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大饥荒的数字之谜:1959到1961饿死多少人
2008年05月15日
1959～1961年三年大饥荒，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极左路线的干扰，困难时期，我们没有做过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于是，后来的学者专家们，均是根据1953、1964、1982年仅有的三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加上其他参考数据进行推算。
1985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多万”。
西安交大蒋振华教授在1986年和1987年，与李南共同发表两篇文章。他们经研究、推算认为：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1993年，上海大学金辉的推算是，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3471万。1994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煜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四千万，这可能是上世纪全球范围的最大饥荒。最近，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曹树基的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
2005年9月，中国民政局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三年自然灾害”的数字“我们不掌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学者认为，趁熬过三年困难时期的老人们还健在，社会各界应共同深入调查，用政府和民间“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完成这一浩大的抢救工程，为共和国留下可资征信的完整材料。
《党史文苑》2006年第23期 原题为：吴芝圃与大跃进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运动中。吴芝圃是全国的风云人物。在他的领导下，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现在河南。吴芝圃提出：一个省可以单独进入共产主义，河南要在四年之内实现共产主义。吴芝圃的头脑发热，使河南人民付出了生命的沉重代价。吴芝圃的功过是非，值得我们沉思。
“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说过：“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事实的确如此。1958年河南全省全年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河南省委高估为702亿斤。1959年河南全年粮食实际产量为217亿斤，河南省委高估为1000亿斤。1952-1957年间河南人均产粮257公斤，但到1960年下降到145公斤，是当时各省中最低的。在产量下滑的情况下，河南却向农民高指标征购粮食。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5％。
在高征购的压力下，基层干部完不了任务的就像土改的地主那样挨斗。农民只有靠剥取树皮、挖掘草根白垩土充饥，城市群众也以豆饼、米糠、树叶、绿藻果腹。原国家计委干部王泓的回忆文章，真实再现了大跃进期间河南农民生活的艰难程度：
“下去工作上困难不说，生活上也很难过得下去，要能带领群众渡过难关，首先得与群众生活在一起，同甘共苦。因此，我在旧县吃过17种不是人吃的东西，包括树皮、树叶、谷物秆、玉米芯、红薯蔓、观音土、棉枣、麦苗等等。一次肚子特别饿，到老乡家去，正碰人家吃午饭，吃的是玉米芯(剥去玉米当柴烧用的玉米棒)，吃多了，一两天也缓不过来，肚子烧得很难受，整天喝水也不行，而且怎么也拉不下屎来。这样不久就浮肿得很严重，首先感觉走路很困难了，我就托人买了辆自行车，平路、下坡都可以，可是上坡就麻烦了，怎么也推不上坡，只好坐在路旁等熟人，请人帮我推上去。有时我知道有人在办公室等着我，我坐也坐不住，急得直想哭。接着反映在眼睛上，晚上办公，开始还可以，不多久文件上的字就密密麻麻一大片。模糊不清了。闭上两眼靠椅背休息二三十分钟，才能再看一会儿文件，这个罪也很急人。这时农民一天三两八钱粮食，干部、民工再多占一点，一顿一两也难保，死人现象就很难制止。我自己身体也难以支持，请大夫来给我看病，都说吃不饱，缺营养，热量不够，就给开半斤或一斤酒(那时买酒必须大夫开条)，叫我必要时喝上一口。至于营养，我两年只吃过两个鸡蛋，还是我爱人去广东出差拐到叶县来看我，在路上花高价买了带给我的。为了吃这两个鸡蛋还犯了难。我虽然在区里单独住一个小屋，但鸡蛋皮不能叫人看见，就出去到田边散步，在野外吃了，蛋壳埋在地里。”
王泓最后因为饥饿生病导致病危而被送回北京，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公社书记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1958年11月底，密县已发生饿死人的问题。1959年春，豫东黄泛区浮肿病和死人事态更加蔓延。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信阳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人口总计4万人，却饿死4400人。王泓在文中回忆说：
“我到河南叶县旧县公社后，听说我们公社有七八个老太婆在食堂吃不饱饭、开始饿死人时，凑到一起谈共产主义问题，我便去找她们，结果人已死去一半，只找到两个……至于旧县公社究竟死了多少人？我没搞清楚。但我有两个底：一是驻村时，在有的小村作过调查，到摸底时为止，大致死亡人口占30％；二是经过我自己挨村调查，全社死绝户的占7％。”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大反右倾，河南抓得特别紧。吴芝圃先在省里批评部分领导干部，然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要求各县市层层揪“小彭德怀”。于是又开始“反瞒产”，实行“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信阳地区尤为严重，造成了严重后果。
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农民的日子更难过。时任信阳行署专员的张树藩在临终前撰写的回忆文章《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真实反映了信阳地区的情况。1959年的省委扩大会议后，张树藩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接着，张树藩发现，群众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脸上已出现浮肿。随着浮肿病大面积蔓延，饿死人的现象出现了。张树藩回忆说：“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记不清了)，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
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报告吴芝圃，信阳发生了饿死人的事情。但吴芝圃不以为然，鼓励他挺起腰来继续干。信阳的干部群众反对路宪文，但吴芝圃颇为赏识他，不主张处分路宪文，力图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吴芝圃还授意信阳地委在上呈的报告中把信阳大量饿死病死人的问题归咎于政治斗争，说是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破坏，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有了省委第一书记撑腰，路宪文明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反潘、杨、王事件以来，在吴芝圃的高压之下，河南的干部不敢讲实话，怕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河南纪委书记兼省监察委员会书记刘名榜是信阳人，家里有人被饿死，但连他都不敢讲真话。对将真话的干部，吴芝圃残酷打击，搞所谓扫“暮气”，直至将之定为右倾分子、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首民谣广为流传：“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
尽管吴芝圃等人尽力隐瞒真相，但是纸毕竟包不住火。1960年2月，根据反映上来的情况。中纪委书记董必武派人到信阳调查饿死人的问题。调查人员了解到了真实的情况，将调查结果向河南省委进行了通报。但吴芝圃不是正视错误，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捂盖子”，还给路宪文打气：“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来河南调查。在党内以实事求是著称的陈云和吴芝圃算起了账：河南有多少耕地，能够生产多少粮食，有多少农村人口？按最低限度农村人口要吃多少粮食？种子需要多少？饲料需要多少？全省吃商品粮的人口有多少？陈云得出结论：我不希望河南调出粮食，你们农村能够征购的粮食，养活不了城市人口。但吴芝圃仍放出大话：河南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还要多，不但不需要国家调入粮食，还可以调出粮食……
吴芝圃的检查：“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
在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严厉批评的情况下，吴芝圃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从1961年1月起，吴芝圃代表省委开始检查大跃进以来所犯的“左”倾蛮干错误。在给中南局和党中央写的检查中，吴芝圃不得不承认，“信阳事件是河南解放以后的大惨案”，“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但在分析原因时，吴芝圃却说是因为自己对“阶级敌人、蜕化份子失去警惕”，“阶级敌人很久没有受到打击……”，继续为自己辩护。
1993年，路宪文在临终前口述了《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一文，总结了四条教训，其中第一条就是“错误地发动政治斗争，利用政治斗争，造成一言堂的局面，会使错误路线畅通无阻。当年吴芝圃同志利用当时的政治空气，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打击了潘复生，不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造成河南一言堂的局面”。
与吴芝圃推卸责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心情沉痛的周恩来表示：“信阳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件，我有责任。”当周恩来得知“信阳事件”中有许多群众被饿死，而国家的粮库就在附近，受饥饿的群众却没有一人去抢仓库时，被深深地震动了，整整一夜没合眼。
为了系统解决“大跃进”带来的问题，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总结了“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作出了纠正“共产风”等错误的一系列政策规定，基本上终止了长达3年的大跃进运动，实现了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重大转变。共产风与浮夸风摧毁了河南的农业生产，直至1965年，河南粮食产量才回升到大跃进前的水平。吴芝圃的浮夸与大跃进的彻底失败。使河南人民则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
湖南韶山的一些情况
摘自《刘少奇在1961》珠海出版社出版
为了深入了解农村情况，韶山同样是一个窗口。
他满怀深情地参观了毛泽东故居。他在毛泽东父母的房子里呆的时间最长。不纯粹是出于礼节。他在揣摩这两位过早去世的老人，当年在儿辈身上，寄托了怎样的希望？假如他们仍然健在，又仍然住在乡间，对于当前的困难，他们对刘少奇会提出怎样的问题？
参观完了，就听取汇报。中央调查组胡乔木来这里已有一些时间了，令人忧虑的是，韶山的情况也不很乐观。尤其是与韶山隔邻的湘乡县的一些地方，包括毛泽东的外祖母家，后来划归韶山区的湘乡大坪公社，饥荒和死亡情况也都很严重。胡乔木向刘少奇详细作了汇报，并于4月14日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厅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次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的情况（从一九五八年十月至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去年约死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全县病人在去年年底达七万人，现已减到万余，但我们去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病情尚未停止……
毛泽东收到胡乔木的信后，即刻写信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
张平化同志：
胡乔木同志来信一件及附文四件，送上请阅。我看可以印发你们的三级干部会议的各同志，予以讨论。请在今日印好发出。发出时，请送刘少奇同志、王任重同志、王延春同志各一份，送我二十份，为盼。
祝好！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五日上午
毛泽东印发这封信，表明他对目前严峻的形势，与少奇有一致的认识。同时也是提醒大家，要认真对待，切不可掉以轻心！
少奇在韶山住了一晚，4月9日下午去长沙。
（笔者注：后来刘少奇曾激动地对毛泽东讲：“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这也是造成两人之间矛盾的导火索。连老毛山清水秀的家乡饿死的人都超过20%，更不用说湘西贫瘠地区了。）
2008年第10期《炎黄春秋》杂志刊登杨继绳《"大跃进"五十周年祭》文章，该文提到甘肃饿死人最严重的"通渭问题"，称1959-1961年甘肃省通渭县人口"减少了98251人"，相当于应有人口的32.8%，减少人数包括饿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在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期间，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与河南省的"信仰事件"同样惨烈的事件。虽然通渭饿死人数比信阳少，但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事情曝露之后，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肃省委将这个事件称之为"通渭问题"。
2008年香港出版的《开放》杂志10月号重点推荐了杨继绳的《墓碑》，开放总编辑金钟撰文评价认为，毛泽东忌讳"大饥荒"的死人问题，1962年刘少奇当面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无语应对。前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生前这样评价毛泽东，"大饥荒三千万冤魂决定了毛要以'亚洲最大的政治流氓'的一切手段，不计后果地铲除一切可能找他算帐的人。"北京教授谢韬教授去年曾在《炎黄春秋》上公开批评毛泽东时代"三年大饥荒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杨继绳的《墓碑》揭露了中共掩盖历史真相，比如1961年陈国栋、周伯萍、贾启允三人汇总各省人口统计，全国少了几千万，报告给周恩来毛泽东二人。周恩来阅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三人销毁材料和印刷版后，周不放心还特地电话追查一次。周伯萍时任粮食部副部长。这些数字都是杨继绳利用新华社记者优势采访所得，公安部规定各省人口统计数是"绝密"资料，只能让极少数人看。如山东省大量饿死人的数字，只有正副书记、正副省长、公安厅长五人可以看，可见，"中共高层对酿成大饥荒的犯罪恐惧是如何深重！心理是何等阴暗"。不过，2008年第10期《炎黄春秋》杂志只提到甘肃饿死人、人吃人的事情，却没有公开全国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饿死人的数字，分析人士认为"未公开更多的饿死人数字，说明他们遇到了更大的压力"。
杨显惠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
一九九九年，杨显惠开始写作“告别夹边沟”系列。二ＯＯＯ年，上海文学连续发表12篇，夹边沟的盖子揭开了！
… …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番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幺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一九六Ｏ年十一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幺？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
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
据和凤鸣回忆，因为夹边沟的死难者掩埋得过于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后来当地的农民多有怨声，直到1987年才由酒泉劳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
一九六Ｏ年的冬天，来到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真正进入了生命的绝境，也就是在这时候，夹边沟事件中最为惊世骇俗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
“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一九六Ｏ年十二月二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
一九六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一九六一年十月，臭名昭著的夹边沟农场被撤销。
就在右派被遣返后，农场的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他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一千五百名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一九六一年七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一千五百多名右派几乎全是饥饿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山东发生的一些事
张广友在《抹不掉的记忆》（－新华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写道：
我这里仅是摘录当年我的日记本中追记的几个有关片段：“山东去冬今春(不到一年的时间)
非正常死亡达69万多人，这是张新村在大会检查时谈到的。多惨!”大会的一位领导说：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省委领导在谈到当前形势时说，今年(1960年)农业生产又比去年减产，而且幅度很大(20%- 30%)，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城镇供应十分紧张，不少地方已经出现脱销断粮问题。入冬以来，浮肿、干瘦病日趋增多，非正常死亡人口在增加，如不采取紧急措施，形势将更加严峻。从现在起到明春青黄不接，这段时间将是最大难关。当前一些重灾区的中心任务是“四保”：保人、保畜、保生产、保社会治安。“四保”首先是保人，这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在小组讨论中，我的笔记本上记录了以下几个片段。
惠民县北镇（惠民地委所在地）公社书记说：全公社近4万人，今年以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死了1000多人，只生3个孩子(不到万分之一)。入冬以来，病号、死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看来明年春天将会更加严重。
麻店公社书记说：全公社大部份社员群众都得了水肿、干瘦病；4594名中青年妇女(16-45岁)，有2188名闭经，占总数的47﹒6％，子宫脱垂的84人。他说：由于没有吃的，营养不良，3岁的孩子(1957、1958年生的)不仅不会走、不会坐，连头都抬不起来。很多社员群众头不梳，脸不洗，普遍感到生活没奔头，没有活下去的信心。
单寺公社高家生产队的社员说：“粮没了，柴光了，人病了，屋倒了，哪里黑了，哪里住，走投无路，没了办法，就等着死。”有的外出投亲靠友，有的乞讨他乡，有的卖儿卖女，有的两口子闹分家，有的妇女丢掉家里男人和儿女去改嫁。病的病，死的死，逃的逃，到处是一片悲惨的景象……
几年来，年年如此，一年不如一年，没饭吃，没柴烧，地荒了，耕畜大量死亡，人们无心生产。谈到社会治安时，群众说：这几年来社会风气极端反常，好人受打击，老实人吃亏；有些地方是坏人当权，横行霸道，老百姓受气，既不敢怒，更不敢言。有的说：“三只手吃饱饭，两只手饿着干”，“共产风吹散了心，浮夸风要了命”，“受苦受难被活活饿死的都是咱老百姓，上什么天堂呀，都下地狱了……”他们在会上发言时，有的边说边流泪，有的泣不成声，会场里引起连锁反应，以至于听会的人个个泪流满面，有的痛哭失声。他们是在揭发控诉“五风”带来的灾难!
“五风”刮得好惨哪!共产风把农民刮得一贫如洗，浮夸风要了那么多农民的命，瞎指挥风剥夺农民的一切权利，强迫命令风使农民成了农奴，干部特殊化风催生了一批新的统治阶层。
按照全省五级干部大会精神要求，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保人，保人就必须解决食品和代食品问题，县里要求我们在四干会前，集中力量，到重灾区边救灾，边进行调查研究。
我包的是西马小队，原有48户人家，不到200口人。会计告诉我，今年以来已经死了21人，现有浮肿、干瘦病人50多人，其中已由浮肿转成干瘦的有十七八人，估计其中有七八个人过不了旧历年关。全村绝大部份适龄妇女都已经闭经了。
我刚到西马小队时，正是死人的高峰期。这个4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差不多一个星期就死一两个人，情况十分紧张，今天这个刚死，人们就议论下一个该是谁了。我进村第三天就听说有一家3口人都死了。最后死的那个人，队干部竟找不到壮劳力去抬尸，我自告奋勇跟去了。到他家一看，屋里空空如也，只看见一具男尸躺在炕上，看上去50多岁，尸体已经僵硬了，不知是哪天死的。来收尸的几位骨瘦如柴、病病歪歪的农民，都是街坊邻居，把尸体连破炕席卷在一起，抬上一辆平板车拉走了。当时正值数九寒天，冰封地冻，人们体虚没劲，坚硬的冻土根本刨不下去。没有办法，只好找点浮土压上。这哪里是什么安葬？连土都没入！他们说现在只好先这样吧，明年春天再下葬。我说：“这怎么行?尸体被狗吃了怎么办？”他们说：“哪里还有狗，有狗人们怎能不把它先吃了，还能等到它吃人？”说着，我往旁边看了看，就在旁边还有三具尸体都是这样“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