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中共中央决定全面开展反击右派运动
5月中旬发现民主党派的言论有“危险企图”和“错误倾向”后，毛泽东本来可以采取一种怀柔的应付办法，像发动整风时那样召开小范围座谈会，对那些他认为的“右派人物”（不过数人而已）进行规劝或提出警告，请他们并通过他们影响党外人士，在规定的限度内鸣放，继续帮助共产党整风。但毛泽东没有这样做，对于阶级斗争和思想动向的敏锐感受和观察，促使他下决心继续鼓励鸣放，甚至“引蛇出洞”。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放弃整风的打算，对于将要开展的反击右派运动，也还没有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他就是要看一看，经过近八年的宣传、教育和改造，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面对小小的风浪，究竟是继续跟着共产党走，还是会被这几个社会名流引入歧途；就是要向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怀疑论者证明，他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英明正确。然而，“引蛇出洞”后二十多天的风云变幻令他十分失望，由失望转而愤怒，毛泽东决心结束党内整风，而开展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和目的的反右运动。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下定决心的？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一件事，即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将在6月3日召开人大会议。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鼓励结合整风，继续开展争鸣。
还有，5月18日文化部发布通令，将所有曾禁演的戏曲剧目全部解禁，其中包括1950年到1952年间陆续禁演的20多个剧目。[230]这些迹象都说明，当时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都没有感到有什么非常现象足以打断国家机器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也就是说，至少到5月18日，毛泽东还没有决定要采取任何重大措施或举动。这一点似乎没有疑问，但很多研究者以为，5月19日的北京大学风潮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所以第二天，即5月20日中共中央便做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从而表明毛泽东决定开始反右。这里有两点解释不通。第一，北大发生学生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是通过新华社和北京大学党委反映后才得知，然后又派人去调查的。[231]这至少要两三天，所以5月20日的指示与北大事件无关。第二，从5月20日指示的内容看，并没有改变14日和16日的部署和安排。
5月19日和20日连续两个夜晚，毛泽东召集刘、周、邓、陈等领导人开会。[232]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指示首先分析说，“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得不够。”接着引用16日指示的话说:为了“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渐孤立右派，争取胜利”，需要“继续登载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暂时不宜过多”反驳，“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显然是为了防范“右派”言论的影响，指示要求“不要到外点火，特别不要同时在工厂和学校中发动工人和学生的批评运动”（这也说明北大的情况此时尚未汇报到中央）。指示还用大量篇幅教育党员要正确对待批评，改变思想作风。最后要求结合5月14日和16日两电“一并研究执行”。[233]这就说明，5月20日指示不过是对前两次电报的补充和强调，而没有做出新的决定。
5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报纸的宣传报道问题。目前可以看到的会议摘要记录是:“斗争的目的:同党外人士的斗争，是孤立右派，争取中间派，教育左派，改进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党报不要赶时髦。运动结果即胜利的标志是是否团结了中派，右派面目是否暴露了。”会议认为《文汇报》、《光明日报》刊登民主党派的言论是“争取领导，宣扬右派，争取中间”，并拟定了一批题目，确定了作者和交稿日期。[234]从简短的记录文字看，运动的目的是团结中间派，暴露和孤立右派，还没有提出反击右派的问题，不过是准备写几篇文章而已。
当天，毛泽东对秘书林克也说到了右派问题: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共产党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都是骗人的，一切都不要相信。他们违背了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意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毛还谈到对肃反中一些案件进行复查的程序问题:今后党组议论时可以先不定死，议一下，交给非党人士议，然后根据他们的讨论，党组再详细讨论定案后，再交行政会议正式通过。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向林克讲解了他的诗词《沁园春·雪》。[235]显然，毛泽东此时还在对民主党派“违背诺言”，向共产党争权的意图耿耿于怀，毛泽东邀请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前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相信他们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为自己的“上当受骗”而感到愤怒，所以他必须打击这些“右派人物”。但到目前为止，毛泽东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说到肃反案件复查时，他仍然提出先交给党外人士议论，甚至还有心情谈论自己十几年前的旧作。
5月22日仍然没有变化。刘少奇在这一天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是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问题。
这时并没有提出推迟会期，而刘少奇只是在发言中顺带谈到了整风运动和孤立右派的问题。刘继续强调:我们党实行整风，很有必要。现在党外有很多的意见，党内也有意见。相当严重地脱离群众，不整风，我们党就会慢慢地毁灭掉。自然也谈到了斗争策略，刘说:我们国内各条战线现在都在发生重新改组的问题，各个阶级都有左、中、右三派。我们要考虑做中派的工作，使右派孤立起来，办法就是充分暴露右派。[236]这里还是看不出有任何新的战斗部署。
5月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报告了整风鸣放的情况和工作部署，周恩来、朱德、陈云、陆定一、康生也通报了一些情况。刘少奇最后说:小平的报告很好，这是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确定的，要根据这样的方针、步骤来领导当前的运动。
既然邓小平传达的是5月19日和20日毛泽东召集会议时确定的方针，那就是说，这次会议关于整风运动的工作部署仍然没有超出中央5月中旬指示的框架。邓小平在报告中说:“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运动可不可怕？现在我们确实有些担心，比如我们党校有相当的高级干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们在那里很担心。这个担心是有理由的。你说共产党看到那个骂娘的事情心里不着急呀，我看也难设想，我就有点着急。开始几天，人心里面有点急。后来看到那个反动的东西愈多，心里就安定了，舒服了。有些人担心是不是会出乱子。总的估计是出不了乱子。”[238]邓小平如此放心，当然是还不了解正在北京校园里发生的事情。可以为此判断提供的另一个证明是，陈云在会上讨论整风问题时指出:业务机关要做到整风、业务两不误，上级机关要切实督促，抓好这件事。[239]看来，23日在中共高层还没有发生特别情况。
第二天，作为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彭真在北京市传达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具体内容。彭在报告中继续强调整风，特别是开门整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肯定绝大多数鸣放意见是正确的，“有些人的批评是从右的观点出发的，是从资产阶级观点出发的，但是右的方面的意见也可以起积极的作用，毒草也可以作肥料，起好的作用，事物总是在矛盾的斗争中发展的。”又说:“整风已经开展起来了，但总的还是放手得不够，对党外人士发动得不够。有些大专院校还没有开展起来，中央有些部还没有展开，市里有好些单位还没有展开。由于有些同志还了不解发动党外人士对党展开批评的好处，因此他们就没有决心去放手发动党外的批评，不敢放火来烧掉自己的错误，特别是当着有些右翼分子、极少数对党愤恨的分子，对党实行恶意攻击的时候，就更没有勇气下这样的决心。”“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当然不会都是正确的。但是为了鼓励和开展这种批评，对于一切意见，应该耐心地、冷静地倾听，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管是好的坏的，都应该耐心地冷静地倾听，这是很难的，但是必须这样做。就是对于错误的、甚至反动的意见，目前也还不要忙着进行批驳，以免阻塞言路。”“现在的批评已不是和风细雨了，的确是狂风暴雨了。因为发动党外人士、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给你提意见，人家有话就要讲，讲了以后就要登报，有党的报也有不是党的报，这样大家集中起来批评不就成了狂风暴雨了吗？”[240]应该说，这个报告反映了5月14日到23日中共中央的基本立场和方针，至少彭真本人的理解是这样。
至此，可以对“引蛇出洞”策略实施后的整风方针进行一下总结了。这里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鸣放中出现了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的言论和意见，并且对多数中间派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必须坚决回击和批判这些右派言论。由于这些人物和言论有很大影响，且其反动性暴露得还不彻底，因此应该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让他们走到极端，走到反面，才利于分化瓦解。但是，第二，这个斗争还是在人民内部，还是属于思想领域，就是说仍然在整风运动的范围内，只是从党内跨到了党外——这是毛泽东原打算在党内整风结束后进行的工作。因此，整风的基本原则和内容都没有改变，改变的暂时只是策略。然而，在5月底的这几天，一切都改变了。
笔者注意到，毛泽东没有参加19-20日的政治局会议（这也可以说明会议没有新内容），他正在关心的无疑就是北京大学出现的新情况。那几天，毛泽东不断派他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和林克去北大了解情况，每天向他汇报。据林克回忆，当时“毛的心情是沉重的，甚至是忧虑的。他关心的是国家政权的稳定，而不是个人地位的安危。有一次他对我说:你看我们的政权能不能稳得住，会不会乱？”[241]毛泽东的确对局势做出了相当严重的估计，他认为清华大学的党组织已经垮掉了，“几十个支部瓦解了”，而副校长钱伟长就是“纳吉”，其“本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且几乎每一个大一些的学校和工厂的“知识分子中间都有右派”，他们“就是纳吉的群众，是小纳吉”。[242]他甚至设想了最坏的情况——打算再上延安。[243]
后来毛本人也曾谈到当时的心情:“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忧愁，特别是去年五月底右派进攻，我就在床上吃饭，办公，一天看那些材料，尽是骂我们的。”又说:“右派猖狂进攻时，哪个不着急？我看大家都有点着急。我就是一个着急的，着急才想主意。”[244]毛泽东想出的主意就是一方面继续共产党整风，一方面开展一场反击右派的运动。
在注意整风鸣放的新动向同时，毛泽东又开始修改他在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稿，并于5月24日改出了征求意见的第二稿。这次所作的重要修改和补充有:增加了关于知识分子必须完成世界观上的根本转变的一大段论述；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改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增加了批判修正主义的内容。[245]总之，强调思想斗争的尖锐性，强调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强调批判修正主义的重要性，是这次最主要的修改。当晚，毛泽东召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246]
就在25日这一天，刘少奇主持的人大常委会七十次会议讨论人大四次会议的会期问题，决定从原定的6月3日推迟到20日召开。
官方没有说明会议推迟的原因。国外学者引用的一个资料说，是因为刘少奇对整风运动出现的学潮和“人民会走上街头”的状况表示担忧。[248]笔者没有找到相关的文献证据，但推断这一定与24日夜晚毛泽东召集的会议有关，而且可以判定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这时的注意力已经被学生运动的发展势头所吸引。也是在25日这一天，毛泽东和中共主要领导人一起接见了出席青年团三大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发表了“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的讲话，语气中流露出来的是警告和暗示。[249]简短的几句话，几近捅破窗户纸，反击右派的意思昭然若揭。参加接见的薄一波后来说，这个讲话是“反击右派的公开动员令”。[250]这样说也许不大确切——毕竟还没有宣布开始反右派运动，不过，一场反右派运动的风暴已经浓云密布、雷声隐隐了。
这些都说明，这时毛泽东已经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受到了真正的威胁。这个感受，也体现在他对最高国务会议讲话稿的修改中。5月25日，毛泽东改出了讲话第三稿，并在批语中特别注明:我对“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谈到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问题时，增加了“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以及“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说法；增加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并说“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提意见，作批评，要看那些意见、批评是否合乎上述六个政治标准。如果不合，那就会丧失监督的资格。”[251]可以看出，这些修改已经是在为新的战斗做舆论准备了。
5月26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周、朱、邓、陈等人开会，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汇报。[252]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目前未见披露任何资料，不过，第二天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的讲话记录，应该反映了这时毛泽东和中共高层的决定。从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汇报可以看出，中共对国内局势的估计已经相当严重。柯讲到，上海文化、出版、发行界“暴露很厉害”。在“放的过程中，最坏的是民盟”，“他们的方针是一放到基层，二撤换干部，三算政治旧账”。他们企图“瓦解我们党，动员党员‘坦白’秘密”，还把手伸向了工会。在民盟内部则是要改选，启用那些“我们伤害过的人”。知识分子也“有很大暴露”，过去没有讲话的人，如巴金，都出来讲了。王造时、陈明枢提出搞私法问题，“影响很深”。在柯庆施看来，更严重的情况是这种气氛已经感染了社会。工厂闹事增多了，墙报很热闹，机关、银行、税局也在闹。贸易公司医药批发站、剧团、影界、广播、大学都在闹。最令人担忧的就是党内的问题:有的党员把党外作家当作后台，有的党员提出脱党，还有的把党内事情告诉党外人士。王若望就同右派站在一起，说出现纳吉也不为怪。（这时刘少奇插话:有些共产党员和裴多菲俱乐部一个样子。）“干部对主席报告开始拥护，第二步有不同意见，第三步抵触”，认为对右派“现在不整心不甘”。[253]
邓小平的报告讲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考虑和部署。邓说，整风运动开始的目的是搞党内的三大主义，因为问题很严重，最初用的是内外夹攻的办法。
运动开展以后，绝大多数的意见是正确的，有益的，90%对我们有帮助，“但很显然有部分右派跟我们争领导权。这个斗争不只是在思想领域，已经扩及政治范围。有人提出的纲领很谨慎，不是打倒共产党，而是要我们退出阵地。各地都看得出，以上海、北京为典型。因此中央不能不做斗争，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因此，“党内外归结起来一个目的，加强党的领导”。接着说到运动的方法，邓指出:关键是能不能团结中间派。右派在争取中间势力，左派、我们也在争取中间势力。我们争取中间势力有两条:一是改正自己的错误，二是孤立右派。用右派教育中间派，使中间派知道需要同右派划清界限。邓说，现在“右派大体都出来了”，如章伯钧、章乃器、龙云等等。邓指出右派活动现在有两个倾向，一是“向基层发展（康生插话:《光明日报》昨天对北大的报道有动员性质）”，二是“暗地组织活动的迹象明显了”。谈到今后的方针，邓说:还可以继续鸣放，主要在机关、大专院校，让右派进一步暴露出来。党团队伍也要考虑整顿。但工厂、中小学不要触动，关键是不能“出大乱子”。最后，邓谈到“中央有个设想”，即“运动下一步我们要建议党外整风”，“党外几百万知识分子的改造不能放松”，还是采取说理的方法。[254]彭真结合北京情况的讲话更加具体、更加明确:开始只是整风，现在又加上一个“阶级斗争”。斗争主要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思想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主要在机关和大专院校，工厂和中小学不要搞，不停课，不上街，不下厂，就不会出大问题。[255]
5月28日，毛泽东同林克谈到他对运动的想法:看今天的形势，还应该继续大放，目的是整党、争取中间派、孤立和分化右派。但对右派也是和风细雨的方针。北京大学的情况不会发生大问题，学校教授、副教授的11%是右派，左派39%，中间派50%。讲师、助教不在其内。8000学生中，右派只有70余人，有200人左右支持他们。[256]6月1日，毛泽东又对国务会议讲话稿作了一次较大改动，其中增加的新提法是:“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而且指出，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向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的最好助手。
上述材料表明，到5月底6月初，毛泽东要进行反右运动的设想又进了一步:同右派的斗争已经不是整风的一部分，而是与共产党整风并行的一场“阶级斗争”；这场斗争已经不再局限于思想领域，而是有了政治斗争的内容；在理论上和口头上还没有放弃整风，但是修正主义的危险性已经提到首位，而这些恰恰不在整风的范围内。还可以看出，中共对国内事态发展的严重性也有了进一步认识，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民主党派和知识界的言论——他们的话已大体说完，阵线已基本清楚，右派只是极少数；也不在于学生运动本身——那里不会发生大问题，因为右派也是少数。最危险的就是民主党派和知识界的煽动性言论，与波及全国的学运风潮汇合起来，再同时涌向社会，影响到工厂、农村和中小学，其结果将是“天下大乱”，将会真正危及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这时开始担心:中国“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了。[258]这就是毛决定提前反击的真正原因。开展一场反右斗争的基本方针已经确定，主攻方向也已经明确，余下的就是何时开始战斗，如何开始战斗了。
5月27日省市区书记会的召开标志着新方针的确定，此后就是审时度势进行落实的问题了。
首先是继续在党政机关和民主党派中鼓励继续鸣放。虽然党内讨论时已经意识到危险的存在，但在表面上社会的鸣放浪潮还在继续。5月29日，民革中央委员会发出了关于积极帮助中共进行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组织和全体成员热烈响应中共号召，“消除一切顾虑，实事求是，诚恳坦率，提出批评和建议；各级组织应将所提出的意见反映给中共党委参考”。[259]《大公报》也在29日发表社论《工商联要帮助工商业者鸣放》，劝告中下层和中心城市的工商业者“解除顾虑，勇敢地鸣放”，并要求“工商联特别要负起责任，一方面把自己所看到的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一方面要充分发动工商业者把心里的意见和要求都讲出来。”
5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央国家机关党委要求“更加放手地让大家畅所欲言”的报道，明确提出:“各单位要拿出具体措施，广开言路，继续贯彻大‘放’大‘鸣’的方针”，同时强调要加强党对运动的领导。6月5日《人民日报》在第1版以“人民内部需要经常开展批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永不收兵”为题，转载了南京《新华日报》6月1日的社论《把整风运动继续深入开展下去》。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此时的媒体运作都是在呼应中共“引蛇出洞”的斗争策略。
为避免事态继续恶化，在鼓励民主党派、工商界和国家机关继续鸣放的同时，对于工厂、农村和中小学则是严格把关。6月2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江苏省委关于正确处理农村人民闹事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认真学习江苏的经验，并按照同样的办法，“认真地分析一下农村人民闹事的原因”，“主动地去解决农村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使防止人民闹事事件的发生”。[260]6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一）各学校、机关出大字报和学生举行辩论会、控诉会等新闻，一律不要在报纸上发表，以免影响到中等学校和工厂。（二）凡出大字报的学校和机关应宣布一律不准贴到门外和街上，以免妨碍社会秩序。
与此同时，反击右派的斗争已经在进行各种准备了。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从6月1日开始，《人民日报》刊登反驳右派的报道和文章的数量明显增加。[262]如《承认两面性，才有利于自我改造》、《党委治校，还是教授治校？》、《谁说公方代表领导不好生产？》、《我反对葛佩琦的观点》等。[263]毛泽东本人也亲自挑选文章。5月29日《新闻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小雅的文章《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毛泽东早已把章乃器内定为大右派，看到这篇文章后，第二天便批示胡乔木:此篇似可转载。[264]还有6月6日《文汇报》刊登的《知识分子应怎样对待整风》一文，毛泽东也在第二天批示胡乔木:此文很好，可以转载在显著地位。[265]
除了舆论准备，基层单位党委也接到了任务。时任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的施平回忆说:反右正式开始前，“北京市委主要领导人多次召开大学党委书记会”，布置各校抓紧时间，动员鸣放。“有一天下午，市委负责同志找了清华、北大、师大和北农大四所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去谈话，听取了学校‘鸣放’情况后说:你们几所大学老教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翘尾巴的专家、教授、民主党派成员多，有影响的人物多，要用各种办法，制造适当气氛，‘引蛇出洞’，让他们把毒都吐出来，以便聚而歼之。”最后又交待说:“时间不多了，很快就要发动全面反击，反击开始后就没有人‘鸣放’了。”[266]
6月3日统战部召集的民主党派座谈会进入最后一天，李维汉事先把发言稿送毛、刘、周审阅，并请示要不要提反右。毛泽东审阅稿时，加了一句话: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周恩来说，关于反右问题，柯庆施在上海已经有所表示，你可以讲。[267]同一天，彭真在北京市部分党员干部会上发表讲话，向基层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新方针。彭指出:当前有两个斗争，一个是党内的思想整风，另一个就是阶级斗争，并强调“这一时期主要是”搞阶级斗争。虽然把这种阶级斗争归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彭真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右派正在煽动农民、工人和学生。在如此激烈的斗争面前，彭真呼吁工人不要再闹事，而应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268]
另据黄炎培日记中记述，6月5日夜晚，毛泽东紧急召见他和陈叔通，大概因为这两位老先生日前曾联名上书，请求毛不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毛心存感激，不愿他们被卷入进去，故提前向他们吹风。毛泽东谈到，在鸣放中“章乃器是和我们走两条路的”，还说章伯钧与罗隆基已经勾结起来，并希望黄回到民盟去主事。[269]这表明，中共在发动反击行动前，已经在考虑改组民主党派的领导班子了。
6月4日毛泽东对林克的讲话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对右派的性质又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中的右派表现得最猖狂，带有一种最后挣扎的性质，他们和蒋介石与帝国主义有共同点。”第二，对双百方针也有了新的解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口号是无产阶级性的，如果这个口号执行的结果不能驳倒谬误，整倒右派，那么这个口号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这是反动的。”第三，进一步确认右派已经处于孤立状态:“右派有些冲昏头脑，以为中间派是属于他们的，其实是做梦。”[270]说右派是“最后挣扎”，与蒋介石“有共同点”，这显然就不是人民内部的问题，更不是思想领域的问题了。这种认识为后来的反右斗争采取“急风暴雨”的方式奠定了思想基础。对双百方针这种后退一步的说法，一方面是毛泽东为实行双百方针的“失败”寻找的一个台阶，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准备放弃或暂时收起这一方针了。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做出左派已经占有优势的判断，则意味着全面进攻可以开始了。现在只是要寻找一个合适时机。
6月5日晚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彭真和罗瑞卿谈整风问题。[271]具体会谈内容不详，但特别召公安部长罗瑞卿觐见，很可能与追查一则“谣言”有关。
6月4日《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说，北京大学有一学生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造谣说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方针遭到了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这篇文章油印后在校内外散发，震动很大。陆定一认为事情十分严重，于6月5日将《简报》报送毛泽东，并附信说，右派正在进行大阴谋，值得注意。因此，此次人大可能出现一种激烈斗争，包括我们现在还估计不到的东西，例如提出胡风案，对某些同志的人身攻击，等等。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第二天批示:“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272]就在批示发出的当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
《指示》首先通知，6月15日将在报上发表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两次讲话，并要求“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放大鸣方法的整风，请即加紧进行”。除了说明大字报的形式“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外，毛泽东强调，“机关学校出大字报的消息，报纸不应登载，以免影响中等学校及工厂”。《指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击右派的行动安排:“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毛泽东还提醒说，“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有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273]按照毛泽东的这个设想，大约10天以后，也就是他反复修改的讲话稿发表之际，反右运动将全面展开。然而，一个突发事件导致战斗提前打响了。
在权力斗争中，毛泽东最敏感、最警惕的就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在前引邓小平27日的报告中就谈到民主党派有“暗地组织活动的迹象”，6月初，这方面的情况开始连续披露。6月5日《内部参考》报道，5月19日王造时曾约人座谈，讨论恢复抗战时期的民间组织“救国会”事宜。据反映，王在会上说，毛主席、周总理都关心救国会的恢复问题，在北京征求“七君子”的意见时，史良、沈钧儒不赞成，沙千里赞成，章乃器不热心。会议商谈的结果，认为救国会有恢复组织的必要，对于解放台湾、联系华侨都有益处。会议决定“积极调查原救国会的干部、群众，分别收集名单”。[274]6月6日《内部参考》又披露:最近发现有些机关内民主党派的组织有不正常的活动。在手工业管理局工作的农工民主党党员宋子荣积极做发展工作。他所发展的都是被我们斗过的人。他们公开地说，我是这个单位民主人士的代表。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手工业管理局要给我地位，给我机会。侨委中国新闻社的民盟组织也积极展开活动，他们说，中国新闻社的党组织已脱离群众，不能居于领导地位，我们民盟组织应该起来团结群众，领导新闻社的工作。[275]
更严重的情况出现在早已被毛泽东列入“黑名单”的民盟，这就是著名的“六六六事件”。6月6日上午，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邀集曾昭伦、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六教授讨论时局问题。
关于这次聚会，反右运动开始以后，被作为右派阴谋活动的典型案例受到批判，所根据的材料是与会者闵刚侯在7月4日《人民日报》上披露的会议讨论内容。后来，当事人叶笃义和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也曾讲到会议情况，所述内容与前者差距较大。[276]
章伯钧和六教授在会上究竟说了什么话，目前没有文献证据，无从核实，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与会者都认为由于学生闹事，大字报上街，共产党面临危局；第二，民主党派此时应该站出来，承担起收拾局面、平息内乱的责任。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民主党派此时挺身而出的目的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当事者认为自己是为了帮助共产党摆脱困境，而当政者认为他们是要乘机推翻共产党。
仔细阅读和对比所有相关材料，笔者认为，说当时民盟要推翻共产党，那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猜测，但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章伯钧等人确实想通过帮助共产党渡过难关，从而为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争得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地位。恰恰这一点是毛泽东和中共最忌讳的，在他们看来，这不是乘人之危吗？况且毛泽东早就认为在民主党派中民盟是“最坏的”。
还在6月2日招待法国总理的酒会上，章伯钧就曾向周恩来表示:武汉交通部学校的学生们要到北京来请愿，请把这件事交给他来处理。周恩来当时笑了笑没有说话，但心里想章伯钧“脑袋膨胀得很，热得很，他觉得共产党不能维持了”。[277]
此时中共已经确定了反击右派的方针，故周有此态度，但章伯钧肯定没有认真体会周恩来的反应。6月6日他再次提议，要史良当晚利用参加国务院会议的机会，向周恩来反映他们的想法——由民盟出面做学生工作，使各校局势稳定下来，并希望周接见六教授，当面请示机宜。第二天去国务院开会时，史良告诉章伯钧:“前一天晚上我已和总理谈了，可总理未置可否。你是不是趁今天这个机会，再和总理谈一谈。”于是，章伯钧在会上给周恩来写了个条子，说眼下的情况严重，民盟同志反映问题的态度很诚恳。周恩来看了条子，仍然不置可否。[278]
到了这个时候，无论章伯钧和民盟提出任何建议，都不会有好结果。周恩来的感觉是:他们看到大字报上街，学生请愿，工人罢工，农村合作社也有问题，认为就是匈牙利事件了。“他们这样的相信，这样的估计，6月6日他们是高兴的”。[279]毛泽东对此事的反应体现在他后来写的文章中:“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6月6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
这时的毛泽东感到，防止民主党派与学生结合，防止学潮涌向社会，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已经刻不容缓，反击行动必须提前。恰在此时，又发生了“卢郁文事件”，毛泽东及时抓住了这个机会。卢郁文是民革中央委员，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助理。他在5月25日和29日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言，批评现在一些人提意见有片面性，只许自己提意见，不许人家作说明，并与谭惕吾发生争议。[281]在6月6日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卢郁文宣读了他最近收到的一封匿名恐吓信。信中说卢郁文“为虎作伥”，“无耻之尤”，并要他“及早回头”，否则“不会饶恕你的”。
匿名信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282]6月7日上午毛泽东看到报纸上的这条消息，喜出望外，对应约而去的胡乔木和吴冷西说:这封匿名信好就好在它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
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283]
于是，反击右派运动的号令就这样产生了，一场波及全国、影响数十万人命运乃至共和国发展方向的反右派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