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何以由领袖成为叛徒？(下)
陈铁健
(2010年5月8日)
1962年开始，毛主席开始关注党内反对派的问题、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党内在他身边赫鲁晓夫人物的问题。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在“大跃进”失败以后，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从基层到中央七千人参加的大会，也叫做“出气会”。为什么叫出气？因为1959、1960、1961这三年整个的政策出了问题，所谓大跃进实际是大倒退，农业减产40%，农村非正常死亡几千万，最多的估量是四千万，最低的估量是一千七百万，不管怎么说这个数量都是巨大的。所谓“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是毛泽东的理想，毛泽东用这个东西想使中国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要赶超英国、美国，这是很美好的理想，却是空想乌托邦。用胡绳的话说“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于是毛与刘少奇为首的中央的另一部分人发生了分歧，这个分歧就演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毛认为对方是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因为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讲的非常彻底，说到农业减产，不进反退，我们没有前进而是后退。饿死人、人吃人是要上书的，是要写到历史上，是要下“罪己诏”的。在历代历朝遇到这样的大凶事，皇帝是要下“罪己诏”，要取得臣民的原谅，自我检讨。但是毛泽东的回答很明确：“我是不下‘罪己诏’的”。因为“罪己诏”只有皇帝才能下。刘少奇的矛头是直接对准毛泽东的。刘少奇又说，我在湖南调查，湖南的农民说没有多大的天灾，这三年都是常年，有灾但不是大灾，所以问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就是政策、路线、方针出了问题，是人的问题。谁来负责？中央要负责。彭真说，主席的责任要更多一些。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先把彭真打掉。
刘少奇在和谢富治、王任重在谈公安工作的时候还说，我们现在是混我为敌，把老百姓当成敌人，采取非正常的手段，用劳教、劳改、拘押对付老百姓，这是错误的要改正。今天不改，明天人家要揭露你。你不揭，人家要揭。你活的时候不揭，死后也有人要揭你。这话说得太厉害，说的是公安工作，但是这话传到毛泽东那里，他自然会想到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在斯大林百年之后，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关押、镇压、杀掉了那么多的人。所以大跃进问题就成了毛泽东的心结。这是明摆的，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饿死那么多人，你怎么交待？我去过几个地方，几个地方的学者包括党校、高校的一些教授，都在做这方面的调查，在六七年前，他们文稿、书稿都写好了。写三年的大饥荒，每个省、每个地区进行调查，有具体的事例、具体的地方和名字。比如青海湟中这一带，人吃人事件有110起，是有名有姓的。年轻人不信这些事。我前两年遇到一些70后问，真的有这事？真的有文革这种事？真的有6.4这种事吗？我说，我是亲身经历。1965年到张掖去四清，仅在张掖地区就有四十万人非正常死亡。张掖是甘肃河西走廊最好的地方，素有“金张掖、银武威”之美称。那儿的土地很肥沃，最肥美的沃土却收不回粮食，人们都去大炼钢铁，粮食冻在地里。这边还超标虚报粮食亩产多少千斤、多少万斤。报了万斤就要征一万斤标准的公粮，征不上来就把老百姓的粮食都掏空了，不缴粮就是阶级敌人，这样的情况势必是要挨饿的。我想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人包括北京人，也是要用“瓜菜代”来维持生命。说毛主席那时候已经不吃肉，他认为老百姓很苦，要同甘共苦。但是我们后来看到公布的毛泽东的生活档案，他不吃猪肉是改吃牛羊肉和西餐了（笑声），菜谱有十几种，这后来都是公开发表的。这种状况怎么能不纠正？党内怎么会没有意见？刘少奇在讲这些话时就自我批评说：“我也是有份的。”他提出要“包产到户”，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包括林彪都同意，要改变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吃公共食堂的局面必须解决，而且要从党的高层总结教训，改变这种状况，“与民休息”。这个意见是对的，怎么就成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怎么就成了阶级敌人？
从1962年开始，毛泽东就关注所谓叛徒集团的问题，就是认为刘少奇这伙人是叛徒。于是就联系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和李秀成的《自述》，开始制造反修舆论。1963年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一篇“评李秀成的自述”。太平军的将领李秀成被曾国藩俘虏之后，写了一篇自述，内容是讲太平天国的失误，为什么失败？想说服曾国藩反清，同时为了挽救他麾下的太平军将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刚先生曾经著书，认为李秀成的自述是假投降，是策略性的。戚本禹不赞成这个说法。戚本禹当时认为彭德怀1959年上书，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晚节不忠。应该写文章，借李秀成这个历史人物来隐射彭德怀的晚节不忠，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这个目的。这篇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之后，周恩来看到了，周恩来对周扬说，这样不行，李秀成、太平天国是我们竖起来的，我们党的事业是继承了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的旗帜，现在戚本禹这篇文章让我们很被动，尤其对文艺界、戏剧界的震动很大，造成思想混乱，所以中宣部要开会清理。中宣部与范文澜、郭沫若商量后，在近代史所召集北京史学界近代史方面的专家二十多人开会，我那时是研究生旁听了这个会。会上是一边倒，翦伯赞、范文澜、邓拓、侯外庐、刘大年、李新相继，中宣部科学处副处长林涧青也参加会议，一致批评戚本禹。翦伯赞的发言最激烈，他说，史实都搞错了，这篇文章到处都是硬伤。你反修正主义，不要糟蹋历史人物。林涧青最后宣布三点：“事实上占不住脚；理论上是错误；在实际上是有害的。”建议近代史所刘大年组织一篇文章，肃清戚本禹文章的影响，报刊、电台、电视都不要转播。本来是要求戚本禹到会当面接受批评。戚本禹当时是中央信访办的处级干部，正好出差，没有找到人。事后，戚本禹知道这个消息就准备写书面检查。这时江青找到戚本禹，江青说，你为党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主席读了你的文章，认为文章写得很好，主席说我们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出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你要继续写，写了以后去找康老（康生）在钓鱼台的写“九评”的那个班子，他们会给你出主意。戚本禹原准备检讨承认错误，这时一下兴奋起来。不久近代史所有人就把刘大年批评戚本禹的文章清样给了戚本禹，戚本禹就针对刘大年的文章逐条批驳，写成文章后到钓鱼台见康生。康生的那个班子都是大笔杆，调集了当时最强的理论写手。这帮大秀才一边吃饭一边对戚本禹说，你这文章不行，人家的观点你逐个驳，没有力度，要高屋建瓴抓住要害、致命一击，这样才能把他驳倒。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是1964年发表的，这篇文章没有丝毫学术味道，完全是政治文章，在教唆者的指挥和指点下写的。文中对国内的叛徒从汪精卫、陈独秀一直批到彭德怀，国际是从考茨基、伯恩斯坦一直批到赫鲁晓夫。大家要是有兴趣可以去找这两篇文章比较，如果说第一篇文章借学术影射攻击彭德怀，那第二篇文章完全就是政治的文章，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解决叛徒集团的指向来写的。戚本禹一下就红了，很快就调到《红旗》，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成了红得发紫的人物。
怎么和《多余的话》联系起来？毛泽东在1962年的秋天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就是要解决两条路线斗争、要解决修正主义，认为刘少奇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1962年，毛泽东有一个手令，要审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定性是在1968年党的会议上，实际张网是从1962年开始。这个手令是我们在瞿秋白专案组时，当时还有刘少奇专案组、谢富治专案组、康生专案组。刘少奇组的负责人亲口和我们组的负责人说，我们在中南海毛泽东的私人档案里查到了这个手令，时间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而在这之前，毛泽东算计刘少奇是在1953年的春天，因为高岗和刘少奇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发生分歧，那时土地改革刚刚结束高岗就要在农村搞合作社，刘少奇说，我们在没有实行机械化之前不要再生产关系上搞这套，不要搞农业集体化，先借着土地改革的契机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然后在工业化水平提高以后实现农业机械化，来实行合作化的效果会更好，过早的实行改变生产关系、改变土地关系不利于甚至会妨害农业生产。然而高岗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是“右”的，当时在党内引起很大的波澜。高岗同时从毛泽东那得到知毛对刘少奇种种不满的言论，就以为毛泽东信任他。高岗在底下串连，想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成为第二号人物，他要取刘少奇、周恩来而代之，要做部长会议主席、党的第一副主席，同时他对很多高级干部封官许愿。这事被陈云和邓小平揭发，于是召开七届四中全会解决党内团结的问题，后来又开了两次座谈会，揭露高岗和饶漱石所谓反党联盟。高岗很有底气，认为毛泽东信任他。但他估错了形势，毛泽东在权衡整个局面以后还是牺牲高岗。座谈会批评高岗时很严厉，把他的那些丑事全揭露出来。当时我在东北工作，可以看到两个座谈会的文件。光是高岗男女关系问题，有名有姓七十几人。高岗好色在延安时期就是这样。高岗一直等毛泽东找他谈话，毛泽东却没有找他谈话，后来毛泽东对此事也很后悔，觉得应该和他谈一次话。最后高岗选择了自杀，第一次是枪击，没死。第二次是吃安眠药，死了。实际上高岗和饶漱石没有联系，“高饶联盟”是莫须有。
1953年的春天，毛泽东让高岗在沈阳调查刘少奇1929年做满洲省委书记时，在奉天（今天的沈阳）被捕的情况，1953年就下手了。
我再说的1962年以后的事。1963年的一月份，历史学家吕振羽，当时是中央党校的历史学教授、历史教研室的主任，原来是东北人民大学的校长，后来还是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和范文澜、郭沫若齐名的大历史学家。从南方参加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后回到北京，路过丰台被秘密逮捕。初期是软禁没有行动自由，但是可以看书、写文章、做研究，到文化大革命正式逮捕，前后关了十二年，审讯八百多次，其中的七百多次是让他作伪证，证明1935年11月开始的南京国共秘密接触、秘密谈判是刘少奇主使的，是刘少奇向国民党投降，要消灭红军、取消苏维埃。做这样的伪证七百多次审讯，吕振羽是个硬汉就是不写。
1935年的谈判，刘少奇当时是北方局的书记，化名陶尚行，他让周小舟，后来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就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最后一位周小舟，当时是北方局下面的一个负责人。刘少奇让周小舟出面和国民党铁道部的副部长曾养甫谈判，曾养甫是由陈立夫指示出面和共产党接触。共产党这方的联络员就是吕振羽。这次谈判持续了9个月，当时国共的秘密接触有四个渠道，这是其中的一个渠道。事先是经过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的，事后周小舟带了材料到延安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但是1963年审查吕振羽时，认为刘少奇是背着中央、背着毛主席擅自和国民党接触出卖红军和苏区，这个罪名很大，刘少奇是内奸在那时就定性了。这是第三个证据。
第四个证据。沈醉是军统的少将，后来起义了。解放后是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专员，和溥仪、宋希濂他们都是专员。他在文革之后和他的老朋友说，上边找我调查刘少奇的问题，不晚于1963年。1963年以前，就让沈醉交代刘少奇的历史问题。
第五个证据，就是戚本禹交待。我们1979年到秦城监狱找他当面谈，问他写“评李秀成的自述”和瞿秋白《多余的话》有没有关系？戚本禹说，说老实话我是瞿秋白的崇拜者，我写“评李秀成自述”绝不涉及瞿秋白，绝不涉及《多余的话》。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找过我，让我收集瞿秋白的材料，我不忍心，我让我手下的两个人草草弄了一个东西送上去，但是我自己绝对不做这个事情。由此证明，从1962年开始，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对刘少奇就是用他的历史问题打击他，把刘少奇搞掉。
于是李秀成的《自述》、《多余的话》就成了毛泽东达到刘少奇而制造舆论的准备。毛泽东对周扬、陆定一、周恩来都谈到这个问题，说李秀成的问题是16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瞿秋白也是这样。毛泽东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我看不下去。实际上就是变节。在中央的一次会议，周恩来看透了毛泽东的心思，周恩来说的也非常彻底，说人死了不一定盖棺论定，瞿秋白虽然死了，但是他晚年还是变节自首。对红卫兵的谈话，周恩来至少是六次，其他康生、陈伯达、江青、戚本禹都有一些谈话，这样就把无知无畏的红卫兵煽动起来。
1967年的1月，一批红卫兵造反派到常州掘了瞿秋白母亲的墓，另一支红卫兵到济南掘了瞿秋白父亲的墓。2月7日一批红卫兵到了八宝山，把瞿秋白的墓碑砸了，那墓碑有瞿秋白的照片，现在的没有照片。到了5月12日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市法院的造反队伍开到了八宝山彻底把瞿秋白的墓掘了，掘墓扬灰。这都是在讲话影响下、煽动下造成的破坏，所以打倒死人是为了整掉活人，反瞿倒瞿和反刘倒刘是密切相连的。
本来中央的决策者可以从公安部十年的调查报告中做出正确的判断，调查证明瞿秋白被捕以后的表现是好的。《多余的话》有灰暗的、悲观的、消沉的情绪，这不可否认。但是，他没有出卖，没有出卖人、出卖党，没有求生免死的企求；他没有反对党的路线，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他说：“我从青年时期就步入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到现在没有改变，中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国情是由我来开其端的，尽管我是一个不成熟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当时没有人做这个事，只好用犬来耕田。”让瞿秋白做领袖等于是用老鸦树上筑巢（乌鸦是不筑巢的），是用弱马拉千斤的辎重，他说：“我是力不胜任，我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文学的爱好者，是在文学园地里。但是我不能冒充一个领袖，我是一个不合格的领袖”。瞿秋白面对的是他加入共产党之后，特别是1931年之后，各种党内的斗争给他的摧残和打击，一直到最后把他甩在了绝地，让国民党摆布他。他不能公开讲，《多余的话》热话冷说、正话反说， 如“我这个人坏、我这人不行，我这人绅士意识、文人情调，干不了这个事情，所以中央新的领导的想法，我很受启发，我怎么想不到呢？”这是一种讽刺和挖苦。
每一次品味《多余的话》都会有新的体会。瞿秋白在政治上没有问题，思想上有灰暗、有消沉，作为成全一个英雄、党的领袖、革命家，《多余的话》应该说是多余，但是成全一个心灵的波澜和内心的历程，《多余的话》有它存在的价值。
在狱中能不能写？瞿秋白是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他想的这些东西合盘托出，让后人严格的解剖、审判、拷问。瞿秋白这时已经把生死看透了，所以他的思想可以自由的挥洒，但是他又有一定的顾虑，这个东西是要给敌人看，他不能公开的骂米夫、王明、斯大林，他只能说：“我不行，我的这套东西不合党内的那套东西。”人性和党性难以调和，理想和手段难以调和。他说：“我的理想是无阶级、无剥削、无压迫的社会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可是我们采取的手段，外边是强烈的阶级斗争，不断的肃反、不断地自我残杀，内斗没完没了，而他是深受其害。
这就想到我们如何来看这几十年的历史上不断发生的整人运动，文革说穿了是整人的运动，叶帅的讲话里说“整了一亿人”，一亿人是直接被整，不是间接挨整，一个人被整会影响所有的家庭的人。文革中死了两千万人。有的是被红卫兵打死的。8.18前后，我们的办公室的后窗是翠花胡同，我们是在东厂胡同，红卫兵抡皮带打所谓“黑五类”，很惨。那时候人的优点和缺点全被调动起来，优点是对领袖的忠诚、对共产党的忠诚，缺点就是把最原始的兽性也调动起来。
几十年的整人运动和什么思想文化有关系？一个是封建专制主义有关系，这是传统的，是上层的东西。还有一种就是底层的游民文化，游民习气。胡绳是我们原来的院长、大理论家，他在晚年有个反思的十次谈话。他说，我们党内一直存在有游民习气。他说话是很有分寸的叫“习气”。他还说，我们党从1927年开始总体上是“左”的倾向。这也说的很准，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算起，再早从《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算起，都是“左”的倾向。《中国的各阶级分析》是把整个知识分子推到反革命营垒。根子在哪？一个是封建主义，“我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另一个就是游民文化。
游民文化，我在写瞿秋白《〈多余的话〉导读》时概括了几个方面。游民是走投无路的，从社会的正常秩序脱离，一无所有。他们要改变社会稳定的现状，改变自身一无所有的窘境，就唯恐天下不乱，越乱越好，乱了就可以火中取栗，别人的东西就是我的，无本生意，这是游民的反社会性。
第二就是游民的勇敢性。敢于主动出击，该出手就出手，主动进击，一往无前，不怕牺牲，常常被头领驱使成为打手。
第三是内斗和外斗结合起来的斗争性，或叫斗争哲学造反有理，有时是内斗盛于外斗。比如说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不是，有些大的战犯、大的敌人投诚过来是可以做高官，在建国初期，我们的政协、人大里容纳了很多大的战犯、大的敌人的高官，不至于完全被杀掉。而内斗所谓党内的路线斗争，有时一定要把对方搞掉，置于死地而后快。我举一个例子，党的主席收拾国家主席三十多年前，发生在西路军的事情。
西路军的问题是个很大的历史冤案。西路军两万一千八百人于1936年年底到1937年的3月期间，在河西走廊打了五个月，徐向前元帅领导的三个军，全部被俘、被杀，全军覆没。这个责任从现在我们掌握的档案看，西路军当时是由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主席团、张闻天为首的中央书记处直接指挥，西路军的进退都得听从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主席团，或者毛泽东、周恩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签署的命令，是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指挥作战。这些电报都摆在那里，进、退都有上面的指示，西路军的统帅徐向前和陈昌浩必须执行。最后失败的责任第一位应该是毛泽东来负。但是西路军还没有失败的时候，中央的电报已经说了“这是你们过去错误的延续”，你们过去跟张国焘南下、另立中央、分裂主义、逃跑主义的继续，就把罪名转移到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头上，紧接着延安开始清算张国焘。西路军剩下的四百人到了新疆，当时盛世才是亲苏亲共的，把这四百人容纳下来建立新兵营，进行空军、装甲兵等特种兵的训练，后来我们这方面的高级将领有一部分就是那时候训练出来的。当时西路军的参谋长是李特，红五军的政委是黄超，这两个人听到延安在肃清张国焘，而且把四方面军的错误扩大化，把许世友这样的将领抓起来，他们不满，在征求是否回延安的时候，李特和黄超表示我们要到莫斯科去讨个说法。于是这两个人就消失了，在九十年代前一直说两个人到了苏联境内作为托派，由苏联的政治保卫局处决了。但是在平反时说了真相，是中共的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亲自到新疆把这两个人秘密处决，就是因为你们要到莫斯科去告状、要反对毛泽东。这样的例证可以举不少。睚眦必报、任何的反对和批评我都不接受，都记着早晚算你的账。
杨尚昆前几年有一个回忆，说的非常彻底，他说，任弼时要是活着非得把他整死不可。任弼时是七大选出的五大书记、五个常委之一。任弼时在中央苏区时反对和批评了毛泽东，而且把毛泽东从中央局的书记拉下来，杨尚昆是毛泽东最贴近的幕僚，对毛泽东的看法是很准确的。游民的内斗是非常厉害的。瞿秋白、陈独秀、刘少奇都是这个悲剧的牺牲品，文革就是大量的中国人成为牺牲品。
第四是在野时的倡乱。要搞乱这个社会，反独裁、反专制，要民主、要自由，一旦上台就反过来要独裁、要专制、反民主，这就是以暴易暴，结果就是还用暴力来对付他认为的敌人，这就是游民文化当中的政治利己性。
第五是山头林立，拉帮结派的帮派性。
第六是仇文反智，嗜杀无度的野蛮残暴性，不择手段、翻云覆雨，毫无诚信可言。
游民文化渗透到共产党里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造反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揉到一起， “中西合璧”，毛泽东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说的很对，很形象，就是游民加皇帝。朱元璋是典型的游民的代表，一上台马上收拾游民，发路条，走出两里地都要凭路条，他知道游民的祸害。暴君专制、暴民乱制，然后再走向暴君专制，往复的恶性循环。毛泽东是中国农民战争的现代版的胜利者，是农民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他绝对是了不起。为什么毛泽东能取得胜利？把蒋介石收拾了。就是帝王权术、游民的策略都揉到了一起，再加上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约束的、不受任何法令、法规约束的对敌人采取暴力行动。原来以为不受资产阶级法律限制，后来查了历次整人运动、肃反，也完全不受自己定的法律限制，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苏区也有宪法，也有民主、自由、公民权利的法规，但是宪法和法规也不过是一张纸，他不遵守。发动文革是不是违宪的行为？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绝对是。但是以毛泽东的能力他就可以这样做，而且全党几乎没有太多的反对，即使有些不满，在压服之后也就罢了。
当时有没有走资派？资本主义都灭绝了，哪里还有走资派，毛泽东的口号“十年、十五年让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所以工商业改造之后资本家的财产已经成为准国有了，无非就是再给点利息、半国有。所以那时没有走资派，有的是走封派、当权派，最大的当权派是毛不是刘，党在国上面。没有人制约他，他垄断了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理论的资源，他推崇个人崇拜，于是只能听他的。他有军队在手，有理论，笔杆子造势，枪杆子撑腰，可以指挥一切。原来让林彪来，后来林彪看出来，文革这样下去不行要收缩。看5.71工程纪要，文革是要收缩。最后信任的就是身边的几个人，包括自己的生活秘书才他最亲近的、最可靠的人。控制了所有的资源，是最大的当权派、最大的造反派，又要造反又要镇压。红卫兵起来控制不了就要镇压，你们都到农村去、插队去、到兵团去，所以红卫兵、五大领袖也是牺牲品，都操纵在毛一个人手里。
我们总结这段历史，重要的是记住它。要否定、消除整人运动，消除像文革这样的灾难，首先要记住，要把真相记录下来。不是中国人健忘，是执政者在掩盖这些丑恶（掌声），文革的历史不能很好的研究，就是因为无理的严格限制，写一篇小文章，有一点涉及文革的编辑就要抹掉。为什么？我说这个人和文革有联系，我写他在文革当中的遭遇，为什么要抹掉呢？说这是上边的指示，我们要保饭碗，只能请你割爱。所以这种文章我们没法写，写出来也只好拿到国外去出版（笑声）。现在是有人写文革史的，我们所里的周良宵、顾菊英两位老夫妻，退休二十年，写了两部书。《文革史》大约是一百万字，还有一个五百万字的资料光盘去年在香港出版，今年出版了《6.4史》是五十万字，也是香港出版。中国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不要太多的人做，有几个人就行。
我最近写的关于宋庆龄的文章，文中写到，文革以后，还可以上溯到反右派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可以说基本上是成了驯服的、听话的、甚至是善于逢源的、顺杆往上爬的、向上攀扶的……俯拾即是，脊骨软化、筋脉倒转，匍匐在地。我这样说有点对不起知识界，但知识界总有几个、甚至有一些敢于讲真话、写真历史的人，我佩服这样的人。我们接受这个教训就是尽我们有限的一份力大家一起来做，有的刊物不愿发表，有的刊物冒险可以发表。在出版《〈多余的话〉导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与编辑素不相识，到现在也没见面，我把瞿秋白《多余的话》的相关的文章编好了，在前面写了五万字的导读，书的前面的文章都叫导读，实际是解析、解读，这位编辑送审时把瞿秋白的文章送审，我的五万字导读扣下了，上级批了以后就与瞿秋白著作一起发表（笑声），我特别感谢这位编辑（掌声）。 我刚才讲的很多东西我都写在这本书里，我当时担心的就是这文章不能在大陆面世，但是他居然一个字都没改就发表了。我到现在都很怀念、感激这位高明的编辑，希望以后出版社的编辑都应该向这位编辑学习，给我们作者一些发挥自己独立思考，想写真史的一个空间。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到临死、临难之际最深刻、最深邃的思考，他说，他不再思索了。实际上《多余的话》就是高度思索的结晶，其中把历史、诗情、理论思想融合在一起，是他散文创作的一个高峰，他是启发后来的共产党人，要弄懂什么是共产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采取什么样的途径？不是采取那种内斗、外斗，那种用手段来绞杀理想的那种东西，你们要去思考。我想这是一种启示，在中国这种沉重的、深刻的思考，其实就意味着一种期望、一种未来。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大家！可以这么说，三味书屋举办了很长时间的讲座，有几百期了。今天的讲座有两方面特别让我感动，第一是陈老师带着病体（可以听出陈老师沙哑的声音）为我们做了近3个小时的精彩演讲，而且用大量的史实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很清晰的中共的党史，这充分的体现了老知识分子、老史学家的责任、严谨以及勇气。另一方面我也非常受感动今天在座的听众，大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都很认真、专注的听陈老师的讲演，而且给予这么热烈的回报，说明大家对这段历史是非常关注的。其实这段历史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太重要，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太深远，如何把这段历史真实的还原？就要靠对这些历史人物逐个进行发掘和恢复原貌。因为所有的历史大事都是由事件、人物构成的，而事件也是由人来做的。对中共历史上的这些重要人物，恢复他们的本来面目，这是非常重要的还原历史的手段。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共产党的标称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可是我们如果还原成刚才陈老师讲的在毛泽东之前是五位领袖，毛泽东之后截止到目前是六位领袖，没包括邓小平，邓小平都是连带的，邓胡、邓赵、邓江，大概是十一届领袖，现在除了江、胡还没有做评论，毛本人也没做评论，其他的好像都不怎么光荣和伟大，都有不同的问题，如果作为党的一个光荣正确党的领袖都是有问题的话，或者不是叛徒就是反党集团、反党分子、野心家，如何来理解这段历史？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的去思索，更多的听取这样老的历史学家、有责任心、有勇气的历史学家为我们揭示历史的真貌。今天考虑到陈老师的身体状况我们就不讨论了，今天的讲演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掌声）
