缝往上爬。尽管砖缝不宽,但经过不知多少代孩子们的攀爬,不但可以容下手脚,甚至还有可以让你喘口气的地方。爬城墙时千万不能低头朝下看,一看,那么高,眼一晕,心里一含糊,就会不由自主地掉下去。针灸大夫胡六的小儿子,就曾经在爬城墙的时候从半腰掉了下去,昏迷了好长时间。那以后他的脑子有点儿慢,大概和那一摔很有些关系。前车之鉴和父母的叮嘱,并没有引起孩子们的注意,我们还是不断地爬城墙。

 

城墙上是另外一个世界。由于年久失修,城墙上坑坑洼洼,铺设的地砖被掀得七零八落。在一片荒草野花丛中,到处长着不高的小树,最多的是酸枣树。我们就在这些荒草野花当中寻觅,奔跑,逮蝈蝈蛐蛐,抓蜻蜓蝴蝶。酸枣熟了的时候,城墙上成了孩子们的天堂,我们兴奋得顾不上酸枣刺儿扎手,一人把着一棵树,把那些红的和半红的酸枣摘下来,一边往嘴里送,一边往兜里装。那一段时间,我的手总是流着血,衣裳裤子总是被剐得这一个口子,那一个口子,回到家里老是被母亲骂一顿,可酸枣的魔力实在是太大了,我还是没事就到城墙上去摘酸枣!不用多长时间,城墙上的酸枣被我们摘光了,那些长在城墙半腰砖缝里的酸枣树,又成了胆儿大的孩子们的热恋对象。我们从堞口爬出,顺着城墙,抠着砖缝,一点儿一点儿地往下,终于来到挂满小红灯的酸枣树旁,脚踩着支点,一只手拽着树枝,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掠夺。

 

 

城墙上还有另外一些可吃的东西。有一种宽叶子的草,不知道学名叫什么,我们管它叫“酸巴溜丢”,它的叶子多汁,吃到嘴里有一股带着清香的酸味儿。我还吃过刀螂(螳螂)蛋。刀螂生活在高一些的野草或者小灌木上,它的卵就排在草梗和树枝上。有一天,比我大一些的小伙伴光启说,刀螂蛋能治尿炕,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那时候,我都八九岁了,可还经常尿炕,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两三天的早上感到抬不起头来。于是,我趁没人注意,偷偷地从树枝上抠下几个刀螂蛋,塞进嘴里,嚼了嚼,咽下肚去。那股味儿可真让人难受,骚了巴唧,还有点儿酸,我差点儿吐了。尽管如此,为了自己能堂堂正正地做人,我还是坚持每天吃几个刀螂蛋,一直吃了十来天。然而,尿炕的毛病并没有治好,我还是时常处于难堪之中。可一直到现在我还认为,那并不是刀螂蛋没有作用,而是我吃的量还不够!

 

在城墙上捅马蜂窝让我终生难忘。本来,天坛和东坛里都有马蜂窝,我也都捅过,但在城墙捅马蜂窝却另是一番景象。马蜂就是野黄蜂,比蜜蜂大一倍,细腰丰腹,喜在小树上筑巢。平时,人蜂两不相犯,但我们这些孩子一见到马蜂窝,就非要把它捅下来不可!马蜂窝小的像拳头,大的似人脸,倒悬在树上。发现马蜂窝了,我们就脱下外衣把脑袋和脖子包起来,只露一双眼睛,然后找一根木棍儿或者树枝,来到树下,向马蜂窝一顿乱捅乱打。蜂窝掉到地上,成群的马蜂也开始了对侵略者的攻击。我们在城墙上抱头鼠窜,马蜂们在后面穷追不舍。据说,马蜂的眼睛是直的,不会拐弯抹角,我们便曲线奔跑,然后突然趴到地上,马蜂就嗡的一下从头上飞过去了。但每次捅马蜂窝总有人被蜇,或者脑门儿,或者手背,或者脖子,我就不知道被蜇过多少次。伤处又疼又痒,迅速红肿,没有十天八天的好不了。据说,被蜇之后,敷以热尿,能够减轻痛楚。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些淘气包儿都用自己的尿“洗”过手和脸!

 

 

有一次,我们发现在城墙的半腰有一个大似脸盆的马蜂窝,用树枝够不着,便几个人一起搬起一块大城砖,站在堞口向蜂窝砸去。蜂窝被砸掉了,几个人也都同时成了伤号。

天坛的外坛墙由北向南,到城墙为止。顺着坛根儿有一条土路,到城根儿底下拐向西,通到大街。这是一条马车走的路,进出城的马车便在这条道上来来往往。我们玩儿累了,常常趴在城墙里沿的矮墙上,看着马车犯坏。那时的马车还有不少是木制车轱辘,所谓九辋十八辐——马车走在路面上,轱辘吱吱吜吜、咕咕噜噜地响着由北面来了,就在它刚要向西拐弯时,我们突然大声喊道:“谁是我儿子?”赶车的把式应声而吆喝牲口:“我!我!我——”我们乐得哈哈大笑,车把式暴跳如雷:“小兔崽子,我用鞭子抽死你们!”虽然知道他不会真的抛下马车,爬上城墙来追我们,可我们还是四散逃走,笑声把城墙震得浑身乱颤。

 

 

城墙上空旷,地势高,风大,是放风筝的好地方。可孩子们很少有钱能买正经的风筝,不要说孙悟空、蜈蚣,就是哪个孩子有一只最简单的沙燕儿,也会让别的孩子羡慕得要死。我们的风筝都自己动手制作的,人小,手艺不行,做不了复杂的,就都做“屁帘儿”,反正能放飞起来就行。“屁帘儿”的做法简单至极,四棍细竹皮绑成一个四方框,再用两根交叉作为支撑,上面的那根竹皮窝成一定弧度,用小线拴紧固定;然后在方框上糊上白纸,下面再粘上三根用纸做成的长纸条,“屁帘儿”就做成了。拿着自己的作品上了城墙,顺着风势一点儿一点儿地放线,慢慢地把“屁帘儿”放上了高空。“屁帘儿”在天上移来移去,三根长纸条做成的尾巴顺风飘扬,显得婀娜多姿。

 

 

在城墙上,我们也有安静的时候。每到傍晚,依在城墙堞口,向西眺望,落日如同一颗硕大的红色玛瑙,正在坠向水墨似的群山;成千上万只雨燕围着飞檐斗拱的城门楼,上下翻飞,在斑斓的天幕上画着层出不穷的美妙图案;城墙外的护城河水清清浅浅,鸭凫水面,鱼翔浅底;城里,灰色的房脊连着灰色的房脊,一直延伸到我可以想象的远方;这时,脚下的胡同中,大小不一的门洞里人进人出;四合院大杂院,窗明户净,树绿花红;吃完晚饭,天黑下来,我们又来到城墙上,听着护城河边传来的一片嘹亮的蛙鼓,抬头望着幽蓝的夜空,星斗满天,银河泻远,不由得让人思索起,我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广阔的宇宙和渺小的人生浑然成为一体,让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变得“哲学”起来。

 

 

1957年,永定门城门楼被拆了。那些天,我站在远处看着拆除现场,常常想起几年前的两件事。一次是我刚刚记事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跟几个大一点儿的孩子玩儿,不知道怎么就到了城门旁的豁口,看到那里围着一群人。凑到近前一看,见到在木制的岗亭里有一个人在那里上吊了。这可能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死人。另一次是有一天,有人发现从来也没人登上过的城楼上有一个人,他站在栏杆后面,向下面的看热闹的人挥着手,蹦着高,大声地喊叫。人们叫他下来,他连理也不理。后来,来了几个警察,上了城门楼,把他抓了下来。原来,他是个失了心的疯子

 

 

无独有偶,2004年秋天,永定门修复后没几天,我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1011日,有一个人爬上了城门下的城墙,在距地面七八米,离上沿儿两米多的地方,上不去,下不来地呆了二十多分钟。人们想办法营救他,有人打120急救电话,两位妇女还拿来了床垫。最后,施工队搬来了长梯,此人才得以获救。据说,这个人可能有精神上的毛病!

 

 

1969年开始,城墙也被拆了,拆下的城砖被砌到了正在同时挖的防空洞里。1970年,我从北大荒回北京探亲,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城墙,它残破不堪,只剩下一堆堆烂砖和黄土。那天,母亲听街坊说我回来了,匆匆从防空洞的工事里面出来,一见我就说:“我正在防空里用城砖发劵呢。”五十岁的母亲,用四十斤的城砖发劵砌防空洞,这是一种怎样折磨人的劳动呀!十几天后,我离开北京,返回北大荒,就在火车开动的同时,母亲在家突发脑血栓,自那以后就半身不遂了。

 

城墙拆了以后,在原来城墙的地方修了一条柏油路,旁边种上了一些花草树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每天傍晚常在那条路上散步,总是碰到一位背着双手,挺胸抬头走路的老人。他花白的头发,老是有些桀骜不驯,不是这里翘起,就是那里翘起。我瞧他有些面熟,后来终于想起,他是释放的战犯国民党将军黄维。碰到的次数多了,渐渐开始点头,后来就说起话来,无非是关于天气好坏之类。有一次,忘记是什么机缘,我跟着他到他家去。那是新盖的预制板楼房,就在原来的东坛。进门一看,是个两居室,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我跟他聊了一会儿,现在还记得他说:“国民党所以兵败如山倒,一是太腐败,二是派系林立,三是让日本人消耗了太多的兵力。”说起蒋介台,他一口一个蒋先生,显得非常尊敬。
 

 

现在想起城墙和城门楼,我常常联想起另外两件事。一件是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改造利用北京城墙的设计规划。他设想把城墙彻底加以修缮维护,种上花草,安置上长椅,使它成为北京人休闲游玩的场所。另一件是听说的,不知准确与否——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身边的人说:什么时候,站在这里向远处看去,眼前要是一片烟囱就好了。岁月推移,现实无情。梁思成拧不过长官意志,他的梦想没有实现,毛泽东的工业化理想也由于不符合时代要求而被淘汰了

五:护城河虽然依旧流淌




护城河虽然依旧流淌,但它早已不是当年的护城河了。

护城河也叫城濠,在古代是防御工事。到了现代,在飞机大炮火箭导弹面前,它在军事上的作用几乎等于零。北京是一个缺水的城市,凡是有水流动或者聚集的地方,一概都是人力所为。因此,环绕着北京的护城河的作用,越是到现在越是显示出它的美学价值。它就好像是老北京城的一圏美丽的项链。只不过由于北京城区的无限制扩大和城墙的消失,护城河的位置有些尴尬和突兀。

老北京的护城河不像现在似的,又有护栏,又有水泥的石头砌成、种上草的河床,它虽然是人工开挖的,却呈现着一派自然的形态。它的河槽很深,陡陡的河床上长满了各种野草和柳毛子树丛,在草丛之间,隔不远就有一条人踩出的小路,斜么戗地通向河边;河岸上挺立着高大的树木,各种树都有,杨树、柳树,槐树,更多的是榆树,树的间距毫无规律可言,一定是自然生长的。河水一年四季流动,只是在严冬,靠近岸边的水才会冻上一层薄薄的冰。由于只有生活污水排入,除非下大雨,上游来水,河水平时都很浅,很清,没有一丝波浪,虽然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难闻味道,但那却不是工业污染,因为水里游动着各种各样的生物。

 

 

有一种长着淡褐色小身子和长长四肢的小动物,应该是昆虫类,我们管它叫“卖油郎”,它似乎永远浮在水面表层,时而静止不动,时而划动长长的四肢快速地游动,在河面上刮起浅浅的波纹。

水中总能见到鱼儿,这些鱼不大,自由自在地在河水里摆动着尾巴,偶尔也会跳出水面,打一个水花儿。夏天,孩子们会拿着玻璃罐头瓶和自制的网兜,顺着河床草丛中的小路来到河边,找一个水流声大一些的水域,捞几条小鱼带回家,放到鱼缸中养起来。护城河的上游通着京密引水渠,每当暴雨之后,密云水库泄洪放水;这时,护城河水陡涨,有人就会拿着柳条筐下河,站在齐胸没腰的水里捕捞顺水而下的大鱼。

从永定门城楼向东河向东一二百米,河岸上靠城墙有几户人家,房子是借城墙建的,几百年前厚厚的城墙就是这些房子的后墙。他们每一户都养着不少鸡鸭,那些鸭子就和从远道飞来的野鸭为伴,白天,一起在河里游动觅食,晚上,野鸭飞走了,家鸭们扭动着笨拙的身体返回窝里。在紧靠城门的豁口旁有一处独立的院子,住着一户姓李的人家。人们管这户人叫“海南岛”,以形容他们四面无邻,孤悬“海外”,真是再恰当不过。

 

 

河岸上,隔不远就有一个多半人高的圆形水泥雕堡,幽黑的枪眼茫然地注视着四周,它们告诉世人,战争年代离现在并不遥远。

河边到处是蛤蟆,癞蛤蟆多,青蛙少。天黑以后,北京城一片恬静,唯有护城河边蛙鼓齐鸣。我们管癞蛤蟆叫“疥拉蛤子”,常常抓到一只,把它仰放在地上,用小树枝敲打它的肚子。一会儿,癞蛤蟆的肚子就胀得老大,像一面白色的小鼓。因此,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疥鼓儿。有一年,我的叔伯弟弟得了肝炎,有人出了一个药方,用癞蛤蟆炖鸡蛋,熟好以后,吃鸡蛋即可。于是,父母让我的叔伯弟弟从东北来北京,我的两个弟弟就每天到护城河边去抓癞蛤蟆。吃了一段时间,他的肝炎果然好了。

城里的孩子和城外的孩子好像天生就是仇敌,只要隔着护城河相见,就会立即开仗。先是有一方用语言挑衅,然后开始对骂,接着就开始用随手可以捡到的石子儿、砖头、土块儿,相互投掷起来。这种战斗很激烈,但好像从来也没有伤过人,也没有一方越过河进行身体接触。打累了,双方休战,各回各的家。

 

 

河对岸是菜地,春夏秋三季一片黢青碧绿。我们在城墙上或者河边玩儿腻了,就会趁着水浅的时候,趟过河,爬上岸,瞧准了没人,猫着腰溜进菜地,拔几个还没有成熟的萝卜,或者摘几个青西红柿,再趟水回来,爬到城墙上大嚼一顿。有时被看菜地的人发现了,追得我们在河里弄得浑身透湿。抠着砖缝爬上了城墙以后,我们一边晒衣裳,一边嚼着战利品,一边听着菜地主人的叫骂,一边笑得前仰后合。那时,我们最爱偷吃的是“鬼子姜”。

越过菜地,有一大片青灰色的房子,这是铁路宿舍。院里有一棵高大无比的白果树,粗粗的树径,几个人也搂不过来。人们说,这是一棵神树,如果有人用刀斧伤它,树的伤口就会流出红色的血来。我们对这个说法笃信不疑,相信这棵白果树神圣不可侵犯。每当来到树下,仰视它接天近日的巨大树冠,看着树身上挂着的人们奉献的红布条,我的心里对这棵大白果树,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如今,大树已经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没有了,每当路过这一带,我都会朝那个方向看上一眼,希望再能看到它的巨大身影,同时心里问:当有人用斧锯伐倒它的时候,那伤口流出红色的血来了吗?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护城河边曾是临时的炮仗市。每年一进腊月,河边就有零星的卖炮仗的摊点了;过了小年儿,河北岸的炮仗市像一字长蛇阵,从门脸儿一直摆到东边左安门的火车桥。各式各样的鞕炮摆在地上,有一挂一挂的小鞕和铁击鞕,有一盘一盘的麻雷子和二踢脚,也有一把一把的起花,还有钻天猴、耗子屎、摔炮……炮仗市人潮涌动,人们挑选着自己喜欢的炮仗。不时有摊主为证明自己的货好,而点燃一头炮仗,让买主听听效果,爆炸声此起彼伏。小孩子们都集中到这里来了,在一个个摊位间转来转去,虽然没有钱,很少买,却在脸上洋溢着要过年了的喜悦。我曾经跟祖父逛过一次炮仗市,他给我买了两挂红色的小鞕。我不满意,非要买大的。他只好又给我买了一挂黄褐色的铁击鞕。我还不干,要威力更大的二踢脚和麻雷子。祖父坚持原则,说我太小,不能放那么大的炮仗。我心里有气,就偷偷拆下一只铁击鞕,趁他不注意时在他的烟头上点着了,塞进他皮袄的兜里,把那件皮袄崩了一个洞!

可能是第二年,炮仗市搬到了河对岸。年三十那天,突然鞕炮声大作,像开了战一样。有人喊:“炮仗市着火啦!”我连忙跑出胡同,跑过河,来到桥头,向东一看,嚇!河岸边一片火光烟雾,各种鞕炮在地上乱滚,在空中横飞,爆炸声震耳欲聋,人们吓得到处乱窜。为了怕火势继续蔓延,造成更大危害,不少人把还没有着的各种鞕炮顺着河床往河里扔。着火时,我们这些孩子不敢靠前,只是远远地看着。待火熄灭以后,爆炸声停止了,我们呼叫着跑到炮仗市里,开始到处捡没有爆炸的鞭炮。那个春节,永定门一带的孩子放了不少不花钱得来的炮仗!

正对着永定门,护城河上架着一座不宽的桥。1957年,在拆除城门楼的同时,老桥被拆,在原址上建了一座宽大许多的桥。这样,原来桥头拥堵的交通变得顺畅了。桥刚修好,我上小学三年级,学校组织勤工俭学,发给每个学生十条肥皂,限令半天卖完,第二天把所得的钱交给老师。我和十几个同学站在永定门桥上,每人面前摆着十条肥皂,不会吆喝,也不敢吆喝,等着人来买。从中午一直站到天黑,一块肥皂也没卖出去。大家四散,我也抱着十条肥皂回家了。不用说,最后母亲买下了那十条肥皂,第二天,我把钱交给了老师。后来,同学间说起此事,原来大家把肥皂都卖给家里了!

 

 

护城河边还是死人“接三”时烧纸的好地方。

胡同里总是要死人的。不定哪一天,哪个院门旁用竹竿儿斜挑出一个纸穗扎成的幡,门口儿扔着一个剪破口,把荞麦皮烧着了的枕头,孩子们就知道这院儿有人死了。不须召唤,我们很快就集中到这个院门口儿,踮着脚朝院儿里看。门板上贴着两张白纸,一张上写着“当大事”,另一张上写着“恕告不周”。死了人要念经,还要请文场吹鼓手奏乐吹打三天。普通老百姓家的丧事要量力而行,于是,念经吹奏都在晚上进行。解放后出家人不多了,就请一些曾经是和尚,现在已经还俗,正在蹬三轮、拉排子车、卖菜的来顶替。吹鼓手也是业余的,白天都有自己的另一份工作。我喜欢看他们吹奏,晚上一吃完饭就站在旁边看。一架云锣,笙管笛箫,唢呐,几个吹鼓手旁若无人,一曲接一曲,只管吹下去。至于吹奏些什么,事主家是不管的,我就听他们吹奏过《社会主义好》、《志愿军军歌》。

“接三”最热闹,都是在晚上天黑透了以后举行。一声号令,事主家花钱扎的纸人纸马纸房子纸车雪柳全都抬到胡同里,这时,孩子们就纷纷上前帮忙,人手一件“烧活”。乐声一起,哭声一片,队伍开拔了。吹鼓手开路,身穿孝服的孝子贤孙们互相搀扶,孩子们举起“烧活”,再加上看热闹的,真是浩浩荡荡。队伍出胡同,在大街上转一圈,最后来到护城河边的空地上。在一片奏乐和哭嚎的喧闹中,有人点着了烧纸,孩子们兴奋异常,上前把自己手中的“烧活”扔到火堆里。烈火冲天,熊熊燃烧,照亮了孩子们的脸,照亮了静静流淌的护城河水。

前些年,每逢清明或父亲母亲的忌日,我也在护城河边烧些纸。选择在河边烧纸是因为离水近,安全。

 

 

过桥往南是一块空空荡荡的三角地,再往南就是进京火车必经的铁路桥。火车对于我们来说是神秘的,在孩子们的印象当中,它通向很远很远的外面世界。我常常和小伙伴来铁路桥下看火车,我特别爱看客车,总是一边用手指点着飞快驶过的车厢,一边在嘴里数着数:一,二,三,四,五……大约是四五岁时,我来到桥下看火车,突然火车汽笛一声尖叫,我被吓得张着大嘴,不会说话,不会哭,连眼珠都不会动了。同伴儿把我领回家,母亲急得不知所措。同院的傅婶说:“不要紧,这孩子被吓丢了魂儿,叫叫就好了,走,咱们哪儿丢的还上哪儿找去!”母亲和大义凛然的傅婶领着我又来到铁路桥下,傅婶用手沾着带来的凉水,拍着我的脑门儿,不断地叫道:“元子,别害怕,回来吧,回来吧……”片刻之后,我觉得脑袋里一阵清亮,哇的一下哭出声——嘿,我的魂儿回来了!

后来,我上山下乡去了北大荒。每当探亲回京,火车过了丰台车站之后,我就会一动不动地趴在车窗前,等待着那令我激动的一刻;当火车通过这座桥时,我会尽力向北张望,想看到家所在的那条胡同。而火车速度太快,我根本看不到东坛根,可我总会在心里面大声喊:到家啦!我到家啦!探亲假期满,我坐上火车又离开北京。火车从北京站出发后,我就一直守着车窗,然后在通过这座桥时,向家,向北京,向亲人作一次默默的告别,心里五味杂陈,一片茫然。

如今,我有时还会来到护城河边,河水变得很干净,但却不见有鱼或者其他生物,它已经不是原来的护城河了。
 

作者介绍

刘进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家文摘报原社长,编审。1949年出生于吉林省鸭绿江边的一个小县城。两岁到北京,十六岁上山下乡到北大荒,务农十年后返城,做三十年编辑工作。北京和北大荒是文学创作的精神家园,接触的生活基本上是底层的,因此可算作低端人员。写过中篇小说《没有风浪的护城河》、《沉重的城墙》、《白毛》、《五色融合的大地》、《愚鲁之辈》、《荒凉友情》和多部短篇小说,散文集《碎片流影》以及报告文学等近二百万字。主要影视剧作品有:话剧《全是北京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我的西南联大》(云南省话剧团演出,合作)、《牌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电视剧《四合院》(20集,合作)、《香格里拉》(30,合作)等。希望在近两年写完长篇小说《一片苍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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